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西湖会议)
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经激烈的争论,最后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通过相应的决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1927年7月)
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927年7月12日至26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会上,党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展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始改变了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的决策和措施,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奠定了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良好基础。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农民举行了秋收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并于9月开始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苏维埃口号。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残酷镇压,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上的失
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白色恐布十分严重,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
为了总结南昌起义,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的经验教训,并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侯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因来不及讨论,由职工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临时政治局审定公布。
此外,会议还作出两项新的决定:一是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二是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
会议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代表赴共产国际。
这次会议,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总策略,以及惩办主义的政治纪律上,都充分表现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表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1935年1月)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
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
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
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洛川会议(1937年)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八七会议(1927年)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古田会议(1929年)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
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
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