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女性角色的生活史解读

　　摘要：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内地对宋庆龄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政治角色，而对其女性角色的发掘尚不完整。私人书信文字资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宋庆龄。青少年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生活教育环境使宋庆龄初步形成了中西融合的独立女性形象。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带着对理想的坚持，怀着对生活、自由和幸福追求的执著，在理想的道路上独行，诠释了中西文化交融下的“现代”女子对革命理想与传统生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生活历程不仅诠释了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也成为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 　　关键词：宋庆龄；私人书信；女性角色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129-08 　　收稿日期：2011-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70068)；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1006) 　　作者简介：刘俊凤，女，北京市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西安邮电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宋庆龄少有回忆录，传记亦慎重，“二十世纪最伟大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喜怒哀乐更语焉不详，世人全面解读剖析这位高高在上坚强而伟大的女性纠结于障目、窥斑之间。目前，宋庆龄私人书信逐步被发现整理，使有关研究得以深入具体，一个鲜活女性渐次跃然纸上。让研究者感受到，在宋庆龄谦虚平和的品格背后，更有一个感情率真细腻、有血有肉、有喜有哀、有真知灼见和独立思考的真实女性。 　　女性问题是20世纪以来研究热点之一，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尝试对宋庆龄从女性角度进行解读，并非要套用某个阶段或某种女性主义理论。活跃于20世纪历史舞台的宋庆龄，不仅因为鲜明的时代烙印而富有时代女性的普遍性，也因为拥有特殊的家庭、际遇和品质而具有个人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用女性生活的研究视角可以将宋庆龄从宏大的政治环境中还原到一个平常女性的生活场景中。在这种境遇中，政治是背景音乐，个人的理想、情感和生活才是主旋律，其注重感受和体验的女性特征应得到正视，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品质应得到肯定。不过，宋庆龄作为重大历史人物是在政治和男性的话语权中得到研究和肯定的，本文选择以宋庆龄私人书信为主要文本，以女性生活为视角，希望通过解读史料，认识宋庆龄作为女性在生活中的定位、成就和实现自我的历程。 　　在已公开的宋庆龄私人书信中，本文选取①三类文本：一是当年已公开的文字，如大学时期发表的文章、《广州脱险》等；二是宋庆龄与朋友之间以生活内容为主题的私人信件，也包括与个别较亲近的朋友之间的工作信件；三是宋庆龄不同时期发表的一些针对妇女问题的演讲和文章。 　　一、在中西文化熏陶中成长：非凡的经历注定了宋庆龄热情单纯开朗的性格 　　宋庆龄出生在上海的殷实之家――闯荡美国的父亲在国内逐渐发达，西化家庭中成长的母亲贤淑温和、笃信基督教。这个传统底蕴厚重的家庭里，既存在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又充盈着长幼尊卑的亲情观念；既鼓励行为思想的独立，又注重世俗生活的乐趣和享受。浸润在传统家庭的生活环境中，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成长其间的宋庆龄从少女阶段就有了一双明亮、热情、追求美好的眼睛和一颗温和、宽厚、热爱生活的心。她9岁入上海中西女塾，14岁赴美国留学，21岁回国，在美国生活长达7年，受美国文化熏陶12年。这个教育过程贯穿宋庆龄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对其性格以及认识社会、思考世界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至关重要，奠定了宋庆龄一生中西共融的复杂性格。美国文化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宋庆龄更习惯于西式的思考视角，虽然这让宋庆龄在国内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惑，但也赋予了她对待人和事始终保持单纯、美好的感受能力。 　　1912年4月，宋庆龄以流畅优美的英文在威斯利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赞扬了辛亥革命，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生活视角，指出剪辫子是因循守旧(注意，她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族)的中国人舍弃附属物――中华民族耻辱象征――的勇敢举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年轻的宋庆龄对中国社会习俗的思考已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其政治生命一开始就展现出女性视角的关注和理解。 　　身居国外的宋庆龄更能感受祖国落后带给个人的影响，更容易接受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专横的满人贪污腐朽这一观点。因此，在她看来，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是中国人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以使民众获得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权利的必由之路。这是宋庆龄青年时代即确立的政治观。在宋庆龄眼中，辛亥革命通过共和国制度的创建为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20世纪的奋斗目标主要是实现“博爱”。在谈及自由、平等、博爱三者的关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宋庆龄将“博爱”喻为兄弟情谊，认同一切自由和平等的基石就是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的“博爱”。在奠定个人理想的少女时代，当时的宋庆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深刻，她对中国社会乃至人类进步发展的认识是在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认同和内化基础上形成的。 　　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成熟，在生活上也缺乏磨炼，但她“民众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的社会理想却在此时形成。无虞的少年生活让她拥有了宽厚、温和的心胸，始终真诚关注民众生活，美国式教育的浸润让她拥有了理性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可以用热切和忧患的眼光审视国人生活的现状和根源。虽然她对实现理想的认识，还因为缺乏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刻了解而显得稚嫩，却也因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吸收而洋溢着西式的纯粹和热情。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纯粹和热情在宋庆龄此后言行中时时显露。 　　在1913年4月发表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中，宋庆龄希望回国后能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妇女身份“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并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也将出现像英国女权运动者潘克赫尔斯特、美国女社会名流贝尔蒙特一样的中国女权运动者，“希望她们(即中国的女权运动者)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盼望“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提出了争取女权而反对流血和战争，争取妇女解放但希望男女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的观点。宋庆龄热情中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不做狂热的女权运动者。虽然她的女性身份让她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首先对妇女的生活、自由及幸福权利表示关注，但温和的家庭生活及中庸文化、基督教的教义都让她本能地反对战争、敌对和仇恨。这在她后来从事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留学生活赋予了宋庆龄难得的见识和思考，一个对新生活充满着热情和向往的知性少女回到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在归国途中，曾用轻松愉悦口吻给她亲密的美国女教师写信，细腻描述了在轮船上的

种种细节，如舞会、水果鲜花、环绕着她的人们、土著、乐队等，在这个刚离开学校、憧憬新生活、乐观开朗的少女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信中流露了宋庆龄的独特个性：她对很快习惯于“生活高贵、思想简单”的生活方式进行自嘲，有点无奈地提醒自己，不应沉溺于这样的生活，应该保持高贵的思想。 　　逗留日本的宋庆龄迫切要与人分享对美景的感受，她写信给密友艾丽，语气轻松、愉快，还不乏幽默。她像大多数年轻女子一样，对时尚极感兴趣，让美国好友告知她那里“所有的事情，譬如服饰、帽子的式样等等”。坦然称非常适应并喜爱欧式服饰，“尽管新式的中式服装很有魅力。我还是准备穿欧式的”，并盛赞“现在的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假如你喜欢美的事物，就必须赶快到东方来”。署名是颇为亲昵的基督教教名：罗莎蒙黛。此后还有两封发自日本的信(1915年11月之前)都保持了类似的特色：详细描述旅行、美景、市井娱乐等内容。像大多数闺蜜之间的话题一样，宋庆龄从学生步入社会是围绕着一切微小细碎的快乐和轻松愉悦的美好生活感受展开。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又不甘沉溺于奢华安逸生活、追求自由愉悦的生活又不甘放弃精神独立思想高贵的女子，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二、在爱情和理想中坚守：激情婚姻造就了宋庆龄献身理想的革命人生 　　怀揣救国理想的宋庆龄回国后，受家庭影响，非常幸运地接替大姐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从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就注定了宋庆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宋庆龄决定“承担更多的义务”时，没有料想到会很快为“革命”而工作，更没有设想会同这位令人敬仰的革命领袖结合，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与革命领袖结合，竟是作为少女的宋庆龄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大、严肃、自主的选择，单就这一举动来说，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父亲也难以接受，一般女性更是难以企及，足以表明其不同于一般女子的超人心境。这对两年前还单纯快乐的宋庆龄来说，无疑是一次个性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理解，在具有浓厚亲情的家庭中长大的宋庆龄，尽管富有西方式的热情和勇气，但亲情仍然是她作为一个女儿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面对富有人生经验的父母的反对，除了勇气和坚持之外，胆怯和怀疑也是其真实坦率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毅然决然快速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来自于宋庆龄接受西方教育中自由平等观念的潜移默化，来自于怀揣理想和梦想改变中国落后的赤诚之心，来自于敬仰崇拜革命领袖伟人品质的爱慕之情，来自于孙中山超人的胆识和慈父般的关爱，来自于少女的浪漫率真和憧憬未来的精神享受。父母最终默许后送的一套家具(陪嫁品)，宋庆龄一直珍爱不弃，是在歉疚之下难以割舍父母的宠爱和庇护，珍视这份永不绝断的亲情。 　　在1915年11月18日写给艾丽的信中，宋庆龄向密友告知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消息。信中的宋庆龄“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高兴于自己能够“克服胆怯和怀疑”的羁绊。“感不安”也许是对在这场婚姻中不顾父母坚决反对的率性而为，忐忑于选择的正确与否。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坦然承认自己获得了新生活，并感受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来自两方面：一是新家庭融合了爱情和亲情，二是新生活结合了理想与爱情。若惊讶于这位年轻女子的判断是否轻率，婚后一年半写给艾丽的信中(1917年2月22日)，她再一次更清楚的表达了这种幸福感及来源。 　　他比我年长许多……(字迹不清)使我对 　　他产生惊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半多，我 　　仍保持着对他的崇拜之情，一如以往，是他人品 　　的崇拜者。 　　显然，对于出身富家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她思想独立，追求精神世界，在情感取向上绝不同于普通女子，看重精神层面的匹配，更倾向于那种在精神上能够理解自己又高于自己，能吸引自己不断提升、令自己倾慕的伴侣。孙中山正是这样一位令宋庆龄折服的人。一开始，为父亲所信赖的、年长的孙中山就给了宋庆龄安全和依靠，正好弥补了离开父亲庇护的女儿所需要的亲情和幸福感。十分满意于这种幸福感的宋庆龄道出了其幸福感的更深层次的来源――理想与爱情的结合。 　　亲爱的艾丽，我衷心希望你能够很快在人 　　类共同的理想中获得你个人理想的实现，那时 　　幸福必将来临。当然，目前你是幸福的，但婚后 　　生活的愉悦则不同，它远胜于少女时期。尤其 　　是当这种幸福存在于双方为使周围的人都能幸 　　福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之中。 　　尽管宋庆龄从未专门撰写或陈述个人理想的文字，我们从威斯利安学院学报文章中也仅仅读出宋庆龄年轻热烈的向往，但这封既无意公开也无意隐瞒的个人信件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宋庆龄认为，同孙中山的结合是他们个人理想的结合。理想一致让宋庆龄的个人理想从宏观而明确、具体为参与到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中。 　　正是这份信心，让宋庆龄这样一个富有激情、才华和行动的女子，在婚后生活中仍非常甘于乐于担任孙中山秘书的角色，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从未主动参与到具体革命活动的决策中。也正是这种认定，在广州脱险最危险的时候，宋庆龄冷静而坚强，执意让丈夫先走。生离死别后，只为丈夫遭受的背叛感到痛心，轻描淡写自己受到的惊吓和伤害。如果说这是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行为，毋宁说这是一个女子为爱情和理想，发自内心面对任何牺牲的本能。 　　在1916年5月27日《致梅屋夫人》的信中，一个正在担心丈夫安危的妻子充满深情地写道：“他是现在这个可怕时期中唯一能拯救中国使他免遭灭亡的人”、“我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再次明确了丈夫的事业就是她的事业，与丈夫共担当是她对理想和爱情的承诺。 　　这一时期，宋庆龄全部情感集中于践行理想中，所焕发出的美丽显然比少女时代更令人着迷。欧式时装仍是她的喜好，但婚后，宋庆龄在服饰的细节上十分注意与丈夫及环境的协调。1915-1925年十年间，除了在国外和一些家庭、私人空间里，宋庆龄大都身着曾被她称为“很有魅力”的新式中国服装，在现存公开的照片资料中也显示了这一细节。 　　在给密友的信件中，几乎不见少女时期那种对时尚的热衷、对自然美的细致观察和浓厚兴趣，一个眼光投向社会内部、语气趋于平和、情感愈发深沉、思想逐渐成熟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有一封信表明了这种成熟符合宋庆龄对生活价值的认知。在1924年12月10日写给艾丽的信中，宋庆龄详细描述了前总统黎元洪府上的奢华生活，感慨“这些人真可悲!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如此奢侈和挥霍，而门外却有那么多的遭受苦难和贫困的人。天津街上的乞丐令人感到难堪，他们会一路追随行人，哀求着直到得到施舍”。 　　在已公开的从1915年到1925年私人书信中，除了可以看到一个站在丈夫身后、政治上不断成熟的妻子外，似乎很少能够看到宋庆龄个人的身影。显然，此时的宋庆龄将全部的身心都凝聚在这个新生活当中。但值得关注的事件是，首次以孙夫人身

份在日本发表的政治讲演表明了她对妇女解放问题成熟的个人见解，而这种见解正暗合了当时宋庆龄的自我定位。其一，表明宋庆龄心目中的妇女运动领袖应该具有的品质。她称颂日本女性具有“通情达理、质朴、忍耐性，以及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的性格，强调这种承受力尤为重要，并断言这些品质使日本妇女足可担当亚洲妇女运动的领袖。这些言论，除了含有对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的友好之外，以宋庆龄的做事态度，绝无恭维日本妇女之嫌，反而真实表达了宋庆龄对于自我、乃至中国妇女应该具有的品质的期望。中日文化有相通之处，中日妇女在时代境遇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不仅是日本妇女的优秀品质，也应该是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宋庆龄本人也切实践行这一点。虽然她从未以妇女运动领袖者自居，也无意成为完全西式的女权运动者，但她视妇女解放运动是自己实现民众“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行动切入点和工作领域。因此，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后来的妇女解放事业中，宋庆龄都积极参与并坚持争取妇女权利。 　　其二，宋庆龄说明了妇女运动的目的(至少是当时的目标)，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字面理解是指妇女应无意于当总统或者政府高官等带来的政治荣誉，但结合之前宋庆龄对中国内政的认识①，或还暗含妇女应无意于沦为一种政治点缀的虚荣。宋庆龄本人后来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而淡泊于所谓的政治荣誉，正是这一观点的注解。宋庆龄强调妇女运动的目的是妇女要争取对自身及儿童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发言权，要做同男人一样的平等伙伴，可以参与指定社会规则的过程、可以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 　　三、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辗转：踟蹰独行磨炼了宋庆龄矢志不渝的坚韧性格 　　孙中山去世后13个月，宋庆龄首次向远在异国的密友敞开心扉，表达了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双重的痛苦。显然，这种痛苦是她周围人所不理解的。“目前，我正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麻木，这更增加了我由于失去丈夫而遭受的巨大悲痛。”被宋庆龄称之为“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麻木”，究竟是什么?从后面的两段文字看，这种痛苦源自于因为丈夫的去世，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对普通夫妻而言，失去丈夫意味着失去了生活依靠而孤独悲伤。但对视丈夫为精神和理想寄托的女子，失去丈夫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对宋庆龄来说，失去孙中山，不仅仅是失去丈夫，更是失去他们共同的魂魄。这才是让她精神上痛苦而非麻木的出处。 　　同时，信中也表明宋庆龄已决定接受事实，从一个将理想寄托于丈夫的妻子，转变成一个投入丈夫未竞事业的妻子，忘却个人的精神痛苦，独自承担起他们共同的理想。应该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发展一度给了宋庆龄以极大的鼓励，让她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以孙夫人的身份投入到实现真正共和的努力中。 　　孙中山去世之初，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一些主张和作为进行了说明，以维护先生主张来实现他们(孙与宋)的理想。关注妇女工作是宋庆龄新政治角色的最初定位，在《为创办湖北妇女党务训练班敬告全国女届同胞书》(1927年1月20日)中，宋庆龄较为乐观地将实现理想寄望于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民党这个革命工具上。宋庆龄提到：“我们本党党纲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对于一切法律皆极端平等。现在广州已经正式颁布了女子公法上、私法上、民事上、刑事上皆已得着平等地位。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省份中的女子，已得着解放了。尚有其他各省的女子，我们当然不能看着他在压迫之下，过那非人的生活。”因此，呼吁女子积极参与妇女党务训练班，参与到党务中，一起去帮助其他各省的女子获得平等。此后几篇文章大致趋同。①从此时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乐观态度看，她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也持有较为乐观的看法。1927年右派把持国民党之前，她一直认为孙先生的革命必定首先是带给人民自由和平等，自己可以继续通过襄助或者参与国民党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可见其政治见识也限于当时急速发展的政治环境。 　　但此后的事实，无情地熄灭了她的热望。一旦看清真相，义无反顾、绝不妥协的个性促使宋庆龄毅然决然明确立场，发表严正声明、前往莫斯科、致电蒋介石等，是一段悲愤、痛苦的整理和反思。在《与戴传贤谈话笔记》一文中说明了不能忠实执行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对她而言，不仅仅是对孙中山的背叛，也是对她的理想进行的无情嘲笑。在这篇谈话中，宋庆龄一改平常温雅平和的风格，所用措辞犀利、愤怒。如问她为什么不回南京时，宋庆龄用了“政客的生活”一词，对国民党右派试图拉拢她的用心断然拒绝，严厉指责限制她言论自由的做法。继而，戴季陶指责宋庆龄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像您这种地位”却发表不利于国民党的言论，是不遵守党纪的做法，是对孙中山的不忠诚。戴季陶试图将孙中山偶像化，让宋庆龄成为没有独立思想、不辨是非的孙夫人，应该毫无保留的对国民党及其行为全部认可。这令宋庆龄极为厌恶，斥责“你们是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个人”，并表示，除非枪毙或者监禁她，否则她不会不说话，以捍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言论自由。 　　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宋庆龄对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成了破坏孙中山理想的工具极为痛心。同时，意识到孙中山的离去，让他们共同的理想开始遭遇困境和扭曲。她自己必须站出来，以个人的力量和信心，独行在理想的道路上。她仍然会以孙夫人的身份同孙中山忠实的战友们共同努力，还必须以宋庆龄的身份独立工作，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进行持续的努力。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维护革命成果的“革命工具”以保障民权为宗旨，是建立在革命共和国、法律已经赋予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捍卫革命成果、继续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在组建同盟时，宋庆龄认为在中国的时局中政党是双刃剑，它作为革命工具可以建立新秩序，也同样腐蚀新秩序，在缺乏博爱精神的政党领导人手中，政党就成为自由和平等的刽子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绝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民主团体，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有扁平化的组织，没有暴力夺取，只有和平斗争。此时的宋庆龄已经从孙中山的巨大光环下健步走出，实现了政治独立，踟蹰独行中磨炼了宋庆龄矢志不渝的坚韧性格，表现出成熟的政治家的风范。此后，宋庆龄以保卫中国民权同盟为组织，从事了大量援救爱国人士和政治犯的活动。 　　1938年，宋庆龄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人脉，广泛联系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宋庆龄对坚持

革命目标理想和面对中国生死存亡的现实再一次诠释。她号召“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并“以事实进行宣传”、“加强分发捐款和物资时的联系和监督”。这个组织一如前一个组织，在成员上并无国界地域党派之分，在组织上奉行平等民主合作的扁平化结构，在性质上坚持民间社会组织。 　　此时，宋庆龄逐渐形成了越来明晰的具有个人特色的工作方式和事业领域。一是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和启发，宋庆龄学会了借助组织工具推动理想的实现。但对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宋庆龄显然有个人成熟的见解。无论从肯定和捍卫孙中山革命成果的角度还是从最初对实现理想的方式的根本期许看，彰显平等民主本质的同盟组织是宋庆龄本人所乐见和更愿意参与的。二是经过保卫中国民权同盟的过渡和尝试，宋庆龄确信，与政党相比，她更擅长于通过具有民主平等特点的同盟组织方式，达到她追求的“博爱”目标，推进“人民拥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的理想实现。一个怀抱救济天下百姓的女子，只有在寻找到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方法时，才不会被残酷的现实击倒，才能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充满热忱。三是抗战胜利后变身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扮演着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角色。宋庆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践行谋求人民“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理想。 　　在独行的道路上，革命磨砺让宋庆龄政治上更加成熟，对社会、家庭、亲情的关系处理上也表现出智慧和勇气。在1942年宋子文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事件中，宋庆龄发表了措辞中肯的声明。在已有对宋子文和宋庆龄的研究中，均称赞二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的理性和姐弟情深。文字内外，透露了宋庆龄在处理亲情与事业关系的准则。以女性的角度看，宋氏姐弟在处理这件事时，应并无太多顾虑和曲折，或者说在他们家族当中，处理这类政见或工作分歧时，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采取了公私分明、公私不悖的原则。宋氏姐弟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定位和政治角色，但在追求目标上，只有高低之分，并无是非之分。在《致艾丽的信》(1942年10月5日)中，宋庆龄介绍了她们三姐妹在重庆致力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作，而三个弟弟都在华盛顿致力于同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于，得益于家庭教育中的传统“孝悌”之德，以及基督教“爱兄弟”教义，爱亲人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前提和基础。宋庆龄是一个坚持“博爱”、推崇世界和平的人，甚至对待敌人也主张和平斗争，怎么可能因为政见不同抛弃自己的手足?对一个女子而言，如果心中没有爱，没有对人类的大爱，怎么可能在经受了种种磨难之后，内心依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并从事传播和平与爱的事业? 　　抗战期间及至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从保卫中国同盟延续至中国福利基金会，革命事业处于巅峰状态。宋庆龄忙碌紧张，虽然战争的惨烈和民众的苦难令她极为忧心，但在民族危难时刻能充分发挥个人力量和影响，其内心极为充实和愉悦。这在她给艾丽的信件(1942年10月5日、1946年5月5日、1947年2月7日、1949年2月)及王安娜的信件(1942年3月至1949年10月)中有明显流露。其中，大段关于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和国内现状的描述，说明当时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语气平和、温婉，不乏忧心但没有失望，时不时会轻松愉快地谈论一些关于女性生活时尚的话题，比如对获得久违的化妆品表示欣喜、对一些时尚的女性饰品表示浓厚的兴趣，对服饰的式样和质地细致的挑选(主张节俭而不降低品味)等，字里行间充满生活的气息和女性的灵动。从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宋庆龄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仅在理想和事业上获得了满足，在生活上也始终保持着少女时代的爱好和情趣，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和愉悦的。 　　四、在孤独和苦闷中升华：默然坚守映出宋庆龄伟大人生的女性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同密友的信件一度中断，1964年宋庆龄被推选为国家副主席，承担了更多的国家事务，此后一直被繁忙的国事访问和各种会议缠身。在建设中的中国以及后来发生政治动荡的中国，宋庆龄再次处于一个微妙的政治环境当中。这令宋庆龄振奋过，但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困惑和疲倦。在这一时期的私人书信文字中，特别是给海外友人的书信中，坦诚地描述了她的真实感受，也透露了晚年宋庆龄终其一生为理想奋斗的心路历程。 　　1　对新气象的振奋。在“文革”之前的书信中，宋庆龄对国内的各种事务保持了赞成和热心参与的态度。比如1958年9月4日给黎肇寰的信中，宋庆龄就懊恼地表示“正当我的同事和朋友在大跃进运动中做出许多成绩的时候，我却只能在家静坐养病”。对此时北京的大规模改造，宋庆龄赞叹“不久，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美丽的首都之一”。以宋庆龄一贯的坦诚风格看，她是发自内心地接受并热心于当时的中国建设。这种振奋源自对祖国的热爱，更来自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对理想的忠诚不弃。在1976年9月9日给多年的密友艾丽的信件中，宋庆龄就表示因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不能重访美国，特别是“在经历了这次大地震之后，我不能在大家都忙于重建家园和建设可爱祖国时离开自己的国家”。八十余岁高龄的宋庆龄，从没有因为祖国的贫困、苦难和挫折而离开祖国，也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理想。 　　2　受病痛的折磨。宋庆龄十分信赖王安娜，书信内容细腻、文字亲近。从1950年开始，宋庆龄在信中更多的开始表露出各种病痛带给她的干扰和烦恼。1966年后，年事渐高和繁重工作压力的双重作用，让她对病痛更加敏感，忍受病痛更加艰难。 　　3　孤独中的坚守。与病痛比，对意志坚强的宋庆龄而言，女性精神上的孤独更难以承载。建国后，宋庆龄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继续从事服务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工作。这个当年没有被丧夫悲痛击倒、没有被反动势力左右、吓倒，没有被各种曲折退却的女子，在晚年却受到了某些人对孙中山及她们婚姻的怀疑和恶意中伤，这令她痛心和愤怒。五六十年代给黎照寰博士的信中，宋庆龄对不止一次受到这样的攻击而不得不澄清表达愤怒，令她痛心。对一个女性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表示怀疑，就等于否定她当年追寻理想投身革命的人生目标和她努力付出的价值。这是对宋庆龄最珍贵感情的亵渎，这令她更感精神上的孤寂和悲鸣。因此，除了应各方要求，撰写有关孙中山文章外，宋庆龄在1956年11月(给黎照寰的信件)的一封信中，恳请黎博士“告诉那些询问关于我与孙博士共同生活情况的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请求，因为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被撕开。为这个原因，我不打算参与任何类似的纪念会议”。因为“每当人家纪念这样的日子，我却在经历痛苦”。对这段珍忆，历经三十余年而无法从容，拒绝窥视、独自深藏，是不愿任何外界亵渎那份纯粹的情感和精神的珍宝。 　　除此之外，亲情的缺失也加重了这种孤独。在学者汤雄的《宋庆龄与她的生活侍从》中谈到，晚年

宋庆龄只有女佣李妈(李燕娥)相伴，宋庆龄与其姐妹相称，并安排共同葬在父母左右。这一举动，其实是宋庆龄在晚年远离亲人，倍感凄凉和孤独，几十年的女佣变成她久违的亲情，抚慰了一个女子多年对亲情的渴望。一个毕生为了民众获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奋斗的女子，在晚年却不得不远离“生活”、缺失了基本的、亲情的幸福权利。宋庆龄终其一生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令后世肃然起敬，也令人倍感伤怀。 　　4　热爱生活。一个意志坚强、不懈追寻理想的女子，如果在生活的磨砺中变得越来越干练、寡淡、犀利，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以坚硬的外壳抵挡了艰苦的磨难。但是，在宋庆龄不同阶段的书信文字中，对女性物质生活的由衷喜爱和热情洋溢的生活气息却从来都没有缺失过，这也是宋庆龄最吸引人的地方。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就表现出对服饰时尚、饮食、西洋音乐等现代娱乐的兴趣，对西化生活方式的习惯、对美和美好的事物拥有敏锐的感受力。令研究者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内心充实、美好，热情洋溢、极富感染力的女子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后来的生活中，除了增添了温婉、坚毅和优雅之外，并无变化。查阅宋庆龄在不同时期的照片资料，可以看到，她注重在不同场合、不同国家服饰的选择和搭配，善于体现那个时期的中西服饰时尚。即便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中国建设时期，全国讲节俭的大环境下，宋庆龄也坚持服饰要讲究品味和美感。她不仅在给王安娜的信件中多次细致地讨论关于服饰的式样、布料质地、色彩等话题，还竭力向警卫员解释，参加招待会的外国年轻女士穿拖地长裙是适宜的，因为“时尚和服饰在人们的生活中很重要的”(1951年10月11日致王安娜的信)，热切盼望“有一天，我国妇女也会脱下现在的制服，穿上更女性化的服装”。在宋庆龄给私人朋友的信件中，服饰、化妆品、美食、节日、美景、孩子、年轻人的感情等等生活化的话题俯首可拾，亲切随和、琐碎细腻。这种浓郁生活化的气息，让宋庆龄总是以一个可爱、可亲，女性化十足的女子形象为朋友们喜爱和深情追忆。她所从事的事业也因此总是蕴染着平和、爱和温暖的色彩。 　　在西风东渐的近代中国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中国妇女走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她们也开始了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依附家庭走向个性独立的历程。当国家命运开始与个人生活紧密相连，个人生活的轨迹也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宋庆龄作为20世纪初的知识女性，特别是有过留学经历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却不是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一个率真、热情，充满理想的女子。她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爱情和生活，与人类的解放、国家的命运和女性的个性独立糅合在一起，并为此倾注了全部的精神和力量。中国文化中隐忍、重亲情、淡泊名利的美德，西方文化中独立、进取、重生活质量的精华，在她身上以女性特有的情感和品质，进行了柔和、无缝的对接。一个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始终充满着美好生活向往的女性政治活动家，在一个男性政治话语权的时代中，始终闪烁着温和的、独特的光芒。 　　宋庆龄作为一个时代女性所展示的魅力，与其在政治历史中所做的贡献相比，更令人动容和受到激励。她不是职业女权运动者，却诠释了20世纪现代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她也不是革命政治领袖，却是20世纪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