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

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

刘鹤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一、对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简要归纳

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既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现象，我们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一)服务业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 5.60%，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进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目前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最近，世界银行经济家E.C.HUA做了一次很好的研究，他发现即使在通货紧缩之中，第三产业的价格还在不断上升，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民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问。

服务业为什么出现滞后的现象呢?第一，制度性的垄断，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包括各种进入的壁皇、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第二，目前对服务业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二)城乡人口比例失调。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二个明显矛盾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

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虽然大家对进一步发展城市有了基本的共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形成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有活力的都市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从而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从农村走向城市。

目前中国存在五类城市:第一类，特大型国际都市;第二类，比较有吸引力的城市经济，如一批沿海省会城市及中部省会城市;第三类，发展较好的小城镇，这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都可以看到好的样板;第四、第五类分别是没有吸引力的、死的城市经济，比如很多老的工业基地和军工城市，还有逐步消亡的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城乡人口结构调整的本质应该是形成一种新的机制，努力创造一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有吸引力的都市经济，而不简单是建设一批新的城市。十分明显，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一批城市的出现。

(三)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尽管中国的硬性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和公路、码头还要继续发展，但是目前软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如目前的居民对未来改革充满着不稳定的预期，而我们相应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和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问是严重不对称的。

(四)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关系，有了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的信心增强，投资的回报有了保证，这样外资会不断增加，国内储蓄会更快转为投资，于是可以享受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投资率相应地下降，可能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另外，

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问也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才能的积累，如果有了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地解决。

二、进一步制定结构调整政策的思想方法和政策取向

第一，进行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标，是尽快使中国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去。目前的增长格局充满着风险，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而增长在中国转轨的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如果我们失去了扫机遇，而急转入下一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中的话，可能增长会更成问题。因此，结构调整应该和增长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

第二，在考虑结构调整政策设定的时候，应该适应大的趋势和大的潮流，包括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市场化的趋势和城市化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化以往的审批制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转向更为开明的产业政策基调，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透明的法律制度，比较好的外部公共条件和设施。

第三，这项调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问在职能和作用的分工，应该界定政府自己应该做的事。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合理的事权划分，这样才不至于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四，调整政策一个直接的入手点是继续改革政府。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内部形成比较好的工作激励机制，政府人员结构的调整，建立比较好的民主决策程序，都是重中之重。

（本文原载于2000年第5期《中国经贸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