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帮忙类节目火爆的原因

　　【摘要】近几年，帮忙类节目发展迅速，成为各省市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重要砝码。帮忙类节目的火爆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社会职能机构的缺位为帮忙类节目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突破发展瓶颈、寻求发展空间是帮忙类节目崛起的根本动因，而目标受众的收视趣味也成为帮忙类节目发展迅速的重要助推力量。 　　【关键词】帮忙类节目；职能缺位；突破瓶颈；受众趣味 　　 　　近几年，帮忙类节目在各省市电视台发展迅速，成为媒体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的重要节目类型。从早期脱胎于电视民生新闻的《范大姐帮忙》、《周姐帮忙》、《小吴帮忙》到将情感调解与帮忙形式结合在一起的《金牌调解》、《非常帮助》、《钱塘老娘舅》以及维权类的《维权820》、装修类的《生活＋》等，帮忙类节目遍地开花。与早期相比，帮忙类节目在内容上更加宽泛，表现形式上更加多元，社会影响也更为巨大。对于帮忙类节目的火爆，笔者认为，帮忙类节目的崛起和发展既有社会层面提供的现实基础，也缘于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带来的节目转型，而刻意迎合受众趣味则是帮忙类节目发展的重要动力。 　　政府机构职能缺位为帮忙类节目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转型期的重重社会矛盾为帮忙类节目提供了主要对象。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利益分配秩序被打乱，并导致了新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各社会阶层之间差距不断拉大，一系列的市场秩序和法律、规范仍处于建设过程中，政府服务型职能的转变尚未彻底完成，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群体、机构之间冲突不断，各种问题此起彼伏，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公众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和有效解决，因此导致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市民之间的各种隔阂与矛盾，而这恰恰为帮忙类节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给了帮忙类节目巨大的发展空间。帮忙类节目通过捕捉、发现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优势，构建起了矛盾各方对话沟通的平台，通过协调矛盾各方的利益诉求，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缓和。 　　政府机构的职能缺位为帮忙类节目提供了发展空间。由于体制性原因，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服务型职能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机构职能发挥过程中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职责交叉、分工不清的情况还比较普遍，职能部门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仍不畅通，因此社会公众的大量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反馈和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不得不转而寻求其他的渠道表达诉求、寻求支持，而大众媒体因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和强大的传播力量就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无奈选择。 　　虽然大众媒体并不具备解决诸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与权力，却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因此社会事件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就会广为人知，从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正是由于大众媒体在引发舆论关注、集聚舆论力量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各级政府部门在维稳的大背景下，往往会对媒体的报道给予高度重视，并以迅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平息舆论压力。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大众媒体便被公众视为最为便利、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利益诉求渠道，“有事找媒体”、“上访不如曝光”等说法就成了公众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有国家级官员也公开发表“凡是媒体曝光的，都有责任查清”的言论［1］，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社会对于新闻媒体介入的强烈期待。 　　从帮忙类节目涉及的领域看，法制咨询、消费维权、情感调解、家庭纠纷等等，几乎包含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恰恰因为政府机构未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履行义务，职能发挥滞后于公众的实际需要，公众才将大众媒体作为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最佳途径，从而导致了帮忙类节目的迅速发展与火爆。 　　媒体寻求发展的新空间是帮忙类节目崛起的内在动力 　　电视业发展到今天，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新兴媒体以超快的发展速度分流着大量受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电视媒体无不为争夺更多受众而绞尽脑汁，帮忙类节目的异军突起正是各省市电视台为突破发展瓶颈、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路径选择。 　　激烈竞争推动电视台不断寻求发展空间。我国电视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成为受众数量最多、发展速度最快、产业实力最强的传统媒体。但是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电视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发展挑战，尤其对于各省市电视台而言，其媒介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无论在政策资金支持还是设备人才积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节目覆盖有限，很难与央视这样的强势媒体正面拼杀，而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速，不断抢占媒介市场，同样也给各省市电视台带来了很大的生存发展压力。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态势下，各省市电视台不得不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尽可能多的路径选择，从而在白热化的媒介市场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帮忙类节目正是各省市电视台在激烈竞争态势下谋求发展空间的自觉选择。 　　电视台为突破民生新闻瓶颈进行新的尝试。与央视和省级卫视相比，地域性、接近性是各省市电视台地面频道的突出优势，因此打造民生新闻已经成为各省市电视台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手段。但是任何电视栏目都有生命周期，从2002年1月1日《南京零距离》播出以来，电视民生新闻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观众最初的新鲜感已经丧失殆尽，不断下滑的收视率显示出受众已经逐渐对这一电视新闻形态产生了收视疲劳，而同质化、琐碎化、浅表化、庸俗化业已成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致命缺点，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民生新闻已经成为“煽情新闻”、“花边新闻”、“市侩新闻”的代名词，民生新闻正愈来愈失去最初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只有开发新的媒介产品，打造新的节目形态才能突破困境，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从而继续赢得受众的认可与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市电视台纷纷谋划、积极探索新的节目形态，有的提出以“公共新闻”代替民生新闻，从而提升新闻品质；有的提出“TV3.0”概念，试图实现民生新闻深度和广度的转型，而更多的电视台则选择了帮忙类节目作为突破口。电视帮忙类节目延续了民生新闻固有的贴近性、区域性特色，而在内容和传播手段、传播目标上又有所拓展。帮忙类节目在内容上聚焦本地受众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矛盾，以帮助受众解决问题为最终目标，因为受众能够迅速通过媒体帮忙获得利益诉求的满足，因此帮忙类节目甫一问世就得到受众热烈响应，成为继民生新闻之后各省市电视台又一具有品牌意义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经济效益良好。试水成功的结果是更多电视台开办此类节目，不仅在原有的民生新闻中增设帮忙类板块，而且开始创办独立的帮忙类节目，在节目形态上也不断突破原有新闻节目的边界，将生活服务、法制维权、情感调解等大量非新闻性内容与帮忙的形式相结合，从而使得帮忙类节目的内容愈加宽广、表现形式更为多元。迄今为止，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帮忙类节目不下几十档，已经成为各省市电视台突破发展瓶颈、吸引受众的重要节目类型。 　　目标受众的心理和趣味是帮忙类节目火爆的市场动力 　　在商业化的大背景下，媒介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对受众的争夺，作为传播流程的终端环节，受众对节目的取舍直接关乎电视节目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各电视台无不把对目标受众的全面了解和透彻把握作为制作节目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帮忙类节目而言也是如此。应该说帮忙类节目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取得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很大程度上源于目标受众的认同和持续追捧。 　　帮忙类节目的目标受众定位。“拷贝社会”理论认为在媒体信息收集制作过程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利润原理”，也就是媒体为了达到获取利润、争取最大多数受众这一目的，往往提供满足最广泛的普遍兴趣的“拷贝”，而最普遍的兴趣即为与性爱、犯罪、冲突、猎奇等相关的本能兴趣。从帮忙类节目来看，对各种社会冲突、家庭纠纷、婚姻矛盾等题材的喜爱和强调满足了目标受众的收视趣味。

　　目前大多数帮忙类节目都在各省市电视台地面频道播出，其目标受众总体范围为普通市民，这一群体在文化特征上表现为文化程度不高，大多学历为初中以下。其中作为收视主体的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尤以女性偏多。这一群体在信息接收上更容易关注大量社会化的软性内容，对充满冲突、矛盾的煽情性题材和猎奇性题材颇感兴趣。电视帮忙类节目的内容恰恰在这些方面满足了目标受众的需求。 　　帮忙类节目迎合了受众的窥私欲望。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普遍存在窥伺心理，即对他人私事的一种窥伺欲望，通过窥视他人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而满足自身的宣泄愿望。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身边的人与物的窥伺心理。对于受众而言，这种潜在的窥私欲望反映在其信息接收过程中就表现为对有关隐私内容的特殊偏好，而这种心理需求反映在媒体对信息的选择加工传播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刻意迎合一定受众群的独特趣味，从而制定电视节目的受众定位决策。帮忙类节目的受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地位等特点就决定了其往往比一般的受众具有更强的窥私欲望，因而帮忙类节目的受众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也始于对观众的这种窥私欲望的迎合。 　　从目前各电视台的帮忙类节目看，无论是脱胎于民生新闻的帮忙类节目，如《范大姐帮忙》、《帮女郎帮你忙》等，还是将情感调解、消费维权与帮忙形式相结合的节目，如《非常帮助》、《石头会说话》等，都越来越热衷于选择有关人们隐私的素材为“帮助”对象，如夫妻矛盾、婚外恋情、怀疑子女非亲生做DNA鉴定等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此类题材的表现往往画面火爆、情节离奇、关系错综复杂，个人隐私完全暴露于电视屏幕上，极大满足了受众的窥私心理，对于拉升收视率往往能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帮忙类节目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与窥私心理相似，人们天生对未知的事物存在一种特殊的猎奇心理，这种猎奇心理也是受众的本能心理，尤其是中等文化的家庭妇女对夫妻吵闹、邻里打斗之类的内容有着特定的好奇心。也正因为如此，帮忙类节目的选题往往注重内容的煽情与猎奇，从而吸引目标受众的收视注意。帮忙类节目在呈现方式上往往打出“原生态”的口号，在电视画面上往往充斥着兄弟姐妹大打出手、夫妻之间恶语相向、父子母女怒目谩骂的场景，一些有意设计煽情桥段更是比比皆是，为了强化事件的故事性、突出一波三折的情节性，编导有意识地设计细节和情节以最大限度地强化煽情效果。这样的内容表面看是“帮忙”解决纠纷，实际上是对受众猎奇本能的刻意迎合。 　　这种娱乐化的处理方式将受众对问题、困难的关注转移到了对曲折离奇的故事的兴趣上，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和急迫性，也削弱了“帮忙”行动应有的公益性和郑重性，但是对于特定的收视人群来说确实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从而直接导致了帮忙类节目的迅速发展与火爆。 　　结 语 　　综上所述，电视帮忙类节目的火爆并非如一些文章所提及的因为满足了受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帮忙类节目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各省市电视台的品牌性栏目，有着复杂的原因，有赖于各种因素的共同推动。既包括政府职能缺位提供的现实基础，也包含了电视台应对激烈竞争、寻求发展空间的自觉转型，而对受众本能趣味的刻意迎合也对帮忙类节目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笔者认为，帮忙类节目应在建构公众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在选题、传播形式上有意节制对煽情猎奇素材的关注，从而不断提高帮忙类节目的深度，使其真正成为“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的平台。 　　参考文献： 　　［1］原国锋，李毅中.凡是媒体曝光的，都有责任查清［N］.人民日报，2007-06-19（10）.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