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5 更新时间：2005-9-9 14:00:08

（1992年1月至2000年10月)

一、新阶段的到来

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重大意义

1992年1-2月,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视察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于1992年2月28日作为中共中央2号文件下发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从此,我国进入了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的新阶段。

邓小平此时发表这一重要谈话,是有其背景的。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又需要提出新的方针和办法。根据中央的决定,1992年底将要召开党的十四大。怎样开好十四大,十四大的基本方针是什么,人事安排的原则如何确定,都需要明确起来。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良好的机遇。到80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90年代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这个任务是艰巨的。90年代对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来说是个关键时期。面对着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双轨政策"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国际形势;同时,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中,亚太地区相对稳定,我国与周边国家都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发达国家不能忽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对中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又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加快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增强我们的国际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左"的积习却仍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因此,要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和创新,冲破各种"左"的禁锢和束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呢?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进班子。

(二)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和谈得最多的一部分内容。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围绕着如何加快步伐这一主题,邓小平从以下几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1)冲破"左"的束缚和一些僵化的传统观念。如:①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②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⑥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2)抓住时机,力争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速度的前提是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3)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要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三)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指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3-5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多次召开会议,拟定贯彻落实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初步方案。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并作为中央4号文件下发。《意见》根据邓小平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措施。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态势: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一是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二是积极推行各项配套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三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并实行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的开放。

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生机,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和全面的增长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中共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92年10月12-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并对14年伟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了郑重结论。报告指出,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14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四大报告在原有几次概括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为、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作了新的概括,高度赞扬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并强调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十四大的概括,较之此前的几次概括更全面、系统,层次更高,理论性更强,突出反映了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这九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在对14年伟大实践作出基本总结后,报告提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为副总理。八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政协主席。

党的十四大后,在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努力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并开展反腐败斗争。

如同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到党自己的旗帜上一样,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党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十四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在这一名称前冠以"邓小平"的名字,这表明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

在加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有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消极腐败现象呈蔓延发展趋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93年8月20—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近期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部署下,反腐败斗争形成强大声势,查处了一些大案要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北京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纪违法案。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状况,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到全党的面前。

1996年10月,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继1986年之后的又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

二、加快改革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党经过艰辛曲折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的实际是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在思想认识上也逐渐由主张搞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接近,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明确。

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前,尽管我国经济体制进行过几次变动和改革的某些尝试,但始终未能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提纲中写道,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一是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的这一思想当时在全党占主导地位。

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相对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而言,是一个进步。但这种思想认识也有其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是没有承认商品经济。在这段时间里,许多文件和文章,都还只是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提或不敢提发展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报告根据同年2月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没有再说"计划经济为主"。显然,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十三大后,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继续探索。在1989年到1991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提法是: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多年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更加鲜明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精辟论断,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几种新的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针对新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江泽民表示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理论探索和认识深化的结晶。

十四大后,经过全党的探索和努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发展,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

改革的全面推进与跨世纪宏伟蓝图

为在本世纪末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十四大后,从以下几方面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发展和培育市场体系;加快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公务员制度;加快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金融、财政、计划、投资、外汇和外贸体制的配套改革;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等等。

在新阶段,尤其是1994年,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并取得很大的进展和突破,诸如:

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试点的加快。股份制在前一阶段已开始试点,但自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对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的看法提出质疑后,股份制试点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思路,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个方面整体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分期分批将大多数国有大企业依据《公司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抓好上市公司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二是确立了"抓大放小"的改革,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三是以"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为重点,抓好"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搞好再就业工程"工作,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粮价的放开。到1993年,绝大多数农产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和经营均已放开,对粮食实行"保量放价"、建立保护价及相应的风险基金和储备制度。粮价全面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为主,粮票粮本全部取消,原来的定量配给转变为市场自由采购。粮食价格和分配的放开,标志着中国价格改革的特别棘手的一关已经基本闯过。

汇率的并轨与关税税率的调整。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普遍的银行结汇售汇制,消除外汇双重汇率,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合理的汇率和调控机制。1996年11月1日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同时,国家改进了重要商品进出口配额管理,对部分出口商品配额实行招标。汇率并轨的一举成功,为进一步沟通国内外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条件。从1996年4月1日起,调整了关税税率,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到23%。

所得税的统一。从1994年起,改革企业所得税,合并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为统一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改变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种和税率的状况。统一后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所得税的统一,为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竞争创造了前提。

分税制的出台。分税制是1994年出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将现行地方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实行分税制对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以及企业的分配制度,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确保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价格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到1997年,我国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和90%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同时,金融、技术、信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发育加快,国债、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国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公司法、预算法、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票据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全方位的开放。进一步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批准外商成片开发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在全国建立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总之,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开放的势头之猛是上一阶段没有过的。

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也是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根据党的十二大制定,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部署,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翻两番的目标到1995年即提前5年完成。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基础上,需要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议》提出,"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还提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讲话,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十二个关系: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十二大关系中,第一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

宏观调控的决策与"软着陆"的实现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整个国民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因而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生活中即已显露失衡的苗头,而到1993年上半年,新的问题和矛盾就更加突出:一是货币过量投入,金融秩序混乱;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五是出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

上述情况表明,如果不抓紧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十六条措施:(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九)限制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十二)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除,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做到令行禁止,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为贯彻落实十六条措施,1993年7月初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朱镕基提出四句话:"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讲话,也提出四句话:"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此后,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

1993年后,我国国民经济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逐步消除或缓解了在大步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经济增长速度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在此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八五"计划,提前五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测算资料,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已由1991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第七位。中国经济的非凡成绩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三、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逝世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宣告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月25日的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创立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未来前途和发展方向如何,是世界普遍关注和议论的一大问题。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会不会把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举下去,会不会把邓小平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下去,需要尽快作出庄严的宣告。江泽民的悼词中提出十个"一定要"。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逝世后提出的政治宣言,充分显示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遗志的决心和信心。邓小平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业绩永存,后继有人。

1997年5月1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四个问题: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

江泽民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动摇的结论。

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江泽民的讲话为中共十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构想开始化为现实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于1985年5月正式生效后,香港从此进入长达12年的过渡时期。中国政府随即着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基本法》。这标志着香港进入后过渡期。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京成立。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成,并在深圳首次正式亮相。

1996年11月1至2日,筹委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产生了由400名港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董建华以320票的高票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16日国务院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命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就职。

1997年7月1日,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中国。百年的梦想化为现实。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英国米字旗和港英的皇冠狮子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五星花蕊紫荆花区旗升起。从此,香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江泽民在交接仪式上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中国政府在香港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江泽民率领包括李鹏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仪式。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特区成立庆典,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宣读就职演辞。

在政权交接仪式举行的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这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6月30日晚,1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参加"北京人民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联欢晚会"。7月1日下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盛大招待酒会。当天晚上,首都各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香港回归祖国,使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

中共十五大,高举旗帜与跨世纪的战略部署

1997年9月1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个部分:(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五大对党章作了部分修正。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十五大制定的跨世纪战略部署的核心。十五大还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军队、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

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在经济方面,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出和进一步重申了许多有突破意义的理论观点,诸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等等,这是十五大的突出功绩。

在政治方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问题和首次使用"人权"的概念,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文化建设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党的建设方面,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江泽民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鹏为委员长,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九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以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发表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并成立了以朱镕基为组长、李岚清为副组长的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以保证科教兴国重大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

四、经受考验应对挑战

在经济和自然两大风险的考验中确保经济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步推进,并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和特大洪水灾害的考验。

一是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1997年7月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产生强烈冲击和震荡,东南亚各国货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国的货币均大幅度贬值,一些国家经济也出现负增长,甚至发生政治动荡。而中国早在1993年就开始针对金融秩序混乱等情况,坚决实施宏观调控,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有效抑制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现象的过度发展,从而为抵御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面对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给人民币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11月召开中央经济金融会议,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作出分析和评估。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我国金融系统进行重大改革,目标是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1998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和实行金融系统的垂直领导。11月,宣布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市分行,建立了跨省区的9个分行。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中国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避免了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出现大的波动,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人民币不贬值,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平稳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也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经受住特大洪水灾害的考验。1998年6--9月,长江发生继1954年以来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最高记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级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十分严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全国有29个省市区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受灾人口有2亿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多亿元人民币,许多工矿企业停产,长江部分航段中断航运1个多月。在整个抗洪抢险中,党中央直接指挥了这场战斗,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进行慰问和指导。根据受到洪水威胁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明确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大规模动用人民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特别是受灾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特大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心系灾区,踊跃捐赠。抗洪救灾取得重大胜利,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绩,是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一个壮举。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1998年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对我国的影响程度,比预料的更为严重。由于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和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的力度不够,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减缓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务院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银行也相应增加了贷款,重点用于增加扩大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建、城乡电网、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既解决了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又防止了乱铺摊子和重复建设,有效抑制了经济下滑的趋势,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明显作用。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行村民自治,等等。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98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8%,基本实现年初提出的确保经济增长8%的目标。这是来之不易的。

由于继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1999年尽管遇到很大困难、受到各种因素干扰,但经济增长仍达到了7.1%。

十五大以来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中国经济已经克服了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扭转了自1992年以来增幅逐年下降的局面。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党中央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国企改革、机构改革及其他改革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后,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按三年到位的目标逐步推进。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等。一批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对一些大企业进行了战略性重组,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对一些小企业则采取联合、兼并、托管、租赁和拍卖等多种形式。为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通过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出口退税、严厉打击走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另一方面采取兼并破产、改组、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和加强管理等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户,有了显著减少,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为国有企业跨世纪改革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部门内设机构精简25%,基本达到了精简一半的预期目标。在转变职能方面,围绕政企、政事分开,采取了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等一系列改革;在理顺关系方面,对部门之间遗留的职责不顺问题进行了协调,明确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对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在行政机关改革的同时,分类推进了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过调整,国务院事业单位人员减少了100万,其中有60多万人改制进入了企业。

党中央部门机构改革工作。目前各部门正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抓紧组织实施"三定"工作。做到理顺职能关系,精简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重新调整派驻各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和编制。

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正在进行。政企分开有了突破,机构编制精简力度较大,机构设置有创新。

1998年年初国务院提出的"五项改革",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二是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三是住房制度改革,四是医疗制度改革,五是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这些改革均已启动并迈开步伐。

科教兴国是这一届政府的最大任务。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6月15-18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拟定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支持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国家大力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总的原则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科技与经济结合、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新机制。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中美就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长达13年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为中国"人世"扫除了最大障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00年5月19日,中国和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即将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最后的加入程序阶段。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派出以江泽民为团长、包括朱金容基总理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在中葡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成立。澳门回归,是继香港回归之后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二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伟大实践。

1999年进行的三场大的政治斗争

1999年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大的政治斗争有三场。

一是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的斗争。

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以数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5月8日,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5月8日下午4时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十余所大学的学生到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游行示威,愤怒宣读抗议书。从下午到晚上,广州、沈阳、上海、成都等高校学生都依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当地美国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信。9日晚6时,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重要电视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

5月10日上午,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提出严正交涉,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以下严正要求:(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四)严惩肇事者。6月16日,美国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在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了美国政府对北约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美方的调查结果称,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是一起由美政府一些部门的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中方指出,美方迄今对此事件发生原因所作出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得出的"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7月30日,中美达成协议,美国将向中国支付450万美元,作为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人员的赔偿金。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造成的中方财产损失的赔偿。

二是同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

李登辉经过精心谋划,于1999年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鼓吹"两国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7月11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李登辉分裂言论发表谈话,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批驳李登辉"两国论"。

7月18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要求,江泽民同克林顿通电话。江泽民重申,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搞"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情况,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8月1日,台湾当局的"大陆委员会"发表所谓"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书面说明"。4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予以严正驳斥。8月12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台办宣传局、国务院台办新闻局的署名文章《一个中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评台湾当局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的书面说明》。文章指出:中国只有一个,两岸绝非两国;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2年海协会与海基会达成的共识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特殊两国论"是对两岸关系及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蓄意破坏。

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是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和政策的文告,也是中国人民决心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宣示。

"两国论"遭到了海内外一切爱国同胞的强烈谴责,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与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再次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确认。

三是同"法轮功"组织的斗争。

1999年4月25日,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

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7月22日,国家民政部作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同日,公安部发出通告:(一)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图像、徽记和其他标识。(二)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散发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三)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活动。(四)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五)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六)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同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7月23日,人事部和团中央分别发出通知规定,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7月29日,公安部发出通缉令,公开通缉法轮功组织的头头李洪志。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法轮功"邪教组织骨干李昌等人作出一审判决。截至2000年3月25日,全国各级法院一、二审已审结"法轮功"案件91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共99人,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84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5人。

"三讲"教育的开展与"三个代表"的提出

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对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作出全面部署。此后,"三讲"教育自上而下,分级分批进行。一个领'导班子集中开展学习教育的时间,一般为两个月左右,大体都经过了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昕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四个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进行了"三讲",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认真总结十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基本经验,认真思考当前和今后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次"三讲"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探索,经过"三讲"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作风、纪律上都有明显进步,并且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基本上达到了中央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由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重视和工作认真的程度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收效也有所不同。

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1998年后,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具体部署了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政法队伍进行集中教育整顿等工作,着力开展了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揭露和查处了一批职级高、影响相当恶劣的重大案件。特别是判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死刑,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2000年2月,江泽民在出席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总结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三个代表"。而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挫折和失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程度不同地背离了"三个代表"。

2000年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九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如期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10月9-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十五"计划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此开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