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垄断到竞争: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增长与转轨特征

作者：简泽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02期

　　[中图分类号]F0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1)11-0079-11

　　一、问题提出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最初是由农业部门的改革推动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早期的文献，比如Young(2003)，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以高于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速度高速增长(Loren,Van,and Zhang,2009)。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产生了：在一个产权、金融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转轨经济中，什么力量驱动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高速增长？

　　在主流经济学的观念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研究与开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物质资本质量的改善。在这种观念下，一个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大量的教育与健康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就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是一个国家生产率增长更为基础的驱动力量(Nickell,1996; Holmes and Schmitz,2010)。

　　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原来具有典型国家垄断特征的产业组织开始面临一系列的竞争冲击：各个产业行政性的进入和退出壁垒逐渐降低，国有企业开始获得独立的物质利益和经营自主权，对外开放过程中国际竞争的引入……在这些冲击的作用下，原来具有典型国家垄断特征的产业组织开始呈现明显的可竞争性和竞争性特征。在转轨经济学的文献中，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转变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特征(Naughton，1992)。

　　在这篇文章里，基于一个大规模的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我们把产业组织从国家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的转变与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联系起来，从产业层面上考察和揭示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机制。

　　二、理论框架

　　我们的分析建立在Holmes and Schmitz(2010)最近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框架上。Holmes and Schmitz考察了这样一个产业，它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地区生产，产品生产地用j表示，

　　

　　在这个产业生产率的定义下，假定初始时刻的市场环境缺乏竞争，通过比较不同竞争环境下均衡状态的产业平均生产率，Holmes and Schmitz(2010)发现，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可能通过两个机制促进产业层面生产率的增长：一是竞争的激励效应，即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比如，在初始均衡中，由于进入和贸易壁垒的保护，低生产率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如果一个地区降低进入税率或关税，在位企业将面临潜在进入者和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于是，市场竞争的压力将为在位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提供激励；二是市场竞争激发的资源再配置效应。随着市场竞争的增强，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并且，新企业的进入和高生产率企业的规模扩张可能将低生产率企业逐出市场，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激发的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可能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这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明确地界定了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竞争影响产业层面生产率增长的两个基本经济机制。市场化转轨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重要转变，因而，这个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改革初期，中国工业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价格由国家计划部门制定，非公有部门的进入被禁止，对外贸易掌握在政府的外贸部门中。在转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的文献中，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被称为“国家垄断”(Naughton，1992)。在这种产业组织结构下，企业的净收入以利润上交或税收的形式转移到政府手里，于是，企业缺乏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同时，基本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国有企业不能出售自己的资产，人事和用工权也集中在政府手中，因而跨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间的生产率分布没有明显的关联。

　　这种低效率的市场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建立在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对非国有企业禁止性的进入限制以及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垄断的基础上。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系列的竞争冲击改变了国家垄断的这些基本要素，进而推动了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从国家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的转变：第一个方面的冲击来自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国家垄断的产业组织结构下，所有的企业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因而它们事实上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垄断者。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另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实行了民营化。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原来的国有企业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独立出来，从而孕育和促进了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第二个方面的冲击来自于进入壁垒的降低。在国家垄断的产业组织结构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被禁止，即E[j][，i]=∞。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大部分产业对非国有企业行政性的进入壁垒逐步降低，以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工业部门。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增量部分，新进入的非国有企业必须在市场上获得生产要素，并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进而促进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和成长。第三个方面的冲击来自于对外开放过程中国际竞争的引入。如果我们把生产地1设想为国内生产，生产地2设想为国外生产，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出口关税逐渐降低，中国企业不仅开始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竞争，而且开始面临进口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国际竞争的引入加强了各个产业的竞争，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工业部门市场结构的转变。

　　在这些竞争冲击的作用下，中国工业部门国家垄断的力量逐渐削弱，大部分产业开始具有可竞争性和竞争性特征。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无论是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开始面临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从而为微观经济主体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同时，由于进入壁垒、关税和国家政策保护的逐渐削弱，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和市场竞争将会激发经济资源跨企业的再配置过程。因此，从国家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的转变不仅为微观层面的生产率增长提供了激励，而且很可能通过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三、数据来源

　　为了从经验上识别竞争影响生产率的机制，我们的分析需要建立在以企业为基本观察单位的多产业微观数据集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我们构建了一个由60个四位数产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组成的大规模非平衡微观面板数据集。考虑到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产业开始市场化转轨的时间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而我们数据集的时间跨度在1998-2007年之间，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10年里才开始大规模市场化转型的60个产业：以国有资本占产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为例，在1998年，这60个产业国有资本的比重都在60％以上；到2007年，这些产业平均国有资本的比重下降到23％以下，这意味着，在这10年的时间里，这些产业很可能经历了从国家垄断向可竞争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的转变，从而为我们考察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样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具备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对于每一个四位数产业，它提供了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基本情况、投入产出、财务以及盈利状况方面的信息。以普查年份2004年为例，这个数据库涵盖的企业雇佣了整个工业总就业人数的71.2％，生产了整个工业总产出的90.7％，因而，无论从投入还是产出角度看，这个数据集都基本上反映了各个产业产业组织的概况；其次，在这个数据库中，每个企业的代码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能够方便地识别每一个企业，并追踪每一个企业跨时间的变化情况。

　　对于这个数据库，我们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参照李玉红、王皓、郑玉歆(2008)的方法，我们删除了这个数据库中不符合基本逻辑关系的错误记录；另一方面，借鉴Loren，Van，and Zhang(2009)的方法，我们统一了2003年前后所有产业的统计口径。在这个基础上，依据企业代码和年份构建了一个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集。这个数据集以57463个企业为截面观察单元，时间跨度在1998-2007年之间，共计171770个观察值，每个观察值由反映企业基本情况、投入产出、资产负债、资本构成、收入费用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信息的50个变量构成。以这个数据集为基础，我们进一步构造了下面两个方面的变量：

　　1.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变量

　　

　　

　　2.反映企业特征的一些变量

　　我们还构造了描述企业制度特征、资产负债状况、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生产要素质量和技术选择等六个方面的变量：我们用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度量各个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以反映不同企业制度结构上的差异。同时，我们用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用企业的实际增加值度量企业规模，并依据企业的成立时间推算出每个企业的年龄。像许多的研究一样，我们用企业的工资率作为劳动力质量的度量，其背后的依据是，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员工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这里，工资率包含了人均工资、人均福利费以及企业为每个员工支付的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并用各个地区的消费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的实际值。最后，我们用劳均资本拥有量，即资本密度来反映企业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技术选择状况。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跨企业的分布

　　我们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

　　

　　

　　表1报告了60个产业和一个代表性四位数产业(炼钢业，产业代码为3220)199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跨企业的分布状况。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定义较宽的60个产业还是在定义较窄的代表性四位数产业里，在任一年份，下四分位数与上四分位数的差异都非常大，这意味着，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在增长动态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定义较宽的60个产业还是定义较窄的代表性四位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都经历了明显的增长，而且，全要素生产率跨企业分布的各个部分，比如下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上四分位数，都经历了普遍的增长。这意味着，来源于产业和跨产业的共同冲击，比如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增强，对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市场化转轨、竞争冲击与产业组织结构的变迁

　　接下来，我们考察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在标准的经验产业组织研究中，对市场竞争程度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市场集中度和价格成本加成上，以反映市场势力对竞争的扭曲状况。不过，在一个以国家垄断为基础并且生产相对分散的转轨经济中，市场势力并不是阻碍竞争的唯一因素。相反，以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限制以及国家对进出口的垄断成为阻碍市场竞争的基本因素。于是，依据Holmes and Schmitz(2010)对市场竞争环境的界定，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局限于市场集中度，而是系统地考察近年来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在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一系列的竞争冲击，比如，对非国有企业行政性进入壁垒的降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可能对国家垄断的基本要素产生重要影响，于是，在表2中，我们定量地描述了在这些冲击作用下，我们考察的60个产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进入退出壁垒、国际竞争状况以及市场集中度的变化趋势：

　　

　　(1)考虑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所以，我们用国有资本占产业实收资本的比重(RSC)来度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程度。表2的第2列给出了60个产业国有资本比重跨产业的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我们看到，1998年，60个产业国有资本的平均比重为78.4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重不断降低，到2007年，国有资本比重跨产业的平均值下降到22.29％。这意味着，随着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能力明显削弱了。

　　(2)为了反映各个产业进入退出壁垒的变化，我们计算了各个产业的进入率ER和退出率XR。从1999年开始，我们把首次出现在数据库的企业定义为进入企业，曾经出现但从某一年份开始不再出现在数据库的企业被定义为该年的退出企业。分别用NEs(t)、NXs(t)和NTs(t)表示产业s在第t年的进入企业数、退出企业数和企业总数，进入率和退出率可以这样计算出来：

　　

　　表2的第3至5列报告了1998-2007年60个产业进入率、退出率和净进入率(NER)跨产业的平均值。这些结果显示，在这段时间里，平均进入率在20％以上，平均退出率在15％以上，除了2005年以外，净进入率都大于零。进一步，从国有资本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还可以判断，非国有企业是新进入企业的主体。这些事实表明，国家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壁垒明显降低了，中国工业部门开始表现出可竞争性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的部分特征。

　　(3)为了反映国际竞争状况的变化，我们用外资占产业实收资本的比重(FDI)和出口占产业销售收入的比重(OPEN)度量了各个产业国际竞争的状况。表2的第6至7列显示，这两个指标都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工业部门国际竞争的程度明显增强了。

　　(4)表2的最后一列报告了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计算的60个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平均值，我们看到，1998-2007年，尽管赫芬达尔指数呈现明显波动的特征，但是，它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于是，从市场势力的变化趋势看，平均说来，中国工业部门的市场竞争程度也明显增强了。

　　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减弱、进入退出壁垒的降低、国际竞争程度的增强和市场集中度的下降表明，在Holmes and Schmitz(2010)的意义上，我们考察的60个产业经历了从国家垄断向市场竞争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产业的竞争性和可竞争性明显增强了。

　　六、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

　　现在，我们系统地考察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对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竞争的激励效应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竞争激发的资源再配置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1，竞争、激励与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

　　

　　

　　在估计这个模型时，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数据问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报告2004年企业和四位数产业层面的出口数据，对此，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直接使用原始数据集，因为样本容量非常大，所以，把被排除在外的2004年的观察值简单地看做随机的缺失数据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四位数产业层面上使用产业对外开放度的3期移动平均值作为2004年的替代，因为在2004年前后，各个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和对外贸易没有产生明显的异常变化，所以，这种替代是可靠的。事实上，如果两种情况下得到的结果相近，这样的处理方法增强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二是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引入会导致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模型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估计可能带来偏误，于是，我们采用Arellano and Bond(1991)的一阶差分广义矩法来估计这个模型。由于我们的数据集包含很多的截面单元和较短的时间跨度，所以，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不过，截面单元间的规模差异可能导致异方差问题，因此，我们采用了Arellano and Bond(1991)的稳健标准差，以得到可靠的统计推断结果。同时，正如Baily，Hulten，and Campbell(1992)强调的那样，模型中的工资变量可能是内生的，因而我们在Arellano and Bond(1991)一阶差分广义矩法估计的基础上设定了一个扩展模型，以考虑工资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3报告了估计和假设检验的主要结果。表3显示，使用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模型设定，我们得到了非常相近的统计上稳健的估计结果。这些结果表明，企业层面的一些具体因素，比如的1期滞后、企业年龄、所有制特征、企业规模、劳动要素的质量和资本密度都对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水平产生了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其中，的1期滞后项的系数是正的，这表明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不过，持久性比较小；企业年龄的系数是负的，这意味着老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可能是一个问题；国有资本比重的系数也是负的，资产负债率、工资率和企业规模的系数是正的，这些变量看起来都有合理的符号，不过，资本密度的符号是负的，它表明中国工业部门采用了过度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重要的是，在控制企业特征和行为选择变量的情况下，反映市场竞争状况的变量都具有预期的符号和统计上的显著性：滞后一期的进入率是正的，这意味着，平均说来，进入威胁的存在促进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用国有资本占产业总资本的比重表示的国家直接控制程度的符号是负的，这说明国家直接控制程度的降低提高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赫芬达尔指数的符号是负的，这进一步显示，随着产业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势力的削弱，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加了；用出口比重表示的国际竞争程度的系数也是正的，这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引入与增强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这些统计上稳健的结果显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为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从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内部的X非效率，促进了微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竞争、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与总量生产率的增长

　　

　　

　　在这个分解中，C、E和X分别表示在位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构成的集合，其中，第一项是在位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二项是市场份额在在位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三项是协同变动项，第二项与第三项的合计度量了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四项代表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如果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基期的平均生产率，它就大于零；第五项代表退出企业的生产率，如果退出企业的生产率低于基期的平均生产率，它就小于零。第四项和第五项之和度量了进入退出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表4报告了总量生产率增长额的分解结果。表4显示，尽管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贡献了总量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部分，但是，从2002年起，市场竞争驱动的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开始对总量生产率的增长作出正的贡献，并且，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强，资源再配置的贡献越来越大。进一步，表4提供了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具体来源的信息。表4中第4列和第5列之和是负的，这意味着，生产份额在在位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问题。表4的第6列是负的，这意味着，平均说来，进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初始时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不过，第7列也是负的，这意味着，退出企业的生产率也明显低于基期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重要的是，从2002年起，第6列和第7列的代数和远远大于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增长，这意味着，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开始在资源再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进入退出推动的资源再配置逐渐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力量。

　　七、结论与政策涵义

　　从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产业组织结构的变迁出发，本文考察了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对中国工业部门企业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基于一个大规模的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集，这篇文章显示，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竞争冲击的作用下，国家垄断的力量逐渐削弱，中国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开始具有可竞争性和竞争性特征。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通过两个机制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市场竞争为企业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从而显著地增进了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选择机制，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和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提高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了中国工业部门总量生产率的增长。

　　在中国主流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文献中，从结构—绩效的分析范式出发，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工业部门的很多产业里，例如包含在我们样本中的钢铁、汽车等重要产业，存在严重的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导致了中国工业部门效率的恶化。与这种观点不同，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渐进式转轨的过程中，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国家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和管制，在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一过程促进了市场竞争，而竞争又导致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和总量层面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进而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基本驱动力量。

　　虽然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增强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上，维护和促进竞争是一项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因为竞争总是倾向于引起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尽管竞争促进了企业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是，没有哪个企业能够从维护和促进市场体系的公平竞争中得到巨大的利润。这意味着，政府必须要为消除或减少经济活动中的竞争障碍提供一个基本的规则与制度架构，使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能够进入市场体系并由此产生竞争性。具体地，针对现实经济活动中竞争障碍的主要来源，我们认为，下面的一些政策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1)限制企业的垄断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降低了企业的利润，所以，企业存在垄断和限制竞争的动机和激励。因此，反垄断当局，即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应该密切关注各个产业的竞争状况，严厉打击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里的企业为控制价格、产量、市场或原材料结成行动联盟的行为以及在产业里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护和促进产品市场的竞争。

　　(2)加快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产品市场的竞争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以金融系统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滞后限制了工业部门产品市场的竞争，比如，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过多地把信贷资本配置给了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对低效率企业持续提供贷款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进入退出壁垒，进而限制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规模扩张，阻碍了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推进金融体制和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改革，以减少和消除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引起的产品市场竞争结构的扭曲。

　　

　　(3)减少或消除政策性的进入壁垒。当前，政策性的进入壁垒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现有政策中的一些行业准入限制，比如对新进入企业规模和技术的要求。行业准入限制构成了一种明显的进入限制，进而降低了在位企业面临的潜在进入威胁；第二个部分是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的地区市场分割。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财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同时也催生了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产品跨地区的流动，削弱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重新评估涉及行业准入限制的一些政策，并依据反垄断法，取缔和消除各种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4)进一步推进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的边界引入国际竞争不仅使得国内的企业不得不面临和参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且，国际竞争的引入是促进国内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因为一旦竞争来自于国外，扭曲国内的制度、政策和企业行为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这将有益于形成一个统一开放和竞争性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体系。

作者介绍：简泽(1970-)，男，湖北利川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上海 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