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左传_君子曰_与_史记_太史公曰_比异

　Journal of Radi o &T V University (Phil os ophy &Social Sciences ) 　　　　　　　　　　　　　　　　　　　　　　　　　　　　　No . 1, 2009(Su m No . 148)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总第148期)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

“太史公曰”比异

The D ifferences Bet w een ′Jun Zi Says ′in The Zuo Commenter

and ′Tai Shi Gong says ′in Records of H ist orian

, 010051)

(ics college, Huhhot InnerM ongolia China 010051)

　　[摘　要]《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虽然都是史家对所录历史的感悟与看法, 但二者在策略、主旨、风格等

几个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太史公曰”对“君子曰”评论模式的突破, 对我国史论发展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左传; 史记; 君子曰; 太史公曰

[中图分类号]I 207. 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9) 01-0040-05

Abstract:′Jun Zi Says ′in The Zuo Commenter and ′Tai Shi Gong says ′in Records of H ist orian are writers ’op ini ons on the hist ory .

sr ′esults in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a’s hist oria comment .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 w een ′Jun Zi Says ′and ′Tai Shi Gong says ′fr om the main thrust, strategy and style . ′Tai Shi Gong says ′insteading of ′Jun Zi Say 2

Key words:The Zuo Commenter;

Records of H ist orian; Jun Zi Says; Tai Shi Gong says

　　“君子曰”与“太史公曰”分别是我国古代史学

典籍《左传》、《史记》的史评形式。“君子曰”与“太史公曰”的比较研究,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然而, 综观学术界, 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以“君子曰”或“太史公曰”单一主题为切入点。虽然一些论述涉及到二者的比较, 但多是零星的、散见的。新时期以来, 学术界集中关照这两种史评的传承关系, 鲜有从体例、义法及风格等方面作系统对比考察者。本文试图通过《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外在形态与内在意识相异之处的比较, 弄清这两种史评形式的本质特点与内在关系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我国古代史家话语形态的发展动态。

一、隐而显与直而婉———史评策略比异

从某种意义上讲,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均是史家对所录历史的感悟、看法, 即

对有关历史的评论。由于两者解喻历史的目的与思

想出发点大相径庭, 故而所采用的策略也很不相同。

据传左丘明作《左传》乃释《春秋》经的义理。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 各安其意, 失其真, 故因孔

[1]P35

子史记具论其语, 成《左氏春秋》。”班固也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 故论本事而作

[2]P1713

传, 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世学者一般认为, 左丘明为防止《春秋》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失其真意, 而作《左传》———不仅将叙述的历史事件稍稍展开, 而且明确阐发史事的蕴涵。而其对史事蕴涵的阐发即是通过“君子曰”来实现的。

综观《左传》全书, 八十三条“君子曰”的史评言语(其中包含“君子曰”和“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三种变格形式) , 与具名君子如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约五十条的历史评论, 义法相

[收稿日期]2008-12-20

[作者简介]郭学利(1975～) , 女, 内蒙古财经学院中文系, 讲师。

—40—

　郭学利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比异　　　　　　　　　　　　　　　　　　　　　　　古代文学研究　通相合:其一, 从叙事学意义上看, 言语的出现皆与史实情节没有任何关系, 存之不为益, 无之不为损, 其存在与否不影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描述; 其二, 从文化学的角度上讲, 这些言语是对史事的评价, 而且皆蕴涵着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二者彼此照应、互为参见, 共同构建起《左传》“君子曰”模式的史评体系。

《左传》高频率使用的“君子曰”, 实为左丘明臧否褒贬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 前人早有论断, 如隋“魏澹以为所称‘君子曰’者, 皆左氏自为论断之

[3]P15

辞”, 唐朝刘知己认为“夫论者, 所以辩疑惑, 释凝滞。若贤愚共了, 固无俟商榷[4]P81

者, 其义实在于斯。”, 史, 为何要以“君子? 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可以实录史实, 而无权直评史事。“君子曰”与“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等隐晦的批评手法性质相同, 都是史家表达是非判断与褒贬情感的策略和手段; 二是“君子曰”可以为左丘明代言, 因为史家本身就是一个君子:“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耻之, 丘亦

[5]P51

耻之”, 孔子把自己与左丘明并提, 如此, 左丘明应该是一个大儒,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 三是以具有一定文化品格的“君子”为己代言, 还可以增加评点的权威性, 更好地引导控制受众的反应, 以保证史事所蕴涵的思想观点、道德伦理为受众所领悟和接受。

可见, 《左传》的史评形式不可不为含蓄隐曲, 即作者左丘明隐蔽在历史叙事的舞台幕后, 将属于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观念以第三人称的“匿名君子”或“具名君子”之口说出, 借他人之言浇已之块垒。但另一方面, 与春秋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左传》释《春秋》义的立书目的相适应, “君子曰”总是直言史事曲直、人物是非。无论是普通的平民、显达的贵族, 还是强大的国君、谦卑的周天子, “君子”都会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明确地作出褒扬与批评。正如隋朝魏澹所言“案丘明亚圣之才, 发扬圣旨, 言‘君子

[6]P1417

曰’者, 无非甚泰, 其间寻常, 直书而已。”

与《左传》隐藏评论者身份不同, 《史记》史评者以明确身份“太史公”出现在台前。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曾讨论了“太史公”的身份问题———“太史公, 司马迁自谓也。《自叙传》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又云‘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 又曰‘太史公遭李陵

[7]P47

之祸’。明太史公, 司马迁自号也。”后世都认同此判断。《史记》全书“太史公曰”共计一百三十四处, 三万零九百三十六字, 约占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百分之六。其中处于篇前的“太史公曰”为序有二十三篇, 处于篇末的“太史公曰”为赞有一百零六篇, 另外还有讨论并解决重大史学问题的高级形式论赞———传论五篇即《太史公自序》、《天官书》、《伯夷列传》、《日者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曰, 表明司马迁作为历史。“太史公曰”或明作, 》统领全书纲目, 尽展《史; 或评论史料的抉选原则, 如《五帝本纪赞》; 或论人物之是非功过, 如《项羽本纪赞》; 或评政治之得失, 如《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丰富的内容互相杂糅, 成为研究司马迁思想最直接、最翔实的材料。梁启超曾论述:“其著书的目的, 乃在于发表司马氏的‘一家之言’, 与荀卿著《荀子》, 董仲书著《春秋繁露》, 性质正同, 不过其‘一家之言’,

[8]P22

乃借史的形式发表耳。”

但是在士人畅所欲言十分困难的汉武帝专制时代, 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直接干预历史叙事, 不得不讲究技巧。《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 隐、桓之间则章, 至定、哀之际则

[1]P2211

微, 为其切当世之文则罔褒, 忌讳之辞也。”此处评孔子为《春秋》之笔法, 《史记》“太史公曰”之法又何尝不如此? 李晚芳所言极是:“说古处, 直捷, 用快笔, 说今处, 含蓄吞吐, 用婉笔, 有言外不尽之言, 味外不尽之味, 读者细细领其旨趣, 褒贬自

[9]P389

见。”“太史公曰”微文刺讥当世主要是通过反语、反复、反问、对比等修辞手法以及虚词的巧妙运用来完成的。程余庆《史记集说・序》谓:“《史记》一书, 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 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 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 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 又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 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 错综迷离之中而神理寓焉, 是非求助文字之外,

[9]P34

而于寻章摘句以得之, 难矣”, 是对“太史公曰”隐约言辞、委婉含蓄的精辟概括。

二、就事论“礼”与就事论“理”

———史评主旨比异

　　“礼”是春秋时期的一种行为准则, 是无所不包

—41—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总第148期) 　的社会生活的总原则。《左传》高度重视“礼”:“礼,

[10]P38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也”。“礼”是“君子曰”评论判断的主要依据。“君子曰”对“礼”的关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戎事的议论。春秋时期, 国之大事, 以戎为先———《左传》记载了大小战争483次, 详细描述的有百余次; 《左传》八十三条的“君子曰”中, 关于戎事的议论占到了四分之一。整体考察并对比历史叙事视角下的战争与史家主观言说的“君子曰”, 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所蕴涵的军事思想丰富, 包括战略思想与战术思想等多个方面, 但后者则着眼于战争或战争中个体行为的“合礼性”, 一。以具体战事为例。示了政治、军事、, 而穿插其中的两次“君子曰, 一为评价重耳刑杀三将, 则是对史事是否“合礼”的判断。

对祭祀之礼的强调。祭祀之礼在春秋时期不断地被僭越, 这对于推崇周礼的君子来说是忍无可忍的。《左传・文公二年》有“君子”关于祭祀鲁闵公与鲁僖公的议论: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 国之大事也, 而逆之, 可谓礼乎? 子虽齐圣, 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 汤不先契, 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 郑祖厉王, 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君子曰礼, 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 《诗》曰:“问我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礼, 谓其姊亲而

[10]P39

先姑也。

鲁闵公为兄先亡, 僖公为弟后亡, 依礼祭祀时, 应闵公在上, 僖公在下, 而鲁人尊僖公, 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此段文字连用三处“君子曰”(包括一个

) , 气势激荡, 旨在揭示和强调““君子以为”逆祀”乃

失礼行为。

对个体行为人道德修养的评价。“德, 是礼在

[11]P85

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左氏主张人要有孝悌、忠信、恭敬、智勇等范畴的社会道德品格。“爱其母, 施及庄公”的颖考叔, “大义灭亲”的“纯臣”石碏, “受下卿之礼”而“让不忘其上”的管仲, 外举不避仇且内举不避亲的祁奚, 以民重而“知天命”的邾文公……君子由衷地发出赞叹之言。而对于那些不讲究忠孝与恭敬之举、不懂得谦让与信用之行、不知道体恤百姓之君, 君子皆给以批评。如热热闹闹的—42—

周郑交质是“信不由中”, 雄霸一时的秦穆公是“死而弃民”, “君子曰”寥寥数语, 皆中要害。

《左传》之“君子曰”议题关系“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准则与规范, 不仅仅涉及等级与尊卑的差别, 而且还强调不同社会角色不可替废的义务。“君子曰”以点评历史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的社会法则。

, 司马迁当是杂家。在《史记》, 原始察终, 见盛观

[], 从而达到“究天人史之际,

[12]P324

, 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与此相适应, “太史公曰”突破了“礼”的限制, 兼并、融合了已有的思想, 从古今、天人方面对社会做横向、纵向的

[12]P324

整体考察, “稽其兴败成坏之理”。

“太史公曰”总结了历史兴亡之理。首先“太史公曰”阐释了历史变迁的宏观规律, 即“物盛而衰,

[1]P1158

固其变也”, “夫天运, 三十岁一小变, 百年中变, 五百载大变; 三大变一纪, 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 然后天人之际续

[1]P1103～1104

备”。其次“太史公曰”讨论了朝代更替的原因。《秦楚之际月表序》以三代之变即虞夏之兴、汤武之王、秦之一统为依托阐述了有德者居国的观点。另外, “太史公曰”探讨了影响国之盛衰兴亡的因素:统治者之德, “形式虽盛, 要之以仁义为

[1]P641

本”; 统治者之术,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1]P527

何必上古? ”; 人才的任用, “尧虽贤, 兴事业不成, 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 唯在择任将相

[1]P2211

哉”; “国之将兴, 必有祯祥, 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 贤人隐, 乱臣贵”。

“太史公曰”探讨了人物成败之理。“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 比较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 甚至有意识地淡化传主的伦理道德色

[13]P9

彩。”确实如此。如对朝秦暮楚的苏秦, 趋时通变的孙叔通, 司马迁不拘泥于世俗的观点, 而是以“太史公曰”的总评形式对其“立名”给予肯定。“君子疾没世名不称也”, “太史公曰”对立名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总结:一为“智”, 一为“时”。“智”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条件, “起闾阎, 连六国从亲, 此其智有过人者”之苏秦, “出一奇计, 声称后世”之甘罗, “建万世之安, 智其可专”的刘敬, “谋计用兵”而“定

[1]P1552

　郭学利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比异　　　　　　　　　　　　　　　　　　　　　　　古代文学研究　天下”的汉高祖……都是善于谋划之人。再说“时”。《史记・太史公自序》把“不令己失时”作为取士标准, 跟随刘邦的萧曹樊滕之流、除诸吕匡国难的绛侯周勃、因大兴儒学而发迹的公孙弘……都是善于把握机会之人。另外, 时过境迁, 明时务通世变的智者方能永立不败之地, 反之则下场悲惨, 前者如陈平, 后者如韩信。

综上, “君子曰”与“太史公曰”都是史家对所述人物、事件、或其他史事发表的议论, 这些议论因事而发, 史事与史义紧密结合。但二者一个论礼, 一个论理, 一个着眼于社会规则, 一个着眼于社会实际, 一个立足于应然, 一个立足于已然, 概念化了, 史实被纳入到君君臣臣、尊尊卑卑的为人与为王的价值体系中, 礼制成为史评一以贯之的根本与实质。本来, 历史事件的形态是多样的, 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也是复杂的。但在“君子曰”的言语中, 只有善与恶、贤与不肖、礼与非礼的区别。说到底, “君子曰”在以评史的方式来对政教思想做宣扬, “君子”就象道德法庭上的审判员, 随人随事, 冷静地、理智地作出判决。而且这种历史的评判, 脱离了具体的时空环境与社会关系, 而直接从个别的历。”一共有四处, 其, 隐公十一年两处。这”对郑庄公进行为人之修身、为君之治国方面的评价, 或肯定, 或批评, 前后割裂甚至有相互抵触之处。这种情况的形成缘于评论者以教化为目的、以“忠信礼义”为准则以及就事论人的理性。史评家关注历史时, 心中总有一把道德的尺子在衡量行为人的言谈举止, 自觉地运用道德伦理思想来考察历史与现实。

用“礼”的思想来俯瞰事实, 并始终遵循于这种规范, 这是一种高度的理性精神。但是也造就了“君子曰”视点的单一、角度的微观与思维方法的模式化, 比较刻板。“君子曰”评论的对象, 虽然与传文相互照应, 可是对象本身被人为地抽象化, 成为了宣传理念的工具。其面目已不是历史本然, 被所谓的君子提筋抽骨地变成了符号, 缺少了历史真实的血肉与灵性。

与《左传》理性古板的史评风格不同, 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中处处都涌动着史家的爱恨情仇。李长之说:“情感者, 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 是感慨, 是苦闷, 是情感的宣泄, 总之, 是抒情而

[14]P71

已! 不惟抒自己的情, 而是代抒一般人的情。”“太史公曰”相比于《史记》的史事叙述, 更直接、更强烈地倾吐心中的激情。司马迁的个性与经历使得他对历史有了独特的感悟。在“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的万卷书中, 司马迁整合了学术思想; 在东西南北中游历的万里路上, 司马迁开阔了胸襟, 并领略到了历史的沧桑; 自身的摧残, 现实之虚伪, 司马迁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炎凉。正是史家的独特经历, 使得他在历史陈述中有了强烈的情感参与。“太史公曰”处处都有史家的影子, 传达着史家的声音。司马迁与历史人物同悲伤共欢喜———惋惜扼腕

—43—

三、《左传》的“《史记》“太史公曰”发

表的是对所叙史事的看法, 由于二者情感参与力度不同, 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君子”的文化品格决定“君子曰”采用一种偏于理性、情感相对平和的言语方式。“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君子的精神内核是个体为善、为美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品性, 注定要约束自己的非理性, 规范个体的情感。因此, 《左传》所有“君子曰”渗透着理性的智慧, 其心态不会为崇拜而意志迷狂, 而是因敬仰而平静; 不是因激奋而情感迸射, 而是因理性而平静。固然, “君子曰”并不是没有情感的投入, 但是这种情感的宣泄是有限的, 拘泥于道德礼法的范围之内。如文公六年, 君子对秦穆公殉三良的评论:

　　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死而弃民。先王违世, 犹诒之法, 而况夺之善人乎? 《诗》曰:“人之云亡, 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 是以并建圣哲, 树之风声, 分之采物, 著之话言, 为之律度, 陈之艺极, 引之表仪, 予之法制, 告之训典, 教之防利, 委之常秩, 道之礼则, 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 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

[10]P322

遗后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 难以在上矣。

这段评事论理的言语, 单刀直入地正面指责, 语势强烈整齐, 行文间洋溢着苍凉激昂之气。但是这情感隐藏在缜密的论述言语中, 不卑不亢, 不急不躁, 旨在说明国君要明政修德, 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此, 在君子眼中, 历史的意义被理性抽象化与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总第148期) 　他们的失败, 同情怜悯他们的不幸, 赞扬欣赏他们的业绩, 痛恨讥讽他们的残暴与虚伪……情感的流露, 自然无痕, 有时史家发自内心的激情仿佛一条汹涌奔腾、一泻千里的河流, 贯穿于“太史公曰”中。如《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适鲁, 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余低回留之, 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於贤人众矣! 当时则荣, 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 传十馀世, 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国

[1]P11522

言六艺者, 折中於夫子, 可谓至圣矣的称谓上从孔氏、、, 景仰之情, 层层深入。

司马迁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从而使得这些“太史公曰”浸染着史家的主体色彩, 折射出史家的悲剧情怀与情感体验。如《伯夷列传》“记夷齐行事甚少, 感慨议论居其大半, 反议论之宾, 为传记之主。马迁牢骚孤愤, 如喉鲠之

[15]P306

快于一吐, 有欲罢不能者”; 《汲郑列传》中借翟公“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贫一富, 乃知交态。一贵一贱, 交情乃见”之言抒发对人情冷暖的感慨; 《伍子胥列传》中对“弃小义, 雪大耻, 名垂於后世”的伍子胥的赞扬暗含着史家“隐忍就功名”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史记》是“一部爱的颂歌, 恨的诅曲, 是

[16]P71

一部完整的、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悲愤诗”, 那么“太史公曰”就是《史记》各节抒情的高潮。读“太史公曰”, 我们不仅了解到历史事实的是是非非, 更能体会到司马迁内心涌动的情感之流。

四、余　论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 史

家抒议发生了质的飞跃。理由有三:首先, 《左传》“”, 创建的是“一套间

[]”, 史家话语方式由间接, 叙事者由幕后走向了台前。其次, “君子曰”标榜仁义道德的话语模式, 所蕴涵的历史评价与儒家的经义相兼容, 而“太史公曰”则移人情, 评事理, 整齐厥协百家六经之语, 至此史家评议由哲学的附庸走向了独立。其三, “君子曰”关注的不是社会的整个情况, 而是随人就事偶然为之, 而“太史公曰”则考证于完整的历史事件, 对天、人之事做全面考察, 史家话语参与意识由自发变为自觉。

因此,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 不仅仅是史评外部形态的变化, 其精神旨归亦有变化。《史记》的“太史公曰”模式成为后世史家批评的固定套数。正如张大可先生所说:“中国传统史学, 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 才使得历史

[18]P275

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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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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