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存在之思的_原始意义_中西元典的文学精神与艺术阐释

寻找存在之思的“原始意义”

——中西元典的文学精神与艺术阐释

吴秀明陈林侠

[摘要]元典是一个民族最具生发力的文化内核，　它的精神价值在应对世俗挑战时往往能

得以充分的彰显。西方文学对元典的追溯与体认，因有深厚的“两希”传统和宗教背景，能持

久地激活本民族的想象，并积极参与当代价值的构建；即使在后现代语境中，“两希”传统仍发

挥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而中国由于整个时代社会的原因和文化源头自身的因素，元典却屡

遭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２０世纪呈现出明显衰退的迹象；这种情形在当前的历史小说尤其是新

历史小说中就可找到不少例证。中西元典在当代文学中的不同意义及其精神阐释的差异在文化

语境、思维方式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均有呈现。

[关键词]中西元典当代文学文化语境思维方式叙事策略

[作者]吴秀明（１９５２—），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陈林侠（１９７２—），男，四川江油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

在公元前６世纪左右，亚欧大陆上的几个文明民族陆续进入了创造力空前的“青年”时期。随之，它们集中涌现出了一批凝聚该民族既往记忆和原始意象、具有极强原创精神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经》、《佛经》，我国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波斯的《古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希伯莱的《旧约》、《新约》，等等。这些元典由于“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原型，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

〔１〕是一种开放性的框架，而并非封闭式的教条”，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一个民族最具发生力的精神内核，

甚至构成整个民族文化记忆的基本原貌。故而，元典的潜在价值在应对世俗挑战时往往能得以充分的彰显。当海德格尔发现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遗忘“存在”时，便力图辩明形而上学的前传统，回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元典之“思”与“诗”（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希腊思者和荷马、索福克勒斯等早期希腊诗人）那里，揭示出早期希腊思想就是原始的“存在之思”。于是，“思想

〔２〕以的道路要实施‘返回步伐’，要回到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去思存在之原始意义”，

元典的“再开端”传达出对西方形而上学纠正的努力。与之相似，鲁迅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探寻民族新生〔１〕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的近现代意义》，见《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８页；冯天瑜：《“元典之树”何以常青》，见《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７页。

〔２〕孙周兴：《在思想的林中路上》，见《海德格尔选集・编者引论》，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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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时，也曾把目光深情地投向文化历史源头——遥远的先秦，并进而以融史实、神话、寓言于一体的《故事新编》，极具震撼力地勾勒了张扬生命热力的文化哲学的构建理想。

但是，“篇章本身并不等于是圣典，也没有一个篇章会自行成为圣典。只有当一个篇章被看成圣典

〔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时，只有当某一民族或社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看待它时，它才成为圣典。”在

现代转型的２０世纪，整个社会以批判传统文化、倡扬西方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转折点，处在一个离异本民族元典的西方文化再　“开端”阶段。尽管从上世纪２０年代起，面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呼唤不绝如缕，出现了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玄学与科学的论争，试图接续断裂的民族文化之根的８０年代寻根，９０年代的“新儒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等等回溯文化元典、感应民族身份的文学思潮，在创作上，也有杨书案、孙皓辉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接连

〔４〕但从总体上讲，它们并不占写出《孔子》、《炎黄》、《老子》、《大秦帝国》等多部长篇历史小说，

主流地位，相反，在整体时代精神气候的影响下，元典却屡遭沉重的打击，在民族精神格局中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甚至在文学记忆中逐渐褪色。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些年来出现的《孔子》（李冯）、《重瞳》（潘军）、《东巡》（张伟）、《子贡出马》（商略）、《孟姜女突围》、《吴越春秋之西施外传》（卢寿荣）、《刺秦》（瞎子）等一批探寻民族之源的作品值得引起注意。它们对元典颇具先锋超验想象的“另类”写作，为当代历史叙事拓展新的艺术空间的同时，也对文学如何追溯与体认传统，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文化寻根和精神承续提出了挑战。而相形之下，西方文学恰恰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约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以及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等等堪称经典。即便是在后现代语境中，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两希”传统，也并未被简单隔断，而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为什么中西文学中的元典遭际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它是偶然的，还是具有某种深刻的必然？

　一、考察元典的文化语境：仰视与解构

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植根在形而上学的困境之中。强调形上之思的现代主义，不仅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极端孤独的精英之路，而且从根本上丧失了实践价值。它呼吁非理性，却证明了理性的顽固、逻各斯主义的强大。后现代思潮的崛起与这一困境有密切关系，解构主义将锋利的解剖刀率先指向了传统。它既反对“艺术品是一个有机体”，也反对“人类生活是一个逐渐显现其命定的意义”说法。由此波及开来，自然也涉及到历史观，涌现出以葛林伯雷、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历史是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附加的结果，仅存在于对它的阐释；历史既是一个空空

〔５〕荡荡的不断重复的现在，又是一个未来的预期叙述。

然而，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它们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将逻辑学范式推进到现象学范式，虽更新了思维观念，但并未真正否定作为精神传统的文化元典。“两希”　的人文精神非但没有像形而上学那样成为解构的靶子，相反在批判目前的生存状态中扩展开来；而西方新历史主义，主要则被视为是历史学科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如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说）以及强调话语权力的一种批评理论。实际上，西方当代文学所揭示的生存状态与“两希”传统的元典精神构成了一条〔３〕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宗教名誉教授史密斯语，转引自冯天瑜：《“元典之树”何以常青》，见《人文论衡》，第１８３页。〔４〕又如山东作家曹尧德的《孔子传》、《孟子传》、《孙子传》、《屈子传》、《大禹传》等等，山东作家曲春礼的《孔子》，李亚东的《老子》，等等。

〔５〕参见希利斯・米勒著：《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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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线索，在“厚古薄今”氛围之中无形地形成了一种仰视元典的崇敬姿态。如被誉为现代主义“圣经”的《尤利西斯》，它取材于《荷马史诗》，但又对之进行了现代性的重构：尤利西斯指称着英雄奥德修斯；寻父—漂泊—归家的情节设置也完全对应史诗故事。乔伊斯以《荷马史诗》为潜在文本，猛烈抨击现代人空虚的情欲、萎缩的灵魂；这与史诗原型高昂的人文精神、浓烈的英雄情结形成了强大的反讽效果。元典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的生存困境，作家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晚年一连写下了《亚当日记摘录》、《夏娃日记》、《伊甸园的一天》，从亚当、夏娃以及蛇三个视点重写圣经故事。尽管在叙事上，作家运用个人想象大胆改写了圣经中的三者关系，充满了游戏滑稽的情趣，如亚当对夏娃的喜剧性反感，但就精神而言，作家并未背离圣经中的宗教信仰，对人类始初的再次追问更折射出浓厚的人本意识。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就干脆塑造了一个现代“基督”，将《圣经》中基督的种种细节故意错位挪用，移植在主人公毕利・皮尔格姆身上；在一片非理性的荒诞中，戏弄嘲笑了这个现代的“基督”。这颇有后现代的拼贴戏谑成分。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与知识储备，《圣经》与《荷马史诗》等西方元典并没有彻底变成现代的翻版，原教旨主义的基督精神，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恰恰成了唯一的拯救前景。

这个中原因颇值玩味。简单地说，西方“两希”传统是从两个层面达到了对人类本质和人性本真的深刻理解的。毋庸置疑，古希腊—罗马文学强调原欲，蕴含着张扬个性、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希伯莱—基督教文学则重视理性、提倡禁欲主义和宣扬来世，而把人的生命价值寄望于天国。然而，西方历史证实了两者汇合的必要性。古罗马人由辉煌到荒淫、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从高昂到沉寂，从各自的极端说明单一发展的不可能。于是，“两希”传统在后来文学中的分界就变得复杂起来，如《尤利西斯》以显在线索对应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另外隐藏着一条线索则遥远地回应了希

〔６〕宗教信仰原本就具有深沉的人本意识，伯莱的《圣经》。神抑或上帝集中了人类对自身美好品质的

综合与抽象，表现了人类对人性的理想之境无比羡慕与憧憬。正如有学者所说：希伯莱—基督教文学一方面表现出对人性本质追寻趋向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上的进步与升华，同时它也纠正了强调感性肉欲的偏差（希腊、罗马式的人性理解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一味放纵原欲，也未免显得过于原始、片面和肤浅）；另一方面，对上帝的崇拜又表现了对自身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这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而古希腊—罗马文学所张扬的世俗人本意识恰如其分地弥补

〔７〕由此，了这一缺陷。“两希”传统形成的文化之流具备了异常完整的两位一体，所构筑的庄重坚实

的人性殿堂已成为作家的一个潜在的写作平台。即使是解构主义，也难以撼动以人性／人文精神、神性／拯救热望组成的钢铁长城。况且，在宗教传承方式的辅助下，希伯莱—基督教文学彻底浸入到西方人的文化肌理与思维习惯，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每一个西方人；尤其是，由于扎根在个人信仰与家庭生活中更显得坚不可摧。福克纳曾回忆自己家庭的一个原则：每天早上大家坐下来吃早饭时，在座

〔８〕的从小孩子到每一个成年人，都得准备好一节《圣经》经文，要背得烂熟，脱口而出。

而我国文学界目前对文化元典的呼唤，主要集中在较发达的历史小说文体里。在全球化挑战与经济挤压之下，伴随着强烈的文化焦虑与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渴望，历史小说沿循悠久的史传传统，力图把创造元典的文化名人重塑出来，达到以“人”带“典”的艺术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三〔６〕参见吕争：《〈尤利西斯〉的罪与救赎主题》，见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７〕蒋承勇：《希伯莱—基督教文学的人本意识新解》，《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８〕参见董乐山著：《探索的路上》，九洲图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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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家面临的集体尴尬：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以现代性给全球提供了发展的预设摹本，第三世界国家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之下只能在现代性命题上与西方接轨；另一方面在资本长驱直入的掩护下，西方文化广泛播撒且勃勃滋长，经济的、文化的全球化必然要引起各种力量的抵触。为了避免民族身份的遗忘，对民族元典的寻找就在这种语境下催生。因此，杨书案写作《炎黄》时虽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但他仍然强调自己写作的并非是神话小说而是历史小说，这显然是有感而发。

然而，１９９６年出现的《孔子》（李冯）等作却表现了对文化元典的别样理解。在这里，创造元典的文化伟人孔子和他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与悲壮，被作为一个政客的强烈欲念所取代。这在当下语境中是意味深长的。小说用以解读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武器是人性的自然欲望（如权力欲望、肉体纵欲、金钱欲望、战争嗜血欲望）。作者似乎想说明欲望的合理性，但又透露些许犹豫甚至怀疑。由是，小说也透露出一种消解神圣后的困惑及其对理想人性施以毁灭性打击后的无奈。与西方“两希”传统对人性进行双层互补的透视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元典文化主要是强调伦理至上、拯世济民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不是站在人类普遍共性的高度审视人性。因而李冯用西方人性论思想重塑孔子，其所遭遇的尴尬和困窘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中华元典迥异于西方元典，在２０世纪呈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作家的这方面写作不仅与西方一样有一个古今时间承续的问题，同时更有一个具有现代性内涵的西方文化资源的空间横移的问题。

二、阐释元典的思维方式：神性拯救与世俗困境

正如儒道文化之与华夏文学，古希腊神话和《圣经》之对西方文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后者从西方人与自然交往的感应体验、理解认识的角度共同构成了西方人文艺术的深层沃土：古希腊神话的感性直观、神话思维直接把神灵与人的幸福智慧关联在一起的泛神观念，极大地触发了人的广博的生命智慧，催生了汪洋恣肆的想象；而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莱文化则给世俗的人以神性的提升，使人生存于俗世之中却有一颗渴望神性的心。应该说，它们彼此都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神性诉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文化经济来往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契约与律法关系。在物质急剧膨胀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日益逼仄。曾经在古希腊神话或《圣经》中出现的朴素的存在状况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实的复杂性远非古人能够想象。但是，西方的日常生活仍保留了宗教信仰。此时，宗教和神学尽管让位于科学，却依然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层面影响到人类的精神状态。“神话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由包罗万象的综合形式解体分化以后，它那种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会化为一种深广的思维背景、文化传统及精神框架，从一般文化意识形态的高度影响和制约着人文艺术精神的发生发

〔９〕神话不仅作为一种隐喻存在，展。”构成人类生存的图景，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形成了文学的精神构架。事实上，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两种思维形式，才能真正地守护起生命的意义，一切文学都是在“由人类的希望、欲求和忧虑构成的‘神话世界’中写成的”，“文学就是神话性思维

〔１０〕在这种神性思维的支持下，西方文学对元典的书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习惯的继续”。

当然，在这之中，有不少作家比较注重元典的历史背景，如《特洛伊之歌》（考琳・麦卡洛）、《普罗米修斯》（施瓦布）等等，但大多作家还是选择具有较大自由度的现代元典变体进行写作。因此在他〔９〕马小朝：《论希腊神话和〈圣经〉对西方文学艺术观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１０〕弗莱语，转引自盛宁：《“关于批评的批评”：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文学：鉴赏与思考》，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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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里，作为传统内核的文化元典被生活情境化，出现了语境“当下重置”的现象。文本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于是，古典内容便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现代，并在现实层面上呈现出了积极向外扩张的巨大的阐释能量，如“摩西”三部曲中的《摩西登高》。从叙述语言上说，为了能真实地表达“西印度伦敦式”的后殖民体系，作者塞尔文采用了多语混合的叙述语言，塑造了克里奥尔式的伦敦；就故事情节而言，它写的是五六十年代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黑人摩西以及周围

〔１１〕故而文本反映的现实图景是真实的，黑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同时真实的图景又隐喻了一个更大

的内在的精神格局。甚至移民到伦敦的摩西，与《圣经》中率领犹太人经历艰难逃出埃及的摩西，都能从中形成极富张力的对话关系。总之借助《圣经》，小说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令人警醒的意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磨砺和文明演进，现实的种族歧视、民族屈辱以及摆脱异族奴役的渴望，与人类初始时期的遭遇何其相似。摩西，这个生活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俗的平凡人，却依然充满救世情怀和牺牲精神，充分显示了神性自我救赎的可能。这使小说一下子跳出了现实界域而颇具寓言色彩。这是元典与当代文本精神取向一致的情况。还有许多作品，元典与当代文本之间是错位的，因而它在语境重置方面就走得更远，如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内中有关塞德潘家族巧合式的亲族仇杀的描写，就明显隐含了作者对南方堕落的思考。他曾说：“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我的想象和那种模式（指基督教

〔１２〕由此可见，象征模式——引者注）的框架发生冲突时，……我相信总是那种模式不得不退让。”福

克纳的元典写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当下语境一方面化为寓言，或隐或显地呼应了作为文化传统的元典，这样颇具神性色彩的“两希”传统就可巧妙地纳入到目前的语境中，从而有效地起到了丰富扩容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作家的元典写作虽面对现实，但恰恰也正因有元典的参照和对比，它可通过以古鉴今的方式，更加准确深入地揭示当代人的种种生存困境。更何况，在相当多的作家那里，神性的自我拯救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和人性双重困窘中的唯一选择。

与西方的这种“语境重置”方式不同，中国作家的元典写作更多体现在具体切实的历史还原上。这源自对历史的莫大崇敬和信任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历史化”是一种迂回曲折的自我表达，它给自然欲望的粗暴替换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在目前创作中，以文化名人命名的小说层出不穷。作家们力图通过再现文化源头的社会氛围、历史图景和时代情绪来揭示曾经有过的先圣先祖及其文化精神，完成对元典的追忆。但可能是与现代理性贫乏有关吧，此类作品往往显得比较陈旧，与时代社会存在着隔膜。这种情形就是在９０年代以来的新锐文本中也仍然存在。新生代作家李冯就曾明言：“可让我着迷的是美国作家那种处理现实的能力，到现在仍很着迷。对我来说，现实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广阔领域，与之相比，戏仿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学基本功，可能是脑子没开窍，也可能中国变化太快，我觉得

〔１３〕这里尽管有作家自谦的成分，却也基本符合事实。对此还没有琢磨通。”

不妨这样说，当代中国的元典写作，在整体上的确是处于一种貌似在场实则缺席的困境：它们或难以细辨现实的生存状态，以因袭传统思想来简单地进行民族记忆的修复；或以欲望的世俗，　硬是把俗世欲望塞到了先秦远古时代的古人身上。因此，其元典写作在相当程度上就变成了现实生存困惑的平面化的自我表达，它不但缺乏对时代的纵深式的理性审思，而且也丧失了更为深沉的精神赎救的意义。反过来，世俗欲望的尘嚣日上，也掩盖了需要作家体认的深层次问题。这与西方元典注重世俗社会中的神性拯救大相径庭。

〔１１〕任一鸣：《后殖民小说叙述语言：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登高〉》，《外国文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１２〕转引自上官彦刚：《〈押沙龙！押沙龙！〉人物原型析论》，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

〔１３〕张钧：《迷失中的追寻——李冯访谈录》，《花城》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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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读元典的叙事策略：换喻修辞与互文性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对元典的寻找更多集中在历史小说中。与西方文学割不断的史诗情结不同，中国文学具有异常强大的史传传统。自先秦开始，历史著作就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一支。“早在文化由

〔１４〕在古典文献分类中，官方掌握的时代，其中心就是巫文化与史文化。最初巫、史是合一的。”在汇

集元典的“经”部与汇集小说的“子”部之间，还横亘着“史”部。因此，当西方行吟诗人四处流浪之际，歌唱着当地的风俗与传奇时，便已内在地接续上了由《荷马史诗》开辟的史诗传统；而中国则需要借助特定历史人事与时代氛围这一中介，才能触摸到元典的精神脉络。

不难看出，中国的史传传统对文学本体产生了强大的压力。一方面，历史的事实性极大地钳制了文学不羁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性，也强有力地控制着文学所张扬的感性力量。这种历史惯性同样深深地影响着当代元典的写作。如杨书案写《孔子》时就有一种明显的恋古倾向。作者为了营造历史氛围，往往采用半文半白的拟古体语言，灵动不足而粗陋有余，造成文本的审美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史传传统几乎宿命地规约了作者僵硬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理性的缺席下，对元典的认同和皈依，则常常令人联想到思想的未成熟状态。

出于创新的目的，《孔子》、《子贡出马》、《重瞳》、《刺秦》等等新锐文本本能地排拒了民族传统。我们说，翻案性创作的逆向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对元典进行了颠覆式的重写，但是颠覆时出现的断裂状态，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与当下的某些相通的本质。任何时期的元典寻找以及任何的寻找方式，都蕴藏着传统与当下续接的含义。因此，颠覆性文本在展现作者过于主观和偏激态度的同时，也将元典固有的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消解了，这正是这批拒绝元典的新生代作品的致命缺陷。

这一点从上述翻案式创作的叙事策略中可以看出。这类文本均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叙事人称的如此雷同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作者自我宣泄的写作冲动。“我”在历史氛围中身化万人，但万人之口却宣泄着“我”之情感欲望。当下严重的文化危机造成了此类文本的虚无感，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换喻修辞更加深了文化幻灭与绝望。事实上，文本用单维的当代人的欲望心理取代了多维的历史人物原型，这种策略在叙事学上称为换喻的修辞方法：“通过一事物的一部分的名称可以用来代替整体的名

〔１５〕称，……可以用部分象征总体固有的某种性质来描写某个现象。”作品中的人事通过换喻不仅可以

理解成部分的形态与功能，而且它也可以成为暗示整体诸因素的性质关系的一个陈述。就拿李冯的《孔子》来说吧，从表面上看，它以《论语》为蓝本，作者在描写黄帝、尧、舜以及洪水时代的禹等故事时，引用并融进了《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敦煌变文集》、《周易》、《诗经》、《楚辞》以及古

〔１６〕这似乎是一种重知识的写作。但是，作者所用的第一人称叙事使他代天文资料的众多文献资料，

根本无从还原历史；当然李冯的元典写作原本也无此奢望，对他来说，小说所叙之事无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在这里，文本中的“我”尽管试图一身化万身，但终因叙事的单一，让换喻牢牢地限制了作家的想象，而难以反映丰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本真，造成了不应有的双重失真。难怪有人这样质问：“小说里人虽不能算少，但语调离真正的‘众声喧哗’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他们似乎同出一腔，始终没能形成一种真正个人的、非己莫属的话语方式……事实上，整部长篇小说也确实〔１４〕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６页。

〔１５〕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王逢振主编：《２００１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３页。

〔１６〕李振声：《“文本寄生者”李冯和他的长篇〈孔子〉》，《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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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小说家李冯一个人在说话。”其最终结果，不但模糊了元典的精神价值和确

凿意义，而且大大削减了作为一部现代长篇小说的多声部的、复调叙事的艺术魅力。

在西方，元典的叙事似乎比我们更多样也更有层次。正如德里达所说，文学写作应该　“具有一种穿透性。它是对任何既定秩序的穿越，是对学科范畴的穿越，是对任何一种分类学的穿越，最终是对

〔１８〕解构主义所主张的消除界限的穿越性，形而上学的穿越。”为戏仿、拼贴提供了学术支援。由于界

限的消失，元典与当下文本就显得更加自由平等。在互文性中，元典可以被作家分解成词语、句子、典故、情节等等，彻底穿越学科、知识、思想的种种障碍而广泛地存在于文本中。这不仅拓展了西方文学创作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而且也使西方元典书写在他们那里显示出崭新的意义。

互文性在克里斯蒂娃那里定义为“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这透露出文本真正的自由，历史的先行者与后来者完全的平等。于是，“迟到”　的文本在这种特定状态中翻出新意，它经由先前元典的不断的交叉、碰撞和融合，已从传统的线性结构衍变成一种现代的立体建筑。从叙事上看，对作为经典典籍的“两希”传统，作者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地引用、反讽、戏仿；一个在他人看来极为平常的细节，由于潜在的元典，也会衬托出许多复杂的内涵。如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场》对《圣经》的引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种种神奇的“先知”以及复活，就使人自然地联想到受难的耶稣，甚至其“古

〔１９〕加拿大作家玛格丽代罗马市民穿的宽大外袍，而且一脸胡须”的外貌描写，也与耶稣颇为相似。

特・劳伦斯在《石头天使》中不仅把源自《圣经》中的哈格作为自己笔下主人公的名字，而且其中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我这个埃及人……”也含义丰富，它暗示了女主人公哈格把自己在现实中的角色

〔２０〕有学者在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时，与《圣经》中的角色混淆在一起。发现在他的３７部话剧中不仅引

〔２１〕用了５００多处的《圣经》，而且他也常常故意误用或误解《圣经》的典故，以造成强烈的喜剧色彩。

如果说戏仿和解构《荷马史诗》、《圣经》等文化元典的典故与情节，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文学后来者因焦虑而进行的个性强烈的对抗的表现，那么元典所隐藏的艺术技巧也会在不同语境中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而这则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现代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为实现“间离”效果，或采用一个演员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或运用叙述者来讲述评论，或用歌队的形式表达某种评价等，凡此种种，正是西方戏剧最本源的传统。所以说：“布莱希特不过是以一种西方传统来抗拒另一种西方传统而已。

〔２２〕就抗拒而言，他是一个先锋派戏剧的斗士；就他抗拒的手段而言，他又不过是一个传统主义者。”

布氏在源头上找到了被遗忘的艺术传统，他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与感知，以最古老的艺术手段完成了现代艺术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使元典的叙事形式在新的艺术审视中勃发出盎然的新意。可见，互文性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既形成解构性的互文关系，以其他泛文本叩击了作为整体的封闭的元典，又形成建设性的互文关系，使泛文本积极地参与意义的生成，丰富了元典意义。如此，西方对传统的重视和发掘，使元典成为文学写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资源。

（责任编辑张灵）

〔１７〕李振声：《“文本寄生者”李冯和他的长篇〈孔子〉》。

〔１８〕汪民安：《雅克・德里达：书的终结》，《外国文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１９〕韩德星：《五号屠场中的现代“基督”画像》，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

〔２０〕李渝凤：《一个朝圣者的历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２１〕张奎武：《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艺术效果》，《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２２〕周宪：《布莱希特与西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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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总第16期）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enticity theory of literature lies in its reflection on the facts of real life, whichis authenticity of literature of realism instead of authenticity of common literatu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authenticitytheory of literatur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uthenticity theory of science. The authenticity theory of science isauthenticity based on rational knowledge, which concerns the objective authenticity from external feeling; while theauthenticity theory of literature is authenticity based on perception, which concerns the instinctive idea on wholeobjects from internal feeling.

Seeking the “Original Meaning”of Thoughts of Existence——Literary Spirit and Artistic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riginal Classic123

Wu Xiuming & Chen Linxia / Doctoral tutor,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 Original classic is cultural core with the most generative power for a nation’s development. Its spiritualvalue will fully expose in the challenge of mundane affairs. The pursuit and acceptance of original classic in westernliterature continuously stimulate its people’s imagination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value in its society because of its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Hebraic and Hellenism and strong religious background. Thetraditions of Hebraic and Hellenism play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even in the context of late modern society. ButChinese original classic is often hammered in history and suffers a considerable decl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causeof era event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defects of cultural origin. There are many evidenc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especially in the newly-written on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significances and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s ofChinese and Western original classic in thei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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