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刘禹锡二次遭贬衡阳赠别诗

浅谈柳宗元、刘禹锡二次遭贬衡阳赠别诗

摘要：柳宗元、刘禹锡二次遭贬同赴贬所途中，在临岐分别之地衡阳各自写下了三首赠别酬唱诗，这些诗作对其自我遭际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抒写了生命沉沦的悲愤和忧虑，饱含了两位贬谪诗人的宦海浮沉和人生沧桑之感，表现了两位患难与共的朋友之间的深厚友情。

关键词：柳宗元；刘禹锡；二次贬谪；衡阳赠别诗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17-0104

柳宗元、刘禹锡一生都命运多舛，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均屡遭贬逐。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刘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连、邵二州刺史；十月，改贬永、朗二州司马，十载废锢不用。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朝廷征召柳、刘入京，元和十年（815）二月，两人才从贬所回到长安。三月，又因刘禹锡游玄都观题诗“语涉讥刺”和时任宰相武元衡等的极力排挤，柳、刘又再次迁往柳、连二州。柳、刘此番出京与上次有所不同：永贞元年是被贬出京，诏令峻急，吏役驱遣，仓惶促迫就道；此番则属“量移”，由司马改任刺史，虽然“官虽进而地益远”，二人所受打击更大，但毕竟路途之时间限制要宽松许多，从柳、刘二人抵达贬地的时间已分别到了元和十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十一日来看，他们此番远迁还是比较从容的。

柳、刘两位沦落天涯的知心朋友之间的诗酒唱和，更是他们打发

寂寞旅途时光的主要方式。两位诗人灵犀相通，诗情骤发，分别写下了三首有名的衡阳赠别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柳宗元性格比较忧郁沉稳，不似刘禹锡乐观豁达，因而感情也更为细腻敏感，在衡阳短暂休整，好友即将分别之际，他一气呵成，先提笔写下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该诗首联回顾了自己和刘禹锡遭贬十年的艰辛生活，抒发了对刚召回京旋即又贬远州的悲愤。颔联“伏波故道”意指自己南贬所走之道正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之道，但已物是人非，路边墓地上的石人“翁仲”已横七竖八地躺在夕阳衰草之中。实际上是以南贬途中所看到的凄清落寞的景物来衬托自己悲凉抑郁的心情。颈联是本诗的关键所在，作为刘禹锡的挚友，柳宗元真诚希望刘要吸取往日的经验教训，谨慎从事，韬光养晦，不要再凭意气用事，以免政治上再自找麻烦，再吃苦头，委婉批评和殷殷规劝之意，溢于言表，表现了柳对刘的关心和期待。刘禹锡对友人的诚恳批评是虚心接受的，他也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诗：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这首诗的首联，与柳宗元原唱的首联诗意相联，概括了他们被贬十年的辛酸和召而复逐的悲愤。颔联所说的“重临”是指第二次授连州刺史（第一次实际上未到任）。“黄丞相”指西汉黄霸，他曾两度任颖川太守，有“循吏”之称，后官至丞相。黄霸两次到颖川与刘禹锡两次到连州都是重临旧地，所不同的是黄被汉宣帝重用，而刘禹锡是受唐宪宗打击的人；颖川是中原大郡，地近长安，而连州是偏远之地。

读罢刘禹锡的回赠诗，柳宗元感觉到意犹未尽。次日，又作了一首《重别梦得》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临歧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陪舍翁。

这首诗回顾了从贞元九年（793）开始，自己和刘禹锡同举进士，怀抱共同的政治理想，共赴仕途，同遭贬逐，前后共二十二年大致相同的人生履历，联想到今天两人却要临歧分别，天各一方，思念之情未别先生。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自身是无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受排挤受打击的局面的，只能把满怀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开恩和良心的发现上。只要皇上开恩让他们从偏远的贬所返回，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比邻而居，做一名耦耕垅上、自食其力的田舍翁，安享平静安祥的晚年。而刘禹锡复作的《重答柳柳州》则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理想和愿望：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

万事休。

到了真正分手之时，柳、刘内心更加苦涩，特别是对分别之后各自前程的担忧更甚，对早日重新聚首的期望更为迫切，而柳宗元则表现得更加忧郁缠绵。因此，他在匆忙分手之际又作了《三赠刘员外》诗：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歧别，何年待汝归？

诗是越写越短，但感情却愈来愈真挚，愈来愈强烈，且充满了沧桑之感。回想自己和刘禹锡二十多年的仕宦和贬谪生涯，很多挫折和打击似乎又都是由于自己书生意气造成的，在逆境中才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刘禹锡的《答柳子厚》尽管也充满着忧愁，但相对来说还是要达观一些：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尉罗。

诗中“伯玉”即春秋战国时贤人蘧伯玉，庄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四愁”即张衡所作《四愁诗》，汉时张衡曾为河间相，一直郁郁不得志，故作《四愁诗》。刘禹锡想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和柳宗元年方壮年，还远没有达到先贤“六十而化”的年龄。但是却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空有满腹忧愁。还不如早点休罢“车骑”，走出“尉罗”，远离官场仕途的烦心事，归田隐居，遗世耦耕。这与他和柳宗元的第二首赠答诗诗意是一脉相承的。柳、刘二人的衡阳赠别诗，三赠三酬，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这在历代的友人赠别诗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贬谪对封建士大夫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文学、对于诗人

来说却又是幸运的。宋人严羽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贬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沉重的人生苦难强烈地刺激着诗人们往日平和的心境，他们在人生转折的关口，在生命沉沦的旅途中，不仅以全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益发深切地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接触到了人类命运与生存意义等文学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而且郁积了他们内心化解不开的苦闷情怀，构成了他们必欲借文学形式——抒悲怨的渲泻痛苦的直接动力，这也就是古人说的“诗言志”。

其实，刘禹锡二次遭贬是要贬往播州的，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地区，唐时属下州，州民总数不足五百户，远离京城，非常荒凉。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年老多病、风烛残年，要同其子一起跋山涉水，远赴播州生活是很困难的，正当刘禹锡埋怨自己“智乏周身，动必招悔”，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柳宗元挺身而出。他说：“‘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柳宗元不但不怨恨刘禹锡招惹事端，连累了自己，还准备上疏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条件稍好一点的柳州去任职，而自己愿替刘去播州任职。虽然最后是由御史中丞裴度恳求宪宗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的，但从此也可以看出柳、刘的友谊已非同寻常可比。刘禹锡卸任奉柩回洛阳原籍守丧，同年十一月，途经衡阳却闻柳宗元卒，刘既失慈母，又失挚友，悲痛之极，他饱含血泪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祭柳员外文》，同时还写

下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寄托哀思。

此诗与引言均追记了元和十年（815）柳、刘被召而复出，在赴任途中，他们结伴而行，在衡阳分手的情景。时隔五年，刘禹锡在护送亡母灵柩北上途经衡阳时，又接到了柳宗元去世的噩耗。他悲痛欲绝，感慨万千，一字一泪写下了这篇悼念柳宗元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