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五猖会]拓展材料

作为人之子与人之父的鲁迅

钱理群

首先，我们要接近鲁迅、要了解鲁迅，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除了看鲁迅的著作外，可以读一些鲁迅的回忆录。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我所看到的回忆录中写的最好的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那是一篇写得非常真切的对鲁迅先生的回忆。我就从萧红回忆中的一个细节讲起，萧红写的是鲁迅病危的时候，海婴每天晚上临睡时都会向父亲说：“明朝会！”有一天，他在楼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先生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海婴又大声地喊：“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还是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后来鲁迅就挣扎着说：“明朝会，明朝会。”海婴就说：“爸爸怎么耳朵聋了！”

我想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声声的“明朝会”以及鲁迅在挣扎中的回应，都非常感人，这说明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他的儿子之间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呼应。海婴是鲁迅生命的一个部分，而且应该是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兴趣，就是鲁迅是怎么看待他的儿子，怎么看待海婴的，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工作，把鲁迅书信中提到海婴的地方编到一起，编成文章叫《我家的海婴》。鲁迅在他的书信中频频地向他的朋友们谈他的儿子。我们看他怎样讲他的儿子的。他说：

“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也较去年强健，而且近来似乎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但因年龄渐大之故，唯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废去不少功夫耳。”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跟儿子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我们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乱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男孩子大都是欺侮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以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他是说他和爸爸都是男人，他应该支持自己，怎么会支持妈妈呢？“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饭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本月内母亲（鲁迅的母亲）又要来上海，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么办？”读了这些鲁迅对他儿子的陈述，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儿子是这样自由地毫无拘束地表达他对年长一代的不满、不理解、牢骚、反抗，以至要欺侮年长者，而表现出一种儿童的狡猾，而父亲却怀着年长者的宽容、理解，调侃年幼者的奇思怪想，却无可奈何于年幼者的越轨行为。这里显示的是父和子两代人相同又相异的赤子之心，这是更接近人的本来的纯真的心灵的一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也可感受到鲁迅内心的沉重，“一个担子，挑着一老一小，怎么办？”鲁迅曾经说过，他原来是不想要孩子的，这样免得有后顾之忧，“但是稍不注意，遂生婴儿，但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可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需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这里既有对自己生命负担的沉重，也有对孩子未来生命的担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人之父的鲁迅。

这是一种人之父的鲁迅，但鲁迅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身份，他是人之子。鲁迅常说“人之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在生命的历程上，有两个关键时刻，一个是作为人之子的自己，一个是作为人之父的自己。”我想在座各位大多处在人之子阶段，那么我们就看看同样作为人之子的鲁迅，他是怎样回忆他的父亲的，他在和他的父亲关系上有怎样的一种生命体验。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有两篇文章谈到父亲。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鲁迅在《朝花夕拾》里面他回忆自己的保姆，回忆父亲，但独独没有母亲。我们到现在看不到鲁迅写回忆母亲的文章。但他是准备写的。他临死前曾说过，如果还有力气的话要写一篇谈母爱的文章。但是很可惜，这个文章我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篇回忆父亲的文章。第一篇是《五猖会》，我们在这里做一点点文本的细读。《五猖会》讲的是他少年的时候绍兴有很多民间节日，五猖会是一个民间节日，鲁迅很高兴地要去看会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要他背书。鲁迅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我注意一下鲁迅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诧异”，不是愤怒，也不是怨恨，如果是愤怒或怨恨就过了，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是诧异，是奇怪，是不理解，父子之间的一种不理解。不仅当时父亲不理解我的感情，而且我至今也不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叫我背书。这种诧异的背后有一种不理解的痛苦。

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怎样描写这一段父亲要自己背书的情景。刚刚说了，他非常高兴，小孩嘛，有机会去看《五猖会》，参加民间的狂欢节，当然非常高兴，跳着笑着；他突然发现，周围都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安静呢？他回头一看，看见“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的说。”你注意，他的父亲就只是讲这么一句话：“去拿你的书来！”简单明了，但是又不容商讨。说得越慢，越显出威严。

“这每一个字，‘去拿你的书来’，都打在我的心上。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叫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吧，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还是非常简短的一字一句。是绝对的命令，要求绝对的服从：“给我怎么样，不然就不准„„”是绝对的不容纷说的语气。他把父亲的威严写到了极致。再看我的反应：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这里，一句一句地重复，单调地重复，无可奈何地重复，写尽了“我”内心的无可奈何。而周围的人都变得肃静了，大家默默地静听我读书，而且要背出来。越是安静，这静本身就有一种威压。

“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见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请大家体会、想象这样一个情景：深夜，深秋，夜，鸣叫。这给你什么感觉？一种凄凉的感觉。而且似乎在这一瞬间，“我”也变成了蟋蟀，“我”也变成了虫子。“我”真的像蟋蟀像一个虫子那样活着。在大家的期待中，我忽然觉得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一个梦似的感觉。“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你注意，通篇的描写当中，父亲的语言极其简单。我数了一下，一共二十三个字。而且没有多余的描写，父亲什么神态、什么表情，根本没有，很客观；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客观的描写，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冷漠。既然父亲下令了，说“去吧！”周围的人很高兴，都露出笑容，“工人把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地走在最前头。

但是，“我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注意这里连续两个“没有”，“没有他们那么高兴”、“没有什么大意思”，写尽了我的兴趣索然。儿童的好奇心已经荡然无存了，儿童的天性被抹杀了，留下的是一个强迫记忆、强迫背诵的回忆。“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在童年时代留下竟是这样一种强迫记忆的印象。大家知道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是非常重要的，童年记忆是快乐的，是神圣的，还是沉重的、悲凉的，这是会决定人的一生的。而鲁迅的父亲给他留下的只是这样一个强迫背诵的记忆。“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父亲所绝对不理解的，绝对不了解的。父亲为什么要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因为他觉得，对孩子最要紧的就是读书，而要读书就得背，这是父亲的逻辑。而且应该承认，这种逻辑在他主观上他是绝对的为了孩子好，但他却不考虑儿子在盼望什么，更不想扫了儿子的兴又意味着什么？甚至他对自己这种做法对儿子造成了伤害而毫无感觉，他不想这些，而且根本没有想到应该想这些。在他的思想里面，儿子是没有自己的逻辑的，即使有，也应该绝对地服从于父亲的逻辑。而在儿子这边，却永远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切，为什么不愿意想到这一切。这样，在两代人之间，父和子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隔膜，一种刻骨铭心的隔膜。这是作为人之子的鲁迅对他父亲的第一个记忆，第一个反应。

但是还有一篇叫做《父亲的病》，那就是另一种记忆，另一种生命的体验。

父亲病得很重，病得很危，“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 因为父亲太痛苦了，但“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多复杂的一种感情啊！希望父亲快点停止痛苦，但为自己这种想法感到恐惧，感到有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这是鲁迅第一次喊出来“我爱我的父亲”。

这时旁边邻居来了，说：“你父亲快断气了，你快叫啊！”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可是他听不见，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在儿子的呼喊中，父亲已经平静的脸开始紧张了，上眼微微一睁，仿佛有点苦痛。

“叫啊，快叫啊！”邻居在催促。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因为父亲在临终的时候他希望安静，不希望孩子来打搅他的安静。但是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自己那时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当我高喊着父亲时，爆发似的表现了我对父亲全部的爱。在平时不觉得什么，但当意识到父亲就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不能没有父亲，因此我大声地呼喊父亲。但是我由于我因为这个呼喊而干扰了父亲，不能让父亲平静地死去，我感到内疚，感到一种对父亲的说不出的永远的内疚。这是人之子心中刻骨铭心的负罪感。

当我们听见鲁迅高喊父亲的时候，我们同样会想起：海婴在那里呼喊“明朝会，明朝会”。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声音的呼喊，从鲁迅父亲到鲁迅再到鲁迅的儿子，这就说明父子之间因为血缘关系而存在一种永远的生命的纠缠，这种生命的纠缠是任何人永远不能够摆脱的，在这生命的纠缠的背后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所以，作为人之子的鲁迅，他们的父子关系是这样一种永远的刻骨铭心的隔膜，这样一种永远的刻骨铭心的负疚，这样一种永远的刻骨铭心的爱，这样一种永远的刻骨铭心的生命的纠缠，而且这样一种生命纠缠是代代相传的。因此，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到鲁迅到海婴就构成了一个生命的谱系，就成为鲁迅的永远的生命的命题。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永远的生命的命题。也就是说鲁迅的生命命题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生命命题，因为每个人都是人之子。我们怎么样和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父亲之间，发生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纠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座的年轻人，到你们这个生命的阶段，所面临的这样一非常个严峻的生命命题。我曾经以这样一个命题，给高二的学生作过一次讲课。最后我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和我的父亲”。大家都很惊奇，因为大家都写惯了“我和我的母亲”，但是很少人写我和我的父亲。因为大家觉得母亲更亲近点，一写就是回忆母亲。我想在座各位都写过回忆母亲的文章，但是恐怕很少写过我和父亲。因此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想一想，写一篇“我和我的父亲”，回忆一下并重新体验一下你和父亲的那种关系，那种生命的命题，因为这是你人生中的永远的生命的命题。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讨论深入一下。这样一种生命体验，鲁迅和他父亲的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刻骨铭心的隔膜，刻骨铭心的负罪感，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生命的纠缠，对鲁迅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引入另外两个文本，另外两人跟父亲的关系，可能有助于我们对鲁迅和父亲的关系的理解。首先，鲁迅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的，那么他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又是怎么回忆父亲的呢？周氏三兄弟拥有同一个父亲，父亲在鲁迅生命中留下这样的痕迹，那么周作人是怎么回忆的呢？周作人回忆说，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非常慈祥的人，非常平和的人。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天父亲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来，他无意中发现压在被子下面鲁迅画的一幅画。画的是“杀死八斤”。八斤是他们隔壁邻居的小孩，因为生下来八斤重，所以取名叫八斤，一个非常壮实的小伙。八斤力气很大，老是欺负周氏兄弟，所以鲁迅很恨他，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打不过他，所以就泄愤，画了一个“杀死八斤”。所以鲁迅很小就喜欢报复。他画一个八斤，然后在上面插三把刀，打死八斤，泄愤。那么这幅画被爸爸发现了，所以三兄弟很紧张，想是爸爸要骂了。但是爸爸却微微一笑，说：“把画收好吧。”就走了。所以周作人回忆中，爸爸其实是很通人情，很理解孩子的这么一个人，这和鲁迅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周作人说父亲从来不打孩子，但是周建人却反驳说：“不，父亲打

过我们，而且打的就是你，就是二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同一家的三兄弟对父亲的回忆是不一样的。这不仅使我们了解父亲比较复杂、丰富，并不是简单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一个父亲，父亲既有让你觉得隔膜的一面，又有理解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回忆呢？其实这是由每个人的性情决定的。所以性情平和的周作人就记住了那么一个性情平和的父亲，而性情峻急的鲁迅他回忆的是那个一个既让你刻骨铭心的隔膜，又觉得刻骨铭心的纠缠的父亲。很明显，三兄弟不同的精神气质，以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人的童年记忆和今后的人生道路的确存在这一种非常有趣的关系。

这是周作人的回忆，还有一个回忆就是与鲁迅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卡夫卡。大家都知道卡夫卡和鲁迅是二十世纪很重要的两个世界级大作家，他们两人之间年龄很相近，卡夫卡比鲁迅小两岁。而且在1919年，他们同一年写了两篇文章。1919年，38岁的鲁迅在10月份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自己》，而在11月份卡夫卡写了一封《致父亲的信》。同一年，1919年，他俩写了两篇文章都谈父亲，这就有一个可比性，很有意思。

我们先看看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里面是怎么写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的，他眼里的父亲。他说，“父亲，仅仅是你的体魄就已经压倒了我，使我常常想起我们在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愧，而且不仅是对于你，而且对全世界，因为你的眼里衡量一切的标准。”从生理上他就觉得如此强大的，如此又高又壮的父亲对自己有一种压力。“而且你是我精神上的统治的权威，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什么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你在我心中产生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所共有的现象。”他认为父亲是暴君的象征。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只要你表示反对，甚至估计你可能反对，一切都告吹，都做不成。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毫无感觉。”和鲁迅的感觉差不多。“人人在你面前可以说完全失去了防卫的能力，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因此我就形成断断续续的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一见到父亲就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了。“仅仅由于你我才变成这样了。你只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因素而扼杀了正在成长的因素„„”，等等。卡夫卡在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是暴君式的精神的统治的权威，思想和话语权的被剥夺，而且他说“仅仅是因为你我才成了我现在的样子”。我现在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形成我的痛苦的灵感，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负罪的意识，这样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对其他所有人的无止境的害怕。我无法从你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你给我带来无尽的恐惧。我成了一个奇想叠出、寒气逼人的孩子。”注意这个词：奇想叠出、寒气逼人的孩子。“因此，我想逃离你，我要告别你，我要突围而出。我要从我的写作，这样小小的独立的尝试、逃亡的尝试，来取得微乎其微的成绩，我的写作的动力就在于逃脱父亲。”因此卡夫卡宣布，他把他的全部作品都题名为“逃出父亲范围的愿望”。那么，卡夫卡这样一种对父亲近乎控诉的情感使我们想起鲁迅。我们发现在鲁迅、卡夫卡这里，父亲实际上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和实际的父亲之间是有距离的。就像刚才我们介绍的，周作人回忆的父亲和鲁迅回忆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鲁迅回忆的父亲是一种隐喻，赋予他一种象征意义；卡夫卡是把父亲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统治权威，他从父亲那里看到的是一种暴君现象。有学者说，对于卡夫卡来说，官员世界和父亲世界是统一的。在卡夫卡这里，父亲是一个暴君，一个绝对权力的象征，一个隐喻。而对鲁迅来说，父亲、父权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核心。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皇帝对臣民的绝对权力，是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的一个延伸。所以鲁迅说，“我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暴露中国旧家庭制度的罪恶，而旧家庭制度的核心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精神统治、精神控制。”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家庭的精神统治是中国国家专制主义的基础，他要反抗的是这样一种以家庭专制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专制主义。在家庭内部，父亲对儿子，丈夫对妻子，形成一种人身控制和精神控制，是双重的，一种是人身控制另一种是精神控制。在国家层面则是统治者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和精神控制。鲁迅说中国人重来没有获得过人的资格，不把人当成人，这是中国的基本的特点。在鲁迅看来，这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和精神依附关系就形成人的奴隶地位、奴隶意识。有一个日本作家回忆，鲁迅对奴役状态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对

人对人的奴役，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有着特殊的敏感，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吃人”。所以鲁迅讲“吃人”主要指对人的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可以说，鲁迅对这样一种凡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的现象高度地敏感，对一切人奴役人，人控制人的现象要进行无情的批判。在包括统治者对于臣民、人民，国家对个人，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老师对学生，多数对少数等等等等，一切对人的奴役，一切“吃人”现象，鲁迅要反抗。他对这样一种奴役关系的不断再生产是高度敏感，高度警惕的，他要反抗。所以我们说鲁迅之所以是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的反抗者，是因为他要对人与人的依附关系，奴役关系，他要进行反抗，这构成了鲁迅所做的一切的最基本的动力，也构成他的文学作品的最基本主题。所以鲁迅和卡夫卡一样，他通过他的文学创作要来反抗，要来逃离，要来走出。所以他的理想，即所谓“立人”，使人成为人，人与人之间完全摆脱各种依附关系，使人成为人，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精神自由，从奴役关系中走出来，脱离出来。这是鲁迅一个最基本的思想，一个核心的思想。当然，鲁迅形成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永远的批判的基本立场，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不可否认，他的童年记忆，对父亲的童年记忆，是它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和鲁迅是惊人地相似。

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鲁迅和卡夫卡很不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始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正像一个研究者所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父亲形象永远决定情节的发展，永远决定儿子的命运。但是在鲁迅小说里面，父亲是缺席的，没有了父亲，被删除了，一些代表人物出来了。比如《狂人日记》里，出现的是“大哥”，他所批判的家族制度的代表是大哥；在大家所熟悉的《祝福》里是“四叔”、鲁四老爷，是叔叔，不是父亲；在《长明灯里》是“族长”。不是父亲，而是用“大哥”、用“叔叔”、用“族长”来代表家族统治，代表家长权威。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常常都是死了父亲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自幼失去父母，《长明灯》里的主人公父亲早就死了，《铸剑》里的眉间尺一开始父亲就死掉了，《过客》里那个黑衣人从记事时起父亲就死了。所以，鲁迅小说里是父亲死了。可是，父亲问什么缺席呢？我想在座的研究生可以拿这个作为研究题目，是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我想稍微做一点点解释，我的理解。为什么在表达时候他偏偏不写父亲。于是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鲁迅的父亲也是很早去世的。这就在鲁迅心理上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使得鲁迅过早承担了长子的责任，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因为父亲去世过早就使鲁迅过早地承担长子的责任，他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他的多疑、敏感、自尊，都成了鲁迅成为作家的必备条件。顺便说一下，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卡夫卡的父亲造成他的精神气质“奇想叠出、寒气逼人”。这也是鲁迅的精神气质，鲁迅作品的特点。正是父亲孕育了儿子文学的精神气质，儿子的文学天才。在另一方面，他过早承担长子的责任，父亲的责任。所以在周作人周建人那里，鲁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父亲的形象。所以一到日本的时候，因为周作人比较懒惰，鲁迅就打他，显示父亲的权威。由于过早地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他对父亲就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再加上他对父亲早逝他拼命地喊，使得父亲临终不得安宁，他有一种负疚感。这种负疚感在卡夫卡那里不多，但鲁迅对父亲负疚感很多。所以一个研究者说得很有趣，他说病弱的父亲的长子和强壮的父亲的长子是不一样的。卡夫卡的父亲是强壮的，所以卡夫卡感觉父亲对他是一种压力，父亲是他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其实表面在谴责，而内心深处则是崇拜、佩服父亲的，只是由于达不到而反戈一击。而鲁迅的父亲是病弱的，他对父亲是同情怜悯的，还有一种负疚感。总的来说，卡夫卡和鲁迅与父亲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有细微差别，这种差别非常重要。所以鲁迅提出来，要“救治这样一个病弱的父亲”，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情结。所以为什么后来鲁迅到日本求学，学医，因为他希望“将来能救治像我父亲那样的病人”，后来为什么要搞文学，因为他发现父亲的病不仅是肉体的病、生理的病，更多是精神的病，所以无论学医还是后来去搞文学，他都是为了“救治父亲式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父亲在他心目中是一个病人，是一个需要救治的病人。他对父亲是既同情又内疚的，虽然在理智上他判断父亲是专制的代表，但在落笔的时候他不忍心把父亲作为一个残暴的对象，作为一个控诉的对象，所以他就转移了，不写父亲，而写大哥， 写四叔，因为他没办法在他的笔下出现一个暴君的父亲。

当然我的解释不一定说的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的命题，那就是对父亲的诅咒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爱，或者对父亲的愤怒憎恨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爱，而且这也是属于卡夫卡的。所以我们在读卡夫卡《给父亲的信》要非常当

心，《给父亲的信》实际上没有给父亲看，他写了，发泄完了，却没有给父亲看，他也不敢给父亲看。卡夫卡还有一封《给朋友的信》，这两封信要对起来读，不然你对卡夫卡会误解。在给朋友的信中，卡夫卡说“你对你的父亲要表现出爱，你要用你的平静宽容和耐心，一句话，用你的爱唤醒你的父母心中已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么打你，怎么不公，你都要爱他们，要重新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然后他说了句很重的话：“否则我们就不是人了。”他提出来，不管父亲怎样对待你，你都要爱他，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人。这就提出了更加深刻的一个命题，这也正是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刚才我们介绍了1919年11月份卡夫卡写的《给父亲的信》，现在我们看看1919年10月份鲁迅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大家知道中国传统里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目，只有写“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女”，儿女应该怎样。因为中国的传统是长者本位的。这个命题本身就表明五四时期时代思潮的变化，由长者本位转向幼者本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以孩子为本位，以幼者文本位提出来的。

鲁迅在这里批判的就是“三纲”。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和我们当下的宣传有点矛盾。鲁迅说，父亲对儿子没有恩，而我们现在宣传的是要报恩。鲁迅有他的道理，他说，强调父亲对儿子有恩背后隐藏着一种权利关系，我生了你，你就属于我，你就必须报恩，我就有权利来支配你，要求你。所以鲁迅要批判，要反对的是在有恩的背后父与子之间的权利关系。而且鲁迅认为，因为性交而生孩子，这是为了延续生命的本能，是生命的自然运动，没有什么神秘的，也谈不上什么恩。在他看来，父亲儿子一代一代的人都是人的生命的桥梁中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接受上一代的培育，同时要培育下一代。父亲生育儿子培育儿子是尽义务，是为了使人类能够延续，能够健康发展做贡献。因为每个人都既是人之子又是人之父。你作为人之子，上代对你的养育是尽义务，等你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也是尽义务。所以鲁迅强调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如果反过来，权利关系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就会妨碍人的健全发展。所以鲁迅强调，对于子女义务的思想要加强，而要减少甚至取消权利的观念。但是强调父子之间没有恩，决不等于承认父子之间没有爱。恰恰相反，只有否定、排除这种权利关系后，才能有真正的出于人的本能的天性的爱。鲁迅概括说“这种人的本能的天性的爱，是一种离决了交换关系和利害关系的爱”，是没有交换关系的没有利害关系的，就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本性的无条件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有恩”实际上是投资啊，是放债啊，“养儿防老”嘛，对不对，我今天养育你，就是等你长大了然后回报我。它背后其实是交换关系，是利害关系。我们现在的父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变成了一种利害关系、一种交换关系，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所以鲁迅提倡纯粹的、天性的、本能的、无条件的爱，要绝对地爱你的父亲，你的父母，同时也绝对无条件地爱你的子女。既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任何伤害，也不允许子女对父亲有任何伤害。这是一条绝对的伦理的底线。越过了这底线，卡夫卡说“人就不成为人”，而且我要说“人不成为人”，甚至连野兽都不如。因为野兽还懂得爱，野兽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天性的爱。鲁迅强调父子关系没有恩正是要建立绝对的无条件的爱。卡夫卡强调的也是这样的爱，人的本能的天性的爱，由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无条件的爱。

所以鲁迅提出来，父母对子女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因此他提出，父母对子女有三大义务：第一，要理解自己的子女。他说我们中国人外国人对孩子都有错误的理解，不是把孩子看作成年人的准备，就是看成缩小的成人，不承认儿童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儿童有独立的价值，不理解这些，需要理解。第二，要指导。他所强调的是指导者是协商者而不是孕育者，长者对幼者、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都应该是指导者、协商者；第三是要解放子女，让他们成为自由的人。由此出发，鲁迅引发出一种更加重要的意义，他说“觉醒的人应该将这种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纯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他提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他说一个觉醒的人应该把这种爱、这种天性的本能的爱，扩展到对不仅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所有的人，用无我的爱来牺牲于后起的新人。这就涉及我们刚才说的鲁迅的理想，鲁迅的理想是要立人，要使人成为人。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成为人之后这个国家就立起来了。他的理想就是先立人，后立国，由立人而立国。当然，他的想法是很理想主义，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而究竟怎样立人，首先要有先驱者，要有少数的觉醒的人先做起，他先解放自己的孩子，再影响别人，然后每个人都立起来了，国家就立了。他强调已先觉的人的历史责任，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