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_论文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英国学者李约瑟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一、科学萌芽与现代科学范畴
不论是古代欧洲还是古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并未真正出现过，在那个对各个概念没有系统定义的时期，由实践经验所产生的结论更适合被称为“科学萌芽”。西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的学科，而古代中国并没有相关研究。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正名这一过程，系统完善的科学无法诞生。
二、自然环境与农耕文明
任何文明的起源都与自然环境有关。而起源于长江黄河的中华文
明，因生存于肥沃的平原，“规避风险、明哲保身”的思想一致贯穿于华夏子孙的生活中，如古训所言的“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等，都是与自然科学所需的探索所背的。而欧洲的大陆上的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并非如中国一般得天独厚。例如古希腊，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国，环境的因素使得冒险探索与好奇根植于它的民族性格中。恶劣的环境因素却是科学诞生的可贵条件之一，正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三、士农工商的封建思想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虽未形成制度，这个观念却深入人心。在君主专政的制度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古人崇尚文学，冷落科学，在传统的科举教育模式下生生扼杀了学生们的创造性，而创造性又是科学研究的必备要素。事实上，将士放在第一位无可非议，在封建制度下，普通人家的子女想要上位，读书考试是唯一可行的路。然而将工与商放在最后，不得不说是阻碍了科学的诞生。自然科学都出自需求与实践，“工”的实践是科学诞生的基础，“商”所会考虑的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科学诞生的催产素。因而，即使近代学习了西方的科学理论，提升了科学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科研的环境还是不会像西方一样适宜于科学研究、发明的诞生。再加上经济的因素，科研环境就更不容乐观了。
在我看来，中国自然科学的没落的结果在其科学萌芽形成之初就已埋下了伏笔。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国率先产生了科学的萌
芽，并且在民族个性中埋下了拒绝探索的种子。之后形成的文字与文言文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导致了文化的不可普及性，而含蓄这种中国人的特质，又使各种著作更加难让人以把握其真实含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使得人们以“工”“商”为耻，而“工”“商”这两种职业是自然科学的源头之一。自古以来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竞争及功利主义使人们在对自己未来的选择与把握上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探索研究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