"富二代"的真实与谬误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富二代”确定是一个被狭义化的概念,它往往被定格为富豪特别是民营富豪的子女,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重要是当这一代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时,能顺利嫁接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至于其他层面的东西和逻辑,人们倒是懒得关心了。
但贸然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称为“富二代”同样不妥。因为你很难划定“第一代企业家”的边界。从年龄角度可见一斑。
以浙江企业家为样本,鲁冠球、楼忠福、徐文荣、梁光夫等算是第一代企业家吧,帮他们各自挑起家族企业重担的儿子鲁伟鼎、楼明、徐永安、梁小雷今年分别是38岁、36岁、44岁、46岁,梁小雷还要比马云年长一岁。然则同为第一代企业家的宗庆后,女儿宗馥莉今年不过27岁,而人们更是习惯称今年40岁的茅忠群为“浙商1.5代”,原因是他是帮着父亲茅理翔二次创业从而打下一片江山的⋯⋯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更为明显。整体而言,由于年轻的“富二代”们(主要指“80”后的群体)与父辈相比,知识储备和结构、眼界等都要胜出一筹,所以他们更善于利用区位优势来推动家族财富的累积效应。譬如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年轻“富二代”大都热衷于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江浙和广东等地的“富二代”“分化”较为严重,一部分喜欢跑到上海、深圳等地炒房或是做风投,一部分则呆在自家企业或工厂里运筹帷幄,听老爸的话,盯厂子、找订单;山西和内蒙古的年轻的“富二代”们大都热衷于涉足实业,炒煤或炒矿。
一些性格直爽的年轻“富二代”对上一代人送钱送礼、觥筹交错的风格心生反感,他们不愿意也懒得在打通繁冗而复杂的政府关系上浪费青春年华,于是选择通过股票、期货等途径在资本市场赚个盆满钵满,家族实业也好进退自如。
而对于那些适应或习惯沿袭父辈资源,并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的年轻“富二代”,他们构建自己的资源网络特别是政治资源网络的变通能力不可小觑。
事实上,抛开“富二代”自己在政商关系上“搭积木”的游戏不说,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豪门家族无一不希望家族的资产、人力和人脉都能传承下去。譬如6年前包括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在内的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探访北京高层,目的之一即为父辈希望子女人脉永旺。相比较之下,最近江苏省富二代“培训”风波沸沸扬扬,或许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其致命软肋之一正在于,它将政商或“银商”(银行+企业)联姻这一隐性的东西给显现化,甚至用公共财政埋单――哪怕将来的受益者习惯将这种联姻视为只是一种附属产品。
如果非要给80后的“富二代”的生活再画个符号的话,那么就像股票市场的“大小非”一样,“富二代”同样有“大小富”之分。当然,这里所谓的“大”与“小”除了与财富的多寡有关外,同时与财富观和财富品质相勾连。“小富”类型的“富二代”缩影,如江浙等地一些“富二代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他们踌躇满志,颇有主见,喜欢博取众长,广交天下朋友,不过他们还没有到真正独当一面的时候,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被真正授权的时间。“大富”的“富二代”缩影如一些追求财富永续的超级民营富豪(尤其是一些黑马富豪)的子女,这些二代少主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延续父辈的低调风格,行踪隐秘,喜欢小范围聚会,在企业经营与资本运作上的风格大都干练、凌厉。(张华)
(9月10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