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意须尽欢
三、人生得意须尽欢
一 科举制度的起源
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喜事的时候,经常要饮酒以示祝贺。比如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或者你今天参加了一个比赛并且取得了一个冠军。这些情况要是放到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唐 李白《将进酒》),这在唐朝李白的诗歌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中国古人一般会把什么事情定为喜事呢?
南宋时期,诗人洪迈就对此写过一首《得意失意诗》,整首诗似民俗的口吻概括了人生四大喜事: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们这一章讲的主题“人生得意须尽欢”,就从金榜题名开始讲起。
我们谈到的金榜题名主要是讲从中国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人才选拔。而早在隋朝之前早已存在对人才的选拔制度,并且历经了数次演变。
在先秦春秋时期及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一般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到的享受财务。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十分盛行。
身份的遗传造就了以家族作为单位人才选拔制度,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封建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治的稳固和经济的发展。但世卿世禄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身份可以遗传,但是经邦济世的能力却不能代代相传,事实证明,在历史上通过世袭制取得官位的人大多是碌碌无为甚至为官不仁的。
到了汉代,人才选拔采用了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察举制。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区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一般通过品行的考核推荐。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对于所谓的“四科”进行了明确的解释: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察举制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采用了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存在了约400年左右。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九品中正制通过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在两晋时期著名诗人左思的《咏史》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制度弊端的控诉: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它针对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腐败局面,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强烈对比,反映出寒门与士族的矛盾,暴露出门阀制度的腐朽与黑暗,又引用史实说明有才之士横造压抑乃古有之。这样的诗歌所评论的就不止是现实,而且包容了历史;所谴责的就不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痼疾;所抒发的也不只是作者的个人怨恨,而是代表了古往今来寒士们的不平之鸣。至此,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至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渐渐发现了九品中正制对政治腐败与地方割据的影响,因此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置进士科,就此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它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是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唐代在继承隋代科举的基础上加以制度化,影响千余年。从公元605年正式的开始到1905年清末颁布新政来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持续了1300年。
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西方人的评价颇高,并称之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英国大百科全书》中对科举制度有这样的评价:“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而在美国汉学家卜德的《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只是礼物”。
而在当时的唐代,科举制度意义同样深远。科举取士主要依据考试成绩,普通士人原则上皆可赴京应试(娼妓、伶人、奴仆等贱民阶层除外),中央政府得以网罗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权利完全收归中央后,经科举入仕者都为“天子门生”,如此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地方上的离心因素逐渐消解,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因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所以科举的盛行带来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文化、教育、印刷等行业的发展。
因此,相比于之前僵化的九品中正制,唐朝的科举制度带活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科举的应试条件
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一般有三种来源:第一是生徒,第二是乡贡,第三是参加制举的考生。所谓生徒是指由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管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的考生;所谓乡贡是指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的应试者;所谓制举与唐代科举的常举对应,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开设的选拔考试。这三种身份的人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
然而尽管科举考试在当时是比较公平的,只要有才能都可以参加科举,但在古代仍然有一些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首先,女性是不能报考的。这个是受科举考试资格限制的最大群体。“男尊女卑”的意识古已有之,因科举的最终目的是担任官职,而女性自古是不允许参政的,所以女性自然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掌权时期也从未为女性开设科举考试。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位,而且也是仅有的一位女状元——傅善祥。她是受太平天国“男女平等”的感召下,通过太平天国举行的开科女榜获得的,但毕竟太平天国的政权合法性不被史学界所容,因此这位女状元的身份也是非议纷纷。反观如今男女平等的考试权,这份权利实在难能可贵!
其次,工商之民不得报考。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工商阶层是排得比较靠后的,因此地位也相对比较低,所以他们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限制到了宋代之后随着“重文轻武”的国策而有所松弛。
第三,曾经犯法者不得报考科举考试。
第四,官司奴婢,州县小吏不得报考。在过去,州县小吏都是通过非科举手段招募的,很多情况这些吏管都是通过“子承父业”的形式延续的,因此也不算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和待遇。
最后,在居丧期间或犯父祖名讳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古代如果父母去世需要守孝三年,居丧期间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犯父祖名讳的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名讳多带有当朝皇帝的名讳或是与科举相关的名讳。实则这一条限制体现出了古代的避讳之嫌。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来感受科举的参与限制。
李白身份与科举
李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他为什么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呢?我们以前谈到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总是强调因为他追求个性自由,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但事实上,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可能与其家庭的特殊性是有关系的。首先,李白曾在西域生活过,接受过西域的文化影响。其次,李白一家是脱离土地的流民,尽管李白在四川生活了20余年,但蜀地并非他家祖籍。再次,李白的家庭既非官宦阶层,也非庄户农民,极有可能是商户,李白在
《上安州裴长史书》这封信里面曾经有这么一段说辞:“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由此可见所以说李白是个轻财好施的人。他家既不是官宦世家,又如此富有,其家庭出身十有八九便是商人阶层。第四,从李白的文学作品看,李白较少写农耕生活而熟悉商人生活(例如《长干行》),若对商贾生活不熟悉是难以写出生动的作品的。综上,由此可以推断李白出身商户。
李白对于自身的家室讲得并不清楚,也许他自己本身本就不清楚,或者他自己有苦衷不便明说。因为他的家庭在隋朝末年的时候,可能因犯罪而被贬责到边地。据说到了神龙元年(705年)时才逃归遣还。那么他为何逃归遣还呢?如果是因为遭到隋炀帝的迫害,那么经历了改朝换代,他一定会被平反,不需要逃回来。所以他之所以要遣还,可能是反了其他的刑事罪。
因此,李白不管他的家族身份背景是商户,还是因为有犯了刑事罪,只要有其中的一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按照唐朝的规定,李白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追求个性自由而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李贺避讳与科举
由于避讳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情形,在著名的“短命诗人”李贺身上显得比较明显。 李贺为什么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呢?因为在乡贡的名单上,有人看到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而“晋”字与“进”(进士)同音,因此李贺不得举为进士。
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各地“乡贡”而来的举子至京师报道,首先需要递交“文解”。所谓文解,通常指各州府在送奉贡物的同时所进献的章表等文字。而在科举中,则指各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荐送证件(类似今天的“推荐表”和证明材料)。文解一般由举子向尚书省有关机构投递。在报道时举子还需要呈递“家状”,亦即举子本人的家庭状况表,表内包括了举子的籍贯及祖上三代名讳等。
李贺在当时投递“家状”时需要把父亲的名字李晋肃填上去。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因为同音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就提出了反对,认为李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那么反对者是谁呢?有人认为是著名的诗人元稹。唐代康骈的《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章节里面曾经记载过这个故事: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气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相国稹年老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揽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
李贺文采斐然而名扬四方,深受韩愈喜爱。当时明经擢第的元稹希望与李贺结交,然而李贺觉得元稹因明经擢第而拒绝见他,元稹非常惭愧。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所谓明经,
类似于现在的古诗词填空,完全看考生的背功如何,相比而言进士科比明经科的质量更高。
……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目,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进”,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轗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辨录》明之。然竟不成事。
后来元稹飞黄腾达担任要官,正值李贺要考进士,就提出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晋和进谐音,所以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当年韩愈非常爱惜他的才华,听闻此事后还为李贺写了一篇文章《讳辩录》,说如果因为父名叫李晋肃而导致儿子李贺不能考进士,那么其他人父亲名字叫李仁,仁义的人,他自己就不能做人了吗?这个辩驳非常有力。尽管韩愈的文章合情合理,但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这个故事后来在宋代的时候,又被王谠收录了《唐语林》,虽然字句上有些变动,但是大体意思差不多且传播很广,由此元稹就留下了为泄私愤而不择手段的小人形象,同时也成为了不让李贺考取进士的罪人。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故事记载有很多可疑之处,元稹在人品方面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依据为元稹作一些辩解。原因有五:
第一,元稹登明经科时年方十五,正值青春年少,怎么能说是“年老”?
第二,元稹登明经科的时候,李贺才4岁,元稹去拜访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娃娃,显然不合常理。
第三,根据史籍,元稹一生从未当过礼部郎中,倒是担任过祠部郎中,而元稹担任祠部郎中之时已是元和十五年,这时李贺已经去世了,从时间上来说也对不上。
第四,李贺举进士是在元和五年的冬天,此时元稹正被贬谪于江陵府。一个被贬谪的官员怎么可能去为这事儿跑到京师毁谤李贺?
第五,元稹与韩愈是朋友关系。根据张固《幽闲鼓吹》的记载:“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从辈分来看,李贺如果拜访韩愈,那么也有可能拜访元稹,而元稹没有必要去拜访李贺。
就此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真的,而元稹也是被冤枉的。但是李贺的的确确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而导致自己无缘参加进士考试,所以在这个事件中李贺本身也是冤屈的。这倒是清晰地显示出当时科举的避讳限制。
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能管得着吗?
三 行卷与温卷
在唐朝,如果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在参加考试之前一般会采取一个行动——行卷。因为唐朝科举考试的礼部试的规定还不是非常严谨,它不糊名,因此如果考生考答好考卷,批卷的人是可以看到试卷的答题者的。所以如果考生之前在民间、士大夫阶层或在主考官员那里声名鼎盛,那么之后当阅卷者看到这位考生的名字时可能会对他有好的印象。
唐朝“知贡举”等主试官员除了详阅试卷之外,还有权参考这些举子平时的作品和才遇来决定是否录取他,所以当时在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以及那些跟主考官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都有可能推荐人才并参与决定名单的名次,这叫做“通榜”。因此那些应试的举人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或是为了争取理想的名次,经常把自己平时写作的诗文再作编辑并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给那些有地位人物,让他们来推荐自己。后来这就慢慢形成了一种风尚,称之为“行卷”。
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通常以“行贿”来描述那些怀着目的给人家送礼的不耻行为,不过在唐代说到给达官显贵送诗文的“行卷”行文,在当时可谓蔚然成风,并无不妥之处。 如果第一次行卷不行,那么考生会隔几天再把这些作品进行投递,这种做法就叫“温卷”。顾名思义,就是再温习一遍“行卷”的流程。
行卷的内容一般贵精不贵多,少的一卷或几首诗歌就足够了,多的可能连篇累牍。比如杜牧呈送的行卷诗歌共一卷一百五十首;皮日休更甚,把《皮子文薮》十卷两百多篇作品作为行卷。在行卷时也讲求方法,一般考生会把最精彩的作品放在行卷的最前面来引起阅卷者的注意。
行卷主要是为了引起有名望之人的关注,但是行卷如果行得不好呢,可能也会适得其反。在这里有一位考生的行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崔颢是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他的《黄鹤楼》诗闻名遐迩,然而当时人们对他的人品口碑不佳。对于此其实他也比较冤枉,只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评判标准使然。在当时人们对崔颢的评价如下:第一,“行履稍劣”,稍劣的主要表现在于喜欢有些彩头的小游戏(好博)、喜欢饮酒(嗜酒)、以美择妻(娶妻择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条罪状都是可大可小的。文人好博嗜酒者在古代数不胜数娶个漂亮的妻子也不至于是罪过。然而当时人们就因此给崔颢扣上了“文人无行”的大帽子。在古代,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是“文人无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比较恶劣的一个评价了。
当时崔颢在开元十一年(723年)中进士之前也进行过行卷,行卷时献上的诗歌第一首是《王家少妇》: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
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李邕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斥“小儿无礼”,原因在于首句就提“十五嫁王昌”。最终崔颢的行卷以失败告终失败。
所以行卷有风险,投递须谨慎!
不过行卷成功者终究是多数,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朱庆馀的行卷诗。
朱庆馀于宝历二年(826年)考中进士,在科考前曾经写过一首诗歌《闺意献张水部》作为参加进士考试的通榜。张水部就是著名的诗人张籍,而且张籍跟当年的主考官韩愈还是好朋友,所以朱庆馀就写了这首诗进行通榜,旁敲侧击以求得增加中进士的机会。这首诗歌很有意思: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歌就是写闺意,就是写唐朝的一个婚俗场面。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上看,这首诗歌就写得很不错。特别是“低声问”三个字,把新嫁娘的自矜妩媚和谨小慎微刻画得非常细致。洞房昨晚红烛高烧,红烛并没有吹灭。因为新嫁娘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要去堂前拜见公婆,所以今天晚上她就连夜在化妆,化妆化好了就低声问自己的丈夫说:“你看我的眉毛化得时尚吗,会不会讨得公婆的喜欢?”这话只能低声去问,因为新嫁娘担心如果她高声问会被公婆听到,那公婆会怀疑自己的热媳妇是不是要刻意迎合?仅仅从婚俗场面的角度来考察,这首诗歌就写得非常的有意思。
事实上这首诗歌它还有一个背后的意思——朱庆馀把自己比作新嫁娘,把张籍比作夫婿,而把今年的主考官比作舅姑:我马上要拜见主考官(舅姑)参加科举考试了,我不知道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所以我就问问张籍(丈夫),我的文章和诗歌是否符合今年的考试要求?
据说张籍读了之后大为赞赏,给他回了一首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唐 张籍《酬朱庆馀》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行卷诗歌,而果不出所料,朱庆馀通过自己的真才实学和优秀的行卷轻松摘得进士的荣誉。
四 省第诗与及第诗
等行卷这一准备工作做好后,考生接下来面对的就是真正的科举考试。
按照唐朝的科举制度,各州县选拔士子选贡京师,于尚书省举行,并由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叫做“省试”,因为参加尚书省的考试也叫“会试”。考试时所写的诗歌是“试帖诗”。试贴诗一般是五言六韵,并且有严格的格律规定,所以这类诗很难写好。
但是总有一些人善于“戴着镣铐跳舞”,其中在如此繁多的省试诗中最精彩的,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试贴诗,是天宝十年(751年)钱起参加进士考试所写的《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言外之意非常深刻,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经在《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里评价这两句“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这是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所作的理解,所以最终归结为“永恒”:青山永在,瑟声永在,湘水永在。钱起能在考场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要求内写出如此出众的诗歌,实为难得!
省试结束后还有殿试,殿试需要考生在金銮殿上接受皇帝的亲自面试。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有若干名,并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其中二、三甲的第一名皆称为传胪,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得到进士出身在中国古代就算作高中了,获得进士称号的人会在朝廷里面安排相应的职位。考中进士,金榜题名乃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喜事!
孟郊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在中进士之后写了一首诗《登科后》,把自己的得意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大家耳熟能详: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想想也不容易:孟郊四十六岁才考中进士,想必在这之前他肯定考过许多次了。最终终于考上了,怎么不春风得意啊?考中进士是件好事,所以难免要炫耀一下,亦是人之常情。
有一位考生名叫章孝标,他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的时候考中进士。中举之后,写了一首诗歌寄给他的朋友——此时担任淮南相的李绅(《悯农》作者)。诗中充满着中举后的得意之情:
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唐 章效标《及第后寄广陵故人》
李绅看到章孝标的来信,也回了一首诗,但是诗中却充满着讽刺: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唐 李绅《答章孝标》
章孝标在之前诗中提到“金鞍镀了出长安”,意思是说我章孝标考中进士之后就等于给自己镀了一层金。李绅于是在诗中讽刺道,只有假金才会用真金把它镀起来,如果你章孝标是真金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镀。你在长安待了十年才中进士,何必那么洋洋得意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词语叫“镀金”,“镀金”一词就出自于此。
今天看来文人之间的拌嘴十分有趣:人家章孝标考中进士嘚瑟一下,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李绅却好好地把他嘲讽了一番。
晚唐的杜牧在考中进士后也写了首诗——《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杜牧在洛阳中举,心情舒畅,藉此寄诗给远在长安的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在洛阳高中进士。当年中进士者共33人。尽管这个数量相对成千上万的赶考者而言是凤毛麟角,但在当时这一年的中举数还是偏高的。唐朝前期及第人数一般是17到19名,中唐以后才上升到30名左右。据统计唐朝290多年间,进士总共有6427人,平均下来每年是22人,人数很少。因此考中进士后便能一朝成名天下知。正如张籍所言:
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
——唐 张籍《喜王起侍郎放榜》
这一年的春天是属于杜牧的。他正月参加考试,二月登第,闰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随即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此正是春风得意也!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会被皇帝赐予前往曲江赏游,因此曲江是非常热闹的场所。尤其在暖春之时,曲江边通常是摩肩接踵。当时姚合曾经大发感慨:
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
——唐 姚合《杏园》
要想到曲江从容赏花,非得到日薄西山的时候才行。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花儿都已经被看了一天,精神已萎靡不振了,色彩也暗淡了。可见曲江当时非常热闹,人流如织。
其实进士就二三十个人,那为什么人会那么多呢?因为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目睹进士的容貌,甚至有达官显贵希望能把新科进士招赘过来。
在唐朝,高中进士,金榜题名,万人空巷。进士们接受众人的祝贺羡慕,真乃人生得意的事!
五 文人入幕的原因
在唐朝,即便考中进士后想要当大官,有时也遥不可及。因此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入朝为官之外,文人也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尝试——入幕,这是许多文人可能会走的道路。
入幕亦即进入幕府,虽然进入幕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能入幕也是一件喜事,至少入幕意味着以后可能获得升迁。
若要了解文人入幕,首先得了解一下“方镇”。
方镇是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唐代的“方镇”一般是指节度使、观察使等等。唐代的方镇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前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安史之乱前,所谓节度使一般都是在边疆地区,内地是没有的,但是安史之乱给唐王朝的统治者非常深刻的教训,所以节度使由边防发展到内地,并且以内地为主。节帅由也由武人充任慢慢地变为由文人来充当,并且以文人为主。因为文人不会习武用兵,充当主帅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会小一些。由外至内,由武至文,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些方镇下面一般都有幕府,因此渐渐会形成一套幕府制度。唐代因为有幕府制度,所以文士在仕宦的道路上可以分流。那些高中进士的在上之人可以在朝为官,仕途亨通,而那些在下的人可以受辟入幕,俟机入朝,曲线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幕府制度对文士的分流作用很明显。而文人入幕多数经由这么一个过程:科举及第只是第一步,服务方镇、入幕是第二步,最终是为了入朝为官。从这个意义上幕府为文人的入朝升迁提供了重要的一条途径。
文人进入幕府主要要考量两个因素:仕进与生计。首先考虑我如果进入你的幕府,是否有利于我以后进入上层?其次考虑我进入你的幕府,是否会改善我的生活?毫无疑问文士首先选择的对象是所谓的盛府。所谓的盛府是指府主贤,宾客精,声势大的幕府。使府的僚佐一般有文武两大系统,其中文职系统主要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支使等职务可供这些文人担任。
唐代文人的入幕我其实是有规可循的。
首先,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乱前后有较大的变化,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的高潮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后唐肃宗到唐德宗年间,原因在于安史之乱之前,节度使是缘边而设,数量本身就少。由于战事的需要,入幕者主要以武人居多,而军旅之事不是儒生所长。在《新唐书•房琯传》内作者就批评房琯一介儒生致使用兵失败:
琯雅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长。其佐李揖、刘佚等皆儒生,未尝更军旅。
战事需要使武人得到了重用,而文士就相对比较少。
第二,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也是文士入幕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一般谈到唐朝城市的繁华,经常会用“扬一益二”来概括。这里的益州就是成都。晚唐的卢求写了一篇《成都记序》,里面特别说到成都的繁华: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唐 卢求《成都记序》选段
在卢求看来,各个方面扬州都不如成都的一半,可见成都那个时候的繁华,西川(即指成都平原地区)非常富庶,所以许多文人都愿意进入西川幕府。
第三,从入幕文士的素质看,进入及第入幕者占相当的比例,不是任何文士都能够进入幕府的,方镇也会有所选择,文人首先得考中进士之后,才能进一步去方镇那儿;从文学家入幕职掌看,为掌书记者甚多,因为文人出生,掌书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书记员数量特别多;从文学家籍贯考察,籍里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换句话说,北人多到南方的幕府里办事。
总而言之,对于文人来说,选择方镇,选择领导也有讲究。概括下来即是两个原则:选择盛府,选择地区。
六 文人入幕的心理特征
在唐代,文人入幕是大多无法考取进士的文人所选择的道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入幕呢?其入幕的心理特征又是什么呢?一般说来,其心理特征无非就是这么几条。
求名躁进
盛唐的时候,入幕只是文人取得功名的特殊手段,一般是在正常仕途不得意的情况下才走向边幕。盛唐时期,岑参及第后释褐为右内帅府兵曹参军,就作了一首诗《初授官题高冠草堂》:
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
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
此诗即为辞别终南山隐居地高冠谷而作。看来岑参对其初授官职不那么感兴趣,流露了一种矛盾心情。从官职的卑微来说,本不屑为之;可是为生活所迫,却不敢以此为耻。所以赴官时对原来的隐居地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深情。一种无可奈何之意尽在其中。
纵情娱乐
纵情娱乐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好声妓,其二是频宴饮。
从文人的生活习性看,入幕文人放荡纵情、溺于娱乐,使府条件比较优厚给纵情奢侈的士子带来方便。高适的诗歌《燕歌行》有类似的描述: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唐 高适《燕歌行》选段
纵观幕府文士,杜牧可以算是在幕府里纵情于乐之文士代表了。杜牧时在扬州牛僧孺幕府做掌书记。宋代《太平广记》里记载了杜牧在扬州的生活:
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谁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阙史
杜牧在扬州作掌书记时,经常出入青楼楚馆。之后杜牧调官担任监察御史。临行之际,牛僧孺向杜牧展示了自己手下人给他递送的关于杜书记每天晚上出入青楼楚馆的情报,杜牧看了之后是既是感激又是羞愧。感激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领导都看在眼里,但是没有说出去,羞愧的是自己做的事都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这个事情充分说明纵情娱乐对入幕文士来说不可或缺。
逐利趋势
文人入幕,通常希望能够碰到一个好的领导,为自己以后的升迁打下基础。
欧阳詹《送张尚书书》就写到这样的事:
无车之储,寄人之庐,士之穷莫穷乎此。今日有来相看者曰:“子之困至于是,何不以情闻于徐方南阳公乎?”
——唐 欧阳詹《送张尚书书》
如果文人满腹诗书但穷迫潦倒,可以尝试着把情况跟领导沟通一下,也许会得到领导提拔。因此进入幕府有可能是出于逐利的、趋势的需要。
不过在唐朝很多文士在入幕逐利趋势的动机上还是有义利之分的,不是所有的文士都为了利、为了仕而放弃自己的名节。
比较典型为保名节而拒绝他人邀请的例子便是之前谈到欣赏朱庆馀的张籍。张籍写过一首《节妇吟》,这首诗很有意思。因为这首诗与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节妇吟》也具有双重内涵。诗文如下: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了一个节妇被一个追求者追求,于是她就跟这个追求者说,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有丈夫了还送给我双明珠,什么意思啊?你想追求我,我很开心!被人爱、被人追求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所以妇人就收了双明珠并且把它系在红罗襦。但是我收了你的双明珠,并不等于我真的要嫁给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家住房很大,住在带有后花园的高楼,我的丈夫是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我知道你的心迹如日月般清晰,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打算侍候我的丈夫,打算跟我的丈夫同生共死。所以你没机会,并且要把你送给我的双明珠还给你。如果我还未出嫁,你送我一双我肯定嫁给你,但现在我已经嫁人了,所以只好跟你说抱歉。
全诗表面上写了一个节妇婉拒一个求婚者。或许有人说这个节妇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她看到双明珠都心动了,精神出轨了。然而这是明清时期文人的想法,相比而言在唐朝时期,女性情感还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节妇先是拿了双明珠,后来要还给人家,不仅如此还潸然泪下,这并不是因为她有贪念觊觎双明珠。以后世的固有观念来评价前代的一些现象实为不妥,所以这个节妇还是节妇。
但张籍的本意并不是要写这个节妇,而是将这个节妇就比作为自己。事实情况则是张籍写给李师道的婉拒作品。
李师道在当时担任平卢淄青节度,邀请张籍前往他府中入职。李师道比较残厉,张籍自己不敢得罪他,但是自己也不想去,所以要想个办法来拒绝他,所以就写了这首诗歌。表达的情感一目了然:十分感谢你看得起我,想聘请我到你的幕府那里担任官职,但是我现在已经有工作单位了,我对我自己的主人还是很忠诚的,所以思来想去我决定现在不想
去。但是你聘请也是看得起我,所以我要感谢你。如果我还没有工作单位,我肯定到你那里去上班。
由此可见张籍在选择幕府的时候还是很讲究义利之分,并不是两眼只为钱财去。
七 文人入幕与盛唐边塞诗
我们之前谈到从仕途角度来看,文人入幕是文人得以升迁的津梁,是除科举之外的另一条为官途径。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人入幕跟唐朝边塞诗的兴起就很有关系。
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类题材,发轫于汉魏六朝,兴盛于隋代,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边塞诗的题材非常广阔,一方面包含了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和将士的思家情绪等,另一方面则包含了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总体而言边塞诗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其中又以前者为主要题材。边塞诗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又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同时体裁非常灵活,歌行体、律绝诗皆有边塞主题的佳作。
大体总结文人入幕与边塞诗的兴起有如下三点关系。
第一,入幕与不入幕的文人所创作的边塞诗有比较大的差异。比如描写战争时,对战争的判断和感受取决于与战场的距离。入幕的文士更多会从具体战争胜负与双方力量的转移等方面进行着眼,而旁观者则大多从人道主义立场来进行考察,即所谓 “远观”与“近玩”的对比。
第二,对边塞的体验也随着入幕的远近而变化。因为每个边镇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以及风俗人情的特定性对这些入幕文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创作中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如果考虑到这种因素,我们不仅可以把唐代两个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区别开来,还可以把高适、岑参和其他边塞诗人(例如王昌龄、王翰、王之涣、李益等)区别开来。
第三,对于没有入幕经历的文人诗歌作品,即使主题是边塞诗,这些作品也大多会受到传统征戍诗的较深影响。边塞征戍诗具有雄浑辽远、悲壮沉郁、苍茫凄凉等特点。因此没有入幕经历的诗人大致会描写边塞苦寒士卒的劳苦,而且一般以比较常见的《从军行》作为题目。以《从军行》为例,入幕的和没有入幕的文人同样写《从军行》,在情绪和表现手法上会大相径庭。以晋代陆机写《从军行》为例:
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
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
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
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
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
从“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开头,又以“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结尾,陆机并没有太多的战争体会与感受,因此在模式思维中抒发戍边展示的劳苦。
到了唐代,王昌龄等人承袭了这种传统,大多也会在边塞诗中写战争的残酷之景及闺怨妇愁。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为例,诗人对边塞的体验也没有那么深刻,只是关于边塞的一种常规想象而已: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除此之外,入幕和游边也有所不同。盛唐人喜欢游历,游边,即是边疆去游历。唐人的游边只在幽蓟、河东一带,一般是不深入的,比如李白的游边就在这一地区。那么游边的目的地为什么只在幽蓟、河东一带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风习的影响,游历目的是要壮其气。第二是相比西北,幽燕相对比较安全,既可以满足文士的某种需求,又可以少付出代价。换句话说,用游边来代替入幕,既可以满足士人寻求新鲜的心理和求取边功的热情,又可以少受边塞之苦寒和离家太久的孤独。我们可以王维的一件事情来说明入幕与游边不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崔希逸与吐蕃交战大获全胜,斩首两千余敌人。这年夏天,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官职)出使到凉州劳军。这次劳军让王维眼界大开。他第一次来到塞外,感受到了大漠奇异的风光,所以他就用生花妙笔描述了这次北上大漠的奇特感受,也表达了他对崔希逸取得战功的无限敬仰以及对唐王朝取得军事胜利的无比自豪感: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
——唐 王维《使至塞上》
这首诗非常有名,我们许多人都读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写得很棒。但事实上这首诗歌谈不上出众,顶多只能叫有句无篇:除了第三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把大漠的景观非常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之外,其余诗句确实乏善可陈。因为第一联和第二联按照宋朝人的说法,都犯了诗歌写作中“合掌”大忌。“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两句话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讲的也是同一件事。
另外,在这首诗歌里王维犯了很多地理概念错误,因为在诗篇开始王维表示自己“过居延”了(居延在今天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可是诗歌最后说作者在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碰到侦察兵并都护在燕然,燕然即燕然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从今天地理版图来看,王维已经“过居延”,那肯定也已经过萧关了,王维怎么可能绕了一个大圈劳军呢?所以王维在地理概念上犯了错误的。
可是王维既然已经到了边塞,他怎么会犯错误呢?其实王维这首诗歌的最后两句是偷用了初唐诗人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诗的诗句:
驰马渡河干,流深马渡难。前逢锦车使,都护在楼兰。
——唐 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选段
如果都护在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从地理上来看就能说得合情合理。王维的原意可能是担心被别人说自己有抄袭虞世南诗作的嫌疑,所以把“楼兰”改成“燕然”,结果一改就犯了地理错误。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情真意切,即使犯些常识性错误也未尝不可。著名的宋代画家李龙眠所作《虎溪三笑图》描绘的是东晋时期僧人慧远、道士陆修静及隐士陶渊明在庐山的来往:慧远破“送客不过溪”之例,不觉送客过溪引起山虎号鸣,三人大笑而别。尽管后世有较真者查证这三人来庐山隐居时间对不上,因此不可能存在三人来往的可能,但这幅图表达的是中国宋代古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面貌,所以历来为后人称赞。尽管王维的这首诗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依旧被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足够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立有一席之地。
大诗人也未必每一首诗歌都是出彩的,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发现王维其实没有过入幕的经历,所以对边关情景的描绘并没有亲身的感受,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沿袭他人的程度。
八 非入幕文人的边塞诗
唐代时期薛用弱编著了一本著作《集异记》,尽管篇幅不多仅16则故事,但因后人引用改变,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其中在第十则故事中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旗亭画壁”之典故就出自于此: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无奈他们命运都不太顺畅,仕途艰难,而生活的经历又颇多相似之处。有一天,冷风飕飕,微雪飘飘。三位诗人行至郊外路过一个小酒楼,便相约前去赊酒小饮。忽然有梨园掌管乐曲的官员率十余子弟登楼宴饮。三位诗人回避,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围着小火炉,且看她们表演节目。一会儿又有四位漂亮而妖媚的梨园女子,珠裹玉饰,摇曳生姿,登上楼来。随即乐曲奏起,演奏的都是当时有名的曲子。王昌龄等私下相约定:“我们三个在诗坛上都算是有名的人物了,可是一直未能分个高低。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悄悄地听这些歌女们唱歌,谁的诗入歌词多,谁就最优秀。”
这时一位歌女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就用手指在墙壁上画一道:我的一首绝句。
随后一歌女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唐 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伸手画壁:我的一首绝句。
又一歌女出场:“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唐 王昌龄《长信怨》)王昌龄又伸手画壁:我的两首绝句。
王之涣自以为出名很久,可是歌女们竟然没有唱他的诗作,面子上似乎有点下不来。就对王、高二位说:“这几个唱曲的,都是不出名的丫头片子,所唱不过是‘巴人下里’之类不入流的歌曲,那‘阳春白雪’之类的高雅之曲,哪是她们唱得了的呢!”于是用手指着几位歌女中最出色漂亮的一位说:“到这位歌姬唱的时候,如果不是我的诗,我这辈子就不和你们争高下了;如果唱的是我的诗,甭客气,二位就拜倒于座前,尊我为师吧。”三位诗人说笑着等待着。
一会儿,轮到那个梳着双髻的最漂亮的姑娘唱了,她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 王之涣《凉州词》)王之涣得意至极,揶揄王昌龄和高适说:“土包子,我没有说谎吧?”(田舍奴,我岂妄哉?)三位诗人开怀大笑。
《旗亭画壁》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它其实包含了很大的文化信息量。
第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唐代诗歌是可以唱的,就跟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一样。 第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唐代的精神文明极度发达,在那种荒郊野外的小酒馆还有人在唱“卡拉OK”
第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唐代,王之涣比起王昌龄、高适诗名更著,因为他的诗歌最后夺魁,得到了最美丽的歌女唱和。
我们今天讲到王之涣,只知道他流传于世的作品只留下了六首诗歌。除了刚才讲到的《凉州词》这一首之外,还有一首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讲到这里,还需要顺便提到关于《登鹳雀楼》这首诗歌作者之辩,《登鹳雀楼》是不是王之涣的作品还有待进一步考察。通过史实我们可以发现将这首诗的作者归为王之涣所作存在了很多的矛盾之处:
首先,太学生芮挺章于天宝三年(744年)编选了《国秀集》三卷,录有自唐玄宗开元以来至天宝三年30多年间的优秀诗作218。这218首诗都是芮挺章同时期诗人的作品,期中选有王之涣的三篇诗:两首《凉州词》及《宴词》。而《登鹳雀楼》诗则以《登楼》诗篇出现,且以处士朱斌所作。芮挺章以国子生身份选同时人之诗歌,且王之涣并非无名之辈,芮挺章不至于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第二,南宋时期范成大在编撰的《吴郡志》里,曾经引用了唐人所著《翰林盛事》中的一段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吟诗,吟到“白日依山尽”,问是谁的诗歌?当时李峤回答说是御史朱佐日的诗。武则天是天后,她问话人家一般不会撒谎,否则就是欺君之罪。李峤是进士出身,对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知道的。此外从年代考证,最晚至武则天去世(705年),这首诗已经非常流行了,而王之涣出生于688年,如为神通作诗定会引人注目,何至张冠李戴将作者说成是朱佐日呢?
最早把《登鸛雀楼》这首诗放在王之涣名下的,大概是在宋代的《文苑英华》里,可是《文苑英华》这本书由许多编者编著,因此经常出现错误,可谓舛误百出。鹳雀楼上确有王之奂抄袭朱佐日的《登楼》诗,而《文苑英华》又把王之奂主观臆断为王之涣,于是以讹传讹,这首诗的作者就成了王之涣。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可能就不是王之涣。之前提到王之涣留存下来的诗歌总共只有六首,如果去掉这一首,那就只有五首了,其中真正出名的就只有一首前面最漂亮的歌妓所唱“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不过一个诗人的伟大与否,跟他诗歌数量的多少没有必然关系。张若虚虽然留下两首诗歌,单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足以“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像王昌龄、王之涣这一些写边塞诗的诗人,其实他们未必有过入幕的经历,尽管在酒楼里歌女们唱着他们的边塞诗,但他们写这类诗许多时候也只是对传统的沿袭。
九 唐代边塞诗之高、岑
若是提及唐代以边塞诗而著称的诗人,文学界都会以高、岑相提并论。高岑即是高适和岑参。
高岑并称是始于杜甫的《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唐 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选段
高适和岑参两人的成名虽然比较晚,但是才学堪比沈约、鲍照,也算是大器晚成。原来“高岑”并不是专称,但现在我们一般都以“高岑”作为唐代边塞诗的最重要的代表。
高适的边塞诗代表作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全诗以非常浓缩的笔墨,写了一个战役的全过程:第一段八句写出师,第二段八句写战败,第三段八句写被围,第四段四句写死斗的结局。各段之间,脉理绵密。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尽管高适官至节度使,是唐代诗人做官做得最大的,但是他的边塞诗与岑参之诗相比还是略显逊色。岑参边塞诗比起高适来更有特色,更有特点。总体来看,岑参的边塞诗实现了三个超越。
超越自我
天宝八年(749年)第一次出塞,在安西西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右威卫录事参军,处理文书工作约两年。在任期间,岑参的思家之情愈远愈深,贯穿始终: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唐 岑参《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
乡路渺天外,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
——唐 岑参《安西馆中思长安》选段
苜蓿烽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思想,不见沙场愁杀人
——唐 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
从长安出发途上,以至在安西幕中,无论是送人还是登题,思乡的情绪都充盈在他的诗篇中,其中最为驰名,至今广为传诵的是《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作者把行者匆匆、急不择言的神态传达了出来。全诗以行云流水之笔,写出了缠绵悱恻的思家之情,语虽淡淡却感情深长。
尽管岑参第一次出塞就非常想家,可是他又选择了第二次出塞,在情感上超越了自我。他的边塞诗的成就很突出:在内容上,他超越了过去对和谐自然景观的偏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表现;在审美趣味上,他表现出对纤细的疏远和对悲壮的追求;在形式上,他克服了吴均、何逊体的诱惑,努力用七言古诗表现边塞风光和中亚风情。
超越历史
岑参两次出塞所作的大约70首诗几乎不用乐府旧题(例如《从军行》、《陇头水》、《关山月》等)。虽然这种命题方式不是从岑参开始的,但岑参这类诗歌数量最多,这也说明他有一种自觉意识。
岑参边塞诗都是身履边地的作品,写的是实情实景,而不仅仅描写边塞的恶劣环境、征人思妇的情绪,或奋勇杀敌立功边地的雄心壮志等心态,因此岑参的诗歌大大地开拓了边塞诗的叙写内容。
岑参根据自己身历其境时的耳闻目睹、切身感受,把远至天山南北以至更远的中亚地区的自然景观如沙漠、风雪、苦寒以及火山、火云、热海等纳入诗的领域,给以如实的记录和生动的描绘: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唐 岑参《过碛》
诗人置身于从未经过的广大空间之内,觉得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了。又如:
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
——唐 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选段
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
——唐 岑参《安西馆中思长安》选段
这些都是诗人自己的体验,因此十分真切。
岑参大量的七言歌行体边塞诗,突破了前人以五言为主写作边塞诗的形式。
超越时代
天宝十一年(752年)的秋天,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五个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并同题赋诗。这是一次诗坛的比赛,一时大敌旗鼓相当。而高适在赛事现场留下了《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
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
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
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
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岑参则留下了《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一诗: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赛诗的这一年,高适49岁,杜甫41岁,薛据52岁,储光羲47岁,相比而言岑参才38岁,年纪最小。这次会诗是岑参与高适两位当代边塞诗大家的会面,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高适和岑参诗歌风格迥然不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适是重传统的,风格比较质朴,和传统边塞诗以道德评判为主是一致的;可是岑参重创新,能够突破传统乐府诗的范式,以描写奇异风光和自我感受为主,大大地拓宽了边塞诗的内容,这正是他力图超越当代诗人的地方。《彦周诗话》曾经有这么一个评价岑参诗歌:
岑参诗亦自成一家,盖尝从封常清军,其记西域异事甚多。如《优钵罗花歌》、《热海行》,古今传记所不载者也。
——《彦周诗话》选段
岑参诗歌里写到的热海和优钵罗花都是许多传记里面都不记载的,是岑参到边地所特有的自我的感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岑参是超越了时代。
十 仕途畅通的代表:晏殊
从文人参加科举考试到文人入幕,他们的初衷都是一致的:仕途亨通,身居要职,为最高统治者服务。在唐宋时期,若举仕途亨通的代表人物,非晏殊莫可。
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后,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
从上述的简历来看,自晏殊14岁科考中第后担任的官职便接踵而至,五十年间仕途均为平稳,一生几乎就没有经历过贬谪之遇,最后官职宰相,所以被称作叫“太平宰相”,真可谓是仕途畅通。然而在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并无太多足以彪炳史册的政治建树,如今让众人对晏殊交口称赞的则是他的知人善任,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皆出其门。其门生欧阳修在晏殊去世后这样评价他的一生: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宋 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词》选段
一个人仕途畅通,会对他的文学创作带来影响。晏殊诗歌没有他的词出名,晏殊在文学方面最出名的是他的《珠玉词》139首。
晏殊继承南唐冯延巳余风,令词居多,虽内容单调,但词风特为婉丽,对宋初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在他139首《珠玉词》中,可以发现基本上都具有富贵闲雅之感,符合晏殊五十多年仕途畅达的这么一种人生领域,所以我们说晏殊是中国古代文士的一个在仕途方面亨通的典型代表。
这里需要顺便谈到的是,纵观晏殊的139首词,寿词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晏殊的寿词通常写歌女或者家人怎么给自己祝寿。
这个现象十分有趣,为什么晏殊这么喜欢人家给他祝寿呢?其实这恰恰折射出晏殊有一种死亡的恐惧意识。他没有仕途受挫文人的深刻的愁怨,唯有人生短暂、富贵难存的淡淡忧伤。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做官是他们目标,而做高官更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可是晏殊现在已经官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还如此忧虑呢?因为人当拥有一切的时候就想长期地拥有,可是人的生命不是由自己掌控的。而至于什么时候死,又是不能事先预知的,所以晏殊时常有一种面对死亡的担忧。而为什么晏殊总是喜欢歌女给他祝寿呢?因为晏殊就害怕自己哪一天生命骤然截止,而不能享有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总是希望人们祝自己长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晏殊的词里所读出的淡淡忧伤: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宋 晏殊《浣溪沙》
此词虽含伤春惜时之意,却实为感慨抒怀之情,悼惜残春,感伤年华的飞逝,又暗寓怀人之意。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
这就是晏殊的死亡恐惧意识。人生短暂、富贵难存的淡淡的哀伤,是他身居高位,幻想长期拥有而又恐惧哪一天失去的一种典型的心理折射。
十一 人生得意之知赏(上)
人生得意须尽欢,“金榜题名”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得意之事的一个。如果人生得意之时再加上有人能够理解你,那是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知己”用现代汉语通俗的表示就是就是指他者能够进入我的内心,洞察我的肺腑、理解的我志趣、抱负和思想,因此遇到知己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中国的谓知己,从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绝唱就开始了,《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对此的评价: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选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人对“知己”难求的感叹: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论语》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宋 晏殊《山亭柳•赠歌者》
知己一时已然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内心一份雅致而又深邃的情结。这份情结延续了上千年,也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中国人的心中。所以说知己这个词,它不仅仅是理解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古典情感与现代意识的交接点,引人细细品味,也引人深深的思索。
知己可以有若干个层面的解读,第一个层面便是知赏。
知赏与文人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立功立德的传统密不可分,它是“知己情结”中比较官方的、比较功利的一个部分。士阶层中的主动进取跟被选择的矛盾正是知赏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士阶层在逐渐地膨胀,可另一方面入仕致用的途径又变得更加地狭窄,所以士的被动性、被选择性就更为突出,所以他渴求知赏的愿望也就越发强烈。惟其有相应的德行与才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推荐与提拔,他立功立业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所谓的“知赏”就在于此。我们可以举一例子来看。
之前谈到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这并不等于李白不想上进。文人总是渴望被人赏识,然后进入为官的行列,而对文人来说,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资本便是才华。文人因自己文学才华而获知赏的第一人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和李白同样来自四川人,因写《子虚赋》而获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到了汉武帝身边之后又写了姊妹篇《上林赋》,于是就被封为郎官。
李白在四川待了将近二十年,对自己的文学才华也是非常自信: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唐 李白《赠张相镐》
在成都李白拜见了当时任职蜀中益州长史苏頲。苏頲对李白有这样一番评价:
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如比肩也
——唐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苏頲对李白赞赏有加,因为都是蜀中之人,因苏頲将李白与司马相如相比。于是李白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夏天经过襄阳,拜谒了荆州长史韩朝宗。此时李白还处在一个辅弼朝廷无门,报效邦国无路的状态。虽然这个时候的李白只是一介布衣,但他毕竟已经行过万里路,游历过长安皇都,而且跟玉真公主有过结交,跟贺知章这样的宿儒亲密接触,再加上自己挟裹在浪漫情怀中的豪放天性,于是李白就写出了这篇“文气骚逸,词调豪雄”的《与韩荆州书》,放在今天来看这一封信是李白的“求职信”,开篇便提到: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李白对自己要去拜谒的韩朝宗评价颇高。李白随后在这封自荐信里又写道: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少年的武工,而立的文采是李白自负的资本。李白由继续在信中毛遂自荐,表示这么多年以来,你韩朝宗对崔宗之、房习祖等人,或以才名具知,或以清白见赏,而我(李白)自认为我的才华和学识都不在这些人之下。而李白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
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
李白的信发出之后,我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现那个“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的韩朝宗为李白做了一些什么。想必韩朝宗在嘴角微微的一笑之后,这封流传千古不朽的篇章就被他被随手扔进废纸篓里面了。事实上李白从没有被接纳在韩朝宗阶前的“盈尺之地”而从此“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但是韩朝宗本人以及他的祖祖孙孙却要好好地感激李白。如果没有李白“光焰万丈长”的文章,至今谁还识得你这个韩荆州?
因此在历史的大河大浪里淘沙,最后经常会给我们留下一些沉重的思考和黑色的幽默。
十二 人生得意之知赏(下)
韩朝宗虽然没有荐举李白,但李白这封自荐信里面说,平身“但愿一识韩荆州”,这就表明李白是渴望得到提携的,只可惜最终韩朝宗没有知赏他。
不过李白终究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韩朝宗没有知赏他,可最终唐玄宗知赏他了。天宝元年(742年)秋天,通过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且待以隆重的礼遇:
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
——唐 李阳冰《草堂集序》选段
劳烦堂堂一大唐王朝的国王亲自迎接,且亲自做好吃的赐食,可见当时李白所收到的待遇非常高,不仅如此,唐玄宗还命李白供奉翰林担任翰林大学士。李白正是得意至极,应召入京的时候颇为踌躇满志地写了一首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唐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李白因得到了唐玄宗的知赏,因此有心想作一番事业来报答唐玄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只是唐玄宗虽然把李白诏进京来,李白也是供奉翰林了,但唐玄宗只不过是想把李白作为一个文学侍从,给他与杨贵妃两人谈情说爱来写写助兴的歌词。李白在诗歌中将杨贵妃描写得非常美: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唐 李白《清平调》
但是唐玄宗对李白的职业定位仅止于写写这样的诗词就足够了,做好为帝王诗的职责即可。可是李白想歪了,想多了,也想错了。最终李白在京城没待多长时间,就被赐金放还了。
我们刚才谈到了李白的自荐信是想说明,文人总是想渴望得到某些上级的知赏,而这一种意识就导致在古代出现大量的干谒诗。我们可以举一首来说明这个现象。
唐朝有一个叫张碣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叫《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唐朝的时候以洛阳为东都,东都的宫女日日夜夜在盼望君王巡幸洛阳,希望自己有机会承恩受宠,可是转念一想又陷入了绝望。因为君王即使东巡,也会从长安带来他所宠爱的美人,自己仍旧没有机会,最后以致于懒于梳妆打扮,整日的双眉紧锁,也不再上高台眺望了。
表面这是一首宫怨诗,而事实上另含深意。按照《唐摭言》的记载: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阔,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攀至整下。湘主文,安石摧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讽刺之。
——五代 王定保《唐摭言》卷九选段
张碣写这首诗歌乃是为了讽刺高湘。高湘回长安的时候路经连江,邵安石将自己写的诗文呈献给他,很受赏识。于是高湘便将邵安石带到长安,后来高湘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邵安石得以及第。章碣在诗中以望幸的宫女来比作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不第举子,以君王比高湘,以美人比邵安石,暗寓褒贬,语含怨愤。但是话又说回来,章碣的怨恨其实并没有多大道理,因为高湘所为,也算不得什么科场的舞弊,并没有违犯什么原则。
事实上在唐朝科举考试的时候,行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幽闲鼓吹》中记载了一段白居易上行卷诗的有趣故事:
顾况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唐 张固《幽闲鼓吹》选段
据说白居易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向顾况行过卷,到了都城拜见顾况,而顾况恃才傲物,以“长安物贵,居大不易”来嘲笑白居易。长安的物价东西很贵,想在长安住得舒服也不容。可是读了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后,顾况马上改变口气了,赞赏靠这句诗住在长安方便多了。或许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在唐代行卷是普遍的现象。
之前曾经讲到朱庆馀向张籍行卷,同样,文人向自己的上司或者其他的高级领导提出请求,希望对方汲引自己、提携自己,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说孟浩然写过一首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张丞相即是张九龄。孟浩然借这首诗希望张九龄能提拔一下自己。孟浩然为自己在这样盛明的时代,不能出来为国家做事,感觉到羞耻。可是我却要渡过没有舟辑代步的洞庭湖,就好像我想做官却苦于无人引荐,最终孟浩然还是渴望张九龄能知赏自己。
宋代有一个词人叫陈人杰,他是宋代词坛上最短命的词人,总共只活了26岁。他留给后人一卷《龟峰词》31首,全以《沁园春》为词调,在两宋词史上用调方式罕见。他写过一首词:
昔刘叉未有显称,及以雪车、冰柱二篇为韩文公所赏,一日之名,遂埒张孟。予尝得叉遗集,观其余作,多不称是。而流传至今,未就泯灭者,以韩公所赏题品尔。今才士满世,所负当不止叉如,然而奖借后进,竟未有如韩公者。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诵山谷之诗,不觉喟然。因作思古人一曲。他时傥遇知己,无妨反骚。
不恨穷途,所恨吾生,不见古人。似道傍郭泰,品题季伟,舟中谢尚,赏识袁宏。又似元之,与苏和仲,汲引孙丁晁李秦。今安在,但高风凛凛,坟草青青。
江东无我无卿。政自要胸中分渭泾。叹今人荣贵,只修边幅,斯文寂寞,终欠宗盟。面蹉长江,目迷东野,却笑韩公接后生。知音者,恨黄金难铸,清泪如倾。
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比原文还长,希望借此能够让读者明白陈人杰为何填这首词。首先陈人杰交待了背景:当年唐朝的刘叉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将《雪车》、《冰柱》两篇诗献给韩愈那里,获得了韩愈的激赏,后来一日成名。而在当时陈人杰来看,刘叉的作品实在不敢恭维,他之所以出名,无非就是因为受到了韩愈的举荐。
事实上我们知道刘叉在唐代是一个另类的诗人,这个人很有江湖豪气。他虽然受到了韩愈的提携,但是后来他又觉得韩愈这个人总是给其他人写谀墓文章(通过给他人写墓志铭赚钱谋生),于是索性就自己拿走这些钱,看来刘叉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另类诗人。
陈人杰就说了,刘叉的成名不过就是因为韩愈的提携而已。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文士都是因为有一个相对知名的人士为他提携、为他举荐。陈人杰在这首词里面还谈到了苏轼提携秦观、晁补之等人(又似元之,与苏和仲,汲引孙丁晁李秦)。因此他说:“不恨穷途,所恨吾生,不见古人。”
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如果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上者或在高位者的知赏,自己就能够获得提拔与重用。所以知赏情结是古代文人一个重要的内心隐蔽心理。
十三 人生得意之知音
作为知己情结的第二个方面是知音。
知音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信任。如果说知赏情结带有更多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的话,知音情结则相对更有诗意、更深邃。
关于知音最易联想的便是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而真正的“知音”在于庄子笔下的“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庄子•大宗师》)。它不需要任何言语而能达到心灵的共鸣与精神的契合,知音双方处于平等而共融的环境之中。
知赏的双方往往是不平等的:有一方在上,另一方在下,下者向上者求助,所以才会出现干谒诗。可是知音就不一样,双方是平等的。在屈原看来,知音应是: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
——先秦 屈原《九歌•少司命》选段
若是联想到知音,最典型的莫过于唐代文人中的元白之交了。元稹(779-831)与白居易(772-846)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其情至深、其意之厚,在当时的文人当中罕有其匹。
元稹和白居易相识大约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这一年白居易作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从一开始就这么说: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唐 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选段
随后,白居易自注一句:
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
这一年,白居易33岁,元稹25岁。
白居易和元稹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我们可以按照时间顺梳理一下:803年,两个人同科及第并担任校书郎;809年,白居易在长安授官翰林学士,元稹任监察御史;810年,白居易改授京兆尹户曹参军,元稹贬江陵士曹参军;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元稹改授通州司马;820年,白居易在长安任主客郎中,元稹任祠部郎中;829年,白居易于元稹同时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人一起登科,一起在朝任职,同年被贬,同年生子。相似的经历,一样的文学素养,把他俩紧紧地连在一起。二人成为挚友后,无论谁在哪里,赠、寄、酬、唱、和、答诗总是不断。大和二年(828年),元白二人共同编纂了唱和集《因继集》十七卷。
元和十年的八月,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去江州的船上他总是在看元稹的诗来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他的诗《舟中读元九诗》是这么写的: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闇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白居易在诗里就以“灯残”和“眼痛”来表示,自己彻夜在读元稹的诗歌。
白居易是在元和十年八月被贬江州的,而元稹早白居易被贬江州五个月,他在这一年的三月被贬为通州司马,到达通州后不久便染病了。在夜里元稹听到自己的挚友被贬的消息之后,震惊得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元稹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里面如此写道: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不久以后白居易就收到了元稹的这首诗,立刻被好友的关切之情所打动,于是他又给元稹回信。在给元稹的信中他十分动情地说:
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际,不暇及他,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唐 白居易《与元微之书》选段
这首诗就是不相干的人读了都会感动得不忍再看,何况是我(白居易)呢?我直到现在每逢看到它,我(白居易)的心里都会凄恻难忍。
而元稹接到白居易的书信之后当即就哭了,吓得妻子儿女惊慌失措,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唐 元稹《得乐天书》
这两个同被逐出京城的“天涯沦落人”患难之中相互慰藉,其情、其意、其怜、其爱,就是同胞兄弟也不过如此。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在元和四年,元稹到东川出差,白居易还在长安,可是两个人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这一天竟然各自写了一首诗。这一天元稹恰巧到达梁州,所以在诗里说: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唐 元稹《梁州梦》
在诗里,元稹夜里做梦时梦见白居易,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到曲江去游玩。可是这一天白居易等人也的确真的去曲江游玩去了,在白居易与众人喝酒的时候想起了元稹,于是白居易就写了一首诗: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唐 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白居易计算得如此准确,那一天元稹就真的到了梁州,长安、梁州山水相隔,白居易跟元稹两个人的心理感受竟然如此一致,不得不说这乃是千古奇闻佳话。元白这两个人交情真是没话说!
在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抒发了自己与元稹的交情:
……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
——唐 白居易《祭微之文》选段
二个人“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他们两个人如胶似漆般的情谊,并不因政见上的不同而削弱,所以说这就是知音。
白居易和元稹都是男性,如果对方是女的,那就对方就是自己的红颜知己了。白居易在写《琵琶行》的时候说: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唐 白居易《琵琶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白居易和琵琶女也是知音。这里的知己之感就有一种共通的身世命运的深悲,但也正是这一曲琵琶给了江州司马以心灵的慰藉。
柳永曾写过:
此去经年,饮食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风情,更与和人说?
——宋 柳永《雨霖铃》选段
与何人诉说呢?柳永告诉了答案:与青楼歌女说。青楼歌女就成了词人诉说衷肠的对象,也成了词人的知己。她们的存在使词人在风花雪月中不显得孤单,所以她们的柔情与义气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这样的知音很难得,岳飞在《小重山》里面说: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宋 岳飞《小重山》选段
身系家国安危而又不为所容不被理解的沉重,岳飞于是就化作对高山流水知音的企盼,但是显然的岳飞的悲剧是彻底的,因为知己太难求了。因此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赠给瞿秋白之词)。
我们谈人生得意,就是能有人理解自己,就是对知己的渴望,但是知己难遇。那知己为什么难遇呢?
难在曲高和寡,难在音书垄断,难在以意逆志。
正因为“知己”的难得一遇,人生得一知己的快乐便得以凸显,而“他乡遇故知”又尤值得庆幸。在人最落寞、最孤独、最失意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理解自我的人,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吗?伯牙与钟子期能成为知己,在于他们的相知。两人的情意不仅仅局限于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慰藉,更在于两者精神世界的高度一致,两个灵魂相融相通。所以比知己更高的境界,是知己与知彼的双向进行,就是所谓的相知。
相知要求人与人的精神及个性的差异要达到最小,精神世界的高度达到统一,双方之间能够达到完全的信任与认可。而这个是需要机缘,也需要时间。
《论语》里面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问答: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如果把这种知己意识引申到现在社会,那么更加实用的涵义便是要互相理解,我们无法做到古人的豪言壮志,“士为知己者死”。但至少可以试着推己及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无论是对朋友的肝胆相照,还是对亲人的将心比心,甚至是对陌生人的理解关怀,都是我们在践行亘古以来的知己传统。惟有怀着慈悲而善意,知己之乐、相知之乐才会油然而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愿各位拥有好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