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中央委员有感

　　

　　我自1982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开过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此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秋，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在京西宾馆。这个宾馆有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会议室，用来开会比较方便。

　　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的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我想起我曾以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宴请过日本女演员中野良子，她在影片《追捕》中饰演真由美。她不但称赞而且模仿邓小平走路的样子，她说邓走起路来挺着胸，很有气度。我想这与邓的部队工作经历有关吧。中野良子很关注社会与政治，她访华的时候拿着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推介信件。她后来与白桦也颇有往来。

　　在1983年讨论城市经济改革问题时，有一位党内的理论家在小组会上提出，说是领导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判断从马恩著作的原文上找不到依据。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人置理。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位有高级别的理论家会说出这样天真的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难道只有马恩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讲过，学马克思，是要有的放矢的，马恩原文是箭，中国实情才是靶子。那么，原文，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契机，结合中国实际运用成功，才算是掌握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自己没有说过要什么紧?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发展了，运用了，成功了，有效了，总结出来了，认可了；这样的理沦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再说白一点，马克思没有说过，但是已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反复证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概括，一句话，是毛泽东说过或邓小平说过了，大家赞成，也确实符合实际，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相反，即使马克思说过的话，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证明已经失去时效了，为我党所搁置不用了的，也不能算马克思主义。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来的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沧州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作“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他告诉过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由于保密严格，闹得家属不知就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吓得不轻，开完全会才放下了一颗心。这么比，我参加的中委会就相当轻松了。我常常看到在小卖部前人们聊天，包括有些特殊经历的人也在那里说说笑笑。晚餐后的电影放映与歌舞表演也都很放松愉快。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作“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11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

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的作用，出言难忘。

　　那个阶段广东各项改革走在前面，有些相对超前一些的做法。我在会议上见到广东的领导干部，颇有不同之感。遇到大力推动改革时，大家去广东学习先进经验；遇到侧重解决改革中的失误困难时，又时而传出广东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上怕政策变的各种说法极多，如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某些高级干部中也用这种说法开玩笑。广东的文艺人说广东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还有北京的文艺人说，逢单年(指八一、八三、八五……)怎么怎么整顿，逢双年(八二、八四、八六……)怎么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摇摆。这么大一个国家，搞了多少年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现在一下子改革开放急于发展起经济来了，谈何容易!

　　中央全会上要通过文件，这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倒也是进言尽责的机会，除重要内容外，对于文字、用词、结构直到标点符号我都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而且采用率不算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意见都在文件定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参加中委的十年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中央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同时，我必须反省，必须承认，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象与修辞。迷恋风格、个性、创新、才华、推敲、抒情、游戏、俏皮、眼泪与微笑、善良与天真、爱心与浪漫、小人物的情怀、日子的五光十色……而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此词出自《红楼梦》对于王熙凤的描写)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与韧性。一句话，我缺少的是力量，是拼老命的精神，是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而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执政兴国，献身领导指挥，不珍惜、不善用、不保持一定的力量一权力是不现实的。而我在力量、权力的问题上，总是那样地宁可失之清高，失之无为，失之清风明月，失之斯文酸腐。就是说，我有时怯于权，羞于权，腼腆于权，心虚于权。文人，作家，而且自以为是个好作家的身份认同，始终拉着阻挡着我不要太较真于计较于争夺于权与力。说下大天来，写小说比当领导逍遥自在舒服得多。抱歉了，对不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上级、师长与同行们，我的面太宽，我的线太长，我的爱恋我的关注我的兴趣太宽泛又太个人太投入了。努力将一切都做到最好的结果必定会使你们哪一个哪一方面都不解气。

　　然而，这才是我。

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据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老人(1918年生)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鼓楼饭店老屋在1990年前后拆除。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19号。据童恩华老人(1923年生)证实说：“1937年我14岁，家住在玄武门。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后岗11号；我经常去姨妈家玩，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日军占据房子开妓院。”

　　城中部地区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等地。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初，有朝鲜籍慰安妇4人。其他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

　　“汤山慰安所”。汤山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有温泉，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又是南京外围的重要据点。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据经友发老人(1924年生)、刘幸福老人(1925年生)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在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两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也办了两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

　　

　　日本军方对南京慰安妇的“管理”与摧残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名目繁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兵传染性病，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当局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内容有：(1)卫生检查：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2)使用规定：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套工具等；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号牌制度”，在部队中特设“补给副官”，其主要使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3)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不许随便外出，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上交日军军方；慰安妇若怀孕，则杀子留母；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等。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根本不被当做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

　　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又找到了一位活着的中国籍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于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不识字。约在1940年她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5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当地老百姓称这家慰安所叫“大婊子院”，汤山还有一家“小婊子院”――另一家慰安所。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她被日本人搞坏了身体，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

　　朝鲜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在1939年8月她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拔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进，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南京下关一家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那家慰安所，他所叫出的慰安妇的号头正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最后双双自杀。

　　南京的慰安妇们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做“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1944年六七月间，云南的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俘虏了4个朝鲜籍慰安妇，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东云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腹部隆起，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取出死胎，战后被送回朝鲜，摘除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没有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在南京查证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东云慰安所旧址。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胁迫成千上万的多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任何人妄图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