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代表著作

《红高粱家族》虽然是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描写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抗战题材的小说给人的感觉都是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塑造的是几乎完美的正义的爱国英雄。而《红高粱家族》中塑造的一系列抗日的英雄却是正义与邪恶的化身，他们是一群独特的，特属于红高粱的英雄，有着鲜活的生命与人性。

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他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而后母亲也吊死了。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将曾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为了小妾恋儿不惜和妻子闹翻并分居。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但最终全军覆没......他为了爱情而拼搏，为了报仇而残忍，为了正义而果决，为了荣誉而战......作者莫言在文中对他如此评价：“ 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确实他抗日，但却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战争的实质。他的身上固然散发着鲜活的人性，同时又充满了野蛮无知的兽性。

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余夫人戴凤莲的评价甚高，她是个传奇性的女子。莫言这样写道：“ 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始一以贯之。”确实她是个有着花一样容貌、火一样性格的女子。 她因为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血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她为了拯救自己与占鳌，集中生智，拜县长为干爹，逃过一劫； 她因为爱，毅然地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而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她为了维护爱情，赶走了恋儿；她为了报复刺激余占鳌和黑眼厮混；她为了支持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她确实算得上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余占鳌、戴凤莲是《红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两个典型。他们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实质，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他们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他们是一群流着高粱血统、浑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他本书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作家倾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命运多舛，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的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颠簸、亲人死亡以及对单传的废人式儿子的担心、焦虑，而她在癫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为更是鸟儿吐哺的深情……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是对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时也涵盖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全书弥漫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

人物性格鲜活，情节环环相扣。

动荡时世众生相。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互相攀附，相互勾结又不断提防着。

刽子手，作为一种边缘职业，在宫中，拥有着特殊而不可取代的位置。顶级的刽子手“姥姥”，被其他刽子手奉若神明。

每一次行刑之前，他们的脸上便涂上鸡血，热热的鸡血涂在脸上，蒙蔽内心。

屠杀自己的同类，怎么可能毫无恐惧，他们就以这样一种仪式，来祭奠自己的良心，超度自己的灵魂。

如果，在行刑过程中，忍不住呕吐，便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会遭到所有刽子手的唾弃。

书中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两种清代的刑罚：凌迟和檀香刑。

凌迟，人身上包括眼睛在内，100多块肉，都会用各种刀具来挖掉，为确保刑罚的残酷性，刽子手要保证刑犯不可以在挖掉最后一块肉（心尖）之前死去。

檀香刑，各个细节更是讲究非凡。檀木，在油里浸泡多时，为的是避免木头吸血而使刑犯在饱受痛苦前死去。一截檀木，在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游走，最后从锁骨上面穿出来，刑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长满蛆虫......

这是一本让人拿起，便不会放下的书。建议审美取向大相径庭者，小心为上。

从整体来看，《蛙》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从不少地方可以推断，《蛙》中五封信的接收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此外，《蛙》的第五部是一部戏剧，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这种信件、小说及戏剧熔于一炉、天马行空般的讲述方式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比较罕见。

莫言在北京大学名为“历史与语言”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这部关于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史的新作《蛙》。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小说是写人，表现人。”

触及灵魂最痛处　文化最深处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北大的演讲中，莫言表示小说中女医生姑姑的原型就是“我的姑姑”，这个人物在好几篇莫言小说中都曾出现。谈到这部反思中国60年计划生育史的小说，莫言说，《蛙》关注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计划生育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批评、指责，那么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

当然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和历史文献记录，莫言说，对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揭示在60年道路上一个奇人怪事，“就背离了我的初衷，我主要还是想把计划生育历史作为背景，小说是写人，表现人。所以，这部小说写完了以后，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

书信体结构　话剧形式结尾

对于小说的结构，莫言首次采用了书信体的方式，在小说结尾还用了一个剧本。

“我2003年写的初稿就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因此在结构方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新意，所以这部作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掉自己的某些过去重复（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莫言说[1]。

莫言表示，计划生育问题是中国几十年来被西方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作家把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问题绕开并不光彩，“我想这个小说发表之后会有一些争论，”莫言说，但是他也强调一个作家必须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和尖锐的问题，“对我们这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文坛、创作生涯将近30年的中年作家来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当今社会很流行抄袭别人，对我来讲，无意中抄袭了自己比抄袭别人还要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