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妇对中国核爆原子弹的大义帮助彪炳史册

回国筹备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钱三强回国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鼓动，因为在此前一两年间，胡适为了实现一项所谓的国家大计，曾广召人马，邀请了不少有识有为之士要为国家干一番大事，钱三强和何泽慧也在受邀之列。

等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他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梅贻琦校长和胡适校长，而此时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这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他把这归因于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同时其他方面条件也不具备。

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美国已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试图搞原子能，钱三强也参与其中了。他们旋即向南京政府施压，萨本栋分别通报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钱三强一直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彭桓武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任教，1949年5月，飞经香港、大沽，回到北平。钱三强和彭桓武一见面，就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可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于是，从清华调了彭桓武，从浙大调了王淦昌。

彭桓武说，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条件都不具备，但实际上就是准备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

钱三强从各方面寻了一批人来。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黄祖洽、于敏是原在国内的，他们分别是清华、北大的研究生，由老师推荐过来。大家都没专门学过原子核物理，只能边学边干。钱三强利用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机，一下子把人集中起来了。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

购买设备

1949年3月，由中共组织安排，钱三强将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到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约在20万美元上下。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好象不大适宜。

但出乎预料的是，不久他便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5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5000美元，打算托人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不久钱三强分别委托将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元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化学家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1951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5000美元来(后来实际交来3000美元)，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感到有些奇怪。待他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6月初了。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还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以及一种计数进位器。

当时，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也只有16位。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为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100进位，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对手，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法国特设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巧的是，有一次约里奥·居里的助教布歇士告诉杨承宗说，今天白朗先生要到居里实验室来看居里夫人，你想不想去直接找我们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杨承宗说好啊，你怎么知道的﹖布歇士笑了笑，因为他们的一位同事尼斯·白朗，正是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的儿子，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不过和布歇士一样，是搞物理的，所以他俩很熟。尼斯·白朗告诉布歇士，说他父亲今天要来。得到这一消息，杨承宗马上等在那里。

当白朗先生一来，杨承宗也进了居里夫人的办公室。居里夫人看到他进去，就笑了。杨承宗说，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们，我来找这位白朗先生，您能不能允许？居里夫人说可以。杨承宗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

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顺利过关

买这一关算是顺利，但运呢﹖从巴黎运出去容易，可要出法国的海关就很难了。因为购置的许多东西都是违禁品，是经不起检查的。杨承宗虽然把仪器上面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OR的招牌拿掉了，但那里头都是法国货，一开箱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大概在8月份，杨承宗临走时，布歇士来问他，你一个人行吗﹖杨承宗想这话中有音啊，便赶紧说，不行啊，你来帮我吧。布歇士便去问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正好要出去，对布歇士说，你帮他上船嘛

布歇士就帮杨承宗拎行李。大大小小13个箱子，布歇士人高马大力气也大，最重要的箱子由他来拿，另有个箱子写了杨承宗夫人，一般海关对女士的箱子松一点儿，碰巧MrsYanz几个字还写在上面。这个箱子是个旧箱子，因为杨承宗没有钱买好箱子。

布歇士就这样帮助杨承宗从巴黎到了马赛，在巴黎的候车站有好多人前来送行，其中一位同事自称是杨承宗的学生，叫帕杰士，几十年后做了居里实验室的主任。

在马赛停留了两三个晚上，到上船的时候，布歇士问杨承宗，你哪几个箱子比较重要﹖杨承宗指着一个箱子说，你把这个箱子替我拿上去就行了。因为他们乘坐的船是法国一家公司的，上船时从两个楼梯上去，法国人有个专门通道，等于绿色通道，非法国人则走另一个通道。

至于杨承宗这里，事先已经得到了一张证明信，内容是证明人布歇士———居里夫人的助教，证明杨承宗先生所带的行李是他在实验室里自制的仪器、设备。这张纸非常重要，因为旁边还有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

就这样，杨承宗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这些珍贵的物品包括碳酸钡镭标准源。杨承宗当时想，要开发原子能，就要有铀，要有铀就要搞铀矿，要有铀矿就需要一个标准源。

于是，他找到实验室里管镭源的Rgor，说要买点镭。Rgor说行啊，你要多少﹖拿个瓶子来。杨承宗就拿了个大一点儿的瓶子，Rgor说，那么大啊，你瓶子太大了。杨承宗说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Rgor拨来拨去，给他拨了一些。杨承宗看了看，说你再给我一点吧。Rgor就又拨了一点。杨承宗看看瓶子，大约有一厘米厚，心里清楚已经不少了。Rgor先将镭给了杨承宗以后，才去向居里夫人报告。

居里夫人后来问杨承宗，你要了一点碳酸钡镭的标准源？杨承宗说是的。居里夫人说你要那么多干吗？杨承宗说还不知道有多少，我没称过。居里夫人说有10克左右了，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杨承宗说，我们中国大，地方又多，你用一点他用一点，分开来就没有多少了。居里夫人笑一笑就算过去了。

重要谈话

杨承宗还记得，有一次居里夫人对杨承宗说，你如果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居里先生，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杨承宗本来早想去看居里先生了，因为他来实验室之后，并没有在里边工作过，但却利用实验室里的稳定加速器做过一些实验。那时候法国只有一台稳定加速器，在欧洲也仅此一家。现在居里夫人这么说，他赶紧点头说，好的，我一定去，请您帮我约个时间吧。

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在法兰西学院一个核物理实验室，见到杨承宗后他很客气，也谈了谈杨承宗的工作。居里先生说，老居里夫人从钡里分离铀，做了一千多次的实验，而你是从镧里边把锕分离开来，用离子交换法做，一次实验就完成，了不起。

更令杨承宗不能忘怀的是以下一段重要谈话——

居里先生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我说是的。他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说8月。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他说起话来是举左手的——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就是钱三强，你呀——他也许不好意思举了钱而没举我，他可能这么想。钱，你啊，还有他的夫人(何泽慧)啊，还有王(汪)啊——我那时候没有弄清楚王(汪)是谁，也不知道是王淦昌呢还是汪德昭，我也不好去问他。

杨承宗归国后，把居里先生的这些话只讲给了钱三强一个人。钱三强也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杨承宗去那里是1947年，钱三强第二年就离开了。

杨承宗转述完这段话后，钱三强认为很重要，他也了解居里先生。居里先生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最早发现核裂变的就是居里家族的人。

杨承宗在和钱三强谈话间，钱三强说他和毛主席认识，是因为他父亲钱玄同的关系，毛主席比划着说那时见你才这么大，现在这么大。杨承宗说，既然你见过毛主席，那就给他讲嘛。钱三强说，你千万别给外人讲这事，要保密。

杨承宗多年来一直没提这事，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无意中和别人提起。他说，我回国向钱三强讲了约里奥·居里先生带给毛主席的那段话之后，龚育之和另一位年轻人曾到我家访问过我，我那时还不便讲，因为钱三强交代过要保密。后来我才知道，龚育之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他本来是学化学的。另一位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是学物理的何祚庥，他们是来找我核实那段话的。

钱三强说，1951年杨承宗回国后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当即把杨承宗带回的话转告了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

(摘自《中外书摘》2007年第4期梁元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