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痨救国:中国防痨协会的成立及早期活动(1933-1937)

　　摘要：在近代中国，痨病流行猖獗，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处于各类疾病榜首，痨病的防治也成为医学界日益关注的问题。随着医界有识之士和爱国人士逐步意识到痨病对民族健康的严重危害性，便发起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本着“健康民众体魄、预防痨病发生”的防痨救国宗旨，该协会在成立后的三四年内，在完善组织、开展诊疗以及宣传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痨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关键词：痨病；中国防痨协会；防痨救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134-06 　　中国防痨协会是由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联络中外各界领袖及精英共同发起组织的一个具有慈善性质的民间团体，它成立于1933年10月21日，全称为中国预防痨病协会（National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of China）。其成立宗旨便在于“健康民众体魄、预防痨病发生”，具有鲜明的防痨救国的政治色彩。它是中国第一个预防痨病的全国性组织，在痨病猖獗的近代中国，该协会的成立开启了近代中国预防痨病的新篇章。本文试图梳理并考察中国防痨协会的成立、组织及其早期活动，以便了解和认识该协会在中国防痨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中国防痨协会成立的背景与过程 　　1.近代中国痨病的猖獗 　　痨病，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痨瘵”，在西医学上称之为结核病。它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由一种叫结核杆菌的病菌感染而发，结核病菌主要借助痰唾、喷嚏、饮食等媒介相互传染。痨病种类极多，结核杆菌对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构成威胁，形成不同的痨病类型，而尤以肺痨传播危害最烈。痨病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是极其猖獗的，而当时的中国被戏称为“痨病殖民地”或“痨病国”。更有甚者，他们认为痨病有了“国病”的趋势，并“断定五十年后，中国不亡于日本，不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必亡于肺结核菌的袭击”，足见当时中国痨病的严重程度。 　　虽然，当时我国痨病的死亡人数尚无全国性统计，但已有一些机构和医生做了一些局部调查和报告，足以说明痨病的流行程度。1919年上海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中国人的死亡报告上说，在9646起死亡中结核病有1063起，约占11%，它是最大的致死原因。河北定县在1930年至1932年举办的生命调查中显示，肺痨的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376.2人，仅次于抽风，居其余疾病死亡率的首位。而据Frank Oldt医生报告，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广州博济医院和夏葛医校附属医院诊治的31123名病人中就有2119名结核病患者，占病人总数的6.8%。总体而言，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五大都市（南京、上海、汉口、天津、杭州）因痨病而死亡的人数平均占死亡总数的10%以上。 　　由此可知，结核病是导致国民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伍连德博士在他的报告里就曾指出，“中国每年有120万人死于结核病，估计超过1000万人感染结核病”，虽不甚精确，但基本反映了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痨病的流行情况。痨病患者如此众多，它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中国社会与民众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刘同伦医生认为，近代中国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与结核病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消灭结核病之感染，是根除“东亚病夫”辱称的重要措施。更残酷的是痨病以危害青壮年为主，使得他们不能创造财富，还要花费资源疗养治疗，其“影响社会经济者，至大且巨！”正是如此，谭世鑫医生在《防痨》发刊词中就疾呼，“若不积极预防，民族民生何堪设想？” 　　2.卫生救国思潮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生存遭到了极大的挑战，“东亚病夫”的蔑称时刻充斥着每个中国人的视听，为此，无数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探索救国之道，以免遭亡国灭种之灾。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及严复的《天演论》学说衍生出的“强国强种”理论不断为我国有识之士所接纳，在“东亚病夫”这一耻辱激励下，人们意识到国民健康对于民族生存及复兴的重要意义。那么“我国要国家强盛，必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必须讲求卫生”。注重卫生则成了强国强种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卫生也被赋予了关系民族生存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成了衡量国家主权能力的标准。欲求强种保国之道，社会各界开始呼吁并致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并把它作为复兴民族、强大国家的重要手段，“卫生救国”思潮便应运而生。 　　在这种思潮下，预防痨病作为公共卫生的一部分，对国民健康的意义重大，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引起了无数有志之士的重视。而痨病的流行实是“影响国民经济、动摇民族经济基础”，同时还“影响民族康健、减少民族斗士”。这些因痨病或丧生或丧失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担负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任，却因此不能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奋斗，势必导致亡国灭种。所以“要救国，要医病国，非先医病民不可”。可见防痨对于民族健康及民族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关心防痨事业的有识之士更是提出“防痨救国”的思想。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各界领袖及一些爱国人士意识到痨病的危害之大，并强调只有依靠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才能够扑灭痨病。显然，当时中国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对中国防痨协会的成立具有极强的催生作用。 　　3.中外热心人士的推动 　　中国防痨协会的成立离不开上海一批热心人士的推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汇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中外医学人士，一批热心慈善事业和具有爱国思想的各界领袖。他们都是各界的精英，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为协会的筹划、成立及其之后的发展出谋献策、出钱出力，为中国防痨协会做出了极大贡献。 　　比如，医学博士伍连德早在1915年就认识到防痨工作的重要性，公共卫生学博士俞凤宾很早就举办了有关肺痨知识的演说，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心肺科主任医师布美（C.E.F.Bume）博士在1932年就已认识到上海地区痨病的流行。便有了组织防痨会的设想。在布美、伍连德及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等地方领袖的积极谋划组织下，防痨协会的成立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另外，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筹备组织防痨协会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支持和鼓励，他对上海卫生事业的提倡不遗余力，在他的倡导下，协会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孔祥熙、虞洽卿、牛惠生、颜福庆、钱慕韩、刁信德、黄子芳、J.A.Snell、J.Raboute和J.H。Joedan等中外人士，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中国防痨协会得以顺利成立。 　　1933年初上海市卫生局专门讨论结核病问题，建议成立全国抗痨联合会，并组织筹委会，由布美、伍连德和李廷安等人组成。经过磋商与研究，筹委会于1933年3月制订出组织防痨会意见书，内容涉及推广办法、征求会员、会务组织、事务纲要。在提交市卫生局和市政府并取得同意后，在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倡导下，组织有关人士起草章程，积极筹备成立事宜；并商请全国青年协会杨怀僧先生担任临时干事，组织策划一切成立事务。 　　1933年10月21日，在上海霞飞路1881号市府招待处举行成立大会，与会人员包括吴铁城、伍连德、颜福庆、李廷安、孔祥熙、刘鸿生、许世英等政界领袖、社会名流、医界精英及热心慈善事业人士400余人。成立大会由吴铁城市长主持并报告了协会成立的意义和目的，随后通过协会章程，推选及通过监事、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名单。 　　二、协会初期组织运作 　　1.会员概况 　　中国防痨协会实行会员制度，“凡志愿加入本会者，均得为会员，不分性别，不分国籍。”该会章程还确定了会员的种类，主要分为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两种：其中个人会员依照所缴会费的不同又分为普通会员、维持会员、永久会员、学生会员四种。根据规定，年缴纳会费2元者为普通会员，10元者为维持会员，一次性缴纳100元以上者则为永久会员，而学生会员又分为大学生会员（会费1元）和中小学生会员（会费5角）。至于团体会员则以合法团体为限，凡缴纳会费50元以上者均可为本会团体会员。 　　会员作为该会的基本力量，是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所以会员在防痨工作中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基于此，协会相当重视会员的征求工作，特于每年春季邀请本会会友及各界领袖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征求会员活动，以增强该会会员力量。该会曾于1933年12月15日和1935年4月6日两次举行征求会员大会，先后派出队长184人，两次共征得会员1100人，成绩相当不错。作为会员，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也可享受免费检查身体、半费x光检查、半费或免费诊治痨病及赠阅防痨刊物等权利，该会还会组织一些会员同乐会、茶座会以及联欢会等活动，以联络会员感情，推进会务工作。 　　2.组织机构设置 　　该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织机构： 　　中国防痨协会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是协会制定政策的最高机关，由全体会员组成，大会设名誉会长1人、名誉副会长6人、并下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监事会。协会章程规定会员大会每年开大会一次，理事会每季开会一次，常务理事会每月开会一次，而“遇到特殊情况或在必要时，由理事长或由常务理事二人联署可召集临时会”。理事会由55名理事组成，其职权范围涉及：关于会员大会之议决事项、预防痨病之计划事项、民众健康之推进事项、征募经费之筹划事项、督促各分会之进行事项、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常务理事会由10人组成，由其执行理事会决议事项和处理日常事务。监事会由11名监事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审核经费收支、监察事业、各分会的经费审核及其他监察事项。协会还设总干事一人，根据理事长和常务理事的安排负责和办理一切事务性工作。而为具体推动协会的各项事务。该会还将会务工作分为总务、财务、医务和宣传四组，各组设主任一人，干事及雇员若干人，分别负责协会的总务、财务、医务及宣传方面的工作。 　　此外。协会为推进会务与发展事业考虑，经理事会同意，可以设立各种委员会、病院和诊疗所等组织。在实际工作当中，协会主要设立了医务委员会、月刊编辑委员会和上海市防痨委员会。医务委员会是协会为了更好地开展治痨工作而设立的，它下设一些诊疗所来专门从事痨病治疗工作，并特聘一些著名医学专家担任委员会委员，借此帮助医务组干事做好治痨工作。月刊编辑委员会是专门为《防痨》杂志（月刊）的编辑发行而设的，1933年协会成立之时便已设立，该杂志成为协会普及宣传防痨知识的重要平台。而于1936年1月10日成立的上海市防痨委员会则主要致力于指导和推动上海防痨工作的开展。 　　3.经费来源及收支状况 　　中国防痨协会虽然是在官方的倡导下成立的，但却只是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经费的筹措问题对该会能否顺利开展工作至关重要，了解协会经费的来源与收支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防痨协会工作的开展情况。 　　根据中国防痨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翁之龙会计所作的经济报告显示，协会经费来源于会员会费、募捐、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从1933年12月25日至1936年6月20日止，共征得会员会费5032.8元、募捐金额25487.63元、事业收入2163.36元、以及其他收入2844.6元。可见募捐和会员会费为该会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募捐又远远超过会员会费，成为最大宗款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防痨协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间组织。 　　该会主要通过组织征募大会来筹募经费，为此曾举行多次征募大会，其中有案可查者有1933年12月15日第一次征募大会，通过选推征求队长分组进行征募，前后共征得捐款及会费20503.65元。其中，蒋介石慷慨捐赠该会基金10000元，河南省政府资助1000元；其余皆为社会各界名流（如杜月笙、张学良、孔祥熙等）与各企事业单位（如证券物品交易所联合会、五洲药房、南京行政院、卫生署、上海赛马会、交通部出纳科、华安合群保寿总公司、商务印书馆、上海联谊善会、中央银行等）的慷慨捐助。而于1935年4月6日在吴铁城市长公馆举行的第二次征募大会上，前后共收到捐款7300余元。这些都足以显示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痨协会的关注和支持，正是如此，协会初期的各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在翁之龙经济报告的收人类表中可以看到，协会收入主要用于工薪、房租、印刷、邮电、文具、购置、车力及其他（捐助健康营、健康画报、交际、宣传、广告、修理、水电、电话等）支出，其中工薪、印刷、购置和其他费用为大宗支出，可以看出该会的收入所得主要用于防痨事业的开展。那么，协会的经费能否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呢？经济报告显示1935年和1936年的经费收入分别为4177元和9655元，而这两年的支出分别是9835元和12061元，显然收入远远低于支出。这一点从相关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一些计划如筹建疗养院等工作因经费的不足而搁浅，张君俊总干事在协会一年工作回顾中也坦言：“本会各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只以限于经济，诸多未能实现。另外，协会收支情况除有监事会监督之外，还将每次募捐所得及每月收支情况在《防痨》杂志上公开发表，以保证该会财务的透明度和方便社会各界监督。 　　三、协会早期主要活动 　　中国防痨协会自成立起到1937年会务终止，做了大量的痨病防治工作。基于当时没有科学有效的治疗药物，该会则以宣传教育工作为主。治痨工作为辅。因为痨病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流行，除了痨病本身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民众缺乏卫生常识，素来不注意卫生，给痨病的流行提供了传播机会。只有普及全国的防痨教育，让每个国民都知道痨病的危害性和卫生防痨的知识，这样才有预防与控制痨病的可能。就当时来说，诸如“一两的预防，胜于一磅的治疗”与“求药不如求医，求医不如求防”等防痨胜于治痨的观念已经相当普遍。而中国防痨协会的工作也正是侧重于预防方面，其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知痨病之严重性，起而注意，起而预防，起而抵抗；对于已病者，予以实行补救之治疗，导其摄生之方法。”综合分析协会早期所举办的各项活动，不外乎防痨和治痨两个方面，在防痨方面主要有以下几项重要活动： 　　（1）举办防痨演讲和展览。协会自1934年1月起至1936年先后延请李廷安、翁之龙、颜福庆、布美、张维、李兆璋等人借助福音广播电台，播讲痨病之预防及疗养知识，统计演讲达20余次，广为宣传，深得市民关注。此外，又聘请医学专家赴各大中小学校和各团体进行公开演讲。前后共计40次，听众达25000人。在演讲的同时还张贴发放一些标语及防痨歌，并在会场附带一些结核病统计、图表、漫画和模型进行展览，观众达几百上千不等，足见社会各界对痨病问题的重视。 　　（2）开展劝止吐痰运动。协会鉴于国人随地吐痰的恶习，不仅有害个人健康和影响公共卫生，而且它更是痨病传播的主要媒介，范守渊甚至把乱吐痰形象地比喻成“乱抛炸弹”。中国防痨协会曾于1935年3月28日联合上海市各机关、各团体举办劝止吐痰运动，发动全社会力量开展防痨宣传活动。该运动持续四天，第一天为学生日，全市学生分别集合举行开幕仪式，由校长报告劝止吐痰运动的意义，教师演说防痨常识，教学生唱劝止吐痰歌。第二天为工友日，由总工会通令各工厂。举行运动仪式，并派员到各工厂督导，分别集会，宣传演讲。第三天为商民日，由市商会通饬各商号于橱窗内张贴标语宣言等，同时在马路上车上公共场所张贴不准吐痰等横跨马路大幅标语。以引起民众注意，扩大宣传。第四天为各团体日，全市民众各团体联合总动员，在华租界各处分头演讲，并制作各种劝止吐痰标语，分发图书刊物，日夜放映《痨病自叙》教育影片，以使民众知晓痨病常识，注意公共卫生。此次运动得到上海各界赞助，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而且，这种运动在“上海市尚属首次……热烈情形为历来卫生运动所罕有之现象”。劝止吐痰运动作为“防痰运动的肇矢”，在中国防痨运动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3）举办夏令儿童健康营。儿童健康问题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为使儿童具备相当的防痨知识，增强儿童的体质，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协会于1934年6月举办上海市第一届夏令儿童健康营，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儿童幸福会和晨报社参与筹备组织工作，于7月6日在吴淞同济中学开营，报名儿童有60多人。1935年6月协会举办上海市第二届儿童健康营，近20个社会团体参加此次活动，入营儿童达到180人之多。1936年6月举办第三次夏令儿童健康营，参与团体20多个，本次入营儿童激增至220人。该活动制定有周详的计划，科学的营内生活，对于营内的儿童，则“极力施以健康的常识，尽量灌输卫生的习惯，并且陶冶儿童的身心，使他们都有团体生活的知识和兴趣。”儿童健康营内的各项设施还得到了美国卫生教育专家鲍惠氏的景慕和赞誉。可见此项活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4）发行《防痨》杂志。协会为普及和宣传防痨知识，于1934年11月份发行《防痨》杂志，先后由牛惠生、李廷安、陆伯鸿、刘德启和樊侃如等担任编辑，并邀请上海之外的医界领袖担任特约编辑。刊物原名为《防痨》，从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开始以《防痨月刊》为名，出至第2卷第6期停刊。该杂志每月发行l期，每期平均60页，有46000字左右，专门刊载痨病病理、预防方法、摄生要旨、卫生常识和医药消息等，并另辟读者通讯栏，聘请肺病专家钱慕韩医师专门答复痨病患者的咨询。杂志每期出版1500份，全年计有18000份。共发行18期27000份。杂志大部分用来免费赠送给理事会员、全国图书馆、文化机关、学术团体和社团等机构，还有一小部分用来销售。 　　（5）参加上海卫生运动大会。以1934年6月19日上海市第十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为例，协会在大会中主要担任防痨组工作，做了一番规模宏大的防痨宣传。协会派遣医学专家到各处做防痨演讲，广受民众欢迎：同时函请上海市各医院及上海市医师公会转请各注册医生免费为市民检查身体，半费照x光，每日前往各医院及医生处要求诊病者甚众。在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协会印制了大量的标语、宣传手册及各种连环画。比如，“痰之吐，必有所：或痰盂。或手帕”等宣传标语图文并茂，浅显易懂，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6）举办防痨征文活动。为普及防痨教育，协会于1935年3月至6月举办防痨征文有奖活动，拟定以《防痨运动与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之关系》、《防痨教育》和《中国民族体质说到防痨运动》为题，最后共收到应征文章104篇。由评判委员会评定第一、二、三名，并给予相应奖金；协会还从原定名额之外选出16篇优秀作品，上述作品均在《防痨》杂志上予以发表。 　　在痨病诊治方面，协会也做了大量工作。考虑到痨病患者众多，为控制痨病传播，协会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三所痨病诊疗所。1934年6月14日在西门方斜路西林路口306号设立第一痨病诊疗所，1935年4月2日在南市三泰码头市立上海医院内设立第二诊疗所，1936年1月7日又在西藏路增设第三诊疗所。 　　诊所主要从事痨病诊断和治疗，以及检查与病人接触者及其家属；护士每日进行家庭访视，告知预防及疗养方法，以免传染家属；另外，还要做好痨病统计工作。回协会诊所本着减轻民众负担，担负慈善救济之使命，使贫苦大众有医治痨病的机会，以阻止痨病的蔓延。所以，它们均为免费就诊，不收诊费药费。自成立起，前往诊所诊病者甚多，而为更准确地诊断病人，协会还特别购置了一台x光机，放置在第二诊疗所内，前往诊治者则更多。据李廷安在第一届年会上所做的医务报告显示，从1934年6月至1936年9月期间共有初诊病人1864人次。复诊病人5163人次，X光透视739人次，x光摄片52人次，家庭访视142人次。此外，诊疗所还举行了痨苗测验，1935年由本诊所医师在省立上海中学实验小学内举行结核素测验，受验学生385人，其年龄在5岁至16岁之间，这一测验也正验证了结核病对儿童的侵袭随着年龄的增加，受痨菌侵袭之数量也逐渐增加，@足见痨病对国家和民族健康的危害程度。 　　除上述活动之外，中国防痨协会还开展了一些组织工作和会务活动。比如，协会成立之初，宴请报界和宗教界以扩大协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又与长沙、北平、广州、苏州、福州、南京、汉口和天津等省市医学专家和热心防痨人士洽谈筹组分会，据陈湘泉回忆，1934年就成立了江西分会和湖南分会。然而，正当中国防痨协会有计划地推行防痨事业时，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该会被迫停止一切会务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防痨协会在发展和壮大组织、开展痨病诊疗以及宣传教育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近代中国防痨事业的推行可谓不遗余力。然而，限于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和经费等各方因素的制约，许多工作没能及时开展；而且，从当时上海痨病严重流行的状况来看，协会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正如童星门总干事在总务报告中所指出的，“本会三年来的防痨工作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只做了一些摇旗呐喊的工作”。尽管协会的工作没有有效地遏制痨病的蔓延与流行，但正是这些“摇旗呐喊”的工作，充分调动了上海乃至全国各界参与防痨与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性。比如，在劝止吐痰运动、上海卫生运动大会和夏令儿童健康营活动中，社会各团体和各阶层都积极参与，这些具有创新性的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包括防痨知识在内的各种新式公共卫生观念的传播与发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一个由社会热心人士发起的民间组织，中国防痨协会的成立与早期活动对于推动后来中国防痨事业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