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性叙述: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目 录

前 言………………………………………………………………………1

一、否定性叙述：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3

1、 父权规范下的女性…………………………………………………5

2、 家庭：窒息的牢笼…………………………………………………7

3、 父亲：缺席审判……………………………………………………10

二、肯定性书写：女性性主体意识…………………………………………12

1、 少女的性…………………………………………………………14

2、 已婚女性的性……………………………………………………17

3、 独身女性的性……………………………………………………19

三、“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22

1、 源于男性伤害……………………………………………………22

2、 源自孤独…………………………………………………………24

3、 缔结反抗同盟……………………………………………………27

四、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29

1、 挚爱书写…………………………………………………………30

2、 理念与追求………………………………………………………34

结 语……………………………………………………………………39

注 释……………………………………………………………………41

参考文献……………………………………………………………………44

论文摘要（中文）…………………………………………………………1

论文摘要（英文）…………………………………………………………1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阴盛阳衰，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80年代初始的新时期文学就已经呈现出女性文学崛起与繁荣的端倪。从王安忆有意识的潜入女性自身的写作，铁凝自觉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的衍生，到90年代徐坤操着“男人化”语言而与男性抗衡，及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性意识的解放，陈染的“个人化”、“私人化”的边缘写作，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历史的高峰期。“另类”作家卫慧、棉棉等人几近商业化的文学炒作，又使文坛加剧升温，确乎成了女性文学的一统天下。

女性文学的繁荣，自然有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要求，同时也深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其文学理论大量引进与广泛传播的影响。甚至不妨可以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使处于“边缘”的女性先锋文学创作开始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相制衡的多元化趋向。

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伊莱恩・肖瓦尔特曾视女性文学为传统文学史观念中的边缘文学或亚文学之一种，并把它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用一个合适的措词把妇女作家的这些阶段称为：女人气（Feminine）——女权主义者（Feminist）——女性（Female）。”（1）90年代中国文坛上炒得沸沸扬扬的被称

之为“个人化”、“私人化”和“躯体写作”的女性文学创作，恰恰与这第三阶段较为吻合。这些女作家以一种极端的写作姿态，把历来为传统文化排斥在外的女性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情感欲望以及女性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纳入了文学话语，形成了具有较强的女性主体意识特征的文学。她们的创作也一反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把目光直逼女性自身，对女性生理欲望及内在的隐密情感进行了无所顾忌的书写，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同时它也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被称为一个“个案”的陈染，就是最受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的“这一个”。

出生于60年代，在80代成长并走出来的作家陈染，以现代知识女性的视角来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用文学记录了她女性意识的成长过程。身为女性作家，她近乎所有的生命体验——女性受压抑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在从小长大的家庭、还是在学校、社会，男性权威都成了阻碍她心灵健康成长的障碍，因而颠覆父权、反抗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母题。她在对父权制社会的破坏性叙述中，始终关注着女性的社会历史性压抑，在孤独和残缺中书写着女性的个体生存困境，在失望与无助中找寻着女性的精神家园。可以说，陈染对这类文学主题的关注，除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外，更多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启示下有目的的书写，有的文本甚至是对女性主义经典文论的演绎，这使她的创作具有了丰富的女性主义色彩及思想内涵。

目前研究界对陈染的评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非主流倾向的研究。体现在对其作品的边缘化、私人化和个人化的研究。（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其作品所蕴涵的孤独意识和漂泊意识的研究。（三）从创作形式和文学题材上，阐述其作品所体现的现代性和先锋特色。由于评述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命体验和审美情趣等不同，评论也就大相径庭。肯定者站在人的文学的角度，阐述其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和先锋特色以及独特的艺术感悟和富于哲理的思辨色彩；否定者则认为其作品只关注个体生命，缺少文学的深度和广度；“私人写作”、“躯体写作”似无病呻吟，是文学的媚俗，缺少社会责任感。然而无论被肯定还是遭否定，陈染依然以她富有个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她的复杂的存在本身也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丰富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无论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在评介女性文学创作时，陈染都是不可绕开和回避的“个案”。

文学是有语义和编码的，文学批评应在充分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尤其如此。我以为陈染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女性主义的语义和编码，只有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角度解读其作品，才能充分诠释陈染和她的创作。尽管目前也有人从这一角度对其创作进行批评，但或许由于缺乏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全面、透彻的理解和把握，致使他们的解读出现了部分误读。本人在研读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深入陈染的创作文本，试图在阐释和解读之中，尽量将其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全部呈现给读者，以期能恰当评价陈染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女性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和意义。

一、否定性叙述：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强调父权制、绝对肯定男性价值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yism），不公正地对待女性，歧视女性，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渗透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层面。女性主义及其文学就是试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父权制社会的本质，打破现存的不合理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最终达到消解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并在“人文主义”价值基础之上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随着母权制的被推翻”，“丈夫在家庭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2）“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平民可以提出所有权要求的惟一奴隶是他的妻子，一个不用付工钱的佣人的服务仍然为工

人阶级男性提供了一个抵挡阶级制度打击的‘缓冲垫’，这个‘缓冲垫’顺带也为他们提供了有闲阶级的某些精神上的享受。”（3）古今中外，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演化中一直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波伏娃曾明确指出：“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男人都自命为造物主，其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犹太人祈祷时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可是他的妻子却也顺从地说：‘感谢上帝按他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我。’柏拉图在感谢众神的祷告中，首先感激的是把他造成了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然后才感激把他造成了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4）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通过“讨论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女人的见解”，（5）阐述女人处于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the Other）地位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她们所生存的环境：“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6）事实也是如此，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就认为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取悦于男人，做男人的附属品。妇女的天职是服从男人的意志，为丈夫生儿育女”。（7）可见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宣言也不过是男性理想的宣言，女性被这表面上的平等排除在人的权利之外。中国的孔子则言之更甚：“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矣。”（8）男人一直以父权制的文化强权（或文化父权）歧视和压抑着女性，所以女性主义者在向传统发起进攻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父权社会及其文化秩序。

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本质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之上的。“一部女性史其实就是女性被压抑、被奴役的历史。父系社会通过亚属国家机器——家庭和婚姻，通过伦理秩序、概念体系等直接、间接的人身强制手段，实行对女性的社会、历史性压抑。”（9）这种压抑渗透在父系文明的一切领域，并被掩盖和隐匿，使女性被排除于历史之外，成为男性历史的“潜意识”。女性主义就是要将这一潜意识“浮出历史地表”，并赋予其存在的价值与权利，来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和文化体系。

“男女两性从未平等地分享过世界。即使在今天女人也受到重重束缚。”（10）陈染虽然成长于中国当代社会，但在其生命体验中，传统文化和家庭父权仍是女性倍受压抑与统治的根源，因此她始终把文学创作视角对准父权制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有意识地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颠覆与否定。

建立在男性血统和父权基础之上的家庭形式是束缚、压抑女性肉体与精神的牢笼。对此，女性作家常以“反家庭”的叙述手法——对家庭进行否定性叙述——来表现父权制家庭存在的不合理性。如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对班纳特家族的叙述，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对“呼啸山庄”三代家庭与“画眉山庄”两代家庭的描写与刻画等，都或含蓄或直接地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对父权制家庭进行否定性描述，通过对其内部矛盾的揭露和展示，表现了父权制家庭的专制、粗暴、自私、堕落、虚伪、丑恶与混乱。但由于她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还不能完全接受女性文学的创作，因此，她们还不能以真实的女性的声音，公开、直接地对父权制家庭进行揭露和批判，其否定也只能是潜在、含蓄、曲折和隐蔽的；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也不可能以实际行动彻底否定父权制家庭，更不可能走出父权家庭并冲破传统观念和文化的禁锢。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虽也曾借助以“人的文学”为本位的文化思潮开始觉醒，但那时的女作家们也只能在男权话语建构之中进行有限的言说。即使女性意识较强的作家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框架。譬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玩弄男性源于男性玩弄女性，这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畸形对抗，只能说是一种男权式的权力位置的“置换”而已，这已然使女性沾染了男权的毒素，俨然置换为“男性”，使男女之间本该平等的爱依然实质性地存活于男权话语的框架之中。

相对而言，陈染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写作则表现得更为公开、直接、彻底和无所顾忌。她以毫不掩饰的女性身份，把目光直接对准了父权制家庭中的统治者——

父亲（或家庭父权），通过对其形象及权威进行摧毁性的描述，批判和否定了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纸片儿》与《塔巴老人》中，家庭父权的惨无人性使女人被迫安于悲惨的女性命运；《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父亲的粗蛮、专制、虚伪、狂暴，《空心人诞生》中父亲的凶残、变态等，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女主人公也不存在与家庭难以割舍的经济关系，无论是母亲（《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空心人诞生》），还是成熟的女性雨子（《潜性逸事》）、麦弋（《饥饿的口袋》）、麦一（《女人没有岸》）、黛二们（《无处告别》、《破开》），都是经济独立的，她们受压抑的困境主要是来自文化上的定命。所以觉醒的女性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和主体人格的完整。在女性走出家庭的一瞬，父权制家庭也随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这种破坏性的叙述当中，作者达到了对父权制家庭否定的目的。

1、父权规范下的女性

在陈染的创作中，父权不仅仅指父亲的（或男性的）权力，也指居家庭主体地位的权力，即使女人掌握了权柄，也在延袭父权及其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种种邪恶。

在其早期作品《纸片儿》里，陈染塑造了一位被家庭父权剥夺了爱情权利的女性——纸片。纸片是一位单薄、瘦弱而有灵性的女孩，但长到十四岁时还未开口讲过一句话，直到有一天她见到了单腿人乌克才开口讲话。纸片和乌克由一见钟情而相亲相爱。爱情使这一对残缺的生命得到了滋养。然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纸片的外祖父却带领猫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单腿人乌克的住处，使正在熟睡中的一对恋人从此生死两别。可怜的乌克死于外祖父和猫们的血腥屠杀。乌克死后，这位在爱情面前才开口讲话的女孩，被彻底击垮，她“像一具抽干了血肉和魂灵的躯壳”。惨无人道的父权利用强权野蛮地戕杀了纸片得之不易的爱情，使这位原本就不健康的女孩更加不幸——这无疑是父权制家庭利用其权势及宗法观念摊派给女人的命运。

如果说纸片被家庭父权剥夺的是追求爱情的权利，那么在《塔巴老人》中，葛顿子的不幸就更具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葛顿子十岁时就死了父母，一个孤老婆子把她抚养长大后，每天晚上都逼葛顿子卖身为她赚钱。葛顿子不仅被迫沦为男人淫欲的对象，而且又成为赚钱的工具。她虽然无父无母，但失去人性的孤老婆子却充当了她的“家庭父权”。身为女性的孤老婆子，却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强力和压迫”直接继承过来强加于自己的同性，这是父权统治下人类文明土壤滋生的怪胎。与此异曲同工，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在她的女性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小说《紫颜色》里，塑造了一位命运极其悲惨的黑人妇女西丽。西丽在十四岁时被继父强奸，生下的两个孩子先后被送人，长大后又被继父像卖货品一样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卖给了她十分讨厌的某某先生。到了某某先生家后，某某先生代替了她继父的角色，西丽被再次沦为家庭的奴隶和泄欲的工具。饱尝男权压迫、奴役和蹂躏的西丽熬成婆婆后，当她的儿媳索菲亚奋起反抗其丈夫哈波的欺压时，西丽却让哈波“揍她”。在男权压抑中煎熬的西丽不仅不支持儿媳的反抗，而且还主动充当男性的帮凶，将男权对她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陈染笔下《塔巴老人》中的孤老婆子，作者虽然并未交代她的出身背景，但她却和西丽一样深受父权文化的毒害，自己不仅安于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充当压迫者的同盟，成为压迫下一代女性的直接势力。艾丽斯・沃克认为，黑人妇女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异性和种族之外，还来自女性自身——异化为男性权力的象征。陈染在东方情境下的女性写作，揭示了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成长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这不仅是女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人类的不幸，更是父权制社会人类畸形发展的有力证明。

父权制家庭不仅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对女性实行社会——历史性的压抑，还围绕着家庭对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如忠诚、贞洁、善良、忍耐、温顺、服从、勤劳、无私等，这些都成为衡量女性善恶好坏的标准。在《塔巴老人》中，当孤老婆子死后，总算

有了人身自由的葛顿子，却拒绝塔巴老人真挚的爱情，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不干净”，“不配”，于是一头扎进了尼姑庵。在她的眼里，爱情的幸福远没有保持女人的忠贞更为重要。她用放弃爱情的“善良”、“无私”的品德来弥补她失去“贞洁”的行为缺陷，以完善其理想人格的塑造。尼姑庵虽可做女性修身养性的场所，但它终究不是拯救心灵苦难的圣地。要想彻底摆脱父权社会的阴影，就应该在思想上拒绝父权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控制，彻底打破父权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葛顿子的最后不幸在于她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此作为尺度，扼杀了自己身为女性的主体欲望的真正选择。塔巴老人的爱情本来可以给她的人格和生命带来重塑与再生的可能，可她却放弃了这种选择，去做传统意义上的修女，足见父权思想对女性钳制之深。

陈染对上述女性不幸命运的书写，不仅揭示和批判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与戕害，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牢不可破，除了掌握社会大权的男人在维护这一秩序之外，女人也是它得以存在的稳定根基，即在父权规范下的女性不仅自觉地成为受压抑者，而且还异化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将父权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自觉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

2、家庭：窒息的牢笼

家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对家庭内部成员受压抑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就是从家庭内部否定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直接利益十分冲突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11）

陈染的小说文本对父权制家庭的否定性叙述，还体现在家庭中正在成长的孩子对家庭父权——“父亲”对母亲进行压抑和控制时的感受上。陈染作品中的“父亲”大多是虚伪、暴躁、粗蛮、专制，甚至喜怒无常的。他们与母亲发生冲突时，常常对母亲“大发雷霆”、“拍案而起”，而母亲总是“泣不成声”。对“父亲”这一菲勒斯中心主义者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对家庭父权的消解和摧毁，从而达到对父权制家庭进行否定的目的。

在《与往事干杯》中，当父母关系陷于恶化时，肖濛感受到：“父亲狂怒地大拍桌子，尘土之飞扬、拍打之响亮、震荡之剧烈，能把那1976年的大地震吓回去。我则是心惊胆颤。”而母亲此时则是泣不成声。一个是狂暴、专横的暴君式的父亲；一个是忍耐、压抑、无可奈何的母亲。《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也是如此：“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对父亲的感受在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那里尽管是夸张、夸大式的，但它足以说明孩子的胆怯、恐惧和惊吓，证明了在以父权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中，女性及年弱的家庭成员受压抑的事实。在家庭中居统治地位的“父亲”，不仅置女性于自己的控制和压抑之下，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一切看得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在肖濛的眼里：“我父亲这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人格的蔑视”；“这种尊严的毁灭与人格的侮辱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如雷、粗蛮无理，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他的尊严越是被践踏，他向全世界的抗争与挑战就越是激烈”。“父亲”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视自己的权威神圣庄严，如同帝王般不可轻视，因此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冷漠、蔑视和否定。他越是如此，就越是显露他权威的不可尊重性，他的虚伪、暴躁、粗蛮无理的性格也越将暴露无遗，而这一切最终将随着家庭关系的破裂而瓦解。父母离婚时，在肖濛看来：她的父亲并不是想真正离开母亲，“然而诉讼材料是他写的，在法庭上他坐的是原告的位子，我可怜而又软弱的母亲是被他逼得走上了被告席。他提出了离婚，却在心里指望我母亲恳求他不要离婚。这就是我父亲的性格。”而母亲就抓住了这次时机，利用父亲的矛盾性格，成功地离了婚，迈出了那窒息而病态的牢笼。母亲的离婚行为使父亲虚伪的权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父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随之也被彻底摧毁。如果说母亲以离婚的方式打碎了父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那么“我”（或作者）则以漫画、夸张式的叙述手法实

有了人身自由的葛顿子，却拒绝塔巴老人真挚的爱情，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不干净”，“不配”，于是一头扎进了尼姑庵。在她的眼里，爱情的幸福远没有保持女人的忠贞更为重要。她用放弃爱情的“善良”、“无私”的品德来弥补她失去“贞洁”的行为缺陷，以完善其理想人格的塑造。尼姑庵虽可做女性修身养性的场所，但它终究不是拯救心灵苦难的圣地。要想彻底摆脱父权社会的阴影，就应该在思想上拒绝父权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控制，彻底打破父权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葛顿子的最后不幸在于她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此作为尺度，扼杀了自己身为女性的主体欲望的真正选择。塔巴老人的爱情本来可以给她的人格和生命带来重塑与再生的可能，可她却放弃了这种选择，去做传统意义上的修女，足见父权思想对女性钳制之深。

陈染对上述女性不幸命运的书写，不仅揭示和批判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与戕害，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牢不可破，除了掌握社会大权的男人在维护这一秩序之外，女人也是它得以存在的稳定根基，即在父权规范下的女性不仅自觉地成为受压抑者，而且还异化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将父权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自觉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

2、家庭：窒息的牢笼

家庭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对家庭内部成员受压抑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就是从家庭内部否定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直接利益十分冲突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11）

陈染的小说文本对父权制家庭的否定性叙述，还体现在家庭中正在成长的孩子对家庭父权——“父亲”对母亲进行压抑和控制时的感受上。陈染作品中的“父亲”大多是虚伪、暴躁、粗蛮、专制，甚至喜怒无常的。他们与母亲发生冲突时，常常对母亲“大发雷霆”、“拍案而起”，而母亲总是“泣不成声”。对“父亲”这一菲勒斯中心主义者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对家庭父权的消解和摧毁，从而达到对父权制家庭进行否定的目的。

在《与往事干杯》中，当父母关系陷于恶化时，肖濛感受到：“父亲狂怒地大拍桌子，尘土之飞扬、拍打之响亮、震荡之剧烈，能把那1976年的大地震吓回去。我则是心惊胆颤。”而母亲此时则是泣不成声。一个是狂暴、专横的暴君式的父亲；一个是忍耐、压抑、无可奈何的母亲。《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也是如此：“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滚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眼，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眼睛，成为奶奶那样的一只眼睛的人。”对父亲的感受在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那里尽管是夸张、夸大式的，但它足以说明孩子的胆怯、恐惧和惊吓，证明了在以父权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中，女性及年弱的家庭成员受压抑的事实。在家庭中居统治地位的“父亲”，不仅置女性于自己的控制和压抑之下，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一切看得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在肖濛的眼里：“我父亲这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人格的蔑视”；“这种尊严的毁灭与人格的侮辱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如雷、粗蛮无理，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他的尊严越是被践踏，他向全世界的抗争与挑战就越是激烈”。“父亲”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视自己的权威神圣庄严，如同帝王般不可轻视，因此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冷漠、蔑视和否定。他越是如此，就越是显露他权威的不可尊重性，他的虚伪、暴躁、粗蛮无理的性格也越将暴露无遗，而这一切最终将随着家庭关系的破裂而瓦解。父母离婚时，在肖濛看来：她的父亲并不是想真正离开母亲，“然而诉讼材料是他写的，在法庭上他坐的是原告的位子，我可怜而又软弱的母亲是被他逼得走上了被告席。他提出了离婚，却在心里指望我母亲恳求他不要离婚。这就是我父亲的性格。”而母亲就抓住了这次时机，利用父亲的矛盾性格，成功地离了婚，迈出了那窒息而病态的牢笼。母亲的离婚行为使父亲虚伪的权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父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随之也被彻底摧毁。如果说母亲以离婚的方式打碎了父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那么“我”（或作者）则以漫画、夸张式的叙述手法实

现了对“父亲”权威的消解，达到了对父权制家庭的否定性叙述。

《空心人诞生》里小男孩儿的父亲更是“一个专横、阴鸷而病态的男人”，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男孩儿和他的母亲一样，厌恶这个被他称作父亲的男人：“儿子长大后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间里找一个父亲看不见的阴暗的角落把自己藏起来，儿子的节日就是父亲外出不在家的日子……”。那天夜里，当男孩儿看到父亲把母亲打得一头歪在地上时，“他被激怒了，他终于调动起积蓄了多年的对父亲的仇恨与恐惧，举起那柄黑伞向那条虐待狂黑影儿砸去。他的脆弱的天性终于使他无法击中什么，黑伞空空洞洞在空中划了条弧线，便落在地上。他大声哭泣起来，他所有的勇敢全部凝聚在这死亡般的哭声里。”对于强大的父权，弱者的反抗只能是愤怒的绝望与哀号。父母离异后，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男孩儿，在他的母亲——紫衣女人去世后，巨大的孤独吞噬着他，使他变成了“空心人”。

陈染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空心人诞生》虽然是写“黒衣人”和“紫衣人”的“累斯嫔”情结（女同性恋）的，但它却是陈染惟一一部用一个小男孩儿贯通全篇的作品。作者用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男孩儿来亲历家庭父权的罪恶——父亲的暴虐、凶狠、病态，父母离异后母亲再次遭受父亲蹂躏后的自杀，这一系列的家庭悲剧，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在父亲喜怒无常、暴戾、专横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儿，原本性情就怯懦孤独，他将如何去承受这家庭的悲剧、亲人的丧失？

在上述文本中，作者用肖濛、倪拗拗、小男孩儿等人的成长经历来揭示家庭父权的专制、狂暴、丑恶、凶残等，表明男权居统治地位的家庭是令人窒息而病态的牢笼；受其统治和压抑的不仅仅是母亲（女性），还有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女孩儿和男孩儿（或女人和男人）。

3、父亲：缺席审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的最佳方式就是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或使其悬置。这在陈染的小说文本叙述中体现为“家庭父权”的空缺。“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且成为缺席者，他只存在于女性（女主人公）的创伤性的记忆之中，也仅在女性回忆时而被提及。家庭父权的缺席，潜在地表现了作者对父权制家庭的颠覆性否定，它不仅使女性成为家庭的实质性主体，也使“父亲”——父权在女性对记忆的言说中，成为被讲述、被言说的客体，一个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作为男人的审美对象存在于男性文学话语之中，失去了主体话语表达权；因而女性一直处于被规范、被书写、被表达的客体地位，一个“沉默的他者”。陈染的小说文本对父亲及家庭的表现，几乎都采用女性（女儿）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以回忆方式进行创作，这不仅使女性有了自我言说和自我表达的机会，而且还使女性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女性在对记忆进行言说的同时，对“父亲”——家庭父权进行了缺席审判。这样的叙述本身就是对菲斯中心主义文化的颠置和否定。

在陈染回忆性的创作文本当中，女主人公的家庭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幸福的，她们多数是因为父母的争吵、离异而随母亲孤独度日，而母亲则成为她或她们生活的惟一依靠；父亲只有在女性对记忆进行言说时才被提及。父亲存在的魅力也不是源于亲情的呵护与关爱，而是来自于记忆的伤痛——这些记忆一直作为影响“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影响女性健康成长的阴影而存在。

《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这样回忆她与父亲的关系：“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脱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父亲并不关心我的事”，“父亲只关心他自己”。父亲在被我讲述的同时他的权威地位以及对子女的责任感被予以否定。《与往事干杯》中的父亲，也是“我”在向朋友讲述一个“死于年华”的故事时提起的，而父亲无疑又是这个故事生成的“潜在谋杀者”。父母离婚后，肖濛与母亲一起住在城南破旧的尼姑庵里。家庭的阴影、艰苦压抑的生活使一个少女的情感

误入了歧途，没能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女性。肖濛这样叙述父亲对她的影响，“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而这种遥远地避开男人的心理是与‘性倒错’毫无关联的。”父亲——父权无疑是影响“我”一生健康成长的阴影。

在倪拗拗的记忆里，受父权压抑的不仅仅是母亲，还有家庭中的“我”和“一只眼睛的奶奶”（保姆）——是被丈夫打瞎一只眼睛后离开丈夫和家庭来“我”家当保姆的，可奶奶又因为是母亲受压抑的同盟而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多年后长大的“我”，清醒地认识到：“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我”的深刻“反省”，正预示着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危机。反叛父权，走出家庭，将是觉醒的女性別无选择的出路。

基于对家庭父权的深刻认识与体察，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陈染对父亲——家庭父权，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她这样写到：“九月的父亲（‘父亲’在此为象征词，正像有人称祖国为母亲一样），在我的冥想中是夏季里暴君一样的台风，专断地掀倒一切，狂躁无拦”。“在我母亲离开他的那一个浓郁的九月里的一天，他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耳光打在我十六岁的嫩豆芽一般的脸颊上，他把我连根拔起，跌落到两、三米之外的高台阶下边去。鲜血和无数朵迸射的金花在我紧闭的眼帘外边弥漫绵延，透过这永远无法弥合的两、三米的黑暗而狰狞的空间，晕厥中，家像鸟笼在半空摇晃，男人像树在心里摇晃。”父亲的粗暴、残忍，无疑在“我”十六岁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害。“家像鸟笼”、“男人像树”，暗喻随着父亲的残暴、专制与粗蛮无理，家庭父权将失去可尊重性，父权制家庭也将随之失去存在的稳定根基。如果说倪拗拗或肖濛是在回忆中诉说着父亲的不可尊重性，那么“我”与父亲的关系则直接上升为一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仇恨，“……父亲们/你挡住了我/你的背影挡住了你，即使/在你蛛网般的思维里早已布满/坍塌了一切声音的遗忘，即使/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你那阴影/你要我仰起多少次毁掉了的头颅/才能真正看见男人/你要我抬起多少次失去窗棂的目光/才能望见有绿树的苍空/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对父亲的凶狠、残暴进行伤痛的回忆之后，终于不堪抑郁而发出了愤怒的声讨。这声音使我联想起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对父权社会的愤怒斥责：“男人对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12）

那么，文本中的“我”是谁？陈染没有给她命名，正如“父亲”没有具体所指一样。但我们却在这愤怒的声音里感觉到是她们的存在：纸片、葛顿子、母亲们、倪拗拗、一只眼睛的奶奶、肖濛……等等所有受父权压制的女性。这声音正代表了她们集体受压抑的女性意识。对于觉醒的女性来说，对残暴父亲的回忆无疑更加重了她们内在的伤痛，颠覆这父权、打破这传统便是她们试图超越的“梦中之门”。

二、肯定性书写：女性性主体意识

对于走出父权制家庭的女性，无所不在的父权文化仍使她们步履维艰：“无论在哪儿，我都已经是失去笼子的囚徒了”。（《麦穗女与守寡人》）形式上获得的解放仍不能摆脱精神上的枷锁。突破父权制家庭的禁锢只是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正如娜拉冲出家庭，在那样的时代中要有经济的解放作为基础一样，今天的女性，在经济可以独立的时代中，冲出家庭寻求完善的理想自我，还须打破传统文化的禁锢。这种理想对于女性作家而言，不仅要对传统的女性观念和价值定论进行直接的颠覆和反叛，而且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还要首先将男性美学理想中的“安琪儿”杀死，然后“真实倾诉我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自己的体验”。（13）

“女性心中微妙的思想和情感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描写的”，（14）所以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写作“要忠实于妇女的经验”，应“不受与女性文化抵牾的、预先存在的标准钳制”。（15）但就所有女性的成长都受父权文化思想的浸染和熏陶而言，女性躯体和生物特征似乎是惟一不受男性文化浸染、改变的，是惟一保存了女性“真我”的部分，是女性之为女性的真正特质。因此西苏认为，女性写作要书写自己。“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16）写作事实上使“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7）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女性体验是对男性独尊的文化体系的一种颠覆。“阐明女性体验，它便可以帮助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系统具有人性和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有利于带来文化的男女双性”。（18）

所以觉醒的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一反男性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加强对女性内在体验与性主体欲望的书写，以此来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存在，用以颠覆和反抗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与观念。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19）但传统的宗教禁欲主义，却常常使性成为文学的禁忌。在儒教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国文学创作文本中，性更是女性羞于言说的话题。而如今，女性写作不仅把女性体验写进了文学，对女性性主体欲望的书写也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体。

由于女性各自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的不同，对性的书写在不同的女性作家那里体现为不同的写作目的。王安忆《小城之恋》对性的书写，是想告诫人们性是人的生物本能，如同穿衣吃饭一样是人的合理的生理需求，对性的禁止无疑是扼杀人性的；在徐坤那里，性则成为丑化男人的工具（《游行》）；对于“新新人类”（卫慧、棉棉）来说，性又变为物欲横流下的女性主体欲望的张扬。而在陈染这里，性却有着特殊的思想内涵。陈染对性的书写不仅想说明性是女性合理的生理需求，而且女性的性主体意识与男人一样是符合人性的，不应当受到压抑与限制，更不应该遭受道德的评判。这不仅抨击了传统的性观念和性禁忌，也颠覆和瓦解了女性的贞洁观念，从而进一步解放女性自身。

在传统观念里，在人类两性关系中，男人居主体的、主动的地位，女人则居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女人的性不仅要与婚姻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要女人从一而终，妓女的存在却被认为是“合法”的。所以对于女性来说，性行为只有在婚姻当中才合乎于法律，合乎于道德；不仅如此，女性在婚前还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贞操”，如果女性在婚前失去处女“贞操”就是“邪恶”、“败坏风俗”；失去“贞操”的女性也将失去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幸福。 而“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即在远古时代，人们恰恰认为处女是‘邪恶的’、‘不吉利的’，并把处女交给过路人或神殿的僧侣。”（20）今天的贞女形象不过是男人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女性形象，贞操观念又是男性对女性的进一步约束与禁锢。波伏娃曾明确指出：“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了贞操；它多少有点公开地承认男性拥有性的自由权利，却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性行为，若未经习俗、圣典认可，对于她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种弱点。她应当捍卫自己的贞操，自己的荣誉。要是她‘屈服’，要是她‘堕落’，她就会遭到蔑视。”（21）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父亲有权处死失去贞操的女儿，而在古今中外，失去贞操的女性自杀自残的事件更令人不寒而栗。因此，传统的女性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葛顿子）。而实际上，父系文明对女性的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同样使女性处于受歧视、受压抑的地位。但在陈染的笔下，女性不仅把性视为正当、合理的生理欲求，而且也不再把性仅仅与婚姻、与家庭联系在一起，贞操观念更被放逐于女性的话语和思想之外；女性不再为婚姻保持“贞操”，也不再为失去贞操而痛苦，更不会为保持纯洁的女性形

象而遏制自己的性欲望，性真正成为女性的主体欲望。不仅如此，女性还打破了传统两性关系中性别角色的定位，由被引诱者而变为引诱者，由被动服从的地位变为主动。女性在对传统的性观念和性禁忌进行颠覆和否定的同时，确立了女性的性主体意识。且看陈染笔下对三类女性的性书写。

1、少女的性

人们常用“天真”、“纯洁”这样的词汇和字眼来形容未婚少女。而少女的行为一旦与性沾边，人们对她的评判就会大打折扣，即刻将她与“肮脏”、“不洁”、“品行不端”等让人厌恶的词语联在一起。在这样的语境中，性行为对于未婚少女一直是一种严格的禁忌。未婚女性一旦失去处女贞操，她的整个人生就会贬值，所有与爱情、婚姻、家庭相关的幸福美好的事物都将离她而去。

但在陈染的小说文本中，少女的性行为却从来不去面对道德的评判和人生价值的度量。其性行为多是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挤压下女性青春期主体欲望使然。

《与往事干杯》中的少女肖濛是个孤僻、纯净而灵秀的女孩。父母离异后，家庭生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学校生活的冷漠，几乎使她与周围环境失去了任何交流与沟通的可能；母亲与混血外交官的约会，更加剧了她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灵的孤独与封闭。男邻居的关爱和体贴自然成为孤弱的肖濛惟一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安慰。在这种环境背景下，肖濛接受一位年长于自己的男邻居可视为一种必然。身为少女的肖濛，在青春期的躁动、渴望与不安中，被男邻居引诱而体会到男女之间游戏的快乐后，不仅丝毫没有为自己失去贞操的行为感到懊恼和悔恨，反而当她再次处于焦躁、烦闷的时候，主动地向男邻居要求：“我需要耕作。”陈染对肖濛性行为的发生，无论从外在环境还是从内在生理欲望的描述上，都尽量渲染为一种必然，意在说明性主动意识与性主动行为不该仅为男人所有，女性也有其存在的本能需求。

《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成长经历与肖濛极为相似，父母之间的关系不仅总处于紧张状态，而且自私、专横的父亲很少关心倪拗拗的成长；在学校里，她的老师T又经常对她进行性骚扰。长大后，倪拗拗的第一次性体验虽然是在T的引诱下发生的，但“她只是感到自己身上的某一种欲望被唤起，她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那种神秘的、从未彻底经验过的快感，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与性秘密相关联的感觉”。倪拗拗的第一次性行为的发生虽然源于老师T的勾引，但就整个过程而言，倪拗拗说她之所以顺从了T，是因为“顺从自然生命摆布的”快乐，而不是源于对T的某种情爱幻想。在性行为中，倪拗拗和肖濛一样体会到的是性所带来的快乐，而绝无失去贞操、打破传统道德戒律所带来的矛盾与痛苦。因此，与其说她们对贞操观念、道德戒律持一种漠视与否定的态度，不如说这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规范与道德戒律的颠覆和反叛。

在陈染的笔下，少女的性行为除被引诱之外，即使与情与爱有关，女性也不再羞于表达自己，而是主动地充当诱导者。还是在《与往事干杯》中，当肖濛与自己年轻的恋人老巴在一起时，面对“眼前这羞涩清秀的面孔”，肖濛觉得“这面孔有待于我的诱导，正像过去那个男人对于我的诱导一样。……我们那样做了，他很快冲动又很快平息。”《私人生活》中，当倪拗拗即将与自己心爱的男友尹楠分手时，主动地要求“我要你的身体……记住我”，并充当诱导者：“我抓住他的手，引领着他向那只草堆上残破的木椅靠去”；“我俯下身，轻轻地解开他的衣扣和裤带，他像个心甘情愿的俘虏，任我摆布。……”整个性爱过程与T在阴阳洞里的交欢正成对比。性对于少女不仅不是罪恶和禁忌，反而成为爱情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美好、永恒的爱的记忆；在爱的交流与奉献当中，女性成为性爱的主体，成为主动的诱导者，而男人则成了性的对象，成为被动的服从者。

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性规范和性角色定位，体现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以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翻过身来”、“女人在上边”、“倒上螺丝”（22）等

过激、挑衅性的口号。

从表面上看，陈染让倪拗拗和肖濛成为性的主动者和诱导者，似乎应和了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但事实上陈染在此无意于体现这种权力置换关系，而旨在说明：女性的性主动意识及性主动行为与男性一样是符合人性需求的，而不该遭受道德的批判与责难，这就否定了传统性道德规范对女性的歧视、压抑与限制。

在传统的两性文明中，女性一直作为男性的“性对象”而存在，是男性淫欲的工具，但在陈染的《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男人却成了女性的性对象和发泄的工具。当女主人公“我”——一个十六岁嫩芽般的生命，曾遭受过父亲的毒打——再次到父亲家里去，遭受父亲的怒骂与斥责后，从父亲怒吼的声音里惊恐地逃回到自己的住所。“我”的心情极为压抑、愤懑，于是“我径直走进那有着我父亲一般年龄的男人的房间”。那时的“我”，仇恨、痛苦、屈辱、绝望的情绪似乎已达到了某种极端，“那个极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未经世事然而已经破罐破摔了的小女人的刑场，我渴望在那个刑场上被这男人宰割、被他用匕首戳穿——无论哪一种戳穿。终于，我对他说：‘我需要……你要我！’”“你要还是个男的，你就来吧。就现在。过了这会儿，我就没情绪了。”当男人问“‘爱’这个字你懂吗？”“我立刻气咻咻一字一顿地说：‘我告诉你吧。这个字我一生出来就懂，我无师自通。……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我不爱任何一个人，也不爱你！’”那男人被激怒了，他的粗暴行为以及“那个重量和热度对于一个十六岁鲜嫩的生命真是世界末日。然而，我要的就是世界末日！这世界难道还有什么比世界末日更辉煌更富有魅力吗？还有什么比醉生梦死、出卖灵肉更拥有令人绝望的振奋之情吗？我们一同哭着做着，毫无廉耻与羞涩。”当“我”听到“他”说：“你这个小婊子，小妖婆，小荡妇，小疯子”时，“我忽然发现这声音是那么的悦耳动听、美妙高贵，我发现我是那么地喜爱这声音，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对女性的呼唤比这声音更令人心情激荡，更纯洁尊贵。”在传统价值观念里，“出卖灵肉”是道德沦丧、人格破损的行为，“小婊子，小妖婆，小荡妇”更是对不贞、不洁、不守“妇道”的女性的不齿命名，对此称谓，每一位女性都避之唯恐不及，可“我”却在这有悖传统道德的毁灭性行为中感受到的不是灵肉沉沦的痛苦和悔恨，而是一种极端的快感和“振奋之情”。在男人的恶语詈骂声中，“我”不但没有丝毫感受到尊严的毁灭与丧失，却代之以人格的纯真和高贵。这无疑是在父权极度挤压下，女性主体欲望的发泄和反叛，是在对父权仇恨中对“贞洁、忍耐、温顺、服从”等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的彻底破坏与践踏。女性在这疯狂的反叛当中体会到的是捣毁一切的快感。这种欲望的爆发是女性承受能力崩溃的产物。性在这里已经不再与婚姻、家庭、道德有任何关联，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在某种情境下，性宣泄也应该是女性的主体欲望，而不该仅为男人所独有。对“巫女”形象的塑造也是对传统“贞女”形象的破坏和摧毁。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作家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是作家本人潜在的另一个自我的体现，是女性受压抑的创造力想象。

2、已婚女性的性

性道德规范在未婚女性那里显然已不成为约束力量，更不再是衡量其品质善恶行为端否的价值尺度。那么，对于已婚女性来说，性是否必须与婚姻家庭融为一体？在一个爱情匮乏的家庭里，女性是否要安于传统宿命从一而终，进而遏制自己的情感欲望呢？

在陈染这里，已婚女性的性行为虽然被限定在婚姻当中，但当爱情匮乏时，女性对被动、服从、忍耐的性感到身心两向的痛苦，因而性不再成为女性屈从于家庭的理由。

《无处告别》中的黛二与约翰・琼斯的婚姻关系，表面上看是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美国现代化的社会里，琼斯不仅能给黛二带来富足的物质享受，性爱生活也非常美满，但黛二仍觉得孤独、空虚，内心的某种东西未被唤醒，“最后，她总结为爱情的缺乏。她坚信爱情与做爱、情爱与性爱是互相关联的两回事。”于是她毅然回国，离开了约翰・琼斯。《潜性逸事》

中的雨子，也因越来越不能忍受丈夫的粗俗以及情感沟通的困难而萌生了离婚的念头。离婚前迫于传统观念及世俗的压力，雨子处于痛苦的矛盾之中。尤其在与丈夫的性生活中，她为自己被动、忍耐、服从的性地位和性角色感到人格撕裂的痛苦。每到夜晚，“她渴望丈夫只把她当作一个女人来使用，当作一种物质和肉体的化身，而忽略她的复杂思想和心理。”每当这时，她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小说《罗马女人》中的那个妓女阿德丽亚娜，惟此她才能缓解对灵肉合一的性爱追求未得的痛苦。“雨子的职业虽然与阿德丽亚娜的职业相去甚远，但雨子对她却没有丝毫的鄙视，反而在心理上对她产生某一种遥远的相通。这一相通来自于雨子在与其丈夫同榻而眠的某一时刻所产生的莫可名状的想象。”这一想象无疑是阿德丽亚娜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妓女这一职业，而雨子为了维护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别无选择地忍受灵肉分离的性爱痛苦。这一跨越时空超越历史的想象，它的一致性体现在女性都从不同程度上为了生存而忍受和付出没有爱的性。这种痛苦的忍受和付出虽然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层次的女性身上，但它无疑源自父权制社会及其传统的价值观念，即阿德丽亚娜可以以妓女的身份把自己卖给所有能够支付她金钱与财富的男人，雨子则以契约式的婚姻关系卖给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妓女的“合法”性职业与婚姻的合法性形式都同样决定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男人扮演性的主体角色，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女人被动、服从、忍耐的性地位与性角色；也就是说，妓女的性行为与处于无爱婚姻中的女性的性行为，存在着无法置疑的一致性。“雨子为自己的想象而悲哀。没有什么比这更使她蔑视自己，没有什么比这更使她陷于人格分裂。这是她的心灵向生活、向世界所做出的最大的妥协与投降！”

作为现代的知识女性，雨子沉迷于“被现代青年所不齿、所丧失、所遗忘”的《红色娘子军》中。透过纸页，与其说雨子“所看到是现代人永远追溯不回的一种精神的毁灭与失落的荒原”，不如说是她对红色娘子军们为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战斗激情的向往和渴望。而她虽身处现代社会却独步于精神失落的荒原——陷于追求理想而不得、举步维艰的困境当中，缺少激情，缺少勇气，哪怕是仅仅捣毁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雨子对《罗马女人》中的妓女阿德丽亚娜频频更换情人的生活态度表示理解和同情：“她认为阿德丽亚娜既然干妓女这一职业，就应该每次更换一个不同的情人，若只让某一个男人占有，那样就会生出喜欢上某一个男人的危险，这种危险将导致她不仅出卖肉体，而且还将出卖精神和情感，那么她干的就不是妓女这一行了。”对阿德丽亚娜的理解和同情，正源于雨子对自己现实生活处境的体验，即自己虽处于婚姻当中却无异于妓女的存在。“已经领悟了法国那位结构主义批评大师的‘如果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的雨子，从心灵深处对自己的生活困境感到彻骨的孤独与悲哀。对雨子来说，放弃无爱的婚姻是她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理由和精神渴求。惟其如此，才能使她心灵得到彻底解放，才能实现女性自身的主体人格的完整。

陈染对雨子离婚前矛盾心理与性困境的书写，表明了已婚女性性主体意识的存在更加剧了对无爱婚姻的痛苦感受，这就进一步揭示和批判了传统观念与世俗压力给女性带来的束缚与禁锢；对无爱的婚姻和家庭进行否定的同时，也摧毁和瓦解了女性从一而终的人生观念。

3、独身女性的性

性是人的生物本能，爱情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生活在爱情缺乏的家庭里虽然痛苦，但它却能在退而求其次中解决起码的生理需求，尽管它是人格分裂的。而在无爱相随亦无性相伴的独身女性那里，陈染又是怎样解决她们这一灵肉空缺的呢？她们是否像传统女性那样守身如玉？

独身女性大多是在追求灵肉合一的理想爱情——即具有精神之爱又有肉体之爱——未得的情况下而独身的。对独身女性性行为的书写，在不同的女性作家那里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新新人类”那里，性表现为爱欲分离的巨大痛苦。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天天是倪可的

精神恋人，但与天天在一起时，她感受到的是天天的性无能所带来的肉体之爱的匮乏；马克虽是倪可理想的性爱情人，但当倪可与马克在一起时，萦绕于心的却是对天天爱情的背叛。于是女主人公在爱欲分离的困境当中，挣扎着不能自拔。棉棉在《糖》中也曾困惑的发出疑问：“为什么带给我高潮的人不是我最爱的赛宁？”而在徐坤那里，性虽是爱的产物，却又往往伴随着对男性的失望而告终（《游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坤、卫慧、棉棉她们都是在性与爱的感性困境中失去了自我定位。卫慧和棉棉的困惑主要来自于打破了传统还受制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即在传统的忠贞观念里性要忠诚于爱情。徐坤的性则迷失于对男人还抱有某种期待与幻想。而在陈染这里，对此却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虽然也都如雨子和黛二一样渴望一种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当二者不能统一于一体时，她们既没有卫慧、棉棉式的痛苦、焦灼与困惑，也没有徐坤式的失意与失落，性就是性，爱就是爱，内心不再潜伏任何的道德自责与内疚，这种性爱分明的态度是对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彻底颠覆与否定。从这一点上看，陈染比徐坤、卫慧、棉棉走得更远。

在《沉默的左乳》里，女主人公是一位“经历过婚姻生活的建立与毁灭的成年女子”。在偶然一次散步时，她想：“凭什么总是男人勾引女人呢？”这一叛逆的心理使她产生了去勾引阿粼的欲望。但她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爱上这种头脑简单的男孩儿。爱是需要在内心里与之发生某种有份量的碰撞及纠缠的。……有什么必要拒绝我们的身体去享受生活里那些天然、本真而具体的欢乐呢？我并不以为引诱这个比我年轻至少五岁以上的阳光一般纯粹的男孩儿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于是，“我”去勾引阿粼了。可当“我”与阿粼紧密相拥时，“我”却告诉阿粼不要触碰“我”的左乳，因为在某一个传说中，女人的左乳是神圣的禁地，只有她的爱人才可以抚摸。“我”虽然在与阿粼做爱，但“我”却把自己最为神圣的心灵之爱留给了自己内心中期待的爱人：“即使我明白那个远离或者并不存在的人非常的不值得，即使这种等待将会成为永久的空缺，我依然顽固地把它留给那个人……”。女人仅仅为了享受身体的快乐去主动地勾引男人，在性行为中不掺有任何的情爱成分，也没有丝毫的性爱分离的困惑与痛苦。灵肉合一的爱情，原本是现代女性的理想追求，但在尚未寻到理想之爱的情况下，性虽然可以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与自己不爱的男人发生，但爱却一定要留给自己心中期待的爱人。爱情是神圣高贵的，可现实生活中的性与爱却是可以分离的，因为现实的生存困境无法给予现代女性灵肉合一的完美之爱。这就是陈染在小说文本中诉诸的一种与传统世俗相悖离的观念。在传统的世俗观念中，人们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男人勾引年幼于自己的女性这样的事实。陈染在上述小说文本中对“我”的性行为的刻画，表明了为满足生理需要和感官享受，女人勾引男人与男人勾引女人是一样的，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评判。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道德规范对女性的歧视和限制，同时也消解了男性在两性文明中的权威地位。 可以说，在传统的观念中，只有妓女的性行为被认为是可以与爱相脱离的“合法”性行为。而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不仅把性看成是可以与爱相脱离的独立的性行为，而且还拒绝妓女的命名。原因是黛二与自由诗人“大树枝”之间的性关系是说聚就聚说散就散的平等的两性关系。当她们的性行为结束后，在黛二看来，她们二人“不过是两只四腿动物，卧在刚刚完事的占有物身旁喘息”。性在黛二这里已经简单得如同动物一样，只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对黛二的如此看法，身为男性的“大树枝”却极为不满，觉得“黛二在玩弄我！”“像个妓女”。于是想跟黛二谈谈价格。黛二却被这话刺痛了，“我是妓女吗？”黛二拒绝妓女的命名。因为妓女是以性作为谋生手段的，性行为对于妓女而言只是一种被动的服务，她需忍受男人任何人道与非人道的行为。而性对于黛二来说却是其主体欲望的需求，她不需要“大树枝”支付给她任何的报酬。不仅如此，她还向“大树枝”发出了邀请，“我请你吃饭去吧。”

在父系文明中，“从原始时代到今天，性交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服务’，为此男性通过馈赠礼

品或保障生计作为对女人的酬谢。然而，服务就是把自己卖给一个主人，在这种关系中绝无相互性可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男性扮演主人角色，占有劣等的造物。”（23）陈染的文学创作对这种传统文明及世俗观念的颠置是不言自喻的。

三、“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

“‘累斯嫔’描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互相保持强烈的感情和爱恋，其中多多少少有性的接触，但也可能丝毫没有。两者由于共同的偏好而长相厮守，共享她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24）从某种意义上说，“累斯嫔”（女同性恋）文学是对女性性主体意识书写的深度拓展，也是性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

“累斯嫔”这种反常的性关系一直是传统社会观念所拒斥的，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更不被允许，她们的性关系被认为是不正常、不道德的，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和攻击。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可以被当作物、当作商品在男人之间进行交换；女性是男性淫欲的对象，又是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而“累斯嫔”则是颠覆这种文化的方式，是结束父权文化象征秩序的手段。

“对于一切‘边缘’的事物都投以关注和热情”的陈染，在文学创作中同样对“累斯嫔”这个丰富复杂的人性问题给予了关注。（戴锦华在对此评论时称之为“姐妹情谊”，王蒙则使用了“准同性爱”这个词。）对这一题材的创作，不仅表达了她对复杂人性的深切关注与同情，而且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累斯嫔”不仅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性爱方式之一种，它也是对被传统观念视为“正常”的强迫的“异性恋”的颠覆和否定，是打破这种父权文化秩序及文明规范的有效形式。

1、源于男性伤害

陈染作品中的“累斯嫔”，她们的性倾向几乎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她们大多对父权社会女性受压抑的生存困境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因此她们都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与颠覆意识。

《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与禾寡妇这一对“累斯嫔”，她们的性倾向与“性倒错”并无关系，而是源于男性的伤害及对父权压抑的反叛。禾寡妇曾有一位“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们“刚结婚时还恩恩爱爱了一阵”，“可是不久，男人就另有了新欢”，彻夜不归。后来，他得了一场热病，突然暴死。“禾甚至还没来得及怀上一个孩子，也还没来得及揭穿他在外边的花哨把戏，就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男人对爱情的不忠和对婚姻的背叛给禾带来的伤害是不难想象的。男人死后，禾自己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倪拗拗在成长过程中也饱尝了家庭父权的专制与压抑以及她的老师T先生的捉弄与骚扰，于是在她的骨子里有种打碎一切神圣之物的欲望。同性之间本来就容易理解和沟通，更何况“错综复杂的女性性格只有妇女才能理解”。（25）共同仇视男人和与男性对抗的同谋感，使倪拗拗与禾之间有种天然的亲密之感。所以当倪拗拗用剪刀剪断了父亲的裤腿后，这种由叛逆心理产生的破坏行为，给尚未成熟、原本就惧怕父亲的她，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与恐惧。在孤独与压抑中，她去了禾寡妇的家，禾给了她精心的呵护与安慰。两个忧郁、孤弱的生命在恩爱中既得到了精神与情感的慰藉，也得到了肉体的快乐与满足。如果说倪拗拗与禾之间的同性之谊是源于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伤害，那么《空心人诞生》里的紫衣女人与黑衣女人所建立的“累斯嫔”关系，则是来自于丈夫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与折磨。紫衣女人的丈夫当初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强行占有了紫衣女人。“结婚的第一天夜里，他就把她的四肢捆在床的四条腿上，把她的衣服一条条撕碎，他像狼那样用牙齿咬她的身体，并尖声嘶叫，他享受着在她的身体上得到的亢奋……”。在婚后十几年的生活当中，紫衣女人饱受丈夫变态的蹂躏与折磨，她几乎没有享

受到来自丈夫的任何温情与快乐。终于在一天夜里，当她再次遭受丈夫的毒打之后领着十二岁的男孩儿离开了家。病弱中，黑衣女人把她接回了家。紫衣女人在黑衣女人那里既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又真正体会到了同性间的关怀、柔情与欢乐。两个女人领着孩子过了一段温馨、宁静、和谐、幸福的生活。

原本女性就容易接近、理解和相互沟通，男性的伤害更加剧了她们之间内在的凝聚力。正如肖濛所说：“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布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而这种遥远地避开男人的心理是与‘性倒错’毫无关联的。”（《与往事干杯》）

由于受男性伤害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原本就存在性别上的隔阂，极易使女性产生失望心理而避开男人，从而把精神生活和情感欲望寄托于自己的同性。禾就是这样的人，《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的黛二也是如此。黛二离过婚，嫁过人，爱过完美，后来她认为“爱是一种死亡（今天，她已恐惧再走近任何一种爱情）。她那个萍水相逢的爱人，使她的生活支离破碎。”于是，她“对于天底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人们广泛失去信心”，可当她见到梦中的伊堕人时，又觉得“我多么需要她，需要这个女人！因为没有一个男人肯于并且有能力把我拉走。”这与《沉默的左乳》里的“我”去勾引阿粼时的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的“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爱上这种头脑简单的男孩儿。爱是需要在内心里与之发生某种有份量的碰撞及纠缠的。”而眼前的这个女人，竟与“我”是那样的息息相通，她“可以一层层剥开我的伪装、矫饰和怪癖，像上帝那样轻轻地贴近我的内心。”同性之间灵息相通的感觉使女性已绝望的情感又燃起一线希望与生机。《麦穗女与守寡人》中的守寡人——“我”，也曾拼命挽留过一个可怜的婚姻和另一场绝望的爱情，全盘失败后，对于男性彻底绝望。在孤独、感伤与绝望之余，她的一位诗意、温情而漂亮的女友英子的友情便给她带来一丝温情与暖意。 对于那些受男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的女性来说，同性之间的友爱无疑是她们被拯救和再生的港湾；同性之间的柔情与体贴也使她们干枯绝望的生命情感得到了营养与滋润。

2、源自孤独

人是最怕孤独的。弗罗姆认为这种孤独的存在将成为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26）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而摆脱孤独的途径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爱情是实现人与人结合的稳定成熟的形式，它不但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使人与人相结合，也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所以，弗罗姆说：“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可能生存。”（27）因为没有爱，人类将无法摆脱孤独。就像陈染在《潜性逸事》里对孤独进行的诠释：“孤独若不是由于内向，便往往是由于卓绝。太美丽的人感情容易孤独，太优秀的人心灵容易孤独，因为他们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伙伴。”

陈染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都经历过这种孤独的监禁，因为她们大多是经历过爱情的丧失、婚姻的建立与毁灭的成年女子，所以她们的孤独几乎都源于爱情的匮乏。在与异性之间的爱情失败后，为了摆脱孤独，她们只好到同性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与情感慰藉。

《饥饿的口袋》里的剧作家麦弋小姐，在离开丈夫对男人失去信心的独身生活里，她的精神与情感如同“饥饿的口袋”，孤寂，空虚，渴望填充。之后，她终于在女友薏馨那里找到了深挚的同性之谊。麦弋觉得：“在这个喧闹、热情而又永远彼此陌生的世界上，特别是能够在同一城市中拥有一位如此深入的朋友（无论投合抑或对立），真是比成就一向大事业更难。”因此她对薏馨的友情十分珍重。“也许是出于女人之间同病相怜的关于男人的共通的经验，也许是她们对艺术——这个世界上她们的心灵唯一的停泊之地——的仅存的那一股热忱，她

们无比投和”，生活也无比开心。

《潜性逸事》中，“雨子的本能像渴望空气一样渴望爱情”，可她的婚姻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立某种安宁的关系而委身”的，她并不奢望这婚姻一定与爱情有关，这就决定了雨子日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婚姻困境当中。爱情的匮乏更加剧了她内在的孤独，在绝望中，她抓住了与她心灵相知的女友李眉的友情。而李眉除了雨子之外，一生也没有朋友，这就使得她们的友情显得格外难得与珍贵。

陈染小说中的“累斯嫔”几乎都是在对异性恋失望后在孤独的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婚姻生活的女性，她们走出家庭以后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异性伴侣，相反，却都在同性那里找到了与自己息息相通的同性伙伴。除了麦弋与薏馨（《饥饿的口袋》）之外，黑衣人与紫衣人（《空心人诞生》）、麦一与意馨（《女人没有岸》）、黛二与缪一（《无处告别》）、黛二与伊堕人（《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黛二与殒楠（《破开》）等皆如此。

对异性爱失望的女性，在寻到同性之爱后，她们似乎又摆脱了孤独之苦，精神和情感又有所依赖和寄托。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同性之爱又使她们陷入了另一种孤独的监禁。因为在一个把“异性爱”视为“正常”的社会里，“累斯嫔”的另类生存方式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攻击。这种生存的困境，仍然会给同性爱者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以及违背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的矛盾与痛苦。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黛二虽然认为伊堕人就是自己梦中期待的能够拯救自己心灵苦难的爱人。但当她面对伊堕人时，却回避与伊堕人进行情感交流，并把对爱的向往与渴求掩藏起来，独自去承担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黛二母亲的出现，则如同一位严厉的法官，她对伊堕人说：“请不要拉我女儿胡闹，请不要诱惑我女儿鬼混。她一直是个好孩子。”黛二母亲无疑是世俗势力的代表，在她这里，同性之恋就是“胡闹”、“鬼混”，是不正当的行为，不是一个好人或好孩子应该做的。面对这种强大的世俗审判，伊堕人认为：“黛二，……若我们不在一起，你将永远孤独，你的心将永无对手……”。《饥饿的口袋》中的麦弋与薏馨，虽然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累斯嫔”关系，但麦弋仍觉得她们之间的友情就象一束悬在空中的凄婉的花，艳丽但却不能持久，随时都有凋谢、枯萎的危险，亦即世俗的压力随时都可能摧毁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崩溃、瓦解。这种感觉使麦一痛苦、焦虑、且毫不轻松。《空心人诞生》中紫衣女人虽然在黑衣女人那里得到了温情、体贴与快乐，但当她面对自己违背传统道德与世俗观念的生活时，却也困惑地发出质疑：“可是我们叫什么呢？”尽管她在情感上极为依恋黑衣女人，但在理智上她却因叛逆、恐惧而拒绝这种违规的生活，她劝黑衣女人还是找个男人嫁了。而黑衣女人则说：“我没有碰到合适的男人”，“那我总得抓住点什么吧，否则你说我怎么办？”对于那些对男性失望而变得孤独的女性来说，抓住同性之间的友爱就等同于抓住了“逆水中稻草”，那是生存的最后期望。可是这种期望的存在还将源于她们是否有勇气对付这个充满世俗的世界，否则，她们仍将无法超越孤独。

《破开》中的黛二在肯求她的女友殒楠留在她身边时说：“你知道我一直感觉不到哪里是家，现在我已放弃再去寻找的念头了，我累了”；“可是……你知道，一个人是否孤独其实并不在于她没有朋友，而恰恰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亲密的朋友，而她的朋友却都在远方……”；“我要你同我一起回家！我需要家乡的感觉，需要有人与我一起对付这个世界。”在黛二这里，孤独的体现并不是源于没有爱、没有朋友，而是有了爱有了朋友却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感觉。而这无疑源于对传统观念与世俗压力的恐惧。此处陈染的创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累斯嫔”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深刻地表明：“累斯嫔”要想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应有勇气共同对抗世俗的压力与歧视，惟有如此，处于“累斯嫔”情结中的女性才有希望彻底摆脱孤独的监禁。而这种对抗恰恰又是对强迫的“异性恋”生存方式的颠覆与否定。

渴望与人结合，渴望摆脱孤独，渴望精神与情感能有所寄托，这是人类生存的最本能需求。在寻觅不到理想的异性之爱的情况下，情投意和、心灵相知的女性建立起“累斯嫔”关系，

虽违背“常理”，却顺乎人性、顺乎自然。

3、缔结反抗同盟

“累斯嫔”固然是女性之间友爱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却不失为反抗父权的有效方式。她们在一起共享一种内心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同时，极易结成一种友爱的“反男性暴戾的同盟”。（28）

《破开》中的黛二与殒楠想建立的“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就是要打破由男性一统天下的文化秩序。她们把协会的名称定为“破开”，拒绝“第二性”的命名——“觉得无疑是对男人为第一性的即成准则的认同和支持。”

《破开》是陈染“谨给女人”的作品，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小说。如果说在这之前，她的作品还在局部或部分地向人们揭示父权社会下女性受压抑的生存困境，提示女性要觉醒、颠覆和反抗父权社会极其文化传统的话，那么《破开》的确是一篇“女性主义宣言”。它不仅告诉女人要颠覆男性一统天下的世界，而且女人之间也要亲密团结，不要受到性别的局限。“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而且女人“要齐心协力对付这个世界，像姐妹一样亲密，像嘴唇与牙齿，头发与梳子，像鞋子与脚，枪膛与子弹，因为只有女人最懂得女人，最怜惜女人。”作为女人，“我们要把天下的才女都召揽在一起，我们要姐妹成群。”同时她还暗示，女人就像“乳白色石珠”，“当它们一颗颗单独存在时，与遍地丛生的石子毫无二致，但是倘若把它们串在一起，这些特殊的石子便会闪烁出迥然相异的光彩。”团结就是力量。而这种团结无疑是对“累斯嫔”关系的公开倡导，是对“累斯嫔”内涵的扩大和延伸，这也正是里奇所谓的“同性恋的绵延”（lesbian corntinuum）。对这种关系的倡导，不禁使人联想起19世纪的萨拉・埃利斯，她极力倡导姐妹情谊。她曾问到：“如果在一个奴隶的团体里还出卖相互的利益，我们该作何感想？如果在一小组船遭沉没的海员中，面对荒芜无援的海岸，相互之间还弄虚作假，我们该作何感想？如果一个国家处在无力抵抗的危急中，居民不诚心诚意、信心百倍地站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该作何感想？”（29）在萨拉・埃利斯看来，女人若不相互团结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但既然“只有女人最懂女人，最怜惜女人”，那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强调女人团结呢？陈染之所以在此处心积虑地强调女性之间的团结，是因为在她的情感体验中，女性之间虽然存在着天然的亲密之感，但女性情谊相对于男性来说也是最易变而不稳固的，它貌似安全可靠，实则不堪一击。因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传统和文化观念过于强大、稳固，作为边缘人群的“累斯嫔”， 她们的关系极为脆弱，在其违背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的生活中，一旦男性插足其间，其女性情谊即刻崩溃、瓦解。犹如《潜性逸事》中李眉对雨子的背叛，雨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欲嫁给自己丈夫的人，竟是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女友李眉；《女人没有岸》中的麦一也非常愕然，一向与自己亲密无间的意馨，竟为了出国换取绿卡弃她们的情意于不顾，跟随泰力去了墨尔本；《无处告别》中曾与黛二共同发誓，终生不嫁男人的缪一，竟也为了权势、地位与物质享受，背着黛二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有感于此，在《破开》中，陈染像萨拉・埃利斯一样，极力倡导姐妹情谊，但“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同性恋’通常所作的临床意义的有限界定了”。（30）它显然已不仅是“累斯嫔”单一的性伴侣内涵，也是女性文化的“乌托邦”。在陈染看来，“累斯嫔”不仅要紧密团结，彻底颠覆与反抗世俗的歧视与压力，拒绝强迫的“异性恋”生存方式；而且要想彻底打破男性一统天下的文化秩序，再有才情的女子，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只有“抱成团”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女人只有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从男性文化困境中突围出来。至此，可以说，陈染揭开了她“累斯嫔”文学写作的面纱，露出其创作的真正目的。然而，突围之后的路将通向何方？仍需陈染们继续探寻。

四、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

1994年4月，陈染在英国一些大学进行演讲时提出“超性别意识”，它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双性同体”的概念极为接近。双性同体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在同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

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伍尔夫认为双性同体是一个人进行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曾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若是男人，他的脑子里女性那部分一定也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里面的男性有来往。哥勒瑞治说一个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此。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31）”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也认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写作“是一个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了解并且重新开始的过程，它只能始于对方的生命疆界：这是一个多样重合、永不竭尽的过程，其中有无数的冲突和变革。妇女从中获得其形式（男人也会轮到的，不过那是他的另一部历史）。”（32）西苏是从消除男女二元对立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双性同体的。在她那里，两性之间既没有尖锐的对立，也不排除其中的任何一性；并且两性在相互交流中可以产生无限的活力，而处于父权制文化中心边缘地位的妇女更趋向同性。这与伍尔夫对于双性同体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西苏的解释既是对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原则的消解，又是对差异的高扬。而陈染则是在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超性别意识。

她在《超性别意识》一文中说：“我的散文《炮竹炸碎冬梦》中有一段写的就是如何用‘超性别意识’来看待一个人：‘……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曾借用柯勒瑞治的话说：‘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不仅仅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合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转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此外，我以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无性的。单纯地只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是一个男性，未免肤浅。……’”这显然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启示下，对柯勒瑞治的“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进一步理解和诠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陈染的超性别意识：首先它包含了西方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的思想；其次在看待他人的时候，应该超越其性别本质。这是对性别歧视观念的彻底否定。

在陈染的文学创作中，超性别意识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书写上。

1、挚爱书写

“超乎肉体之上（不排除肉体）——我一生都在追求这种高贵而致命的爱。从某一侧面来说，它是我创作的动力，是我生命的帝王，是我活下去的一部分理由。”（《超性别意识》）“高贵而致命的爱”在陈染的生命和创作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爱情是“高贵而致命的爱”呢？

在《私人生活》中，陈染曾借倪拗拗之口描述了自己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我迷恋父亲般地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

思考。”这并非覆盖的“覆盖”在于引出“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这是对两性相融的爱情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是对性别差异的高扬，即“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在与萧钢的对话《另一扇开启的门》中，陈染又将此话作为自己的理想再次重提。这可以看作是陈染对超性别意识在爱情领域里的一种诠释。这也就是其所谓“高贵而致命的爱”——既双性融合，又保持个性独立与差异。

陈染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强烈地追求和渴望这种完美的异性之爱。除倪拗拗外，《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里的秃头女，幻想当其情人莫根离去时，就用剔光头发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诚、执着与绝望；寂旎小姐（《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因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异性之爱，只好“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空的窗》中的盲女，在失去了自己心爱的男友之后，仍渴望与男人在肉体结合之中，心灵也诚挚地结合，但她得不到满足，于是在孤独和伤感之余，她采取闭上眼睛想象她的情人如何优秀来满足自己。秃头女、寂旎、盲女都以一种孤绝的姿态期待和守望一份残缺的爱情。在残缺的守望当中幻想一种完美的爱来满足自己，这是一种爱的极致，是对完美的异性之爱的强烈向往与追求。

然而，期待与理想毕竟与严酷的现实相违。现实生活中不完整、残缺甚至绝望的爱情往往都源于她们与男性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在看待女人的时候总是难以超越性别的规范，陈染作品中的女性没有寻到完美的异性之爱的原因大都源自于此。

在《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里，陈染通过对国家级优秀报幕员寂旎小姐与男性沟通时的窘境的书写，透视出现代女性情爱生活的困境。寂旎小姐过着独身的生活，“总是荒唐地预感，未来所有的观众都将是‘独唱演员’，同一张嘴兼任伴唱、合唱、奏乐，且自说自演，没有听众，每人举一把忧伤的黑伞，舞台变成一个巨型陵墓，哀乐之声如绵绵细雨淅沥而下。”这种忧郁、绝望的孤独意识使她总是生活在自己心灵的乐声里，“时光流逝了而我依然在这里”；与她进行交谈的“心爱者”，竟是从与她分别一年多的男友寄来的像片上幻想出来的影像。当她听到调琴师弹奏的简单的旋律时，竟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向他发出了温情的邀请，希望他留下来“像朋友一样”“一起吃顿饭，谈谈天”。然而，得到的回答竟是“如果……我留下来，你打算收多少钱？”面对这种沟通的尴尬，寂旎不仅失望，而且受到了伤害。这不禁又使我想起《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黛二的惊问：“我是妓女吗？”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寂旎为什么总是生活在自己心灵的乐声里，“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男人总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总是简单地把女性当作性当成商品。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的结果必然亵渎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在传统的男权观念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现代的知识女性将如何在这种生存的困境中抽身而出？面对与男性沟通的窘境，现代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怎能寻到理想的异性之爱？挚爱便只能生存于假想之中——这就是陈染欲在小说文本中揭示的女性的生存困境：追求挚爱，却无法实现，只能抱残守缺。

在陈染的作品中，即使男女两性组成了婚姻和家庭，这种性别观念的差别也是家庭不稳定的存在因素。《女人没有岸》中的泰力与麦一结婚后，泰力只满足于妻子做饭、做家务、生孩子以及性，从来不去注意妻子的情感需求，也不支持她到外面去工作。而身为作家的妻子麦一，由一位职业女性而变为家庭主妇，她从这一传统的女性角色上体会到的是失落、空虚、寂寞，以及无法排遣的孤独。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是一个洗衣机，一个橱娘，一个做爱的机器”，“唯独不是她自己。”她想自给自足，实现自我价值，可在这一点上却很难获得丈夫的认同。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现实生存的困境，不顾泰力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回国继续她的作家生活。麦一与丈夫的分歧，是独立的现代女性意识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如同一道鸿沟一样，把原本处于爱情之中的女人和男人分成了两个世界。 《无处告别》中的黛二与约翰・琼斯的分歧也是如此。黛二不仅不愿依附于丈夫，而且也不愿仅做丈夫简单的性器具，而渴望一种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她却很难与丈夫在精神和情感上

进行理解与沟通，爱情的匮乏最终使她不堪空虚与孤寂离开了约翰・琼斯。麦一与黛二对生活对情感的追求，体现了现代女性的自立、自尊、自强的独立精神和品格，这与她们的丈夫只要求她们做传统意义上依附于男人的女性角色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个女人如果在经济上不能获得独立，那么她的人格和尊严也没有存在的可能。就象麦一与丈夫在一起生活时那样，麦一想上街购物及进咖啡厅消费都要受到丈夫的约束与限制，那么她的人格哪还有什么自尊和独立性可言？弗罗姆曾把爱情定义为“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33）从这个意义上讲，麦一和黛二在与丈夫依赖性的爱情关系中失去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因此，她们的爱情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超性别意识》里陈染曾说：“情爱远远高于性爱，它包含了心灵、思想以及肉体。这才是人类情感中最令人动心不已的东西，是真正能使一个现代女性全身心激动的东西。”由于男女沟通的断裂，在麦一与黛二的情感生活中，自然不会产生令她们身心激动的情爱生活。而相对于泰力和琼斯，意馨和缪一却是麦一与黛二心灵相知的同性伙伴。可以说，陈染用失败的异性之爱，来阐明性别观念的差异是其作品中现代女性追求挚爱失败的主要根源。

女人为了实现人格的独立与完整，为了寻求完美的理想挚爱，毅然决然地放弃残缺的爱情，走出家庭，这对男人会产生怎样的促动？在陈染的作品中，经历了婚姻的破灭与情感丧失之后，男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女人没有岸》中的丈夫泰力原本是一个思想传统的男人，他由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经过二十年的苦读，熬成了一个洋博士。“他很能吃苦，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但却不愿让妻子出去打工，只愿待在家里，“趁着年轻生几个孩子”。这种传统思想，使泰力拼命工作，他不仅要养家糊口，自然还要做一个事业上成功的男人，因此，“他每天恨不得住在实验室里”。由于疲于工作，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妻子进行精神和情感的沟通。即使做爱，泰力也表示：“困极了……抓紧时间……”。当爱情破裂后，泰力为了接回麦一，表示不仅愿意陪麦一“去咖啡馆”，“让她写小说”，而且还愿意“学做饭烧菜”——他原本认为是女人应该做的工作——爱情的丧失使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男性角色，而这一变化无疑来自于麦一要求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也就是说，是女人要求自身解放的行为，开启了男人改变自我的意识。这就是陈染作品中蕴涵的深刻的思想：即女性的思想观念及其解放运动的行为给人带来的变化——它让男人也开始思索如何解放自身，亦或要想彻底解放人，仅仅女性自身的解放还远为不够，男性也必须彻底改变自己，不再局限于男性角色，双性融合的挚爱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2、理念与追求

“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

陈染作品中的主人公尽管都追求既灵肉合一，又保持个性独立与差异的完美的异性之爱，可在现实生活里，她们却都生活在爱的缺失之中。理想与现实的相违使她们认识到：“优秀的男人太少，找不到对手。”但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却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所以有些现代女性（或男性）不得不在同性那里寻找精神与情感的呼应与安慰”，因为“有的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超性别意识》）

在《破开》中，黛二“回想起来，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这个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后来我放弃了性别要求，我以为一个女人只能或者必须期待一个男人这个观念，无非是几千年遗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个女人必须选择一个男人，以加入‘大多数’成为‘正常’，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我不在乎男女性别，也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以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在黛二这里，对爱情的追求显然已超越了性别

的局限，即追求“超性别之爱”。这不仅是对传统的歧视同性爱观念的不公正的抵抗，也是对强迫的“异性爱”生存方式的彻底颠覆和否定。

也是在《超性别意识》里，陈染认为：“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爱情在“异性之间肯定会有，同性之间也可能出现”，“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

超性别意识不仅是陈染和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爱情领域里的理念与追求，也是她们所构建的理想的人格形象以及对未来社会及其文化秩序的追求和渴望。

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在评价女性的时候，往往都带有先天性的性别歧视。亚里士多德曾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34）卢梭也认为：“女人是臣服于男人而生的，她需忍受他的不义。”（35）在文学批评领域，菲勒斯中心主义价值判断对女作家的歧视更是如此。所以，中外文学史上女作家被淹没的例子俯拾即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也只是寥落晨星。 从西方文学评论界对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评论便可略见一斑。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女性性别未被公开之前，她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力量和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尽管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当人们知道该作品出自女人之手时，评论立即起了明显的变化：“1847年和1848年时，这部小说还被反复誉为‘新颖之作’；而1850年《文学协会》上的评论一开始就将它归入粗俗文学”。（36）

任何事物一旦被认为是女性的就会贬值。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女画家症状”。她说：“因为我在1960年和一位男画家关于女画家的一席话。‘当她画得不错的时候’，他说，‘我们称她为画家；当她画得不好之时，我们就称她为女画家’，‘她像男人那样写作’是同样一个格局的一部分；男评论家对女作家产生深刻印象时经常这样说。它实际上是一句赞誉之词。再看看‘她的思想象个男人’表示这位作者的确在思考，不象大多数妇女，她们被认为是不能客观地进行思考的（她们的本份是‘情感’）”。（37）对于那些持性别歧视的批评家来说，“男作家描写做饭洗碗之类的家务活是现实主义，而女作家要这样描写，则是一种女性的局限，是一大不幸。”玛丽・艾尔曼在其较有影响的女权主义批评论著《思索妇女》中指出：“在讨论女人所写的书籍时，男人总是首先想到所谓‘女人气’。在他们眼中，女人所写的书似乎本身也是女人，说得恰当点，这种批评只是知性的评头品足。”（38）

陈染对父权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在《破开》中，殒楠就对黛二说：“男人在议论女性作家或艺术家作品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她们最女人气的那一方面，是一种性别立场，他并不在乎它的艺术特质。”殒楠认为“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有的男人总是把我们的性别挡在我们本人的前面，做出一种对女性貌似恭敬不违的样子，实际上这后面潜藏着把我们女人束之高阁、一边去凉快、不与之一般见识的险恶用心，一种掩埋得格外精心的性别敌视。这种来自先天或后天的敌意有时候被隐匿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诚然，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在以男权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的成长都受父权思想及文化的浸染、熏陶，形成了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波伏娃称之为“文化上的定运”，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局局长张幼云说这是“积累性性别歧视”。不管怎样命名，在这种文化和观念的规范下，男人对女人具有先天性的歧视、统治与压制的欲望，更不可能接受觉醒的具有独立的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的女性。所以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伊堕人就对黛二说：“黛二，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与我的一样，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殒楠（《破开》）也说：“只有最出色的男人才敢和优秀的女人做朋友。”“性沟，是未来人类最大的争战。”殒楠的预测，不禁使人想起2001年12月初上海修建的一处“青少年活动基地”正式对孩子们开放，基地里修筑了许多中外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雕像。记者在进行随机采访时，一个小男孩说：“我看到这么多的

大科学家和大发明家的雕像，几乎都是男性，只有居里夫人一个人是女性。所以，我想女孩子们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多为社会做点贡献。”而另一个小女孩则赶紧接过来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女孩子也很聪明，她们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事，对社会也很重要。”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性沟是否的确会是人类未来最大的争战，我只想说教育对孩子影响的重要性。孩子们争论的焦点显然是他们都认为不论男女都应该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基于性别平等的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上遗传或积累下来的性别局限，现在的教育只能使他们看到事物的表面：即男人有智慧，对社会贡献大。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能让孩子们透过这历史的表面现象去看到和挖掘它背后形成的原因？而这原因恰恰是女性受压抑、受禁锢、受屈辱的历史，这一个个的雕像也正是这历史的证明；惟一的女性——居里夫人，她没有自己的名字，仅有的称谓也只是附在她丈夫名字后面的夫人，这就是历史上女人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如果孩子们，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停止或不再继续积累性别歧视的话，那么，“性沟”还会是“未来人类最大的争战”吗？

或许正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有这样的深刻认识和体察，陈染在《破开》中让黛二和殒楠磋商“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起来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她们认为，长久以来，女性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准则，女性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划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一些女性为了在强权的既成的规范中出人头地，努力迎合男人观念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自己始终处于无我的状态。《破开》自然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宣言，它虽有图解女性主义理论之嫌，但女主人公强烈的“破开”意识却使小说像一把锋利的宝剑刺向父权社会及其不合理的文化秩序。

文明的进步应该是以引导人的正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正如霍夫曼所说：“引导本来的多种欲望的能量可以使那些欲望十分愉快地为社会所使用……应该停止对自己的多种欲望实行人为的限制，而首先要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发展一种更加与人类的实际本质相一致、并至少是有利无害的、不压抑人的政治道德”。（39）超性别意识以及双性同体正是以消除男女二元对立、不压抑人性为前提的，它提倡的两性间的水乳交融，可以使人不顾传统观念和繁文缛节，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角色。荣格也说过：“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如果一个男人展现的仅是他的男性气质，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的未开化的面貌，这就使他的无意识有一种软弱、敏感的性质”。（40）也就是说，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不仅可以使两性相融，而且也可以使男性不再局限于男性角色，女性不再受到压抑和限制，这就是陈染及其文学创作的理念与追求。从这理念与追求当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即两性相融的大脑可以产生无限的活力；两性相融的爱情是幸福美满的爱情；而两性相融的社会一定是健康、快乐、温暖、祥和、充满无限生机与创造力的社会。

结 语

“在文学生态中，失落了女性作家审美创造系统，就会倾斜失衡，犹如人类失却了一半美好的心灵一样。”（41）但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女性一直以沉默的物的样态而存在，她们被规范、被书写、被表达，却无从诉说自己的内心经历与生命体验，即使拿起笔来，也多半囿于男性的文学准则和人生规范，重述着男权话语。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终于使女性的自我表达与自我言说成为不可阻挡的文学情境。觉醒的知识女性意识到女性的存在和与男性之差别，她们把目光直逼传统文化下男尊女卑的历史事实，目的在于警醒那些对于父权文化及其传统观念习焉不察的男性和女性，如何思考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与文化秩序。然而，她们却又面临着被对性别歧视熟视无睹的男性有意无意误读的命运。

事实上，“女性艺术的发展是进步的，探究严格的女性现实是纠正性别歧视的文化偏见的必要的一步。只有在我们将月亮黑暗的那一面纳入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才能开始严肃地讨论宇宙文化。”（42）陈染的文学创作以其率直、真诚的倾诉，阐明了身为女性独特的一己之经验——即个人化、私人化的女性写作，使我们看到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相制衡的趋势。她的写作不仅因其反传统和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与先锋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文本，使文学更具多元化；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角色模式，即女人要想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首先应该思索如何做一个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的现代女性，男人则应思索如何解放人类及自身。更重要的是，她的写作还清晰地提示我们：颠覆和否定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只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起始处；“破开”男权文化后，如何在“人文主义”价值基础之上建构一个两性相融、和睦共处的新的文化秩序，应该是每一个人——女人和男人共同思索与探讨的问题。

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尔克提出抛弃“女性主义”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实现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43）无论“女性主义”还是“妇女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只要性别歧视存在，女性主义就不会消失。而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的存在，也使生活在性别歧视社会里的人们，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看到了一线蓬勃的希望与生机。

注 释

（1）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0-21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2页。

（3）[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页。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7页。

（5）同上，第26页。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二性》309页将此段文字译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7）《外国女权运动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转引自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69-170页。

（8）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00页。

（9）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文转引自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第36页。

（10）同（4），第16页。

（1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1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91页。

（13）伍尔夫：《妇女与写作》，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91页。

（14）卡洛尔・奥曼：《男性批评家笔下的艾米莉・勃朗特》，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27页。

（15）切莉・雷吉斯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献介绍》，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99页。

（16）同（12），第194页。

（17）同（12），第195页。

（18）同（15），第300页。

（19）同（4），第49页。

（20）同（4），第3页。

（21）同（4），第430页。

（22）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21页。

（23）同（4），第430-431页。

（24）同（22），第125页。

（25）黛娜・马洛克：《文学盗尸者》，本文转引自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3页。

（26）[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4月版，第8页。

（27）同上，第14页。

（28）同（22），第4页。

（29）萨拉・埃利斯：《英格兰的女儿》，本文转引自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3页。

（30）同（28）。

（31）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0-121页。

（32）同（12），第199、198页。

（33）同（26），第16页。

（34）同（4），第10页。

（35）同（22），第26页。

（36）同（14），第126-127页。

（3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相矛盾和进退两难：妇女作为作家》，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34页。

（38）同（22），第65页。

（39）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3页。

（40）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页。

（41）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0页。

（42）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本文转引自切莉・雷吉斯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献介绍》，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300页。

（43）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21-22页。

参 考 文 献

1、 陈染：《陈染文集》（1-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版。

2、 陈染：《危险的去处》（上）、《禁忌的归途》（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年版。

3、 陈染：《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 陈染：《声声断断》，作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

6、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7、 [英]马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年2月版。

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

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

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年2月版。

10、张冰岩：《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版。

11、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12

月版。

12、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14、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

15、[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4月版。

16、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

17、徐坤：《游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18、卫慧：《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9、棉棉：《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0、戴锦华：《世纪之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1、[美]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陶洁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4月版。

22、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23、陈晓明：《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3月版。

2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5、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论 文 摘 要

在90年代中国文学多元化的格局中，陈染“个人化”的边缘写作是最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一个“个案”。她创作的文本有的甚至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论的演绎，这使她的创作更具丰富的女性主义色彩及思想内涵。

而目前评论界对陈染的研究仍存在部分误读，本论文在研读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深入陈染的创作文本，试图在诠释和解读之中，尽量将其女性主义创作的思想内涵全部呈现给读者，以期适当评价陈染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女性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和意义。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否定性叙述：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陈染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写作是最为公开、彻底和无所顾忌的。她以毫不掩饰的女性身份，把目光直接对准了父权制家庭中的统治者，通过对其形象及权威进行摧毁性的描述，否定了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

1、父权规范下的女性。父权社会不仅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对女性实行社会——历史性压抑，还围绕家庭对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以进一步对女性实行压抑与禁锢，使女性不仅成为这一秩序的受压抑者，而且还自觉成为维护者。这表明：父权社会及其文化秩序之所以延续至今，除了掌握社会大权的男人在维护这一秩序之外，女人也是其得以存在的稳定根基——女人不仅自觉成为受其压抑者，还异化为男权的象征——将父权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自觉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

2、家庭：窒息的牢笼。家庭是人类生存的核心，对家庭内部成员受压抑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就是从家庭内部否定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陈染用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对家庭父权的感受——压抑、专制、凶残、丑恶等——揭示父权制家庭是令人窒息而病态的牢笼；受其压抑的不仅仅是母亲（女性），还有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女孩儿和男孩儿（或女人和男人）。

3、父亲：缺席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的最好方式就是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或使其悬置。在陈染的创作中，“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且成为缺席者，他只存在于女性（女主人公）创伤性的记忆之中，也仅在女性回忆时而被提及。家庭父权的缺席，潜在地表现了作者对父权制家庭的颠覆性否定，它不仅使女性成为家庭的实质性主体，也使“父亲”——父权在女性对记忆的言说中，成为被讲述、被言说的客体，一个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

二、肯定性书写：女性性主体意识

阐明女性经验可以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体系具有人性并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带来男女文化的双性。所以觉醒的女作家一反男性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加强对女性内在体验与性的主体欲望的书写，用以颠覆和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与限制。

1、少女的性。在陈染的笔下，少女的性行为从来不去面对道德的评判和人生价值的度量。其性行为也多是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挤压下女性青春期主体性欲望使然。这无疑颠覆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和贞女形象。

2、已婚女性的性。已婚女性的性行为虽然被限定在婚姻当中，但当爱情匮乏时，女性对被动、忍耐、服从的性感到身心两向的痛苦，因而性不再成为女性屈从于家庭的理由。作者对无爱的婚姻进行否定性叙述的同时，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传统观念与世俗压力对女性的约束与禁锢，从而摧毁和瓦解了女性从一而终的人生观念。

3、独身女性的性。独身女性大多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在陈染这里，独身女性在尚未寻到理想之爱时，她们的性行为是可以脱离于爱而独立存在的。这就突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约束与禁锢：即女性的性要与爱情与婚姻有关才合乎于法律合乎于道德。

三、“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累斯嫔”不仅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性爱方式之一种，它也是对被传统观念视为“正常”的强迫的“异性恋”的颠覆与否定，是打破父权文化和文明规范的有效形式。

1、源于男性伤害。陈染作品中的“累斯嫔”，她们的性倾向几乎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

2、源自孤独。人是最怕孤独的。爱情是人摆脱孤独的稳定成熟的形式，“累斯嫔”是对异性

爱绝望的女性，为了摆脱孤独而寻求的同性之爱。

3、缔结反抗同盟。“累斯嫔”固然是女性之间友爱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却不失为反抗男权文化的有效方式。她们在一起共享一种内心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同时，极易结成一种友爱的“反抗男性暴戾的同盟”。在陈染看来，在以男权文化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女性只有“抱成团”，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从男性文化困境中突围出来。

四、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

陈染提出的“超性别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双性同体”的概念极为接近。双性同体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在同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在这里两性之间既没有尖锐的对立，也不排除其中的任何一性；两性在相互交流中可以产生无限的活力。这是对男女二元对立原则的消解，又是对差异的高扬。陈染提出的超性别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看待他人的时候应该脱离性别的本质。在文学创作中，陈染对超性别意识的贯穿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书写上。

1、挚爱书写。陈染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又往往因为与男性存在观念上的差异而导致爱情的残缺，不完整，甚至是绝望的。因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男人在看待女人的时候总是难以超越性别规范。陈染作品中的男女在思想与情感上沟通的断裂大都源于此。

2、理念与追求。超性别意识不仅是陈染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爱情领域里的理念与追求，也是陈染所构建的理想的人格形象，及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及其文化秩序的追求和渴望。它可以使男人不再局限于男性角色，女性不再受到压抑和限制。

陈染凭借对女性一己之经验的真诚、率直的书写，揭示和否定了父权社会及其文化秩序对女性的压抑与禁锢，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现代意义及先锋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角色模式，即女人要想解放自身，首先应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男人也应思索如何解放人类及自身；同时，更清晰地提示我们：颠覆和否定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只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起始处，“破开”男权文化后，如何在“人文主义”价值之上构建一个两性相融、和睦共处的新的文化秩序，应该是每一个人——女人和男人共同思索与探讨的问题。

论 文 摘 要

在90年代中国文学多元化的格局中，陈染“个人化”的边缘写作是最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一个“个案”。她创作的文本有的甚至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论的演绎，这使她的创作更具丰富的女性主义色彩及思想内涵。

而目前评论界对陈染的研究仍存在部分误读，本论文在研读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深入陈染的创作文本，试图在诠释和解读之中，尽量将其女性主义创作的思想内涵全部呈现给读者，以期适当评价陈染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女性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和意义。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否定性叙述：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陈染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写作是最为公开、彻底和无所顾忌的。她以毫不掩饰的女性身份，把目光直接对准了父权制家庭中的统治者，通过对其形象及权威进行摧毁性的描述，否定了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

1、父权规范下的女性。父权社会不仅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对女性实行社会——历史性压抑，还围绕家庭对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以进一步对女性实行压抑与禁

锢，使女性不仅成为这一秩序的受压抑者，而且还自觉成为维护者。这表明：父权社会及其文化秩序之所以延续至今，除了掌握社会大权的男人在维护这一秩序之外，女人也是其得以存在的稳定根基——女人不仅自觉成为受其压抑者，还异化为男权的象征——将父权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自觉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

2、家庭：窒息的牢笼。家庭是人类生存的核心，对家庭内部成员受压抑的生存困境的揭示，就是从家庭内部否定父权制家庭存在的合理性。陈染用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对家庭父权的感受——压抑、专制、凶残、丑恶等——揭示父权制家庭是令人窒息而病态的牢笼；受其压抑的不仅仅是母亲（女性），还有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女孩儿和男孩儿（或女人和男人）。

3、父亲：缺席审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的最好方式就是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或使其悬置。在陈染的创作中，“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且成为缺席者，他只存在于女性（女主人公）创伤性的记忆之中，也仅在女性回忆时而被提及。家庭父权的缺席，潜在地表现了作者对父权制家庭的颠覆性否定，它不仅使女性成为家庭的实质性主体，也使“父亲”——父权在女性对记忆的言说中，成为被讲述、被言说的客体，一个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

二、肯定性书写：女性性主体意识

阐明女性经验可以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体系具有人性并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带来男女文化的双性。所以觉醒的女作家一反男性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加强对女性内在体验与性的主体欲望的书写，用以颠覆和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与限制。

1、少女的性。在陈染的笔下，少女的性行为从来不去面对道德的评判和人生价值的度量。其性行为也多是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挤压下女性青春期主体性欲望使然。这无疑颠覆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和贞女形象。

2、已婚女性的性。已婚女性的性行为虽然被限定在婚姻当中，但当爱情匮乏时，女性对被动、忍耐、服从的性感到身心两向的痛苦，因而性不再成为女性屈从于家庭的理由。作者对无爱的婚姻进行否定性叙述的同时，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传统观念与世俗压力对女性的约束与禁锢，从而摧毁和瓦解了女性从一而终的人生观念。

3、独身女性的性。独身女性大多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在陈染这里，独身女性在尚未寻到理想之爱时，她们的性行为是可以脱离于爱而独立存在的。这就突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约束与禁锢：即女性的性要与爱情与婚姻有关才合乎于法律合乎于道德。

三、“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累斯嫔”不仅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性爱方式之一种，它也是对被传统观念视为“正常”的强迫的“异性恋”的颠覆与否定，是打破父权文化和文明规范的有效形式。

1、源于男性伤害。陈染作品中的“累斯嫔”，她们的性倾向几乎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

2、源自孤独。人是最怕孤独的。爱情是人摆脱孤独的稳定成熟的形式，“累斯嫔”是对异性爱绝望的女性，为了摆脱孤独而寻求的同性之爱。

3、缔结反抗同盟。“累斯嫔”固然是女性之间友爱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却不失为反抗男权文化的有效方式。她们在一起共享一种内心经历与生命体验的同时，极易结成一种友爱的“反抗男性暴戾的同盟”。在陈染看来，在以男权文化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女性只有“抱成团”，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从男性文化困境中突围出来。

四、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

陈染提出的“超性别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双性同体”的概念极为接近。双性同体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在同一身体上具备雌雄两性的特征，在这里两性之间既没有尖锐的对立，也不排除其中的任何一性；两性在相互交流中可以产生无限的活力。这是对男女二元对立原则的消解，又是对差异的高扬。陈染提出的超性别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看待

他人的时候应该脱离性别的本质。在文学创作中，陈染对超性别意识的贯穿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的书写上。

1、挚爱书写。陈染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但又往往因为与男性存在观念上的差异而导致爱情的残缺，不完整，甚至是绝望的。因为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男人在看待女人的时候总是难以超越性别规范。陈染作品中的男女在思想与情感上沟通的断裂大都源于此。

2、理念与追求。超性别意识不仅是陈染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爱情领域里的理念与追求，也是陈染所构建的理想的人格形象，及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及其文化秩序的追求和渴望。它可以使男人不再局限于男性角色，女性不再受到压抑和限制。

陈染凭借对女性一己之经验的真诚、率直的书写，揭示和否定了父权社会及其文化秩序对女性的压抑与禁锢，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现代意义及先锋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角色模式，即女人要想解放自身，首先应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男人也应思索如何解放人类及自身；同时，更清晰地提示我们：颠覆和否定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只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起始处，“破开”男权文化后，如何在“人文主义”价值之上构建一个两性相融、和睦共处的新的文化秩序，应该是每一个人——女人和男人共同思索与探讨的问题。

Abstract

In the multiple framework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90s, Ran Chen's "individualized" marginal literal writing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western feminism influence. Some of her writings can even be looked at as a kind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feminism literature theory, which enriches her writing with feminism characters and ideas.Yet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Ran Chen, there are partial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circle of critic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feminism literature theory and with the help of previous studies by other, tries to deeply explore Ran Chen's literary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paper shows readers the feminism writing connotation so that readers can give appropriate comments on Ran Chen's status and posi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emin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e paper, which is briefly introduced as follows:

I Negative description: opposing Phllocentyism

Ran Chen's writing on females in China's modern linguistic context is open, thorough and impervious. Without hiding her female identity at all, Ran Chen targets her pen directly o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patriarchal families. By revealing and showing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Ran Chen puts forward that the existence of patriarchal society is reasonable.

1.Females in patriarchal norms. Patriarchal society depresses women not only by force and direct pressure, which is call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essure, but also further disciplines and shackles women through a series of conventional behavior codes and moral ethnics. Accordingly, women are not only the oppressed but also defenders of such a system or order. This tells us that the reasons why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its cultural order can survive and also women themselves act as a stable base of the existence of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 not only consciously become the oppressed, but also are distorted to become the symbol of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

internalize what is required of them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s their moral values, thus they consciously become defenders or supporters of such a patriarchal order.

2.Families: a suffocating cage. A family is the kernel of human existence. By revealing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which family members are depressed, the negation of patriarchy within a family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growing children's feelings on patriarchal families - depression, autocracy, cruelty and ugliness, Ran Chen exposes that a patriarchal family is a suffocating and sickly prison. Those who are depressed are not only mothers (females) but also next growing generations: girls and boys (or women and men).

3.Fathers: trial by default. In some sense, the best way of negation is ignorance, indifference and leaving it there. In Ran Chen's writing, "father" as a main member in a family becomes an absent member. He only exists in a female's (woman character) traumatic memories and is only mentioned when the woman is recalling the past. The absence of family patriarchy subconsciously shows the writer's subversive negation, which not only makes a female become a subjective character in a family but also makes the "father" become a "non-subjective" HE character, being described and talked about in women's memory.

II Positive description: females' subjective sex awareness

Describing females' experience can add humanism and balance to the cultural value system that mainly serves male interest in history. That is to say, it can bring about double sexes in terms of male and female cultures. Therefore, awakened women writers object to traditional male aesthetics and writing techniques. In their writing they emphasize women's internal experience and subjective desire for sex, in order to get rid of and oppose Phallocentyism that opposes and confines women.

1.Teenage girls' sex In Ran Chen's writing, a teenage girl's sex

behavior never faces moral judgment and measurement of life values. Her sex behavior is the result of puberty subjective desire, oppressed by outsid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factors. This in no doubt subverts traditional virginity values and the virgin image.

2.Married women's sex. Married women's sex behavior is confined in marriage. But when love is dying, females suffer from two pains: spiritual and physical, which come from forced tolerance and sex obedience. So sex is no longer a reason for females to give in to a family. The writer refutes loveless marriage. At the same time, she further uncovers and criticizes the confinement and bondage to women done by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secular pressure, so as to destroy and dismantle such life values as women's obeying and sticking to one husband only and always.

3.Single women's sex. Most single women seek after love: oneness of soul and body. But in Ran Chen's writing, single women's sex behavior can independently exist, being separated from love before they find their ideal love. This breaks through the confinement and bondage to women done by traditional beliefs. That is, women's sex can conform to law and moral ethnics on the condition that women's sex is related to love and marriage.

III Lesbian literature and patriarchal culture

According to feminists, being a lesbian is not only a sex-love mode that women can choose, but also a subversion and negation of the "normal" and forced different-sex love viewed by traditional belief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reak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conventions.

1.From male hurts. In Ran Chen's writing, lesbians' sex tendency is not innate. Such sex is a kind of turning of a women's psychological direction after being hurt by patriarchy and feeling

disappointed at males.

2.From loneliness. People are most afraid of loneliness. Love is a stable and mature way to rid of loneliness. Being a lesbian is a same-sex love pursued by women who feel disappointed at different-sex love and want to rid of loneliness.

3.Alliance of opposition. Lesbian is an extreme representing mode of friendship and love between women.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ppose patriarchal culture. When women together share their internal ups and downs and life experience, it is very easy for them to form an "alliance against males' ferocity". According to Ran Chen, only by being united as a whole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determination and effort, can women break through the besiege of patriarchal culture.

IV Awareness beyond sex and double sex in one entity

Ran Chen's "awareness beyond sex" is very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double sexes in one entity" put forward by western feminists. The most direct meaning of "double sexes in one entity" is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sexes within one person. Such two sexes are not sharply opposite to each other, nor are they exclusive of each other. In the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the two sexes can produce infinite vitality, which dissolves the opposing principl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also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exes. Based on this, Ran Chen's "awareness beyond sex" further states that the nature of sex should be put aside when viewing and valuing other people. In literature writing, Ran Chen's "awareness beyond sex" is permeate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1.Love writing. Ran Chen and most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her writing pursue such love as a wholeness of soul and body.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beliefs from that of males, such love is incomplete, un-intact and even desperat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it is difficult for males to surpass sex conventions when they treat and view female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most of the breakdowns of communication in thoughts and feeling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Ran Chen's writing.

2.Reason and pursuit. "Awareness beyond sex" and "double sexes in one entity" is an ideal personality image constructed by Ran Chen and feminists. It also represents pursuit and longing for a future society and its cultural order. In such a society men will no longer be confined to males' role only, and women will no longer be oppressed and limited.

Through sincere and direct description on females' experience, Ran Chen exposes and negates the oppression and bondage done to wome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its cultural order. This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feminism literature writing with modern significance and pioneering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with a role modal. Such a modal means that women must first all be independent females if they want to liberate themselves and that men should think of how liberate themselves and human being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Ran' Chen writing clearly tells us that subversion and negation of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its culture traditions is only a starting point of feminism literature writing. After "breaking through" patriarchal culture, how to form a communicative, harmonious and new cultural order based on "humanism" is a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thought of and discussed by everyone - both women an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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