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事忠告]的官员道德修养

　　摘 要：《三事忠告》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所著，由《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书汇集而成，是作者从事地方县令、御史及参议中书省事时，以其实际从政经历融合前人思想撰写而成，是一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吏制专著。《三事忠告》作为一部政论专著，涉及为官的方方面面，除对廉政、勤政、重民等思想的论述外，还对官员道德修养有深刻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三事忠告》；张养浩；道德养成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275-02

　　张养浩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自幼勤奋好学，先后曾担任过东平学正、御史台掾史、中书省掾属、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和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等职。入仕三十余载，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敢于谏言，天历二年，陕西大旱，已隐退出仕的张养浩，因体恤民间疾苦，心系百姓，又再次入仕出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终因积劳成疾，病卒于官任。

　　一、“善自修”是道德养成的关键

　　儒家一直推崇和重视自修，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先完善自身，先“内圣”才可“外王”。张养浩自幼受儒家文化熏染，可谓是孔孟的信徒，《三事忠告》一书充分继承了儒家重修身思想，强调为官者要善于自我修身。“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庙堂忠告·修身）

　　张养浩的“善自修”的观点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和老子的“祸福相倚”理论。《孟子·告子》载：“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张养浩也认为人皆有惠及万物的善心，只是资质品性有所不同。他说：“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质强劣，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则官无难为，事无不集者矣。”（牧民忠告·拜命）“夫及物之心”肯定人性皆向善，只是“第材质强劣”影响了“及物”的结果，所以极力主张要“痛自克治”实现“及物之心”。

　　此外，张养浩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祸福相倚”的理论，提出了“荣辱相依”的观点来论述“善自修”。《老子·五十八章》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张养浩指出“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之理也。”（牧民忠告·事长）荣耀与耻辱也是常常相伴，就比如做到宰相的职位，看似是件荣耀的事，其实也是耻辱的开始，所以要始终保持这份荣耀就要“善自修”。

　　《三事忠告》既强调官员应“善自修”，又指出不同官员修身的程度应有所不同。他认为“官”的修身程度应严于“士”，而有进言职责的官员修身程度应严于一般的官员。尤其是监察官员，担任纠奸锄佞的重要职责，其一言一行是其他官员的表率。《风宪忠告·自律》载：“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士焉；有言責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

　　基于上述认识，张养浩提出官员自修的具体方法。首先就是要自省。“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牧民忠告·上任）自省是官员自修的第一步，即要对官职及所应承担的责任要有正确的认识，官职是上天所赋予，在其位谋其职，若对应尽的职责不能有清醒正确认识，就容易犯错，是有违天命和有负百姓。

　　第二，克性之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为官者而言，“利器”应是克制自己短处，改正缺点，才能达到“善其事”。做官的难易程度完全取决于自身是否能“痛自克治”。《牧民忠告·任命》提到：“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则官无难为，事无不集者矣。”性格或习惯上的短处都是应该努力改正的，“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庄，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牧民忠告·任命）如果自己的性格是松弛缓慢的话，就要用敏捷这样的要求来克制，若是虚浮轻薄应用庄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依此类推。总之，为官者不应放任偏颇的个性而置之不理，之所以无任何功绩都归因于平时疏于“克性之偏”。

　　第三，戒贪。自古被世人所敬仰和爱戴的官员，必定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即清廉。为官之人应保持“公廉之心”，是《三事忠告》对官员基本要求，因此在官员道德自修的方法上，张养浩十分强调戒除贪念。他认为没有贪欲就能保持廉洁的心灵。并且将廉洁之心与自爱相等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爱也。”

　　此外，《三事忠告》还明确区分“善自修”与“不善自修”，作为检验自修的标准。“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車，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庙堂忠告·修身）清廉、忠君、公正、谨慎是“善自修”官员所应具备的品质，反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不思报国则是“不善自修”者。可见，张养浩认为一个善于自我修身的官员，无论在律己、事君、处事和待僚均应严格要求，缺一不可。

　　二、发挥“风宪”的示教作用

　　人不教而无以为才，古人云：“德教为先。”教育对塑造一个人的品德尤为重要。《三事忠告》中，除重视官员们的自修外，还强调教育在培养官员道德品质上亦不可或缺，并提出应由监察官员承担教育其他官员的职责，主张教主刑辅的道德修养论。“刑罚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为治之道莫尚焉。”（风宪忠告·示教）

　　实际上，在道德养成的方法上，教育的作用也是儒家一直推崇的，先秦的一些儒家学者极其重视教育。孔子曾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观点，荀子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师，更主张老师应在言教和身教上双管齐下。张养浩作为儒家思想的推崇者，与儒家教育的观点有所相同，亦有所不同。相同的是都认识到教育对于道德养成的重要性，而不同的则是对于教育的实施者的区别。孔子和荀子都认为施教之人应为老师，而张养浩丰富的为官经历赋予其对教育实施者问题上独到见解，他认为教育的实施者应是被实施者所畏惧之人，这样教育才能见成效。他说：“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何则？非所素服素畏故也。”（风宪忠告·示教）

　　张养浩注意到了被教者与施教者的关系，并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出发，主张施教之人应是官员们所畏惧的人。而这一点，与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颜之推的观点近似相同，《颜氏家训》中提到，家庭教育对于塑造理想人格的作用无可替代，关键的原因在于被教者与施教者之间亲密的感情基础。可见，两人都从被教者与施教者的关系出发，选择教育的实施者。不同之处在于张养浩认为被教者对于施教者关系应是惧怕和敬畏的。因此，《三事忠告》中主张承担教育一职的人选非“风宪”官员莫属。并且主张“风宪”官员要言教。

　　“今夫庶司之职，为众所畏服者莫如风宪，诚因临莅于彼，或始上之日会所属而勖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是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而治，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苟能如是谕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恶为善良者矣。”（风宪忠告·示教）

　　意思是如果监察人员到地方巡查时，或上任之初，可以教导提醒官员，大家虽官职有所不同，但奸诈贪婪、不守法纪，是绝不允许的。那么这些官员中一定会有遵守道德、改正行为、弃恶从善之人。

　　三、《三事忠告》道德修养评析

　　张养浩对于官员道德养成所提出的两个方面，本人认为是有先后次序的，即自修第一，教化第二。《三事忠告》中指出，官员都应注重自我修身，但监察官员更应严于其他官员。而对于教育的实施者，作者又将这一重任赋予监察官员，足以可见官员道德的养成张养浩更强调先律己再律他。在监察官员发挥示教作用时，也要先做好律己的工作，才能教育其他官员。

　　《三事忠告》强调官员自修的观点，除继承儒家重修身的思想外，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为官的经历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三事忠告》成书于元中期，除延续了元初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特点外，政治局面的混乱不堪，社会的动荡不安、官吏腐败现象严重也是这一时期突出的表现。因此，书中强调官员应善于自修，也是在面对无能为力的客观局面时，唯有寄希望于劝告官员提高自律意识，通过修身提高官员道德，以缓解这种不堪的局面，减轻百姓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在官员道德养成上，《三事忠告》中的观点有着许多可以为今借鉴的思想，如强调官员们通过“省己”、“克性之偏”“、戒贪”等方法上进行自我修身，以及监察官员比其他官员要加倍严于律身，更要承担警示、教育其他官员的责任等，都对今天行政人员的道德养成具极高的借鉴意义和价值。然而《三事忠告》毕竟是封建社会下的产物，故仍存在糟粕的一面，如权力、富贵源于上天以及“鬼神”之说等，有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黑暗、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民族歧视和压迫，汉官不受重视的年代，张养浩身为一个汉官通过自身的努力，最后升迁到元代较高官职，且能做到清正廉明、出淤泥而不染，并且体恤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实属不易，是当今从政者应效仿的楷模。对于《三事忠告》的道德修养思想，应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去其糟粕，取之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元）张养浩.三事忠浩[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司马哲.为政忠告全书[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

　　[3]周良宵，顾菊英.元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张锡勤，等.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先秦一现代（1949）[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陈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