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状元地理分布解析_兼论高考分省定额制度的合理性与改进_李硕豪

第38卷 第4期 2016年7月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V ol. 38 No.4 July 2016

历代状元地理分布解析

——兼论高考分省定额制度的合理性与改进

李硕豪，陶 威

（兰州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成为我国历代封建政府选拔优秀人才的主要途径，而其中状元更是通过层层选拔而最终“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佼佼者。我国唐、北宋、明、清四个朝代的状元地理分布具有四个特点：（1）南方状元的数量由少变多最终大幅度领先北方；（2）状元集中分布区域由政治经济双重中心向经济单中心转移；（3）状元的地理分布在明清两代出现了“马太效应”；（4）状元中出现家族式状元群体，并对上述特点背后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其对于我国高考招生中分省定额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状元；地理分布；分省定额 中图分类号：G5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6）04-0019-07

一、研究背景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等不同考试层次来选拔人才，而“状元”一词则是对于取得殿试第一名之人的称呼。科举制由隋唐起始至清光绪年间（1905）废除总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期间共产生了600余位状元。科举制虽然在110年前已经废除了，但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未曾远去，“状元”这一词汇在当今社会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就是科举制影响深远的证明。科举制本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完善，分省定额制度就是科举制自我完善的产物之一，隋唐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南北方的总体差距也逐步加大，其中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之中南方占据了绝大的比例，北方日益式微，后期的封建政府实行了分省定额制度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个局面。我国现在实行的高考分省定额制度与此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借鉴的关系，虽然该制度经过了长时间的完善，但是在实行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刘海峰认为分省定额的招生制度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省高考录取率不平衡等问题[1]等。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完善高等学校

收稿日期：2016-04-25

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2] 我国历代状元的地理分布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具有一定的特点及原因，笔者借对历代状元地理分布的特点以及原因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高考招生中的分省定额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改进方向进行探讨。

二、相关数据来源及状元样本选取

文章中状元样本的选取依据主要以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为主，本书收录历代状元人数最多最全且资料较为翔实，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经济、社会、人口等数据）。而具体的状元样本笔者选取了唐、北宋、明、清四个朝代。隋朝存在时间较短且科举制度尚未成熟；而五代十国与南宋、西夏、辽、金等为区域性政权，不具备代表性；元朝状元数目较少且状元分为蒙古色目一榜与汉人一榜，具有明显的地域歧视与种族歧视成分，代表性较差。基于上述原因选取了数据较为充分，统治区域较为完整（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和北方区域）唐、北宋、明、清四个朝代。在选取了状元所产生的朝代之后，进一步对所抽取的样本进行筛选，唐代有姓名可考状元148人、剔

第一作者简介：李硕豪（1964-），男，甘肃秦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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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籍贯有争议、籍贯不详等无效样本得到有效样本数量67个；北宋共有状元69人，剔除籍贯有争议及不详样本5人，得到有效样本64个；明朝总共产生90人，除去籍贯有争议1人，剩余有效样本89人；清朝状元总计114人，去掉由于满清政府的政治的原因而产生的2个满榜状

还有112名状元计入样本。所以抽取上述四元，

个朝代状元总样本容量为332个。

三、样本分析

（一）历代状元地理分布情况汇总

由于历朝历代统治区域及内部行政区域划分各不相同，所以笔者为了地理数据的统一性，地理区域均采用我国现行的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划分，汇总结果如表1。

表1 历代状元地理分布情况汇总表 甘肃 河北 河南 山东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北京 上海 浙江 四川 福建 江苏 湖北 贵州 广东 安徽 江西 湖南 广西 总计

唐 2 17 12 4 0

6 8 0 0 0 4 0 7 1 0 1 1 2 0 2 67

北宋 0 1 20 10 0 2 2 0 0 4 5 6 4 3 0 0 2 4 0 1 64

明 0 2 2 3 0 0 2 1 3 19 1 11 15 3 0 3 5 19 0 0 89

清 0 3 1 6 1 0 1 1 4 20 1 3 45 3 2 3 9 3 2 4 112

为分界线来区分南方与北方，得到结果如表2。

表2 历代南方和北方状元分布表 朝代 唐 北宋 明 清

区域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北 南

域，所以将两省状元数量划入南方

数量 49 18 35 29 10 79 13 99

注：由于安徽省状元与江苏省状元绝大部分分布于本省南部区

在唐朝北方的状元数目接近南方的3倍，而北宋时期南方已渐渐赶上北方，至明清两代南方状元在数量上已形成绝对的优势。在北方和南方分别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河北、河南与江苏、浙江四个省份，这种南北方状元数量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各个省份的状元数量变化上见图1。

图1 四省份历代状元数量变化趋势

（二）历代状元地理分布所凸显出来的特点 1. 南方状元的数量由少变多最终大幅度领先北方

由于表1数据中地理区域划分是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基础，较为细致，不易在整体上把握样本的分布变化情况，为此，将上述省级行政区域转化为我国传统意义上以秦岭——淮河一线作

北方的河南、河北两个省份在唐朝所出现的状元数量均高于南方的浙江与江苏，在宋朝的时候差距已明显缩小，明清两个朝代河北、河南状元数量相差无几（均少于5个），而浙江、江苏已经远远超过北方的两个省份。

2. 状元集中分布区域由政治经济双重中心向经济单中心转移

唐代国都长安所在省份为陕西省，而陕西省在唐代一共出现了8位状元，洛阳作为唐朝东都所在的河南省则共出现了12个状元，二者相加占了唐朝有籍可考状元总数的近乎三分之一，但此时长安、洛阳等亦是唐朝的经济中心。如果以唐朝各区域的经济规模来看，状元地理分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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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与经济规模大小的重合度更高。以唐朝各区域的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存的粮食来大致代表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例，见表3。

表3 唐天宝八年各道仓粟储备 关内 河北 河东 河西 陇右 剑南 河南 淮南 江南 山南

正仓 1 821 516 1 821 516 1 589 180 702 065 272 780 223 940 5 825 414 688 262 978 825 143 882

义仓 5 946 212 17 544 600 7 309 610 388 403 200 034 1 797 228 15 429 763 4 840 872 6 739 270 2 871 668

常平仓 373 570 1 663 778 535 386 31 900 42 850 70 710 1 212 464 81 152 602 030 49 190

总数的61.61%，天下英才尽出东南的局面已然形成。与此同时，在唐朝和北宋出现状元数量排在前列的河南省在明清两朝总共才出现了3位状元，北方的河北、山东等省份情况类似。状元区域分布向东南越来越集中、而其他地区越来越难以培养出状元的“马太效应”日趋显现。

4. 状元中出现家族式状元群体

出于同一家族的状元, 或父子、叔侄秉承, 或以兄弟相接[3]等具有明显亲属关系的有31对，其中唐朝13对、北宋6对、明朝1对，清11对，总计有63人（唐朝有孔氏三兄弟中状元）。状元是经过层层严格的选拔、而且名额非常有限，父子、兄弟同中状元是非常困难的，而在长达一千余年的科举制中有家族亲属关系的状元竟然占到了抽取有效样本总量的18.98%，这是状元群体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通过对样本中有亲属关系的状元群体进行统计后发现，从唐与清朝的家族式状元群体的地域分布对比来看，唐朝江浙地区分布约占该群体总数的21%，而到了清朝却占到了约86%，清朝占比是唐朝的4倍有余，诶其他地区所占比例由此可以推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该趋势的出现与江浙地区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 密切相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的河南、陕西等省份到清朝时期已经没有家族史状元群体分布，同时从上述地区考区状元的人也大幅度减少。

（三）历代状元地理分布情况变化原因探析 1. 政治自始至终是影响状元地理分布的因素之一

首先，一个区域的政治社会稳定与否对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该区域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我国历史上北方长期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战乱频繁，这种局面不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比如河北省，在唐代由于国力的强盛和睦邻友好的民族政策，北方相对稳定，而作为经济重镇的河北省则出现了17状元，但是到了北宋由于军事上的孱弱，加上河北省所辖区域又是防止外族入侵中原的前沿阵地，经常受到辽、金等政权的侵扰，政治社会极不稳定，所以虽然相较于唐朝离政治中心更近，但是状元的数量却急剧下滑至只有1名（注：北宋未统治河北省全部区域）。

虽然唐代的行政区划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有所变化，但是南北方总体区域变化不大，从表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唐代北方的经济是大大强于南方的，特别是结合表1可以看出，唐代的河南、河北两道以及国都长安所在的关内地区不仅是唐代的经济重镇，与此同时也包揽了状元数量的前三甲的位置。

公元755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经过此次战乱，北方的经济社会受到极大打击，经济的重心亦由北向南转移，到唐朝后期，江苏省自公元869年出现了第一位状元之后，在短期内接连涌现了7名状元，皆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地区；与此同时唐朝南方的四川、广西等地也出现了状元，打破了唐朝前期状元基本上出自于北方的局面。同时也表明虽然唐朝的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但是经济力量的削弱使北方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缩小。

3. 状元的地理分布在明清两代出现了“马太效应”

北方状元数量由唐朝时期的大幅度领先到北宋时期南方在数量上已经可以和北方分庭抗礼，直至明清被南方远远地抛在后面，不仅整体上南方的状元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经过对于数据的梳理发现南方的状元大部分出自江苏的苏南地区以及浙江地区，尤其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在清朝甚至占到了状元总数的40.17%，和浙江、上海所组成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清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所出现的状元数量已经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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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治中心由于其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一直都是人才的聚集地。北宋都城开封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在此时期一共产生了20个状元，名列各省第一，占到了总数的近30%，北京市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在明清两朝一直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贡献出了两位状元，相比之下山西省却无一位状元，由此可见政治中心依然具有人才优势。

最后，政府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甚至朝廷的偏见对于状元的区域分布也具有重大影响。北宋初期由于皇帝和太祖、太宗两朝宰相均出于北方，所以对南方的文人有所轻视，出身陕西籍的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状元人选的最后确定时竭力主张将南方籍文士肖贯中更易为山东平度人蔡齐 , 并为此而逢人便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3]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举制度的不公平，也影响了状元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

另外，在明洪熙年间为了使科举制更加公正，平衡南北的巨大差距，遂划分为南卷、北卷、中卷三个独立的考试区域，规定每个区域会试的额数，见表4。有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地域或民族歧视的色彩（如元朝的科举制度）；还有一些其他措施虽然确实对于科举制的公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包括状元在内的人才在南北的地理分布。

表4 明会试额数表

卷别 南卷

所含考试区域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 、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

广德，一州

北卷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 、保定、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

大宁、万全，三都司

中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10% 35% 录取人数占比

55%

2. 南方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也是状元数量增加的原因

自西晋“八王之乱”之际所发生于北方的“五胡乱华”开始，大批的黄河流域人口迁移至长江流域、又经历了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役等一系列的战乱，南方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增长（见表5）。唐朝的南北人口之比到明朝已经颠倒过来，北方的每次大的战乱都会造成南方人口的大量增加。

表5 唐至明南北户口增减对比表 时间 （年号） 唐天宝六年 宋元丰三年 明隆庆六年

北方户口 数（万） 493 459 344

南方户口 数（万） 257 830 650

户口数之比 （北：南） 6.5:3.5 3.5:6.5 3.5:6.5

为了更加直观具体的观察到人口与状元地理分布的关系，将明万历年间各区域的人口分布整理出来（见表6、7）。对比表1来看，明代出现状元最多的三个省份分别是浙江19个、江西19个、江苏15个、从表6来看他们在明代所对应的区域（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无一不是人口较多省市。

表6 明万历六年南方人口分布 区域 浙江 江西 湖广 福建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南直隶 总计

户 1 542 408 1 341 005 541 310 515 307 262 694 530 712 218 712 135 560 43 405 2 069 067 7 200 180

口 5 153 005 5 859 026 4 398 785 1 738 793 3 102 073 5 040 655 1 186 179 1 476 692 290 972 10 501 651 35 748 831

表7 明万历六年北方人口分布 区域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北直隶 总计

户 1 372 206 596 097 633 067 394 423 435 463 3 421 256

口 5 664 099 5 319 359 5 193 602 4 502 067 4 264 898 24 944 025

虽然说人口与状元的地理分布重合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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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南与江西、浙江两省人口大致相当，但是状元数量却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里面有南方与北方整体差距的原因存在，如果单独以南方为对照样本就会发现人口与状元的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

3.经济重心的南移是状元分布逐渐向南的重要原因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相国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4] 的观念。由此可见文化、教育、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国历代都很重视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重心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历经数个朝代的北人南迁不断为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与技术，加之南方的气候、水分等先天的优势，南方的经济水平逐渐超过北方，甚至到了明代发达的东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明代万历六年明朝政府的夏粮秋税征收数目可以看出南北方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表8为南方、9为北方）。

表8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

夏税秋粮约数

区域 浙江 江西 湖广 福建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南直隶 总计

夏税（石） 秋粮（石）

152 863 88 072 131 976

706 309 892 6 122 2 494 35 567 266 943 711 1 671 669

2 369 764 2 528 269 2 030 207 850 447 718 652 993 824 369 202 107 123 50 541 5 068 145 15 086 174

将表格中数据加以整理分析，明万历六年北

方实际征收粮食9 881 819石，而南方实际征收16 757 843石，南方所征数量大概为北方的1.7倍，而表2中北方的状元数量与南方也相差悬殊。仔细分析发现南方的各个区域所征粮食数量也不均衡，其中东南地区的粮食数量占据了整个南方的绝大部分，南直隶的夏税征收占据了整个南方总量的56.45%，而秋粮则占据了33.59%，南直隶所对应的区域大概是现在安徽、江苏两省与上海市，该区域在明代共产生了23位状元，占据明代状元总数的25.84%。明代经济的重心在东南、而状元也大多出于此。

4. 南方文化积累与文化氛围逐渐强于北方促使南方人才辈出

自南北朝而经隋唐，南方的文风已累积地盛于北方，遂使科举取士南方人常常多于北方人，作为一种反映，则宋代司马光和欧阳修已以此为题目而有过南北之争。[5] 而自北宋开始各种官办与私办的学校则成为文化积累与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作为学校组成部分的宋代书院则为各个区域的人才培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统计发现，北宋的书院分布极不平衡，江南西路24所、两浙路16所、荆湖南路7所、京东西路、江南东路各6所、永兴军路5所、福建路4所、荆湖北路3所、其他路为1所或2所，[6] 且宋代的官学体系亦是南方较北方完备。一个区域教育的水平往往决定该区域能否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南方官学与私学的兴盛至明清两代较北方更为突出。另外，除了南北方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之外，由于文化具有认同与整合的功能，[7] 所以由于秉持文化观念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如官僚群体、商人群体等），我国历史上曾经由于地域的文化不同而形成了著名的徽商、晋商群体，我国自古以来也有“虎父无犬子”的说法。状元的地理分布聚集于江浙一带和家族式状元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小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群体的整合对于状元的地理分布也有影响。

5. 良好地理环境是孕育人才的内在驱动力 从历史上看我国都城的位置总体呈由西至东的徘徊式移动，但总体是向东迁移。由秦、汉、隋唐的长安、洛阳到北宋的开封最后至明清的北

表9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

夏税秋粮约数

区域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北直隶 总计

夏税（石） 秋粮（石）

855 172 591 951 617 322 690 747 178 639 2 933 831

1 995 764 1 722 851 1 763 437 1 044 943 419 983 6 946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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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城一直在东移，这其中有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推动，但是地理环境的因素也在都城东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由此造成的人口迁移、经济重心转移更是直接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状元的地理分布（这从长安所在地陕西省历代的状元数量变化可以看出）。例如由于关中地区自秦大一统以来和西汉、隋唐皆为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又由于长期的大兴土木、气候趋于干旱化造成森林植被减少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生产力降低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8] 所以都城迁移至自然环境相对具有优势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等地，最终造成了关中地区后来经济与人才发展的滞后。

对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状元分布呈 “孔雀东南飞”之势影响最大的地理环境因素莫过于黄河的水患。钱穆先生认为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 [9] 与此同时南方历经多个朝代的开发积累、加上自身地理环境的优越基础，所以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而黄河水患的日趋严重是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南方地理环境的相对稳定不仅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更进一步为人们安定的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一切都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必要条件。

四、对现行高考分省定额制度的启示与建议 （一）全国高考一张卷的做法不是解决高考招生区域差异的最终途径

全国高考一张卷这种看似将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复杂性，其后果必然使全国的地域不平衡进一步加剧，造成更大规模的不公平。从历史上状元的地理分布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优秀人才的聚集地通常也是经济、文化、教育等发达的地区，如果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公平而忽视实质上的公平，可想而知，作为经济、教育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上重点大学的人数会进一步增加，而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进一步减少，更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录取分数线对京津沪等地倾斜，不能归罪于录取制度本身，而是区域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区域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失衡带来的必然

结果。[10] 另外，自从明代实行全国分卷分区确

定录取会试录取名额至清代尤更进一层而实行各立定额的“分省取中”，其营造平衡，遂能达到行省与行省之间。[5] 可见如今实行的高考招生中的分省定额制度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分省定额也是目前为止较为公平和可行的人才选拔方式。全国一张卷，不区分地域间差异，这个措施是不可行的。从这点来看，分省定额所造成的地域之间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是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制度本身，也不能将统一命题、统一考试作为解决问题之道，更重要的还是使分省定额制度本身日臻完善。

（二）分省定额不能完全依照某一两个因素考虑，要尽可能通盘考虑

造成状元地理分布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高校尤其是能够接收所谓“高考状元”的重点高校，在考虑各个省份的招生名额之时更不能单单考虑人口、经济、教育水平等某个单一因素。现在有一种声音倡导按人口比例分配录取名额的方法，仔细想想是根本不可行的，如西藏自治区只有300余万人，如果按照此等方式分配招生名额，那么西藏将连一个名校招生的名额都不会有。

还有另一种声音主张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的东部地区理所应当的应该占据绝大部分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这个想法更不可取，且不说各区域间经济教育上的差距会逐渐缩小，这种效率至上的思想忽视了公平存在的意义，“唯效率论”在高等教育这个国家举办的公益事业中万万不可取。分省定额政策下各省的名额不仅仅是简单的按照经济、教育、人口等某一方面因素来决定，国家仍然应该在坚持高考是为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基础上兼顾落后、偏远地区的群体上大学的权益。影响各省招生名额的因素繁多，也不尽相同，所以如何把握并权衡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做出公平的政策是重中之重。

（三）经济水平上的趋同而不是强制性的分省定额制度才是实现高考录取更加公平的前提条件

在所分析的状元分布影响因素中，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与状元的地理分布的重合度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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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经济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只有区的。

域经济的发展才能带动文化、教育、社会等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所以促进高考招生区域间进一步公平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各区域经济水平趋同的基础上。分省定额的各省招生名额数确定也应该建立动态的机制，在各个省份经济水平差距缩小之际，要适时的调整各省之间的录取名额差距。

（四）充分发挥分省定额制度拔尖人才的选拔功能

人才的选拔一直是高考最为重要的功能，而其中拔尖人才的选拔又是重中之重。状元作为我国历史上拔尖人才的代名词，他们地理分布的形成原因对于我国的拔尖人才的选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可否认，虽然高考招生制度虽然应该把公平性放在第一位，但是不能把公平看做是高考全部意义之所在，更不能把对公平的追求作为高考招生的目的，事实上如何选拔出优秀拔尖人才才是高考的最终目的。当今是一个经济、科技和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拔尖人才的培养绝大部分要有良好的教育条件，而在这些方面，我国东部地区无疑更占据优势，所以目前来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向经济基础好的发达地区倾斜是有利于拔尖人才选拔的。但是并

不能因此否认欠发达地区、经济薄弱地区出现拔

尖人才的可能性，所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向东部倾斜，同时又要对中西部地区有所补偿，如重点高校推出的面对欠发达地区的专项计划就是有效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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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 3-7.

On the Rationality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rovincial Quota Syste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Zhuangyuan

LI Shuo-hao, TAO Wei

( School of Education ,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

Abstract :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d been the main channel for China's ancient dynasties to select zhuangyuan or

top talents sinc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selection underwent layers of strict examination of candidates who desired to eventually get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zhuangyuan in the Tang, North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umber of zhuangyuan in the south gradually overtaking that in the North, the transfer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to the economic hubs, the Matthew effe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groups. This research considered what lay behind these trends, and provided goo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of the provincial quota system of today’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Zhuangyuan ;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rovincial quota system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