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的主题演讲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1920年11月5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的剑桥，父亲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诺斯童年时代随父亲的工作调动几经迁居，在瑞士洛桑和加拿大渥太华读完小学，在纽约市和康涅狄格州的沃灵福德完成中学学业，早年就读于沃灵福德的乔特学校，在考入哈佛大学的同时，父亲成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西海岸的负责人，因此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42年获得该校人文学士学位，虽然成绩一般，但同时主修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拒服兵役，成为一名商船队的领航员往来于旧金山和澳大利亚之间，3年间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者，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曾执教于阿拉米达海事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并拾起高中时摄影爱好，并为将来做一名摄影家还是经济学家而举棋不定，最后决定重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诺斯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50-1983年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期间先是担任该校执行助理教授，1952年取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升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1958年任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1960年升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60-1966年间同时担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1961年成为华盛顿大学研究所的所长，1966-1986年间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期间于1968年、1971年、1978年担任经济研究所理事会理事，1972-1973年任东方经济协会会长，1973年任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院历史研究中心客座副主任，1975-1976年任西方经济协会会长，1979年任教于赖斯大学，1981-1982年担任剑侨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1982年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1983年担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鲁斯法学教授及自由经济学教授和历史教授，并在1984-1990年间担任政治经济中心主任，1987-1988年间还曾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1991年诺斯成为第一个赢得“John R. Commons”奖的经济史学家，并由于其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荣获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1974）、《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著,197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等，发表的重要论文有《经济史》、《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的原由》、《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第一次经济革命》、《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
1994年10月25日诺思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Trinity大学威廉·伯烈特经济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我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Robert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Theory and Regi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Growth of theUnited States from 1790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Economic History）。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