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活着,好累(文革回忆)

一个家庭，一年之内如果失去两位亲人，是一件很悲惨的事。那一年，好友张君家就摊上了这样的事。张君是我多年的同学，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如手足。75年4月的一天，张君神色慌忙地找到我，对我说：张宏出事了。

张宏是张君的弟弟，考入初中后，一年的书还没读完，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六八年，和全国所有的“老三届”一道，按“四个面向”的要求，下放去了鄱阳湖周边的鲤鱼州农场，当时，这个农场已改名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

昨天，张君的父亲接到兵团发来的通知，说其儿子张宏喝农药死了,要家里派人来场部协助调查和处理后事。按理说，其父作为家长责无旁贷，不巧的是，张君的母亲生病正在医院住院，其父脱不开身，只好叫张君代父前往。

说起张君母亲的病，真叫人心烦。开始的时候，只是有点咳嗽和胸痛，以为是感冒；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医院又诊断为肺结核，治疗了几个月，无任何好转迹象；等到发现是肺癌，已进入了晚期。

在这种情况下，张君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前往，遇事有个商量。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对其弟的死，张君没有用“死”这个概念，而是用“出事”代替。这里的意思是，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不能乱用“死”字，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死亡的后果，也许比死亡本身还重要。

那年月，人的自然生命虽然属于自己，但政治生命属于党，属于人民。谁不想活，那是不允许的，如果一定要去死，那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老舍、上官云珠、严凤英、……，都是“自绝于人民”，所以，他们的死，比

“鸿毛都轻”。

鲤鱼州农场离省城不远，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到了。接待我们的是张宏所在营的营长——一个现役军人。当年的兵团按军队的序列建制，所以团、营、连的领导都由现役军人担任，排长则由农场原先的干部担任，学生中表现好的担任班长。

到达后，营长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场部医院，先让我们去看张宏的尸体。尸体摆放在医院太平间的一张旧竹床上，虽然经过初步整容，脸部抽搐过的痕迹依旧可见。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自杀动机的有关证据，所以农场暂时也不好给自杀定性。

我们来到之前，场部对张宏的遗物已经作了仔细的检查，没有发现遗书和其它片言只语。交到我们手上的遗物，只有睡觉的被褥、换洗的衣服、吃饭的碗筷、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套毛选，以及一本抄了革命歌曲的歌本，这就是一个兵团战士生活的全部。

会不会有隐情？中饭过后，我们以散步为名，征得营长的同意，把张宏最要好的同学郑保根约到湖边，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真实的情况。对张宏的死，郑保根感到很悲伤。但是，好好的，怎么就喝了农药？他也搞不清原因。

他说：“那天早饭后，大家正准备下田，张宏说身体不适，想休息一下，要我向排长请假，并要我帮他在外把门反锁。”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常的举动，以为他这样做是怕休息受到干扰。等到中午下工回来，开锁后发现门推不开，大家使劲用力，才把门推开。张宏整个身子不停地抽搐、拳缩着倒在门边，嘴角两边全是胃里冒出的泡沫。

他接着说：“当时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叫来了连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一看一闻，说喝了‘敌敌畏’，吩咐赶紧转送场部医院，因为连卫生所连起码的洗胃器械都没有。等到调来拖拉机，慢吞吞的一路颠簸到场部医院，人早已没气了。”

郑继续说：“他倒在门边时，我见他手指头血肉模糊，再看门框边的墙上，斑斑点点全是血迹；而且，石灰墙也被指甲抠出了一些小洞。”看来，农药发作后，胃部剧烈的疼痛使他产生了希望获救的想法；但是，连里已空无一人，他只得用手指头抠墙自救。

我们问郑：“张宏在这里的表现怎样？最近挨过上面的批评没有？”郑说：“如果从表现上来看，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他身子单薄一点，又戴着一付眼镜，但是，无论劳动还是学习，都是认真和积极的，唯一的特点，就是不太喜欢说话。”

不太喜欢说话的人，一般性格内向，容易生病，没有性格外向的人好。因为内心长期积压的郁气得不到释放，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俗话说的“积忧成疾”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世上这种人多的是，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好好的？这说明，性格内向不是一个人自杀的根本原因。

我们正谈着，下午上工的号声响了，由于营长同意郑陪同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交谈。郑告诉我们，兵团执行解放军的作息制度，大喇叭每天播放起床、上工和熄灯号，每天早晨都要出操、跑步。除了上工、下工和吃饭，其它时间基本上都是政治学习，晚上也不例外。一天下来，整个身子，包括四肢和大脑，感觉就是一个字：累。”

“难道比还农民还苦？”我问。郑回答说：“如果从吃的方面看，比农民好，粮食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饭可以吃饱，不像城里人那样，受定量限制。但农民有农闲的日子，也不天天开会学习。我们这里没有农闲，没农事的时候，便挑堤积肥，一年到头，做不完的事。

郑说：“寒冬腊月，上堤挑肥，湖面吹过来的老北风，直往人的领口、袖口里钻，冷得要命，手指头冻得僵痛；夏天抢收抢种，凌晨三、四点就要下田，晚上十多点钟才收工（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开中午太阳最毒辣的几个小时）。然而，早晚天黑正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每人都叮一身的包，皮肤越白嫩蚊子越爱叮，可怜一些女孩子皮肤都抓烂了。”后来，由于怀旧的原因，一些离开兵团几十年的老知青，重新回到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地，无不感慨唏唏地说，真不知道当年是怎样熬过来的。

人过一百，各式各样，为了防止学生中不守纪律的人“越轨”，兵团制定了各种严格的“十不准”。例如，不准抽烟、不准谈恋爱、不准在外住宿、不准上饭馆、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看思想不健康的书、不准收听敌台广播等等。

“既然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么平时你们做些什么？”我问。郑回答说：“能有什么做？一天劳动下来，个个累得要散架，特别犯困。农忙的时候，二口饭往嘴里一扒完，往床上一倒，人便呼呼睡着了。”

他说，非农忙时节，稍微轻松些。星期天不上工，洗被子的洗被子，补衣服的补衣服，写信的写信，或者上街购物。当年，兵团战士不赚工资，每人每月只有16元补贴，其中12元吃伙食，4元用来买信纸信封、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以及女学生的卫生用品等等。

有的男生，趁星期天休息，约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躲到离场部远远的集镇上去，找一小饭馆，每人凑1元钱，叫上十来个菜，买点酒，用筷子敲着碗，边吃，边说，边唱，来个“一醉方休”。当年，这叫“打平伙”，借此来消愁解闷。

说到这里，郑保根眼圈有点红，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张宏，他比张宏大几个月，身体也壮实，总把张宏当小弟对待，平时，各方面都帮着张宏。但是，上述活动却没带张宏参加过，因为这类活动当时属“越轨”行为，他怕一旦被场部发现，连累张宏。所以，每当寝室只剩张宏一人时，他常常双手托腮，望着窗外的天空，一望就是几个小时，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那年月，天天都讲阶级斗争，同学之间一般不敢乱说话，如果谁嘴巴不牢，说出了“格”，碰上一个告密者，那么，政治前途就算完了；不但如此，也不能乱写东西，有些人心里憋得难受，借日记来疏发心中的郁闷，一旦被搜出，那也完了。文革中，不少人就是因为写日记，在报纸上乱涂鸦，最后竟把自己写到监狱里去了，甚至把自己的小命都写掉了。

因此，心中的压郁，只有让其在心中憋着。有人实在憋得难受，便在大雨滂沱的时候，突然跑到房子外面，任雨从头浇到脚，对着天空大喊：雨啊，下大些吧！雷声啊，把我劈死吧！以此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释放。

插队到乡村的知青，由于过的不是集体生活，没有专职人员的严格管理，相比而言，就自由多了。郁闷的时候，他们便在知青聚集的小茅屋里，点着蜡烛，弹着吉他，流着眼泪，想着家乡，唱着流行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知青之歌”。

江西省的“老三届”，除了少部分插队到自己的家乡的外，大部分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农业团的有：一团赛湖农场、二团芙蓉农场、三团珠湖农场、四团成新农场、五团朱港农场、六团乐丰农场、七团安福农场、八团恒丰农场、九团鲤鱼州农场、十团恒湖农场、十一团邓家埠农场。这些农场，地处鄱阳湖周边滨湖地区，属于血吸虫疫区。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农场大部分都是用来强迫劳改犯劳动的地方，现在却成了知青们改造思想“大有作为”的地方。

我们在农场呆了一天，住了一晚。走访了一些人，大多都不敢说；其实，他们也说不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来，因此，最终我们没有查出张宏喝农药的具体原因。我想，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只有碰上了人生迈不过去的坎，才会走这条路。

张宏有一个不错的家庭，也没有碰上什么感情上的纠葛，自杀动机最大的可能是对人生前途的失望。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每次睡觉之前，他总会习惯地自语自言一句：又过去了一天。闲聊的时候，他曾问过郑保根，我们还能回学校吗？

这话真有点书呆子的味道，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壮举之一，还想回学校去读书，这不是在做梦吗？不过，这也不能怪张宏，在校读书的时候，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数学成绩特好，如果不下放，也许在数学方面能有所造就。

农场给张宏自杀的结论是：“性格孤僻”所致，这是一个中性的结论，这样做，场部既没有责任，也没有连累到家属。怪谁呢？这要去问历史，因为这不是一、二个人的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自杀的人，不知有多少？

场部派了一辆汽车，把张宏的尸体送往省城火化，我们同车护送。离开农场时，郑保根和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同学都来为张宏送行。郑保根对我们说，替我们在张宏坟前多烧几张纸，放假回去时，我们会去看他……，话还未说完，大家都哭了。

回到家里，张君的母亲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她唯一的愿望是“走”之前见小儿子一面；不过，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已先她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张君的父亲只有说“马上就回来”，可是，这个“马上”，一直说到张君母亲咽气都没有出现。

我们没有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张宏“睡”在其母亲的身边，永远永远陪伴着母亲。我记得，那天，天空布满着厚厚的乌云，使天显得特别的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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