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经济史研究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若干问题

作者：林枫

2004年05期

　　2004年5月27-30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三家杂志在厦门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学术研讨会。与会的30余位专家学者直陈胸臆，各抒己见，审视了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也提出了重振经济史研究的诸多良策，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若干重要问题。

　　关于经济史重要性的认识.杨国桢（厦门大学）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谈经济发展，首先要谈经济史发展，经济史所关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其实是一回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研究承认而且注重多元化、多样性，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是一条很重要的主线。21世纪应该是经济史重新腾飞的时候，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分叉最终将回归到以经济史为主干的潮流中来，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流。邱海平（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从理论经济学其他分支与经济史的关系阐发了彼此之间加强沟通的必要性。无论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还是经济史的研究，都是为了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二者殊途同归；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史论结合，理论如果缺乏史料的支持，就会变成空洞的逻辑推导；历史问题就史而论，可能确实得不到解答，与理论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工具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探解历史之谜。

　　“封建社会”之名.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对比了中世纪日耳曼化以后建立的西欧社会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的中国社会得出结论：中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本质一样，也都叫封建社会，但形态迥异，发展殊途，前者可谓领主经济，后者可谓地主经济；西欧社会晚期的一些特点，在中国地主经济社会里面很早就有了，但欧洲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就发展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型，而中国社会直到明清时期仍然看不到解体的迹象。郑振满（厦门大学）对中国地主制经济研究进行了反思：第一，中西封建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的特征表现为地主制经济，西欧则是领主制的特点比较明显，以往研究基本上是中西方共同使用一套理论来进行解释，而这套理论比较多反映的是领主制经济的特征，用它来解释中国封建经济比较勉强。第二，中国地主制经济本身也是很多不同的时空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表现形态也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还是多元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地主制经济，还有别的经济形态。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一样，“封建社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西欧领主制的封建制度与东方、拉美、第三世界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定语。

　　地主经济发展过程.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经济，其核心是租佃制，租佃制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过程。租佃制大约起于秦代，在汉代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及至魏晋南北朝大盛，形成了以士家大族为主体的用超经济强制方法使用佃客的租佃制度。唐代土地兼并发展，庶民地主增多，以庶民地主为主体的用经济强制方法来役使佃农的租佃制发展，直至明清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地主主要凭借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来取得土地、支配劳动者；明清时期的地主则主要凭借物质财富来取得和支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晋南北朝的佃客制与欧洲的农奴制倒是颇有相似之处，从地主土地的取得、地主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劳动者的劳役地租与当兵义务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原因在于欧洲的中世纪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都是特权、等级制度盛行的时代。江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地主制经济的分期标准，将秦汉以后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分为三个阶段，即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倒退，唐末元的发展，明清的高度发展。

　　农业与小农经济.陈支平（厦门大学）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江太新也认为，农业经济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小农经济发达，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好调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市场产生了非常好的拉动作用，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能发展起来，与明后期至于清初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有着很大关系，农业应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玲（厦门大学）从自己在新加坡前后十年调查研究华人经济的实践出发，以新加坡安溪茶业一家一户的家族经营形态与全球化的销售网络相结合的个案为例，反证小农经济未必要跟农业结合，小农经济未必走不出商品经济的范围，小农经济未必不能发展起来。陈支平以日本小农经济的现状为例对经济学界“要使中国农业走出困境，就一定要走出小农经济怪圈”的论断提出了质疑，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但其小农经济照样保存得很好，农业基本上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精耕细作，农民也照样活得很好，各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不可能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武力承认农民经济选择的理性，农民对效益有着自己精明的计算。史志宏在承认小农经济能够适应现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小农经济是否有出路，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数量。魏明孔（《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从观念的角度检讨了魏晋以后中国经济走不出去的原因，即“以末求之，以本守之”，从古到今，中国农民一直对土地投资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偏好，尽管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跟投入不成比例。

　　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方行把小农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称为“中国经济史的一个谜”。到了清代，随着地区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由副业变成主业的趋势，农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不离乡，不离土，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即便农民家庭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手工业，手工业始终还是与农业相结合。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广泛发展，促使贩运商人采取预买的形式控制小生产者以实现利润，直接影响了产业资本的发展，因此，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结构保持得越好，发展工厂、机器的动力越微小，这对从小生产变大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走向机器工业，是个很大的阻力。武力利用理论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成本和收益等概念回应了方行的问题，指出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农民总要创造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农业必须走兼业的道路，一直到当代，农村兼业家庭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中国手工业之所以不能像西方那样脱离农业独立发展，是因为家庭经营手工业，劳动力几乎不计算成本，监督管理成本非常低，如果没有大的机器工业的话，家庭兼业生产的效率要高于手工作坊。魏明孔强调“晴耕雨织”与“男耕女织”在古代社会的同样重要性，前者反映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后者则体现的是家庭经济的季节性分工。通过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考察，可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手工业作为主业还是副业，中国小农经济基本上都采取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中国经济之所以后来落后于欧洲，跟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联。

　　商品经济.江太新认为，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地主，都是一种单一的生产，跟家庭内部的多种需要不合拍，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满足家庭在使用价值上的需要，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至于市场的发达程度、市场经济的实际比例，那是另外一回事。宁欣（北京师范大学）以白居易《卖炭翁》与唐宋市场的发展为例，生动地描绘了发达的唐宋商品经济，她对商品经济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唐宋政府供给系统发生变化，产生了直接到市场采购的需要；从唐到宋，政府对商品经济有一个“分民之利”、“政企合一”的过程，由垄断走向市场行为；在整个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它对中国传统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社会走上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方行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向心的，它对传统经济结构所起的是一种加强作用，而非摧毁作用，这与西欧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宋变革.方行认为从汉代到唐代中叶以前，中国有一个指令经济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国家严重干预经济的时期，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严重干预经济，主导资源配置，具体表现为：建立田制，分配土地，主导土地资源的配置；建立赋役制度，征调实物和劳动力，从而实现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配置；建立征榷制度。唐宋变革基本上结束了这个严重干预经济的时期，因为唐宋变革的基本要点就是改革了前代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许多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也是唐宋变革对于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之处，其主要措施是比较全面的开放市场，包括开放土地市场、开放城乡商品市场和开放劳动市场。唐宋变革，提高了人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提高了人民的自由选择度。郑学檬（厦门大学）赞成唐宋变革“变”得比较开放，它废掉了很多过时的制度，使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等慢慢进入市场，慢慢地开放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从前段走到后段的要害。他认为唐宋变革在废除旧制度的同时，相应的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新制度，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标志着变革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束。杨际平（厦门大学）对宋代“不立田联制、不抑兼并”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宋代人没有讲过宋代田制不立，宋朝也不是不抑兼并。此外，唐宋之间，土地制度上确实发生了许多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从民田方面，就是土地买卖比较自由，土地流转很快；在国有土地方面，就是官田的民田化，采取民间地主出租、出卖的办法来经营官田。

　　另外，与会者还对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其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陈支平根据族谱资料的统计，对以往研究商人出路以“读书做官”为重要选择的假定进行了辨析，认为读书做官其实成功率很低，如此选择，是一种制度、文化的约束，而不是经济的约束。方行对明清时期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予以很高的评价，明代中叶以后的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种现代化因素开始出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西欧工场手工业阶段一样，由个体手工业向大生产发展，由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变，由谋生经济向谋利经济转变，尽管明清时期这种生产形态的发展很不够，很稀疏，但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反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发生的一个途径。

作者介绍：林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