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议中的伪命题和真命题

作者：蒋亦凡

　　转基因争议中，虽有科学争议，但远远不止是关于科学，也远远不止关于食品安全，它更关乎农业的公平和生态可持续。

前不久，《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以诱导性、暗示性的语言揭发某知名“反转”人士的网上商城销售的非转基因食品价格过高，进而质疑其反对转基因产业化的真实动机。这立即引发了“挺转”和“反转”阵营的又一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对掐，双方也都陷入了一些误区。

非转基因的食品就一定得很贵吗？这不符合事实，市面上绝大多数农产品根本没有转基因品种，但照样很便宜，而且可以便宜到让农民亏本。如果非转基因的食品就得贵，那么这就为推广转基因产业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因为支持转基因的一大理由据说就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证充足供应，降低食品价格。非转基因也不意味着安全。现在的人难免对农产品的农药和抗生素残留、重金属污染和非法添加剂心存芥蒂。光靠反对转基因，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需要对农业的生产和市场体系进行通盘的检讨。

但这样的一场喧闹，却再一次把转基因争论局限在食品安全议题之上，其他的重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讨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夙怨又一次在死胡同里狭路相逢，问题本身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只是结下的梁子需要经常性地通过攻击对方来宣泄，同时各自再一次确认自己的绝对正确。借用刘慈欣在《三体》里的情节，双方都被打上了“思想钢印”。一切都是钢印与钢印之间的冲撞，而不是凭借事实依据的辩证攻防。怨恨有它自己的动力和逻辑，与寻找真相没有任何关系。但每当怨恨升起，被当枪使的总是科学。

伪命题一：转基因问题就是科学问题

在国内一些转基因支持者看来，转基因简直是检验一个人科学观的试金石，不支持转基因就意味着愚昧、信谣、保守，不用说什么理由。

但转基因恰恰不只是科学问题。科学是关于认识世界，而转基因在试图改变世界，现阶段是改变世界农业。既然涉及农业，那么它必然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显然，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在伦理规范下展开研究，但把实验室以外的问题交给更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可是，国内一些“科学人士”一方面通过上书领导人、制造公关事件和发动媒体攻势来获得政治和舆论影响力，积极倡导转基因产业化，另一方面却反对“把科学政治化”，试图扮演那种老海报上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举着试管，身边转着原子模型的国家的现代化功臣。

但是，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已经深刻改变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简称“STS”）领域著名学者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她出版于1997年的一本有着古怪名字的著作《克制的_见证人@第二个_千年. 女男人?_遇见_肿瘤鼠?：女性主义与技术科学》（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中，把那种老海报上的科学家称为“克制的见证人”（modest witness）。所谓“克制的见证”（modest witnessing）的提法来自17世纪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他要求科学家克制地描述自己在实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而不去做跳跃式的结论，或者急于建立缺乏依据的关联，由此来避免主观判断和情绪影响科学研究。长期以来，这些克制的见证人在公众眼中保持着客观、中立、权威的形象，当他们说话时，人们就像听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在说话，而没有他们自己的主观态度。

哈拉维认为这种“克制的见证人”的形象已经远去了。因为科学已经不再只是关于发现客观世界的真理，而变成了代表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改变世界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重读）。具有高度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80年代初，哈佛大学两名研究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出了先天携带致癌基因，因此极易患癌的“肿瘤鼠”（OncoMouse?），用于癌症研究。1988年，哈佛大学获得了这项发明在美国的专利，肿瘤鼠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被授予专利的动物。这种老鼠既是科研成果，也是商品，它入市时的售价为每只50美元，这一年底，《财富》杂志将肿瘤鼠列入了当年“十大热门产品”名单。哈佛大学随后把该项专利转让给了这项研究的资助方杜邦，该项专利直到2005年才过期。此后，更多的遗传生物学研究在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发生。在生物变异的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变异”了。他们不再是“克制的见证人”，而是成为“学术-产业复合体”（academic-industrial complex）的一员。

如果说肿瘤鼠的研发还带着攻克癌症的崇高使命，那么如今的一些转基因研究很难说除了有商业价值以外，对人类福利有多大好处。比如使用新兴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工具制造的第一款转基因生物是一种不会褐变的蘑菇，这样就可以让蘑菇长期保持良好的卖相。据《自然》杂志网站报道，这款蘑菇的发明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开一家公司来将这款蘑菇商业化。这样的研究人员，听起来更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企业家，但和波义耳那样的科学家/“克制的见证人”形象似乎没什么关系——尽管他们十分渴望保持这样的公众形象。

而他们对所使用的技术的了解，有时并不如他们以为的那样充分。比如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CRISPR技术造成实验鼠基因组内大量脱靶性突变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是用全基因组测序而是像过去一样用计算机模拟，那一切都还是“安全的”，等换了观察手段之后，问题才浮出水面。

不过，哈拉维也反对以捍卫“自然的纯洁性”的为由反对转基因，因为这种保守的思想和话语可以被用来排斥“异类”和“杂种”，无论是对物还是对人。但是，这已经不是当今世界各地反对转基因观点的主流。

伪命题二：反对转基因就是捍卫食品安全

在欧洲、美洲、印度，同样有围绕转基因的争论，也同样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但那里对转基因的质疑，既不局限于吃，也不都出于“捍卫纯洁自然”的保守思想（即便仍然有，比如基督教会）。重要的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生物多样性问题。人类数千年来从个体差异巨大的种质资源中选取最能适应本地环境和最能抵抗灾害的品种加以繁衍，人类农业才生生不息。但是，商业化种子追求整齐划一，抹消遗传差异，在它们强势占领市场的过程中，农民千百年来繁育出的具有丰富多样性和环境适应能力的传统品种被迅速淘汰。这不只是转基因种子独有的问题，但过去的杂交种子从未像如今的转基因种子那样，以少数几个品种覆盖如此广袤的地球农田，过去的育种行业也从未像如今的转基因育种行业这样集中化。这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时代，把鸡蛋放在少数几个篮子里，给农业带来巨大的风险。一旦转基因主粮品种像电影《星际迷航》里那样无法抵御气候变化，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又不再能够基于生物多样性开发出能够适应新的气候条件的种子，那么人类恐怕只能像电影里一样离开地球了。

其二，知识产权问题。转基因种子制造商对它们的种子施加知识产权限制，不允许农民自己留种育种。这会让农民在种子这种基本生产资料上依赖于通过激进的兼并整合之后的少数几家寡头种子公司，丧失对种子的议价权。讽刺的是，这些种子公司所赖以研发转基因品种的种质资源，正是农民们千百年来前赴后继，秉着真正的“开源”精神选育的成果。

第三，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转基因技术常常承诺通过解决一个遗传问题来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BT蛋白杀虫还是抗草甘膦，有人说这无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田野中的化学战争的延续，不断用更厉害的单一方案来解决所有新的问题，而不是整体看待农业所处的生态系统。这样一套非常强势却又高度简单问题的方案，也让传统的生态农学知识被边缘化乃至丢失，无助于让农业变得更加可持续。

第四，民主法制问题。在国外体现为反对转基因企业通过政治影响力弱化监管，干预学术研究，操纵舆论，侵犯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国内则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和腐败。国内广泛的盗种和去年曝出的国家转基因检测中心造假都属此列。可是这样的信息却无法像“食品安全”那样有效抵达广大受众。

所以，转基因争议中，虽有科学争议，但远远不止是关于科学，也远远不止关于食品安全，它更关乎农业的公平和生态可持续。这就是说，即便是非食用性转基因作物（比如棉花），或者是在本地种植但仅供出口而不进入本地食物链的转基因作物，也不会让问题消解。

真命题一：转基因与农业路线的选择

归根到底，转基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只有在工业化农业全球扩张的大潮中，它才有一个备受宠爱的角色。

国内的转基因支持者常以两点理由来要求它的产业化。其一，是增加产量喂饱人民。其二，是保持农业竞争力，抗衡进口产品。关于前者，无论是事实，还是国家粮食战略都不支持。截至2015年底，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年连续增长，粮食库存达到历史高位。以至于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6年3月表示“十三五”时期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此外，关于转基因是否增产本身没有一致的结论，而常规技术的增产潜力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因为它们的研发和推广投入要比转基因的小太多。

或许是因此，第二种理由开始放大音量。它说，如果中国不加紧推广转基因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农业在外国廉价转基因进口面前将不堪一击——中国本土大豆业，就是这样一溃千里的！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大前提，那就是中国放开进口转基因产品，并拥抱全球化的工业化农业（中国大量进口来自美洲的廉价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用于满足我们快速扩张的工业化养殖），却不问那些出口过的转基因产业以什么为代价？是谁拥有、谁得益？以及，是否还有另一种大前提，另一种总体方案可供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转基因争议是关于全球农业路线的选择——是该追求资本主导模式，还是家庭农业主导的模式。

前者基本认为搞农业和搞工业是一样的。只要借助资本、科技和化石能源，以及足够的土地，就可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全球化的市场，就可以解决全世界人的吃饭问题，并创造巨大的财富。

但这一方面忽视了农业要素中充满了生命和生态系统，与无生命的工业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过度榨取必然有生态后果，而化学农资的大量使用，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只不过当食品也受到污染的时候，才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套模式也造成经济权力的集中，它固然能够创造巨大财富，但分配极为不公，控制者关键生产资料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和分销渠道的大型企业可以拿走产品最终售价中的绝大部分，而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只能获得小部分甚至零头，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剧烈价格波动（比如在中国，前年是牛奶，今年是猪肉），经常还在大型农企在农业产业链上频繁的垂直整合的过程中，被挤出市场。关于靠它喂养全世界，也是个迷思。世界粮食安全的现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粮食被作为商品和投机对象的时候，就未必要给最饥饿的人。

后一种选择，关注农民的权利和潜力，毕竟他们仍然承担着地球上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它让农民掌握土地、水资源、种质和必要的金融资源，从而可以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他人。它看到这种小规模的农耕体系在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价值。小规模农业固然也需要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生产效率并比高附加值，但那是节制资本、可以被农民充分掌握和拥有的“适宜的技术”。

联合国将2014年定为“国际家庭农业年”，就是在“绿色革命”思维主导世界半个多世纪之后，对农民价值的迟来的承认。联合国试图以此突显家庭农业和农民农业在捍卫粮食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管理自然资源，均衡营养，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在更早的2009年，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等五个联合国机构共同发布了一套系列报告《十字路口的农业》（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它是11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400名专家共同参与、为期三年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简称“IAASTD”）的工作成果，被认为是迄今对当今世界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最完整、最权威的大盘点。有人称IAASTD 是农业领域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或许部分因为其主任Bob Watson曾是后者的主席。它的可贵之处，是没有把提高生产力作为唯一的评估指标，而是把消除贫困、改善健康、实现公平而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常被忽略的维度共同考虑进来，来衡量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的有效性。

该报告的基础观点是：面对我们今日的诸多挑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等），主流的以不断增加产量、压低农场出品价格为目标，同时将农业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的那套从“绿色革命”延续下来的工业化农业的范式已经行不通，必须找到替代性的方案。替代性的方案部分在于充分挖掘小规模、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主体以可持续方式喂养全世界的潜力，这需要尊重他们的权利，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IAASTD最初的缘起，正是2002年世界银行与企业和NGO关于转基因的科学认知状况的讨论。报告对转基因技术也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它指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收益的研究呈现出非常不一致的结论，几乎没有共识。在经济收益方面，它写道：“对大规模生产者来说，存在来自转基因的积极的农场经济收益，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小型生产者来说，积极影响的证据就较少。”

在评价生物技术（转基因是其中的一种现代形式，此外也包括常规育种）时，系列报告中的“综合报告”（synthesis report）中写道：“生物技术应被用于维护地方技能和种质资源，以使进一步研发的能力保留在地方社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册中写道：“政策制定者应该超越追求生产率和产量的视角，更加全面地看待生物技术，去处理有关能力建设、社会公平和地方基础设施等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这些，既可以被看作对当前转基因产业体制的批评，也可以看作对它未来可能做出的贡献的期待。

真命题二：立足日常生活，追求公平、生态的农业

回到这次“反转者”卖“安全食品”的争议。这里面有三重逻辑错位：

第一，过度关注食品安全不能有效讨论转基因问题；第二，仅仅拒绝转基因也不足以保障食品安全，我们的食品已经因为过度的农业化学品使用和环境污染而变得不安全；第三，我们不可能在农业尚未变得更“健全”的情况下实现食品的安全，食品安全也不应该是农业的全部追求，它还应该能让农业生产者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传承传统文化，留得住乡愁……而其中很多正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件。

食品之所以不安全，归根到底是因为农业生产在市场压力的驱使下，片面追求产量和虚假的附加值（比如猪肉健美、黄瓜戴花）。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指望仅仅从终端入手，像本轮争议中那家网店那样对每种农产品都进行检测，并展示报告——毕竟检测多少种项目才算够呢？而是要在源头上让整个农业体系变得更加公正、环保、尊重自然规律。这意味着必须让农业脱离工业化思维和资本的逻辑，看到农业生产与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避免过度榨取，避免将农业与生态系统割裂、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同时，像IAASTD所倡导的那样，看到小规模生产者实现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潜力，向他们提供他们本应享有的支持。

这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但已经有一些人走在了前面。国内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既不要超标农残，也不要转基因，也不希望农民得不到合理回报，或承担不可预知的市场风险。于是，他们自己结交农民、考察农场，通过团购、农夫市集、CSA（社区支持农业）等手段，与农民开展合作互惠的直接或短链交易，让合作互惠的原则取代冰冷的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让农业中所蕴含的多重价值得到珍视，使之不只是另一种获取利润的手段。

在这样的合作中，农产品的定价一方面能够会包含更多原本被忽视的生态与文化附加值，另一方面，也变得更加透明和公道。

这场“先锋实验”的生态生产和消费运动，正契合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非常需要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和媒体的跟进，让它变得更加主流。（作者蒋亦凡是微信公众号“谷声Gusheng”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