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史专家梅建军:李约瑟研究所.中国科技史研究现状和我的研究路
图1 梅建军教授
受访者简介：梅建军，1984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物理化学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1988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1995年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0－2004年，先后在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和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从事研究工作。2004-2013年，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2014年起，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士。
导言：
梅建军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冶金史专家，自2014年起担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并当选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士。在此次访谈中，他根据记者的要求简要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及目前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并对他本人的学术经历和研究主题做了简单说明。
访问整理 | 卢萌
责编 | 伊默、刘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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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梅建军教授（以下简称“梅”）
访谈人：卢萌（以下简称“卢”）
访谈时间：2017年2月2日
访谈地点：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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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研究所介绍
卢：梅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我们提起李约瑟研究所便想起剑桥大学，那它和剑桥大学是什么关系？是如何运行和管理的？
梅：李约瑟研究所是一个慈善机构，创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研究和发展，推进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我们通过为科技史学者提供研究平台、提供图书馆等资源来实现这一目的。研究所在法律和财产上独立于剑桥大学，由董事会管理，并选聘所长。当然所长和许多董事会的许多成员也是剑桥大学及各学院的成员（剑桥大学是少有的几个仍保留古老学院传统的现代大学之一，由31个拥有独立资产和完全自治权利的学院组成），所以研究所与大学关系密切，又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所长管理研究所的运行，每年向董事会进行数次汇报。由于研究所财产上独立于大学，各任所长的一大工作便是为研究所的运行筹措经费。何丙郁和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两位前任所长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研究所的几个主要的奖学金项目都是他们在任时建立起来的。比如研究所最早设立的一个奖学金项目是美国纽约的李氏基金，便是何丙郁教授任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用于资助华人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到研究所访问。该项目始于1994年，我本人是第一位受益于此的人。这一项目每年资助1-2位青年学者来剑桥，一直持续至今，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科技史学者出国访学做了很大贡献。此外，还有专门资助美国学者访学剑桥的梅隆奖学金，以及资助东亚科技史研究的金（Kim）氏奖学金。研究所每年还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科技史学者来此访学。
图2 李约瑟研究所的三任所长（左起：何丙郁、梅建军、古克礼）
另一位对研究所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是劳埃德（Geoffrey Lloyd，汉名“罗界”）教授。他于上世纪80年代接任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着手创立了研究所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为研究所的持续发展和学术氛围的营造奠定了基础。三年前，劳埃德教授还捐出自己刚刚获得的丹-戴维奖（Dan David Prize）的大部分奖金，在研究所里设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博士后奖学金。
图3 劳埃德教授
在研究所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香港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提供了宝贵的资助。而后香港的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更是出巨资支持研究所的纪录片项目，使得研究所得以使用该项目的收益设立全职的所长职位。2014年，中国大陆劲酒公司的总裁吴少勋先生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研究所，当即决定出资支持李约瑟研究所的公益事业，不仅设立了“劲牌中国科学与文明奖学金”，每年资助2-4位青年学者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而且在剑桥创立了“李约瑟纪念讲演”，使得我们每年在剑桥大学将有一次隆重纪念李约瑟博士的活动。去年10月，首届“李约瑟纪念讲演”在剑桥大学克莱亚学院举行，吸引了上百名听众，反响非常热烈。总之，这些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慷慨捐赠对李约瑟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而不可或缺的贡献。
卢：李约瑟研究所环境优雅，中式建筑古色古香，为学者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环境。研究所都有哪些学术活动呢？
图4 李约瑟研究所正门
梅：是的，研究所不仅环境优雅，学术的氛围也非常浓厚。我们在剑桥大学的学期内，每周五下午都有一次文献研读会，由剑桥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或其它学术机构的学者就特定的专题做学术报告，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已有20 多年了。去年我们又创立了每两周一次的“‘非西方科学史经典文献’读书会”，参与者既包括研究所里的访问学者，也有剑桥大学相关院系的师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在这里，80多岁的老学者和刚上道的博士生共坐一堂，思辨讨论，分享各自的研究心得。
图5 李约瑟研究所阅览室一角，每周五下午在此举行文献研读会
2
中国科技史介绍
卢：您能大致介绍下世界范围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现状，主要方向和难题吗？
梅：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难几句话回答清楚，就我有限的了解和观察来说，如果说以李约瑟先生的工作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的话，那么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或许可以称为“李约瑟模式”时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点还在于搞清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有哪些，有哪些成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或者说中国对世界或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有哪些，可以说是以进步以成就为主要导向的，这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盛行。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李约瑟先生1995年去世以后，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转向，或者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种趋势在李约瑟先生晚年时期就已存在，只不过那时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有很多的表现：首先就是研究的关注点不再是单纯地以成就为导向，而是全方位地探索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科学和技术自身发展或演变的路径及其特点；其次是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更多元化，比如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还有实验方法、定量方法以及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也更为广泛；第三是研究领域向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去关注一些过去根本不可能涉及到的领域，这在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现在大量出现的医学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对中医药文献典籍的研究，而把视角投向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医者、患者、行业组织和政府等等相关的人群和社会组织。
图6 李约瑟博士及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封面
卢：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上，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约瑟难题，您能介绍一下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吗？
梅：这个题目也非常大，而且也很难回答。在这里我只能就我的理解谈几点粗浅的看法。首先，关于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过去几十年间已经有了上千篇文献，关注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不仅仅是历史学者或者科技史学者，还有经济学家、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等等。而且也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关注或参与讨论，在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做过很深入的研究，比如荷兰学者科恩（H. Floris Cohen）和韩国学者金永植等。在国内，研究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刘钝和王扬宗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该书出版于2002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了。即便如此，有关李约瑟难题的兴趣并没有成为历史遗迹，而是继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现象，即为什么李约瑟难题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我觉得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一难题所展示的宏观视角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毕竟我们正身处在东西方多种文明的交汇、互动、共存和融合之中；二是这一难题所展示的长时段的比较视角仍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以古鉴今，正是历史的力量所在。
其次，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李约瑟博士留下的知识遗产是远远超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有人以为李约瑟博士用毕生心血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或《中国科学与文明》）仅仅是为了回答李约瑟问题或难题，其实这种认识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巨大贡献。我个人认为，李约瑟博士作为二十世纪的知识巨人，他的成就不仅仅在于系统揭示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而且在于提出了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的“百川归海”模式，为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7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书影
卢：李约瑟研究所云集了中外学者，您在研究所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有没有发现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
梅：国外学者能从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中国科技史，这或许是从不同文化背景看中国研究的结果，这对中国学者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科学史很有帮助。国外学者也能从自身出发，关注中外科技交流上的问题。比如李约瑟研究所有位匈牙利学者，他的课题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科学合作，主要是匈牙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中国帮助勘探石油的一段历史。他能查阅大量匈牙利语的档案，还能直接采访至今健在的匈牙利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这样的研究工作视角独到而新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50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了解和认识。
而共同点处，就是中外学者都或多或少掺杂民族感情于研究中，比如过去欧洲中心论在欧洲学者中很盛行，他们也将这一思想渗透到欧洲科技史的研究中。当然，欧洲中心论的思想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反思和批判，现在已经不太显著了，但并未绝迹。中国学者在做中国科技史研究时，也同样需要注意避免民族主义倾向的干扰和影响。
图8 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人员与访问学者合影
3
个人研究之路
卢：您是如何走上科技史的研究之路呢？
梅： 我上高中时文科和理科都不错，高考时曾经犹豫要不要报考文科。后来听从高中老师的建议，报考了理工科，后被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录取。
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是“科学的春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非常流行。
梅：对，是这样的。上大学后，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的社科阅览室看书。有一次读到了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印象很深。后来参加中国金属学会组织的一个冶金科普夏令营，有机会听到了丘亮辉和朱寿康两位冶金史专家的演讲，觉得打开了知识的一扇新窗，埋下了对中国冶金史的兴趣种子。大学快毕业时，我打算报考研究生，惊喜地发现我们学校还有冶金史的专业，就不假思索地报考了。这期间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北京钢铁学院还不能授予冶金史的硕士学位，也就是我报考的研究生，只有研究生学历，而没有学位。当时我也不想这么多，觉得只要能读就好。结果是很幸运地考上了。
卢：您是在知道自己可能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的情况下还坚持要考研的吗？
梅：是的，纯粹凭自己兴趣。
卢：这太难得了，尤其对当下为文凭为求学的学生是个很大的启示。学问究竟要发自内心而向往之，还是为了实际利益而不得为之？
梅：当时的确是比较单纯的。在面试的时候，我被告知，虽然北京钢铁学院不能授学位，但如果论文做得好，可以到别的学校去申请学位。所以，后来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完成研究生毕业答辩后，我的导师柯俊院士又安排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申请硕士学位，也就是要到那儿去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没想到，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的居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钱临照院士。两位中科院的院士参加硕士论文答辩，这样的阵势在今天尤其是科技史界已经很难看到了。而我最终拿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其实，柯俊院士安排我到中科大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也是有其深意的，据说他是希望让钱临照院士“检验”一下他培养的第一个冶金史专业的研究生合格不合格，合格后他才考虑向教育部申请北京钢铁学院科技史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当然，接下来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图9 柯俊院士夫妇与剑桥大学伦福儒教授夫妇合影
卢：在柯俊先生心中，学位应跟着学术水平走，而不是衡量学术的标尺。这也应该是所有做学问者应有的态度。
梅：1994年我很荣幸获得了李氏基金，去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柯先生在给我送行时还告诫我：到了李约瑟研究所，要多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李约瑟先生研究中国科技史贡献很大，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和伟大贡献。他说了不少中国的好话，但有些话可能说得有些过头了，所以你要多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断，从事实出发而不是盲从权威。这是老先生对我的教诲，至今想起仍觉得非常珍贵。
1995年，在柯俊先生的推荐支持下，我获得了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由中国古代镍白铜技术的研究转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冶金技术的起源，由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青铜冶金扩展为探讨早期东西冶金技术的交流与互动。
图10 1994年梅建军与李约瑟博士合影
4
中国青铜冶金的起源
卢：您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上，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能否请您谈谈中国青铜技术的起源问题。
梅：这个问题很重要，也仍在探索之中。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不仅提供了新的证据或启示，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大家对中国青铜技术的起源有多种看法，既有“西来说”，也有“独立起源说”。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西来说”，即从欧亚草原地区经中国西北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西亚的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已有冶铜技术，青铜冶炼技术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开始出现。相比之下，铜和青铜的冶炼在中国出现较晚，在西北地区见于公元前三千年之后，在中原地区则始于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前半叶。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不仅器物类型上与欧亚草原相似，其合金成分和制作工艺也与同时期的草原铜器有可比之处。
卢：有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中国青铜器是游牧民族传过来的？
梅：这恐怕很难找。毕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考古发掘出来器物，我们只能通过系统性的比较，从工艺到造型，并结合出土文物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来综合判断出土青铜器的产地或传播方向。这些都只能算是间接的证据，而非直接证据。由器物的研究进一步推断工艺技术的特征及其传播就更难了。
卢：所以也有学者主张中国是独立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梅：的确如此。现在主张中国青铜冶金独立起源的学者还不少。比如，有学者指出在陕西西安和渭南公元前第四、五千纪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残铜片，并认为这应该是独立起源的证据。所以，我说这还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远未有定论。但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展示在世人面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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