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_周建

2005年第9期No. 9

2005

统计研究Statist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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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

周 建

ABSTRACT

*

The paper studies the oversensitive consumption behaviors of C hinese rural people based on the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using the sample during 1978~2003, and the results sho w there e xists obvious motivation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Then going on estimating the degree of moti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 appertaining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the conclusions show there exist the obvious uncertainties of future c onsumption expectations, which point out that descending the motivation of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s is the important policy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hortage requirement of rural.

关键词:经济转型; 农民消费; 超敏感系数; 预防性储蓄

一、引言

三农 问题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顺利实现工业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障碍之一, 三农 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乃至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从历史统计数据看, 我国农村居民储蓄存款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增长水平。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自1996年5月1日起连续八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的平均名义利率已从1996年的9 18%降低到目前的1 98%,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政府也从1999年10月开始征收利息税, 并采取鼓励个人消费信贷、提高中低层居民收入等措施。然而, 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这些措施实施后农村居民储蓄仍呈高增长态势。1978~2003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32 4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 6元增长到2622 2元, 增长19 6倍, 然而同期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却增长330倍, 远远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目前虽然我国经济继续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但出现了总需求不足下的农村居民储蓄总量的持续扩张, 导致名义收入向储蓄转移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因此,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着重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进而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快重要成部分, 从而备受广

大经济学者所关注。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 多于定性分析, 少于定量研究, 即使为数不多的消费行为的数量化分析中也侧重于城镇居民[1~4]。

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是和消费敏感度紧密相连的, 消费敏感度是与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一理论表明: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 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 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 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同期收入) 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 在多数实证结果中, 消费对收入都是 超敏感 的, 即由于收入或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者更加谨慎并且对现期收入更加敏感。

事实上, 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敏感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制度变迁因素对消费敏感度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 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消费者更关注长远利益, 其消费的增减不会像绝对收入假说描述的那样完全取决于同期收入的变化;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 消费者行为与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也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转型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超敏感度所反映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预防性动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1JAZJD790004)研究成果、同时受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建设项目、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学位科研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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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

机强度到底有多大? 这一问题的澄清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对于农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深刻而细致的数量化分析将会为我国科学制订政策解决好 三农 问题并顺利启动农村消费需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的结构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利用我国农村居民1978~2003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和变参数分析模型, 对农村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动轨迹进行定量描述以便检验经济转型期农户是否存在 预防性储蓄 动机。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序列, 从微观层次上直接判断 预防性储蓄 动机是否对于消费总量构成显著影响, 同时判断未来支出当中的不确定性程度及预防性动机强度。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如本文无特殊说明, 所用数据来源均为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费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以及前期实际利率之间的一般关系。其中, 参数 t 和 t 称为状态变量, 其变化体现了未包含在模型中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这里主要指制度因素) 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方程(3) 称为状态方程, 它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 根据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将其设定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线性函数关系形式, 即假定制度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2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超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1) 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式(2) 中随机误差项是白噪声, 首先考察变参数反应模型中每个时间序列单整的阶数。判断变量单整的阶数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ADF 检验进行分析, 其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 在10%显著水平下, ln c t 和ln y t 都是 (1) 变量, 即 ln c t 和 ln y t 均为平稳序列, 而r t -1本身则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表1

变量差分次数滞后变量阶数ADF Test Statis tic 1%Critical Value 5%Critical Value 10%Cri tical Value

二、消费超敏感度的变参数模型及其 预防性储蓄 动机检验

1 消费超敏感度的变参数反应理论模型。

一般情形下, 我们可以利用代表性家庭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家庭未来劳动收入变化的反应, 来度量 预防性储蓄 的存在(Lusardi, 1998) [5]。Campbell 和Manki w1990年认为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存在着缺陷, 现实生活中可以将消费者分为两类, 第一类消费的行为符合Hall 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 第二类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完全依赖于同期收入, 第二类消费者占消费者总人数的比重 被称为 超敏感系数 。显然, 增加政府支出、临时性减税等短期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与 有关, 越大, 政策效果就越明显。他们提出了以下的消费函数以便能够准确估计出 超敏感系数 , 从而检验 预防性储蓄 动机是否显著存在:

ln c t = + ln y t + r t -1+ t

(1)

式中, ln c t 和ln y t 分别代表第t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和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 ln c t 、 ln y t 表示ln c t 、ln y t 的一阶差分; r t -1是第(t -1) 年的实际存款利率, 本文将其定义为一年期名义储蓄存款利率减去当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变化率。 是 超敏感系数 ; 是消费的利率跨时替代弹性: t 为白噪声。

为了考察超敏感系数 在样本期内的变化, 我们在式(1) 基础上使用变参数反应模型进行分析:

ln c t = + t ln y t + t r t -1+ t t = 0+ 1 ln y t , t = 0+ 1r t -1

(2) (3)

各变量单位根的ADF 检验

l n y t 12-3 45-4 44-3 63

-3 25

ln c t 12-3 43-4 44-3 63-3 25

r t 02-2 75-3 75-3 00

-2 64

注:Mackinnon Critical Value for rejecti on of hytpthesis of a unit root.

2 估计结果。

图1 t 的变化轨迹曲线

ln ^c t =^ +^ ^t +^ t r t -1t ln y ^ 5990+0 7892 ln y t , t =0

(2 55) (-0 32)

(3 57)

(4)

(0 54)

t =-0 0957+2 1921r t -1^

由于本文着重分析 t 和 t 在经济转型期内的变化规律, 因此为便于处理, 此处假设截距项 在整个样本期内为常系数(不影响结论的分析) 。方程(2) 与(3) 就是所谓的超敏感系数的变参数反应模型, 采用OLS 估计便可得到

(, 表示消

以上分析表明, 方程(2) 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平稳时间序列, 符合建模要求。鉴于 对本文分析意义不大, 故此省略, 估计结果如表2和方程(4) 所示。式(4) 中, 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t 统计量。检验结果

周建: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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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年以来的短缺物质消费, 农民积极消费, 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 但是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 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未来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因此农户的消费行为从攀附式和集中式消费模式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支出, 此时利率对消费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 参数估计值绝大多数小于0 1(绝对值) 。1988~1997年消费的利率弹性均为负值且大多数 的估计值(绝对值) 远大于0 1, 利率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逐步增强,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1988~1989、1994~1995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未能较好地实现 软着陆 , 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出现了明

图2 t 的变化轨迹曲线

表明, t 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 但 t 则不显著。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1979~2003年间^ t 相应的变化图。t 和^表2

年份

[***********][1**********]986

^ t 0 74230 73930 72150 74870 70710 70730 68770 6493

-------- ^t 0 02990 02990 02990 02990 01110 00230 03080 1308

显的 抢购风 , 市场跟风现象严重, 农民出现了非理性消费行为。1998~2003年消费的利率弹性均为负值, 参数估计值全部小于0 1(绝对值) , 这表明我国自1992年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由于体制变迁的原因, 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同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之一的出口急剧减少, 内需严重不足, 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普遍悲观, 致使农民已从 无风险预期 向 风险预期 的消费行为转变, 消费的利率弹性在-0 07左右徘徊, 几乎接近于0。

从1979~2003年整体来看, 与 有关的参数估计量 0、 1的t 统计量非常不显著(数值仅为-0 32、0 54) , 因此总的来说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变化是不敏感的, 这就意味着降息对同期农户消费的刺激作用已越来越小。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当前农村居民由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 消费心理上普遍追求的是保证经济安全, 因此 降息 目的尽管是促进消费, 但其负面影响是人们对自身经济安全的估计进一步恶化, 造成的效果却是更倾向于储蓄求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 降息 不能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超敏感度变参数分析表明,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存在着显著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 在此基础上, 本文在第三部分再利用附加 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消费模型来对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强度进行估计。

t 和 t 的估计值

年份

[***********][1**********]994

^t 0 66810 72840 67700 70310 62420 67890 72670 8210

----- ^t 0 0584

0 09790 31190 23730 23900 0065-0 0396-0 1641

年份

[***********][***********]

^t 0 80130 75650 66350 62570 61650 61420 63760 63460 6444

--------- ^t 0 33940 16190 12260 07110 04570 06850 07330 07490 0749

由以上图表可知:(1) 超敏感系数在1979~2003年有减有增, 但减幅远远大于增幅。1994年 的值上升到了最高点达到0 8210, 2003年又逐渐回落到0 6444。这种现象表明,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 但第二类消费者人数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这表明短期财政政策(如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救济力度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 对农民消费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了,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存在着显著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 目前单纯依靠提高名义收入刺激农村总需求的政策效果受到了限制。因此, 在增加名义收入时, 一定要突出持久收入的增加, 以减少预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2) 由变参数模型所反映出的利率变化对消费兼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 储蓄存款利率提高意味着未来消费(储蓄) 的回报率上升, 消费者会推迟一部分当期消费并相应地增加储蓄(替代效应) , 反之就会有相反的结果; 另一方面, 存款利率的提高使得利息收入增加, 消费者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 。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济转型期农户消费对利率的弹性系数基本上全部为负数(1992年除外为0 0065) , 其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 1。数据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将农民消费对利率的弹性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7、1988~1997、1998~2003。其中1979~1987年期间的主要特征是所有消费的利率弹性系数均为负值, 这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解放缓解

三、附加 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消费模

型及其预防性强度估计

1 附加 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消费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Dynan(1993) 所提出的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

在模型(2) 中, 如果 显著地大于0, 就说明利率变化的

替代效应明显大于收入效应, 利率下调可对同期消费起到刺激作用; 如果 显著地小于0, 则表明利率变化的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 下调利率会适得其反; 如果 在统计上不显著, 则利率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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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

我国农民 预防性储蓄 动机估测, 因为该模型有着明确的经济含义和较强的解释能力,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被广泛使用[6]。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消费路径满足下述动态优化问题:max E t

是 预防性储蓄 的出现。为此, 我们定义 预防性储蓄 指数为: = +1。 不仅可以度量当期 预防性储蓄 的程度, 而且代表着 预防性储蓄 的影响和作用, 对此参数的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 便可以判断 预防性储蓄 的显著性及其强度估计。Dynan 通过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估计得到的 值几乎为零, 由此推断出在美国的储蓄中预防性储蓄的比重很小的结论, 同时研究还表明一般 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4, 因而 的值应该在2到5之间[3,6]。

在具体估测预防性储蓄强度时, 式(5) 中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平方分别采用消费序列的对数的一阶差分形式及其平方表示, 假设u 和v 为样本观测值替代预期值所产生的误差项, 因此可得: ln C t +u =

( ln C t ) 2+v 合并误差项, 经整理可得最终估计模型为:

1r - () +( ln C t ) 2+ 1+r 2

1r -

() +

T -t j =0

(1+ ) -j U (C t +j )

约束条件为:A t +j +1=(1+r ) A t +j -C t +j +Y t +j +1

其中, 为时间偏好率, 假设为常量; r 为实际利率:A t 为家庭t 时刻的财富水平, 边界约束条件为没有遗产:A T +1=0, T 为生命期; C t 是消费量; Y t 为可支配收入; 效用函数U (C t ) 满足U >0, U 0。

利用动态最优化的Bellman 方程求解该消费模型, 得到j =1时的欧拉方程:

[(1+r ) (1+ ) ]E t [U (C t +1) ]=U (C t ) 应用U (C t +1) 的二阶泰勒展开式, 可得到U (C t +1) =U (C t ) +U (C t ) (C t +1-C t ) +

0 5U (C t ) (C t +1-C t ) 2+o (C t )

带入欧拉方程并忽略掉高阶项可以得到:

E t

C t +1-C t 1r -

=+E

t t

C t +1-C t

t

2

(5)

ln C t =

(6)

2 预防性储蓄 动机强度的参数估计。

使用区间为1978~2003年的样本数据得到最终估计结果如式(7) 所示, 括号内数字表示对应参数估计的t 统计量, 可以看出它们在1%的检验水平下是显著的。

ln C t =0 0480+2 5721( ln C t ) 2

(2 391) (12 338)

+[ar (1) =0 8719, ma (3) =-0 8544]

(8 448)

(-11 331)

adj -R 2=0 9423 D . W =1 792

由该结果可以看出, 所有参数的估计值都十分显著, 尤其是消费增长的平方项系数为2 5721, 显著大于零, 由于 预防性储蓄 动机在总量上的存在性是由 /2估计决定的, 在式(7) 估计当中可知: =5 1442, 预防性储蓄 成分以1%的显著性水平(t 统计量为12 338) 说明目前农户消费上所体现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极其显著。估测的 值处于Dynan 所定义的高端范围, 这证实在1978~2003年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中存在着明显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而且, 预期的消费增长率的平方每增加1单位, 就会导致预期消费增长2 5721单位的变动。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 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就越大, 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多。

(7)

其中 =-C t U U 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Dynan 将预防性储蓄动机称为 谨慎(Prudence) 的提法, 定义 =-C t U U = +1>0为相对谨慎系数, 此条件对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 及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ARA) 成立。可以看到, 由于相对谨慎系数代表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对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的边际作用, 该值越大, 就表明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所持的谨慎程度越大, 当期本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的量就越大, 所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大。理论上讲, 只要利用实际数据得到的 为正, 就可以说明存在着预防性储蓄, 而且, 该值越大, 预防性储蓄的比重也就越大。此时, 预期未来较高的消费增长(反映为当前的高储蓄) 与预期未来消费增长的平方(反映为较大的不确定性) 正相关。式(5) 说明, 在时期t 来看, 如果预期到未来(t +1期) 的不确定性增加, 就会导致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的增加, 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预期消费的增加必然是当期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所致, 这表明当期消费者在进行预防性储蓄。通常实际分析时假设即期效用函数为CRRA 型U (C ) =(1- ) -1C 1- , >0。之所以选用CRRA 形式的效用函数, 是因为相对风险规避行为比绝对风险规避行为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 CRRA 型效用函数的特点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与消费C 无关, 它决定了消费者在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 若 越小, 随着消费的上升, 边际效用下降得越慢, 消费者也就越愿意接受消费的大的波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预防性财富的增长, 消费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 上述消费逐渐增加的模式同理性预期持路径现了, 其原因就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前文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1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利率不能作为经济转型期我国农户消费行为恰当的解释变量, 原因在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农村居民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对利率几乎没有弹性, 因此仅仅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 征收利息税以农村居民

周建: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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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和启动国内农村有效需求作用都是有限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表明消费 储蓄主要取决于一生的可预见的收入(持久收入) 和利率。持久收入的上升导致消费上升而储蓄不变, 由于利率衡量了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 当利率下降, 替代效应将导致当前消费上升和储蓄(未来消费) 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农民的收入稳步提高, 而银行存款利率一直在下降, 然而农村的储蓄却以更高的速度在增长, 因此农村经济的现实图景表明单单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揭示的平滑消费的动机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农民储蓄的超常增长现象。实际上, 目前农村储蓄存款难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储蓄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预防而不是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储蓄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将大于对收益率的考虑。农村居民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对利率几乎没有弹性是因为预防性储蓄是农民为了预防消费和收入风险而额外积累的财富, 消费者未来收入或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 预防性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重就会提高, 进而会导致储蓄率上升, 消费率下降。因此, 利率下调与预防性动机增强对消费的作用正好相反, 前者的作用将部分或全部被后者的作用所抵消。因此, 除宏观利率政策的调节作用外, 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乱收费的体制因素才是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

2 我国农户储蓄行为当中的 预防性储蓄 动机是显著存在的, 由于我们仅将消费限定在消费品上, 可能还有一些对收入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消费需求没有考虑进来, 因此实际的预防性成分可能更大。农民储蓄除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以平滑消费之外, 主要是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 与西方经济现实不同, 中国农民的预防性储蓄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使预期收支趋紧, 是储蓄意识增强的主要原因。经济转型期农民的生活随时会受到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 从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经济中, 农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者, 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常常交织在一起, 当要素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上涨不确定的情况下, 收入也是不确定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 收入和消费具有跨年度的特点, 本年度大部分时间的消费, 依赖上一年的收入和储蓄, 在当年的收入不确定时, 农户要兼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一般会保持较低的消费倾向。同时由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加快, 个人的负担加重, 人们形成长期支出上升的预期, 必然影响人们现期和长期消费计划。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农民为防范不确定事件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应尽快建立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 改变农民长期支出不确定性预期, 与长期的

消费支出, 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启动中国农村最终消费。否则, 任何降低农民储蓄、刺激消费的政策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3 由于消费品数量不仅取决于预期的持久收入, 而且取决于信贷限制对当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7,8], 因此, 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高低也同信贷市场的 流动性约束 有关。前文检验结果表明农民消费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证实了目前我国存在制约他们积极消费行为的 流动性约束 。具有预防性动机的储蓄是用来被理性的居民当作 保险储备 以抗御未来的风险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的, 这种自我储备财富缓解困难的行为是在农村特定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决策结果, 同时也深刻体现了农民面临着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和流动性约束的烙印。如果农民在需要获取外部融资支持的时候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强烈, 那么消费行为越保守, 而消费行为的保守恰恰是居民对于流动性约束所做出的理性反应。由于我国的农村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尚处于萌芽状态, 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乱涨价、乱收费在进一步强化农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同时还增大了产生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从政府的层面上来看, 解决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起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的金融体系, 要积极增加农民贷款数量, 降低 流动性约束 , 以便经济个体能够平滑消费路径, 增强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水平。

4 由于 预防性储蓄 动机的存在, 目前单纯依靠提高名义收入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效果受到了限制, 因此国家应加大向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对贫困地区的救济, 重视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从消费结构上来讲, 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67 7%下降到2003年的45 6%, 表明近二十多年来, 我国农户消费结构的层次有了显著性提高, 各种家电、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需注意的是收入的趋同化, 易导致低层次上的集中消费, 但如果收入差距拉大, 低收入人群增加, 也将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 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 以减少预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 政府通过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引导农民理性消费, 切实完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形成合理的收入差距, 将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 这不仅将释放大量中低收入阶层潜在的消费需求, 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储蓄超常增长问题,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这也有利于全社会的稳定。因此, 各种有效政策的实施如果能够显著降低农民 预防性储蓄 动机, 则能够有效地刺激农村总需求扩张, 促进经济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 经济制度变迁是农户高 预防性储蓄 动,

统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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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Res earch

2005年第9期No. 9

2005

产权安排、社会负担、技术进步

与内生国有经济比率

才国伟 王 曦

ABSTRACT

The paper model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echnology process into behaviors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No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NSOEs). We derive that the output ratio of SOEs to NSOEs is the endogenous function of SOE property right arrange ment, social burden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difference. The theoretical result is verified by e mpirical studies, which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 uniqu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SOE NSOE output ratio, property reformation index, social burden inde x and technology difference. We conclude the paper by decomposition and forecast of the SOE NSOE output ratio.

关键词:产权安排; 社会负担; 技术进步; 国有经济比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以工业总产值为例, 197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占80 7%, 2003年下降到37 5%。那么, 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 我国国有经济的地位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国内外有关国有经济比率 的研究相当少。平新乔(2000) 在其 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 一文中提出, 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有关, 并分析了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与私有企业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影响; 刘怀德(2001) 认为国有经济的效用和国有经济的运行成本都是国有经济规模的函数, 收入分配不合理、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缺乏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下的流动性约束的决策结果。在制约农民现期消费的因素中, 社会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第一位的, 因此目前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中, 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民的经济安全感。我国农民的储蓄行为中包含着预防性的储蓄动机和对流动性约束的 自我缓解 , 三农 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途径的, 而在众多的解决措施中,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 还必须有效的缓解农民的不确定性感受,

并依此决定国有经济的规模; 孙群燕等(2004) 讨论了国有股份比重的变化对社会总体福利以及政府支出的影响, 并讨论了最优国有股份比重问题。

有关国有经济的另一研究方向是制度安排对国有经济效率的影响。现有文献大都指出我国国有经济效率低下, 且现有的产权安排并不能完全改变国有企业的现状。如刘小玄(2000) 的研究发现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 三资企业其次, 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 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对此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种, 一种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

本文中, 国有经济比率是指 国有经济产出/非国有经济产出 , 而国有经济比重是指 国有经济产出/总产出 , 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简单换算, 后文不再强调二者的差别。

有效的发挥机构(银行、信用社等) 和市场的融资功能。

参考文献

[1]申朴, 刘康庆.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 2003(1) :61~67

[2]齐天翔.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研究 兼论不确定与居民储蓄的关系, 经济研究, 2000(9) :25~32 作者简介

周建(1976 ) , 男, 汉族, 四川人, 讲师, 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