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应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

根据有关报道，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在对进口铁矿石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中表示，来自巴西、澳大利亚的进口铁矿石产品低价销售，对国内铁矿石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铁矿石产业不仅产能急速下滑，更有大量企业因严重亏损关停，目前国内90%新建矿山遭遇调整、延期和停滞，行业投资规模骤降：2015年和2016年1-5月，铁矿业民间投资分别为1181亿元、240亿元，同比下降21.4%、32.7%，下降幅度在全国各行业中排第一位……毋庸否认，这一切冲击都是真实的；但从国民经济全局、乃至国内铁矿石产业自身长远可持续发展来看，上述情况并不能构成对进口铁矿石发起反倾销的理由，铁矿石反倾销还是鸣金收兵为好。

首先，国内铁矿石行业需要理解，进口矿是否构成倾销，不能以其售价与中国生产成本相比，也不能与其国内售价相比，而是只能与其生产成本相比。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因素，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生产成本本来就比国内低很多，在整个初级产品市场步入可能延续多年的熊市后，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上述生产国货币汇率显著贬值、能源价格暴跌导致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等因素还会推动这些国家的总成本加速下滑。无论他们是否诉诸反倾销手段，都无法扭转经济周期，无法改变资源禀赋，对改变他们当前颓势都是徒劳的。

其次，就整体而言，中国并不是沙特、南非那种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产业的国家，而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是初级产品产业，而是下游的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等下游产业的成本。在2002-2011年间世界性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初级产品行业的利润率固然大大提高，却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步入熊市，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并非灾难，而是解脱的福音；企图强行将中国经济固定在初级产品牛市的不利地位上，这个目标本身从根本上就错了。

在《国际贸易》2013年8月号发表的论文《解析煤炭进口限制之争》中，我考察比较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与其它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选择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有3个行业与煤炭产业存在直接的上下游关系，即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且消费煤炭占煤炭消费总量比例超过一半，能够比较充分地显示煤炭业与下游工业利润率此起彼伏的关系，另外三个行业则分别代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资本密集度较高的机电制造业。结果如下：

2002-2011年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5.62%（2002年）-8.31%（2010年）之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从2004年起一直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05-2011年均为两位数，最高接近全国总体水平的3倍。在全部近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这10年间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烟草制品业三大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能够达到或超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水平。

相比之下，其它代表性行业，无论是基础设施行业、基础产业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抑或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其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04-2011年间均难以企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水平。在这10年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体趋向下降，只有2002、2003、2005、2006年四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体趋向下降，只有2003、2004年两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2004、2005、2007、2010、2011年5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仅2011年一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没有一年达到全国总体水平。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情况较好，凭借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的地位，2008年以来连续4年成本费用利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最高时也仅相当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一半左右。

由此不难看出，初级产品牛市期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必然导致下游制造业发展动力耗竭，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言，这绝非佳音，上游初级产品大幅度降价才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煤炭与制造业的关系如此，铁矿石与下游产业的关系也一样。

第三，即使希望把暂时的进口壁垒作为保护国内产业的短期工具，进口铁矿石反倾销的思路也完全错了，因为总体看来，目前国内情况更困难的不是上游矿山企业，而是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我整理了2011-2014年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资产负债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两项指标，如图表所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资产负债率都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体水平8个百分点以上，成本费用利润率低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体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资产负债率则始终低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体水平，成本费用利润率除2011年一年外均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体水平，直到2014年仍高于2011年。既然作为下游产业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资产负债率高于上游矿山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则更低，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惜恶化下游钢铁企业的困境而保护上游矿山企业？

第四，从调整的难度来看，也是矿山企业相对容易。无论是上游铁矿石企业，还是下游钢铁企业，我都主张抓紧时间调整，而不是企图诉诸贸易保护；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困难产业调整中最麻烦的下岗员工再就业问题，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相对较好，再就业难度不算大；如果拖延调整，那时候再就业的难度就要大很多了。

进一步前瞻劳动力市场走势，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从其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的变动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形势摆脱了一度的下滑，从2016年第一季度的1.71上升到了2016年第二季度的1.93，亦即平均每个求职申请有1.93个岗位需求，整个第二季度智联招聘全站在线招聘需求同比增长21%，表明劳动力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形势总体良好。时不我待，如果错过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还不错的窗口时期，劳动力市场形势恶化，再就业难度就要大很多了。如果一部分目前还需要在国内招聘劳动力的企业及其业务届时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我们可能就要永久性地丧失这些本来可供安置去产能行业下岗员工的岗位了。

萧条产业下岗员工跨行业再就业，最大的损失在于其人力资本损失，包括在原来行业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等等；而与矿山企业相比，显然，下游钢铁企业员工所需专业知识、技能更多，人力资本价值更高。在我们面临选择，要么是保护铁矿企业而导致钢铁企业就业损失更多，要么是不保护铁矿企业而导致铁矿企业就业损失更多，前者显然更为合理。

不仅铁矿石、煤炭，在当前的初级产品熊市期间，我们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发行业面临是否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选择，对此，我们需要牢记，扩大进口初级产品、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农、牧、林、渔业资源，还是矿产资源，都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国许多资源的供需之间存在无法弥补且日益拉大的巨大缺口，也是因为我国不少初级产品资源数量虽不少，但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从铸造国内产业总体竞争力的视角考察资源状况，资源开发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比资源拥有量更有意义；也正是从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角度看，我国许多煤炭、石油、金属资源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发价值，取得海外适用、优质原料远胜于株守国内低品位资源。考虑到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还需要结合国家安全战略，保留部分资源的战略蕴藏，充分利用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更大了。

在更高的国际竞争战略层次上审视，我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为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经济发展目标已经不能不从昔日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止“被赶超”。我们要组织、发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让后发发展中国家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升级服务，为我国的继续“赶超”服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不是与我国展开“流血竞争”，沦为其它大国狙击中国的工具。正是在这一点上，扩大铁矿、煤炭等初级产品进口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为，通过扩大煤炭等初级产品进口，我们一方面可以直接间接抬高与我国存在潜在或现实经济政治竞争关系国家国内能源等投入品的价格，亦即抬高其国内制造业的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诱导其国内资本、高素质劳动力为追逐较高收益而大量涌入初级产品部门，而不是进入制造业与“中国制造”竞争。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