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的"奇兵"黄慕兰

　　有人说：“革命很奇妙，它的终极是永恒的正义，使人充满激情，它的过程则是残酷的美丽，浪漫与痛苦相伴相随。”黄慕兰的革命经历，正是深刻地体现着这种命运的过程。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到外国留学，或写诗、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为了追求光明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差不多横跨一个世纪，为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被周恩来赞誉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奇兵”！她所亲历的磨难和矢志不渝的革命意志足令后人赞叹。 　　 　　投身革命后的风雨历程 　　 　　黄慕兰又名黄定慧，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县。天生丽质，而且秀外慧中。她的父亲黄颖初先生在清末是湖南知名人士、浏阳著名的三杰之一（另二杰为谭嗣同、唐才常）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黄先生担任过岳麓书院教习，在湖南很有威望。黄慕兰结婚以前的生活还是如花似锦的，她是长女，又聪明又伶俐，父亲非常喜欢她。父亲先是让她在浏阳念私塾，后来又送她到长沙，在湖南最富盛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校念书，与向警予、蔡畅都是先后同学。然而她的第一次不幸福的婚姻，却是由父亲包办的。这门亲事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也算是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哪曾想，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不落，简直就是一个五毒俱全的窝囊废。痛苦的黄慕兰，结婚一年不到就逃了出来。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她对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和体会。 　　1926年春她在武汉加入了共青团，11月转为共产党员，随即担任了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部长。黄慕兰主持过武汉各界人士欢迎孙夫人宋庆龄的活动，主持过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游行。当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矛盾就是在那时候认识黄慕兰的。他回忆说：“她长得也漂亮、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是位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和23岁的年轻革命家宛希俨结成伉俪。但身处火热的大革命中心,这些年轻的革命家,连婚姻也都带有革命色彩和时代特色,黄慕兰回忆说:“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宛希俨是湖北黄梅人。他出生在一个当地很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家庭,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形势逆转。7月15日，宛希俨和黄慕兰乘坐当时的最后一班船来到九江。宛希俨心力交瘁，大病一场，在庐山休息了10多天，病情稍有起色就匆忙赶往南昌于8月1日参加起义。 　　胸怀全局的周恩来在紧张部署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将陈潭秋、宛希俨就地潜伏下来，一个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一个担任宣传部长。南昌起义失败后，陈潭秋夫妇和宛希俨夫妇就住在一块儿，他们开了一家酱菜园作掩护。1928年初，黄慕兰刚刚分娩生下儿子取名昌杰，党中央急调宛希俨到赣南领导农民暴动。临别前宛希俨对恋恋不舍的妻子叮嘱道：“如果这一次暴动胜利了，我便接你们母子俩上山；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将孩子送到他祖父那儿去”。几个月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宛希俨在领导著名的吉安暴动时壮烈牺牲，此时陈潭秋夫妇也已调任他职。黄慕兰给自己的父母写信，让母亲和二弟到九江将自己的儿子接回浏阳老家，住了大半年，然后遵照宛希俨的遗嘱将孩子送到黄梅祖父家里，自己却辗转千里跑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周恩来安排她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同时也在上海碰到贺昌。 　　贺昌是共青团北方地区创始人之一，团的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革命时期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和黄慕兰是老朋友。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李立三、潘汉年等历尽千辛万苦赶到上海，此刻黄正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黄慕兰与贺昌感情日深，经组织批准，二人秘密结为夫妻。 　　1929年夏天，黄慕兰在工厂从事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在龙华监狱关了100天。出狱不久，贺昌调任中共南方局书记，黄慕兰又拖着6个月的身孕随贺昌到了香港，任南方局的秘书。第二年贺昌调北方局工作，黄慕兰又将刚生下不久的孩子贺平寄养在新任南方局书记卢彪同志的家里，随贺昌去了天津。1930年夏天，黄慕兰秘密来到上海，住在负责中央机要通讯工作的龚饮冰的家里。几个月后，贺昌在六届四中全会中遭到王明一伙的无情打击，被撤消了中央委员的职务后，他们俩就从龚饮冰家里搬出来，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一家酱园的楼上找了间阁楼住了下来。贺昌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和关向应是这间小楼上的常客。贺昌向周恩来提出，要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军事，周恩来同意后，委派当时负责地下党中央总交通的吴德峰具体安排，准备进入中央苏区。于是贺昌又向周恩来“寄子托妻”，想将黄慕兰留在上海。黄慕兰听到此情，坚决不同意。她想起自己在南昌与宛希俨一别竟成永诀的情景，悲恸万分，无论如何也要随贺昌一块儿上井冈山。她对贺昌讲：自己入党已经5年了，这些年当过工人坐过牢，什么苦都吃过了，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生离死别…… 　　贺昌束手无策，只好请吴德峰出来帮忙。这一天吴德峰让自己的夫人戚圆德将黄慕兰请到家里，他亲手泡了一杯茶递给黄慕兰，随后笑眯眯地说：“慕兰呵，你人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又嫩，在上海纱厂当个工人倒还可以混下去，可是和“土包子”（贺昌外号）扮作小商小贩或者农夫通过层层封锁线到乡下去就很不协调了。这不仅会危害“土包子”的安全，连护送你们的特工人员也会一块遭秧…… 　　黄慕兰噘着嘴一言不发，吴德峰也不着急，他让黄慕兰回去好好想一想，可就在这时，传来了关向应被捕的消息。 　　 　　全力营救关向应 　　 　　1931年5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上海工联担任领导工作的关向应不幸被捕，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关向应曾任共青团第五届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等要职，是当时中共很重要的人物。中央特科从内线掌握的情报看，值得庆幸的是关向应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无论敌人对他怎样威胁利诱或严刑拷打，就是咬紧牙关不吐真情，自称是一家店铺的小伙计。而问题的严重性是早在4月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空前大破坏，关在南京中央监狱还没有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就是被顾顺章当面指认随即被害。虽说关向应被捕是在顾顺章离沪之后，万一被顾顺章察觉必死无疑。必须抢在顾顺章来沪之前营救关向应出狱就成了负责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十万火急的要务。 　　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脑海里不断闪现着担任营救工作的主要人选。突然，黄慕兰的名字逐渐清晰，他眼晴一亮：这位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且不说有惊人的美貌，仅就学识所垂炼的机敏幽默的谈吐和卓越的社交能力造就了上流社会妇女所应具备的素质。 　　黄慕兰立即被任命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别营救部部长。 　　贺昌代表党中央向黄慕兰传达了任命时，满怀深情地说：“这是周恩来的意思。向应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共产党的一员大将，你如能救关向应这一员大将，那就是为党立了大功！”他再三向黄慕兰保证：“等救出了关向应，自己一定派人来接她上井冈山。”黄慕兰沉思良久，含泪答应了。

　　黄慕兰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对象叫陈志皋。他就是党组织为关向应物色的辩护律师。党组织详细地向黄慕兰介绍了陈志皋的情况。 　　陈志皋，复旦大学毕业生，年轻追求进步，风流倜傥，但为人正直，是著名爱国大律师沈钧儒先生的弟子。挂牌营业不久，在法电工会与法租界巡捕房的讼案中，他为工友们义务出厅辩护居然打赢了官司。法电工会的工人们集资赠他银盾，上面刻有“正义之光”。因此他在上海滩律师业就小有名气。所以组织上要黄慕兰出面去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黄慕兰在上海滩公开露面。吴德峰让自己的夫人戚圆德出面在霞飞路替黄慕兰租了套公寓，装了部电话，还替她挑选了丝绒旗袍、高跟皮鞋等梳装打扮起来，一副雍荣华贵的派头，再由孙晓村出面把她介绍给陈志皋。 　　黄慕兰与陈志皋第一次见面是在麦琪路的一家陈设典雅的咖啡馆里。 　　在孙晓村的陪同下，黄慕兰落落大方地对陈志皋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陈律师知道自己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 　　孙晓村插话介绍说：“黄小姐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是谭嗣同的好朋友，现为岳麓书院的教习”。接着黄慕兰又婉转地向陈志皋表示：“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 　　黄慕兰最后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了申述后，对黄慕兰深有好感，一口答应帮忙，担任了关向应一案的辩护律师。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过了几天，他将孙晓村介绍自己结识了黄慕兰、黄托自己办案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孙晓村想介绍一位黄小姐前来拜谒，听说黄小姐的父亲当年曾跟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支持过变法维新运动。老太爷本就敬佩谭嗣同等人，因此，还未见面，就先对黄慕兰有了好感。陈志皋还说，黄小姐的表哥是个小商人，被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嫌疑犯”而抓起来了，她就是为此事来求助的。老太爷听后，很开明地说：“这年头，把辛亥革命的成果都断送掉了，连年军阀混战，到处苛捐杂税。共产党，共产党！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冒着丢脑袋的危险去做共产党啊？还不都是给那些新军阀和贪官污吏们逼的吗？官逼民反嘛！” 　　陈志皋心中暗喜：看来请老爹出面帮忙大有希望。 　　在孙晓村陪同下，黄慕兰亲登陈府。 　　孙晓村是大学教授，常去陈家，陈志皋曾向陈老太爷、老太太介绍过他的这批好朋友。孙晓村谈吐礼貌很有教养，所以给陈老太爷的印象很好。老太爷生病在家休养，对于儿女们的社会交往，只要往来者是正派人，就从不过问、干预。当然，陈老太爷并不知道这些人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到陈家，老太爷一看黄慕兰举止谈吐端庄大方，是个很有教养的上层妇女。他也不说客套话，一见面就很认真仔细地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表哥却是关外人呢（当时把东北叫关外）？”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唉，一表三千里嘛。”说罢自己也掩嘴笑起来，“他这次来上海经商，不知什么缘故，被戴上了‘红帽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实在是冤枉呀！” 　　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后来转业到龙华，当上了法官。他家里和陈家老太爷大概也有世交关系，所以老太爷一个电话就把他约来了。陈老太爷让陈志皋通知黄慕兰到他家里一起吃午饭。 　　席间，老太爷自己开门见山地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父亲黄颖初当年是谭嗣同的幕友，为他整理过《仁学》。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做‘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 　　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那法官忙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这一桌饭吃得非常愉快，赵法官走后，陈老太爷又留黄慕兰坐了很久，老先生非常欣赏黄慕兰的文才，又恳请她答应担任陈志皋几个妹妹的家庭教师教授她们学习古文。 　　当天夜里，黄慕兰赶紧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也讲了陈老太爷突然宣布她是他的干女儿。周恩来对黄慕兰的工作进展非常满意，营救工作很有希望。他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更有利于掩护党的工作。吴德峰精心为黄备了一份厚礼，择定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老太爷生日那天，到陈家正式行拜见干爹、干妈的大礼。拜见时黄慕兰说，这是我父母的意见，说我一个人在上海谋生找职业不容易，如果得到这样有身份地位的老太爷、老太太的照顾，他们也放心了。老太爷很欢喜，就吩咐陈志皋的大哥大嫂以他和老太太的名义，在鸿运大酒楼摆了3桌酒席，宴请陈家的各房亲戚们。席间，由陈志皋和他的大哥大嫂介绍黄慕兰跟大家见面，正式宣布黄是陈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干女儿。 　　两个月后，当陈其寿听说黄慕兰的表亲仍关在监狱里，非常生气，他当着黄慕兰的面差人将龙华监狱的负责人找来便说：“黄小姐表亲的那桩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监狱负责人看了黄慕兰一眼，吞吞吐吐地回答：“老太爷，不是我不买您老人家的面子，回去后我就去查了，黄小姐那位表亲的口供与你们说的很不一样……”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陈志皋在一傍冷冷地说：“你不会去将口供改一改？” 　　“二少爷，”那个监狱负责人转过身去对陈志皋说：“我也是这么说将口供改一改，可这是李书记官管的，他一定不肯，还说，也许……也许钓到一条共产党的大鱼呢！” 　　陈老太爷一听哈哈大笑：“怎么？我担保的人会是共产党？”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监狱负责人满头大汗。 　　“你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办了。”陈老先生转过身去，低声吩咐身边的佣人同几句话，不一会儿佣人就提出两包封好的云烟走了出来。陈老先生将这两包烟递给监狱负责人，笑咪咪说：“麻烦你把这两包烟交给李书记官，你的酬劳我让志皋另行奉上……” 　　在龙华监狱关了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出来了。根据组织上的周密安排，陈志皋亲自开车和黄慕兰一道去将关向应接出来。不久关向应便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分会主席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报告：向忠发已经被捕叛变 　　 　　就在关向应即将出狱前，贺昌马上调往中央苏区，临别前他又一次来到霞飞路黄慕兰的寓所与妻子告别。俩人谈了很久，黄慕兰再一次提出要跟贺昌一块上井冈山，贺昌沉默了很久对妻子说：“慕兰呵，你现在工作得很好，党中央将这么重要的工作托付给你，你一定要抓紧时机好好工作，尽快将关向应营救出来。今后我一定会来接你的。”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很快否定了她的请求，并告诉她：“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中央给你指定的工作对象是陈志皋。你和陈志皋结合，更加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这件事组织会向中央证明是服从工作的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的。”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一辆汽车开到了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将居住在那儿的黄慕兰接走了。来者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此时陈志皋与黄慕兰正在热恋之中。 　　陈志皋原来是准备请黄慕兰去看电影的，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陈志皋连忙起身，招呼曹炳生入座，并将黄慕兰介绍给他。曹炳生边喝咖啡，边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谈笑风生，一杯咖啡没喝完，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被租界当局抓住后叛变的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考虑到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叛变了…… 　　再说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周恩来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又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 　　向忠发既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与紧急报信，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难怪此事令久经战阵的周恩来也后怕不已。 　　一个星期以后，潘汉年和赵容（康生）驱车来到了黄慕兰的住所，将她接到了外滩一幢大楼内的花纱布交易所。穿过大厅，走近内室，只见一个人正凝视着窗外黄浦江百舸争流的景色……他便是周恩来。六七十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黄慕兰依然记着周恩来最后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们是党的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奉命脱党以后的矢志不渝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抗战爆发后,茅盾在香港为出版《鲁迅全集》因资金短缺奔走呼吁时，以企业家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了出版《鲁迅全集》资金困难，为宣传鲁迅精神立下汗马功劳。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特别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后来，她以陈志皋和初恋情人旧情复燃为由，向周恩来提出要和陈志皋离婚。周恩来劝她：“共产党员要有肚量，民主人士的罗曼史多是逢场作戏，我们不要苛求，要以大局为重。”于是，她只好忍痛继续这段革命姻缘。然而，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的“小人物”――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因为黄慕兰在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1975年从秦城出狱后,奔走申诉，争取平反恢复党籍。她的老战友茅盾得知情况在1980年1月11日、24日、2月4日连续3次给黄慕兰写信，热情邀请黄慕兰叙旧,并亲自为黄慕兰平反事向邓颖超同志写信。后来经过邓小平、邓颖超同志亲自过问，黄慕兰才得以平反，过上平静安宁的暮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