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罗平汉专著《大迁徒：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

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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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撰稿：罗平汉

1959年至1961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后又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作出了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1800多万职工被精简到了农村，他们以个人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对于此次国民经济调整，虽然近年来已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专题研究调整过程中职工精简工作的成果还很少见，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工业“大跃进”导致职工队伍急剧增加

1957年11月，时值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参加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地提出苏联“在15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征得国内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

既然已确定在15年左右的时间使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超英国，因此“大跃进”启动后，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时，就改变过去那种立足上年的实际情况制订下年度计划的方法，而是采取倒算的方法。即先定15年赶超的目标，然后再制订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按照这样的倒算法，1958年2月，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按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拟定为643. 7亿元，增长14.6%；计划继续施工和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1185个，其中工业建设项目716个；计划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9.2%；发电量为224.5亿度，增长18%；原煤为1.5072万吨，增长17.2%；其他如机械工业、农机新产品、化肥等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也都在30%—50%。[1]（P118）这就是后来中央的第一本账。

紧接着，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国家经委党组报送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原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被大幅度提高，作为中央的第二本账。《意见》规定：工业产值为903.8亿元，比1957年增长33%；基本建设投资175亿元，增长41.5%；钢为700万吨，增长35.5%，煤炭1.6737亿吨，增长31.1%；发电量246亿度，增长29.3%。此外，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计划也大幅度增长。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党组提出的这个意见，并得到了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这就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随着“大跃进”的全面启动，各种指标也一再被拔高，如钢的指标后来被定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了一番。要实现这些高指标，使我国工业一下子来一个大的“跃进”，显然仅仅依靠中央企业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当时就把工业大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发挥地方大办工业的积极性上。这样，如何发展地方工业，就成了中共中央着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成都会议之前，国家经委写出了一份《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的材料，递交成都会议讨论。《设想》特地谈到了县办工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一是凡蕴藏有煤炭资源的县份，每县根据情况至少建设一个小煤窑，一座小水泥窑，一个小的炼油厂，一个小的电站等。建设这些小型的基本工业，全部投资不过740万—2165万元，而这些工业建成后一年的生产总值，可以超过400万元，大约两至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二是那些有铁矿资源的县份，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400—500吨的小高炉，投资只要8000—10000元，两月可以建成，半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三是那些有铜矿资源的县份，还可以至少建设一座年产30吨的小铜厂，投资只需8000元，半年可以建成。此外，有些县份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农副业原料资源，建设小榨油厂、小制糖厂、小造纸厂、小纺织厂等为农村副业加工的小型工厂。总之，有什么资源就办什么工业，每一个县都不应该有空白。[2]

按照这样的思路，各地出现了大办工业的热潮。据国家统计局这年底公布的数据，1958年全国共有近700个限额以上的新建厂矿部分或全部投入生产。此外，全国各地兴建的中小型厂矿更是如雨后春笋，仅据辽宁、河南、浙江、广东四个省的统计，这年新建设的县以上中小型厂矿就有15000多个。[3]这些厂矿企业的新建和扩建，固然对这年的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结果不但使这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仅中央和省一级就达到235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87%，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半数，而且导致了这年全国职工人数的急剧增加。

“大跃进”开始后，不少地方就向国家劳动部反映企业人员不足，要求增加新人员，而且各省、市、自治区要求新增人员的数目都不小。对于这种情况，劳动部党组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并且提出，由于现在全国还有大量人员多余，因此，目前除按劳动计划招用临时工外，仍然应坚持不从社会上招收正式职工的方针，各地区所需补充的人员，应该经过准确地编制劳动计划，进行周密的组织工作，千方百计从现有职工中调剂解决。[4]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乱招工的现象作了批评，说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个亿，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剂和补充职工问题的意见》，规定各地区各单位的招工计划首先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而后报中共中央考虑决定。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新办企业、扩大基建规模都需要招工，1958年6月，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大跃进”中的劳动力问题，认为1956年多招收的职工已经“吃光”，现在增人的趋势很猛，必须及早准备；由于农业“大跃进”，农村劳动力不易进城，为此需要改变冻结劳动力的办法。6月下旬，劳动部党组就“二五”计划时期增加劳动力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了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宽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规定今后劳动力招收调剂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招工计划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但应力求从城市中招收，一般不从农村中招收新职工。

这个口子一开，各地于是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不少单位为了放生产“卫星”，随意增加生产任务而大招工，也有些单位担心今后劳动力更紧张而抱着晚招不如早招的心理而随意招工，新办的各种工矿企业更是大招特招，职工队伍迅速膨胀起来。据第二年5月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安排意见的报告》，1958年末全国国营、公私合营、事业和国家机关的职工总数为4532万人，比1957年末增加了2082万人，其中县级企业新增加的职工1100多万人。在这新增加的2082万名职工中，从社会上招收的有1661万人，占80%，而其中从城市招收的只有557万人，仅占26.7%，从农村招收的则为1104万人，占53%。[5]（P359—360）

1958年冬，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重新审订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原定的1959年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作了调整。这样，许多地方按照北戴河会议预定的工业指标多招职工造成大量人员闲置和劳动力浪费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为此，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通知各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停止招收新的职工和继续固定临时工人。对现有职工人数要根据节约用人、提高劳动效率的原则，确实核定各单位的人员需要量，并且报告省、市、自治区党委备查。2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再招收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使用的，要立即进行一次清理，已有固定工作确实不能离开的，必须补订企业、人民公社和劳动者本人三方同意的合同，其余的一律遣送回乡。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重申了2月4日的指示内容，并且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都要立即向所属人员传达2月4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自从中共中央下达停止招收新职工的指示后，职工人数增加的趋势基本得到了控制，全国职工总数有了一定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9年1月比1958年末减少职工106万人，2月份又比1月份减了61万人，两个月共减少了167万人。至1959年3月底，全国县以上工业部门及建筑部门职工人数比1958年末减少了267万人。

1959年3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曾根据当时确定的生产计划，建议全国共减少职工509万人。5月初，两部委再次提出，应在原定减人计划的基础上，再精简职工300万人，全年共精简职工800万人。精简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及多余的学徒。县办企业和一些停工、窝工企业，应当先减多减，并争取大部分在上半年减下去。

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述两部委《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安排意见的报告》，同意全年减少职工800万的建议，并且指出，这减少800万职工的计划，“是必须完成的，并且在保证完成今年国家确定的生产任务的原则下，凡能多减的还应该多减一些。”[6]（P358）．中共中央同时强调，减少800万职工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挂帅，加强领导，通过鸣放辩论制订减人指标，一面报请中央，一面贯彻执行。同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妥善安置被精简职工，做到走的愉快，留的安心。

截止1959年6月底，全部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共精简职工605. 4万人，扣除这年上半年新增加的106. 8万人和1958年统计漏报的42. 5万人，实际精简了456. 1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精简人数的半数。

但是，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中断了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进程。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人们的头脑再度发热，高指标被重新提了出来。国家计委和建委在9月下旬提出，在今后几个月里，要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项目。这样，刚降下来的基本建设项目数量，又增加到1000个以上。11月22日，计委和建委又确定1959年追加13.6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加上原计划的248亿元和上年结转投资20亿元，使基本建设投资又重新回到1959年初调整前确定的水平。

在1960年3月底至4月上旬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其中工交方面的具体指标是：重工业产值1270亿元，比上年增长32%；生铁2750万吨，增长34%；钢1840万吨，增长38%；水泥1600万吨，增长30%；发电550—580亿度，增长30%—40%；煤炭4.25亿吨，增长22%；发电设备330万千瓦，增长53%；金属切削机床9万台，增长29%。为了保证这些指标的完成，并为今后继续“跃进”作准备，基本建设投资确定为325亿元(不包括地方和企业自筹的60亿元)，比上年增长21.7%。为了完成上述重工业指标，除了新建和扩建一批大型的钢铁企业、有色金属企业外，还要求各地兴建一批“小土群”、“小洋群”钢铁与有色金属企业。[7]（P169）这样一来，使一度有所精简的职工队伍再度迅速扩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止1960年6月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了4796.6万人，比1959年增加了235.7万人，比国家计划规定的全年增加职工200万人的指标，多了357万人。截止7月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4889.4万人，比上年年底增加328万人，其中7月份就增加了92.9万人。8月份，更是达到了5100万人。

陈云强调，现在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如果粮食的征购任务不减少，这些政策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国家征购多少粮食。如果征购还是那么高，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二、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只有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1960年新一轮“大跃进”的结果，一方面，致使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致使粮食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最低商品粮供应，不得不加大对农民粮食的征购量，实行高征购。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与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1348亿斤，占39.7%；1960年1021亿斤，占35.6%。

尽管中国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缓解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上年减少530万斤，减少15.6%，虽然征购量高达35.6%，但当年销售却大于库存620万吨，国家库存粮食比1957年减少了1180万吨，按人均每年需要粮食250公斤计算，这年国家大约差2400万人的粮食。1960年以后，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1960年6月上旬，北京市的粮食库存只够7天销量；天津市的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已经基本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辽宁十几个城市只能销8、9天。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近一半，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3。

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脱销，粮食部门可谓想尽了办法。辽宁的大中城市采取各粮站排开轮流卖粮的办法，居民每次只能凭证购买3至5天的口粮定量。北京天天在各粮店之间平衡粮食余缺，并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摧购粮食。上海安排大量汽车在车站、码头等候，一旦粮食到达，立即运到粮店。当时粮食的紧张情况可想而知。

1958年和1960年的两度“大跃进”，本意都是希望中国经济有一个超常规的、跨跃式的发展，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进程。可是，事与愿违，它不但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大跃进”，反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后退。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去探求中国经济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也促使全党上下不得不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期间，长期负责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认为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就在此时，苏联政府于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7月25日，没等中方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义愤，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结果，这次会议未能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进入深入的讨论。

这时，李富春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将自己的想法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交换了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8月下旬，国家计委着手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当是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争取主动。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在计委所提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了“充实”两字。9月15日，他又调“整顿”改为“调整”，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且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有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9](P85)

“八字方针”虽然已经确定，但要使各级干部在“大跃进”的惯性中接受调整（也就是降低高速度）的现实，还有一个适应过程。1961年初，各地区、各部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心并不是很大，行动迟缓，以致错过了调整的有利时期，使国民经济发展更为被动。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正视“大跃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形势估计仍过于乐观，对粮食的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下不了大幅度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结果，1961年一季度非但没有实现“开门红”，反而使国民经济举步惟艰，工业生产出现严重滑坡，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了食糖以外，其余24种分别与上年第4季度下降了30%—40%，一般只完成全年计划的10%—20%。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人民的吃穿用状况进一步恶化，职工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困难。

这时，一方面，连年减少的粮食供应，仅靠降低口粮指标，生产代食品，甚至进口粮食，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要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除了要纠正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还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其中也就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将工业和基本建设多余的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因此，在“八字方针”出台的同时，清理劳动力、精简职工的工作也开始启动。

早在1960年5月，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规定农村用于农业和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应该少于60%至65%，农忙季节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则应该达到80%以上。然而，这个规定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同年8月10日，根据日益恶化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认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已成为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关键。为了解决粮食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共中央明确规定：整顿县社工业、精简人员；县社的文工团和球队等，脱产的一律停办；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后，将一批合同工和临时工精简回农村，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等等。

1960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各地迅速开展了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精简下放了部分机构和职工。截止1961年2月底，全国共精简下放职工410.6万人。其中，不带工资减回农村的250万人，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任务；带工资下放农村的160.6万人，仅完成计划的50%。在已经下放的职工中，据13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县及县以下单位的职工占43.7%，专区(市)以上单位的职工占56.3%；干部占13.8%，临时工合同工占33.2%，其他职工占53%。[10](P279—280)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报告指出：1961年农业形势虽有好转，但粮食形势还是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他从产、购、销、调、存几个方面，对全国粮食情况作了分析后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每年要供应城市50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陈云非常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在发言中对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云强调，现在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虽然有了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的征购任务不减少，这些政策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国家征购多少粮食。如果征购还是那么高，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11]（P161）

陈云的讲话，使与会者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必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坚定了大量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心。会议讨论了如何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的具体措施，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要将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

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口的大精简，当时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为了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中央发出了两份党内秘密宣传提纲，检讨几年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公开承认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向全国人民就为何要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作了解释。

三、职工精简回乡或下乡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头脑逐渐地冷静下来，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得出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调整的共识。到1961年底，调整工作已初见成效，农村形势继续好转，工业的滑坡的现象也开始停止。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的局势依然严峻，工业并没有扭转被动的局面。尤其重要的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于调整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不统一。为了统一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认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彻底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县级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部队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虽然不是讨论和解决精简职工的问题，但是，大会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客观地分析了所面临的形势，使党的中高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这就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和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思想基础。

在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阐述了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若干办法。陈云指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是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是如此。陈云认为，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40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40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10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12]（P201）陈云的讲话得到了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2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的决定》，要求在1962年上半年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应占500万人以上，争取在春耕或者夏收前完成，以便下半年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减少城镇人口600万人。

随着经济形势一天天明朗，各级干部对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到1962年5月中旬，全国城镇人口在1961年底的基础上减少了453.6万人，职工减少了514.1万人。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简称“五月会议”）。会议对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在对形势作了深入分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精简职工800多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简职工1000万人以上。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强调“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个最基本的环节”，“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继续加强农业战线，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坚决缩短工业战线，调整商业体制，缩小文教规模，精简行政机构，进一步地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3]（P462）《决定》提出，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末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至1072万。减少城镇人口任务，必须在1962、1963两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简职工的任务力争在1962年内或者1963年上半年大部分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应当先抓紧精简职工，尤其是要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农林部门先行；同时劝说原从农村来的家庭和其他容易下乡的人下乡。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进入高潮。然而，对于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的大事，我们今天如果翻检当年的报刊，却几乎见不到有关的宣传报道。那么，当时又如何能使广大职工领会精简的精神，接受精简回乡的事实呢？“大跃进”以来，不是年年都说形势大好吗？工农业生产连年“跃进”，怎么还会饿肚子，要精简职工呢？

为了做好精简工作的解释动员，中共中央在1962年5月下发了两份重要的党内文件：《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前者是面向职工和城市居民的，后者则是面向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这两个《宣传要点》勇敢地承认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严重困难，向广大群众讲清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原因，把经济形势向人民交了底，使精简工作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湖北拖拉机厂的工人说：“过去对国家的困难不了解，所以有不少糊涂思想。现在知道了国家有这样大的困难，这个担子不能叫毛主席一个人挑，人人都要分挑担子，才能克服困难。”武汉铁路局的职工听了《宣传要点》的报告后说：“现在干活是一人干，二人看，晚来早去，提前吃饭，迟到不记帐，加班要记上，旷工照拿钱。这种状况不应继续下去，党提出精兵简政，是完全正确的。”[14]

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范围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到这年年底，全国共精简职工900万人，城镇人口1200万人，相应地减少工资总额31亿元，商品粮少销81亿斤。到1963年2月，全国尚有职工3260多万人，城镇人口1亿1800多万人，职工人数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任务相比，仍显过多。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好转，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要求1963年全国精简职工16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800万人，并且要求在这年4月底以前完成精简职工任务，在6月底以前完成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

1963年1—6月，全国共计精简职工128.4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300万人。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共减少了1887万人。其中从1962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了1034万人，基本完成了1962年“五月会议”规定的两年减少职工1056万到1072万的任务，全国职工人数从1960年末的5043.8万人，下降为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其中从1962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了约1600万人，完成了“五月会议”规定的两年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的任务的80%。[15]（P551）

鉴于全国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63年7月6日，中央精简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提出：“根据目前精简任务完成的情况，同时，考虑到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急需集中力量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八月份又要调整工资，我们认为，这一次全国性的减人工作，现在可以宣布基本结束。”[16]（P552）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同意了中央精简小组的建议，要求各地做好结束精简的工作。至此，全国性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

1961年至1963年的精简工作，是共和国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场大精简是迫不得已的，却又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共和国虽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项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数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大乱子，是十分不容易的。对于我们的共和国，对于那个时代经历了这场大精简的人们，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四、简短的结语

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能否见效的关键。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两年半时间的共同努力，全国共精简了近2000万职工、2600万城镇人口，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最直接的效果是减少了粮食销量，减轻了农业负担。6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困难，原因是由于“大跃进”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其直接表现就是粮食的极度短缺。可以说，当时一切问题都是由粮食危机引发的，克服困难最有效办法也就解决粮食问题。在农业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到严重摧残，粮食大量增产短期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只有一方面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一方面通过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缓减粮食供应的压力。从1961年到1963年10月底，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用粮销量共减少了138.4亿斤。[17]（P133）这样，不但保证了城镇必需的粮食供应，而且降低了农村粮食的征购率，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由于城镇人口的减少，相应的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0年前后的粮食歉收，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左”倾错误，但农村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全国在大精简中精简下来的近2000万职工中，有67%的职工回到了农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1962年底达到了21373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20566万人。这些精简回乡的职工，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思想素质较好，又见过世面。他们回乡之后成为农业生产的骨干，还有相当多的人担任了社、队干部，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加之其他政策调整，我国农村形势在1962年出现明显好转，农业产值1962年比1961年增长了6.2%，1963年又比1962年增长了11.6%。粮食产量1962年达到了3200亿斤，比1960年的2870亿斤增加了430亿斤，196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3400亿斤，又比上年增加200亿斤。[18]（P87）这对于城乡人民战胜困难，走出困境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大量职工的精简，大幅度地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1961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61年减少了19亿元，1962年又比上减少了30亿元。1963年8月，国家给40%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调整了工资，但工资总额比1963年还略有减少。由于增加了工资和物价的回落，城市居民实际增加了约20亿元的收入。职工的年平均实际工资1962年为440元，1963年增加到507元。由于公粮等负担的减轻，农村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由1962年的99.1元增加到1963年的101.3元。与最困难的1960、1961年相比，1963年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虽然这次精简过程中也曾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的人因为精简安置处理不当还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访，也有的单位曾许诺经济好转后优先录用精简职工，但后来不能兑现而变成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拖到70年代才解决。但是，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这场涉及数千万人的大精简，从总体上讲，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按照预期计划完成了精简任务，而且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可能出乱子、甚至大乱子的情况，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为国民经济主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罗平汉）

作者简介：罗平汉，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本文为罗平汉特授权腾讯发布。

参考文献：

薄一波．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国务院经济委员会．让中小型工厂遍地开花的一些设想[Z]．1958－03－05．

近七百大厂矿今年投入，生产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厂矿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N]．人民日报．1958－12－31．

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各地在跃进中要求增加新人员问题的报告[Z]．1938－03－05．

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安排意见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劳动部党．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一1959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1996

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A]．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A]．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同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4]湖北省委．关于我省执行中央两个精简宣传要点的情况报告[Z]．1962－8－5．

[15]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6]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7]柳随年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