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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吴校长
——我与吴阶平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
樊民胜
3月3日早晨,我听到吴阶平教授因病不幸去世的噩耗,顿时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长者,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中国医学界的损失,也是全球医学界的重大损失。吴老在1994年应聘担任我就职的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他所担任的众多兼职中唯一的与中医教育相关的兼职,充分表达了他支持中医的态度。然而我认识吴老是在他担任我校名誉校长之前的一次偶然相遇,我不由得拿出我精心收藏的吴老在1986年到2002年期间给我的27封私人信件,回忆起他与我交往的点点滴滴。
1992年我与吴阶平教授在上海教育会堂
我很早就听说吴阶平教授,知道他是我国的泌尿外科权威,在专业领域有精湛的技术、高尚的医德、很多的发明创造和极高的学术威望。1983年,我在在南京参加一个会议时,在新华书店买到了由他主编译的《性医学》,立刻被这部书所吸引,要知道,尽管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极左路线开始受到清算,但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性”在一般人的头脑中还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名词,有性方面疾患和苦恼的人常常羞于启齿,就是作为一个医生对性知识的掌握也不比普通人多多少,且无师可问,无书可读。而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北京医学院医史教研室阮芳赋老师1985年在《百科知识》杂志上所评价的,这本书的出版“在我国的医学史、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有着某种特殊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森严的禁区被打破,一个明显的空白被填补,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医学领域被开拓了。”我也是受到这本书的指引而走进性医学和性教育领域的。于是我校在1985年8月与上海计划生育宣教中心、上海大学三家单位合作,在我校举办了全国首次性教育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成立了上海市性教育研究会,推动在中学生中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点燃了中国现代性教育和性学研究的火种。
吴阶平教授在赠我的《性医学》扉页上的题词
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与吴阶平教授认识,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联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于1986年10月23-25日,在江苏省太仓县召开“首次全国性知识教育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八个省市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32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计生协会副会长吴阶平主持了会议。因为当时上海率先在青少年中开展性教育,走在全国前面,因此上海性教育研究会有6位同志作为参加会议正式代表,我和校党委书记洪嘉禾都是上海性教育研究会的领导成员,一同参加了会议。另有20位同志参加了第二天的座谈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吴阶平教授作了长篇讲话,他从自己1947年开始做泌尿科医生在临床中遇到大量的性问题谈起,谈到周总理对性教育工作的重视,专门找他谈青少年性教育问题,论述了在我国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开展适合国情的性教育内容与方法,提出要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同时要防止把传播性知识商业化。他说会议时间短,但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行动,而且是全国的行动,因此要写一份纪要,请国务院领导批准和支持。写纪要的任务就落到我和另一位代表身上。由于时间紧张,来不及商量,我们分别起草一份,连夜完成,第二天交吴阶平教授审定。我起草的讨论稿近4千字,另一份3千字。吴教授看完两份草稿后,在我的稿子上打了一个勾,决定以我的草稿为基础,稍作修改后即作为纪要上报。我没有想到,这次会议一下子拉近了作为医学权威的吴阶平教授和只是一个小讲师的我的距离。会议结束后,由于吴教授要乘第二天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于是洪嘉禾书记邀请吴教授到我校招待所住一晚,并让我第二天负责送他去虹桥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吴教授与我交谈甚欢,谈医学、谈工作、谈生活,好像是在与一位久违的老友交谈,毫无一点架子。这使我不由得对吴教授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更没有想到的是,吴教授在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给我写了一封信。
“民胜同志:
这次会议你不但在准备上做了很多贡献,在会议期间又很辛苦,对我个人也给予了多方关切,特此致谢。
顺利回到北京,到时尚在中午,入晚气温明显下降,已在初冬感觉了。
此次会议大家似尚满意,最后未发“纪要“可能引起一些同志的不快,这是无可奈何的
事。
达临同志想已完全康复,请代向他致意。
敬礼
吴阶平
1986-10-27
吴阶平教授1986年10月给我信的原件
从这次开始,我与吴教授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往来。由于吴阶平教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更愿意把他作为一位尊敬的长辈和老师,有什么问题愿意向他请教,但又怕过多打扰他,影响他的工作,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时,我尽量不去麻烦他。而吴教授做人极为诚恳,
尽管他从1993年3月开始,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每次只要收到我的信,一定回复,实在没有空时,也会嘱咐秘书代回,没有一次耽误。1996年他应我的请求,为上海市性教育协会成立十周年题词:“结合国情开拓进取,稳步发展重在实效”同年还为上海第一本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教材题写书名。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性学辞典》,我组织了上海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专家,很快完成了写作初稿,但这本书的出版却很不顺利,由于辞书出版社自己没有该专业的编审,因此委托另一家出版社的老编审审阅。该审阅者虽不是性学专业的专家,却对此书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认为是在宣扬西方的性自由和性解放,因此不宜出版。责任编辑唐尚斌与我同样非常着急,于是我写信请求吴老题写书名,吴老立刻答应,并横竖各写一条,说为方便排版。吴老的题词为此书的出版扫清了障碍,性学辞典终于于1998年正式出版,是全国第一本正规的性学辞典。吴老在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座谈会上,表扬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性学辞典》。参加会议的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立刻发信告诉我,并索书,我随即寄书给他。更令人欣喜的是此书还被评为1998年度上海辞书出版社优秀图书三等奖。
吴教授题写书名不仅是学术上的支持,而且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名人的墨宝是要花数目可观的润笔费才能求得,当然也有人希望以名人的题词来抬高身价,获取商业利益。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听说我与吴老有联系,曾提议让我请吴教授为一家民营医院题词,应允事成之后送我一辆名牌轿车,被我断然拒绝,但吴教授多次为我写的题词和书名都是分文不取,令我十分感动。
199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组织专家,编写《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并邀请吴阶平担任编委会主任。吴老知道我在编写《性学辞典》因此就此书应包含的条目,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首条“性学”和参编作者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在回信中谈了我的看法,推荐洪嘉禾担任编委,同时将“性学”条目的草稿交他审阅。吴老建议此条目由我、洪嘉禾和他共同具名,由我执笔,同时对条目发表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共写了7条,同时又附上用铅笔写的3整页的的提纲。这是他利用到广东潮州、汕头、深圳等地出差的机会,在手头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写成的,可见他对此项写作的重视。信中他嘱咐我“将此信给洪嘉禾同志细看一下,研究下一步如何进行。”还谦虚地表示:“我在此信所述意见和所写的提纲完全可以推翻。”我后来与洪嘉禾商量之后根据吴老的意见将原来的草稿作了修改,再寄给他。正式发表时未作大的改动。但出版社不知什么原因在此书出版时将此条目只署吴阶平一个人的名字。我想这一定不会是吴老的意思。
进入2000年之后,吴老多次来我校访问,关心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学校的建设,关心学生的健康。由于我不坐班,所以有时听到吴校长来过了,但遗憾的是没有与他见面。于是我与校办公室主任顾悠妹说,下次吴校长来学校,一定要通知我。机会终于来了,2002年的春天,吴校长来学校看望师生,学校安排了师生代表与吴校长座谈。校办通知我参加。原打算只是与吴校长见见面,打一声招呼。谁知我一进会议室,吴校长立刻看到我,并主动叫我。在座谈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都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向吴校长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显得比较拘束。我则作了一个即兴发言,因为我主要从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比较关注医学伦理问题,就请教吴校长如何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吴校长听完之后与我进行了简短的探讨。会后,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同学,就让她进门说话。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张琳,是我校99级七年制学生。我突然想起,99年确实有一位向明中学的高材生,放弃保送进复旦、交大的机会,主动要求到我们学校就读,继承中医事业。原来是她,我的小校友,我也是向明中学的68届高中毕业生。她向我说明了来意,原来她刚才也参加了与吴校长的座谈会,听到我与吴校长讨论医学道德问题,产生极大兴趣,便萌生了毕业后从事医学伦理学专业的念头。这当然使我喜出望外。
因为我从1984年从事医学伦理学专业以来,几乎一直是孤军奋战,十多年来,她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学生。由于她的加入,使得全校师生大跌眼镜,从此校内师生对医学伦理学这门学科刮目相看。这也许是吴校长座谈会的后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