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理性分析

　　摘要：目的：我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表现和载体，我们必需要从准确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内涵出发，把握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以及司法权在处置和解案件的权限划分。

　　关键词：刑事和解；恢复正义；功利；带民事诉讼；处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12-0557-02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首次正式确立了部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从最初的理论和实务界对建立刑事案件和解程序的争辩之始，其实也在昭示着此项制度本身也是柄“双刃剑”，逼使得我们必需要在“正义、功利和安全”三种法律价值关系上进行选择以尽可能保证架构的基本平衡。毋庸赘言，几年来各地关于此项制度的探索试行一定程度上对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全球范围内的司法实践也表明，刑事和解制度具有超越地域与文化的普适性功能，但是，如果将一项舶来制度视为治疗本土制度诸多流弊的一剂“良药”，那么就是在制造一个虚妄的“神话”[1]。近年来的司法尤其是审判工作实际中，为片面追求被害人的谅解的所谓“恢复正义”，导致刑事和解“泛化”现象，直接冲击着我国的“罪刑均衡”和朴素的“平等”理念，同时也带来了在追求和解过程中权力寻租而可能造成的司法腐败的担忧。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多重思索，新刑诉法从努力追求“恢复正义”和“功利报应”的相对平衡以实现司法价值目的的最大化角度，对刑事和解制度和运行进行多重节制和约束是很有必要的。

　　1 合理解读刑事和解制度恢复理念内涵的需要

　　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和解制度， 是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表现形式与载体，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刑事和解的恢复性司法过程中，被害人成为影响案件结果的主体。

　　1.1 恢复性理念的形成与被害人权利地位的重塑：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形成源于对传统报应正义理念的反思。在报应正义理念中，犯罪是针对国家的破坏行为，而国家是包括被害人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全权代表，刑罚实现的过程就是国家有组织地对犯罪报复的过程，惩罚本身被目的化。[2]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恢复性司法旨在恢复这种平衡利益关系。刑事和解制度中形成“恢复”状态的程序标志是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放弃对其刑事责任上的诉求、认同对被告人进行非刑罚处理。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是决定刑事和解达成的关键因素。

　　1.2 “恢复”的内涵及范围限定：恢复正义理念致力于在国家不介入的情况下，借助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合意，将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正常、和平的状态。但是，恢复正义并非对报应正义的根本颠覆，而是对报应正义的调整。恢复正义寻求以非刑罚化的方法达到优于刑罚适用之效果，但是，恢复正义并不否定刑罚的正当性和理性，更不拒绝将罪刑均衡作为刑事正义的基本考量指标。这就意味着，恢复正义理念的实践只能在一定的界域内操作。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恢复正义的实践形式，其适用范围也许相应限制。

　　我们不能忽视被害人精神层面的弥补和恢复。就刑诉法规定的纳入和解范围的几类案件而言，其犯罪不仅给被害人经济上造成了损失负担，如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交通肇事等犯罪也对直接被害人的精神层面带来损害。而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内涵考虑，被害人精神层面的受损能否得以弥造，是被害人内心上能否真正化解怨恨、对加害人真正谅解，从而真正修复破损的利益关系的关键。刑事和解制度应有这样一种预设前提：即只要通过真诚的程序性沟通、商谈，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矛盾能够得到彻底解决，被害人的身心创伤可以平复，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可以消除。[3]据此，刑事和解法律制度确立了其在伦理上的全部正当性所在。

　　笔者认为，确立对被害人精神层面损害弥补重要性的意义在于：恢复性司法的作用能动发挥与否，也即刑事和解的必要性限制需以通过弥补能真正客观消除被害人的内心怨恨、真正谅解加害人为要件。

　　案件即使赔偿再多的钱，被害人及其家庭怎么可能能够真正、真诚给予谅解？其精神上的损伤及怨恨怎么可能会消除？所以，如果不将被害人真正精神层面的损伤加以考量，而单纯、片面追求物质性弥补，必然会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就会不可避免混淆恢复性司法功能和“以钱赎刑”的界限。确立“可恢复性”条件及必要性审查，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现实中因片面追求“和解”而出现的被害人过度“索求”物质赔偿、加重犯罪人及社会负担的现象。

　　新刑诉法增加规定的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正是考虑了前述具有“可恢复性“的现实条件而设定的几类特定犯罪。尤其是在过失类犯罪中明确排除“渎职犯罪”的规定，恰恰就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与恢复性司法上述内涵相呼应，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包括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依然限制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请求范围，属法律制度之间的不协调甚至是矛盾。

　　刑事诉讼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给予民事赔偿；受到精神损害的，可以就受到的精神损害请求赔偿，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而非“不予受理”。[4]

　　2 合理解读司法实务中处理和解案件的思路

　　2.1 区别刑事和解制度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非刑罚化体现的是超越正义的宽恕道德精神，因此，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国家刑罚权的退让必定是有限度的，而审慎地选择具有“可恢复性”的案件范围至关重要。无论是从现实“可恢复性”的角度看，还是从保持罪刑总体均衡的角度看，重罪刑事案件都不应被纳入以恢复正义为理念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视野。

　　重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并非新刑诉法所确立的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刑事和解。重罪刑事案件中和解的达成，只是司法机关量刑时应考虑的一个酌定情节，个案中是否对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决定权掌握在司法机关的手中，而被害人谅解被告人与被告人减轻处罚无必然联系，因此，被害人并无决定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权利”。

　　2.2 不同诉讼环节对和解案件的处置权限：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刑事和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检法三家均有义务和权限处置和解，但是不同环节的处置权限有区别。

　　新刑诉法确立的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只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有对和解案件的终极处置权。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只能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不能做出撤销案件等终止诉讼的决定；人民法院也只能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依照法律规定，考虑检察机关的建议对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理，但是即使是判决免除刑事处罚，也依然是一种究责，而不能做出宣告无罪的终止诉讼的判决。

　　参考文献

　　[1] 参见许阳：《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倾向之检省与矫正》，《法商研究》2008年06期

　　[2] 同上

　　[3] 参见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

　　[4] 参见张书琴：《理性对待刑事和解》，《河北法学》2007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