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第一讲
第一讲：先秦文论概况
参考文献:
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
张国庆《中和之美》，巴蜀书社，1995.11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
先秦文学诞生过许多令人仰慕的第一：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个文化巨人孔子，
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
第一部编年体史纲《春秋》，
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
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等等。
1. 先秦文学理论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时期，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 文学和文学批评尚未形成专门学科，文史哲合一，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
学术文化色彩。
（诸子之学是文学批评的摇篮。先秦尚无专门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往
往和哲学、史学等杂糅在一起。）
第二、先秦文学批评以《三百篇》为圭臬，诸子百家皆主“诗言志”之说。 （先秦文论广泛涉及到了包括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言意关系、诗乐关
系等在内的文艺问题。诗言志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
第三、先秦文学批评处于草创时期，无理论批评专著问世，批评形式多为语录
条目，片言只语，吉光片羽，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中。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
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2. 先秦两汉对“文学”的认识:
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
先秦典籍如《论语·先进》：
德行：额渊、阂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员；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
《荀子·大略》：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诗经·卫风·淇奥》） ’谓学问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
汉代 “文学”一语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
淳曰。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
一种印象，“文学”即指儒学而言。如：
《史记·孝武本纪》：
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绍、王威等以文学为公卿。
《儒林列传》：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小结：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
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思。
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
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第二讲：《尚书·尧典》
中国文学“开山的纲领”
《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
之石，朱自清称之为“开山的纲领”；
《尧典》显露出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倾向；
《尧典》提到了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
1. 《尚书》 简介
《尚书》也称《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
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历史载籍之一，也是我国散文的一个源头。
相传有百篇。西汉初存28篇。相传是由伏生口授，晁错用汉时通行的隶书
书写的，是为《今文尚书》。《尧典》是其中之一。
后来，鲁共王从孔氏旧宅壁中得《尚书》等数种书。用先秦篆文书写，《尚
书》比伏生所献多16篇，是为《古文尚书》。
东晋时，今古文尚书俱已不全。梅赜（zé）又献上一种本子，凡58篇，即
今传世者，或称为《伪古文尚书》。现传《十三经注疏》即收此本，共有58篇
正文及一篇孔安国的序，计59篇。
2.《尧典》的文艺思想
《尧典》说：
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1） 诗歌（文艺）的教育作用
舜要求夔用音乐来教化自己的子弟，使他们的品行和德操达到“直而温，
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要求。
这里对于“乐”的理解不应只局限于音乐，而应想到包括音乐、诗歌
等形式在内的文艺对人们所产生的教育作用。当然，舜所指之乐，是正统
之声，是王室之声，其内容必须符合礼教规范。
（2） “诗言志”
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这概括了诗歌
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历代诗论
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言志的观念，在先秦时代相当普遍：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但这里的“诗”
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
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
赋诗言志。
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子大叔赋《有
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
快心情。
除外交方面外，当时人们在一般言辞间，也颇多断章取义地运用“诗三
百篇”。
春秋以后，赋诗言志的情况不复存在，但在言辞和论著中断章取义地引
用“诗三百”，却一直延续到战国和汉代。这种风气对文学批评也发生了
一定影响。
先秦时代，诗言志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有存在于《诗》、《书》、《礼》、《乐》者：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说，《诗》《书》《礼》《乐》是圣人之道的体现：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显然《庄子》、《荀子》所说的“诗”都是专指《诗三百》而不是一般的诗歌，所说的“志”也并非泛指。但它们的这种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先秦时代，诗言志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由于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学倾向的影响，“诗言志”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支派：
第一、 重志：
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志即指规范性的情，要合乎礼
义道德。
如，孔子提出“思无邪”，
《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温柔敦厚”等等；
唐韩愈、柳宗元、元白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的相关理论等。
这一派的观点忽视了艺术规律，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严重窒息了文学
的发展，影响也不大。
第二、 重情：
强调诗歌对于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
陆机《文赋》中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
“以情纬文”。
萧刚《答张赞谢示集书》曰：
“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
重情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客观性及其教育作用，因而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片面发展。但同时，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
第三、 情志并重：
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诗言志”理论的主流是情志并重。
近人闻一多先生曾从分析字形入手，指出“志有三个意义：
一、记忆；
二、记录；
三、怀抱。
并进一步阐述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
唐代孔颖达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孔颖达的理论使情志并举在理论上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体认已趋于成熟。
此外，刘勰、钟嵘、白居易、叶夑、王夫之等人都是主张情志并举的。
这一认识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诗乐舞三位一体
《尧典》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
伦．神人以和。”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早期口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原始歌谣。这是诗歌的鼻祖，应该也
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在开始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与乐、舞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也是与当时人的进化、文明程度紧密相关的。《尚书·尧典》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是原始歌谣此一特点的文献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