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生活在中国的洋人与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

赫德爵士七十岁像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对于清末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不啻于一场种族运动，极其危险。如果站在外国人的视角，该如何看待这段中国近代史上的动荡岁月呢？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赫德是中国晚清时期的海关总税务司，执掌大清帝国海关近40年，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洋人，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赫德是晚清政坛的大红人，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曾参与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事件，因此对他所遗留的资料进行研究就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样一个争议性人物，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今天的这篇文章摘自《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作者玛丽·蒂芬发掘出大量赫德与其红颜知己的交往史料，充分展示了这个重要历史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切入的视角很独特，阅读起来也很轻松。由于赫德与海关洋员侨眷历经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马尾海战、义和团运动等，本书的叙事也是从新的视角对这些事件的新诠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芝罘最紧张的日子

当地义和团不时出没的传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凯特对6月30日星期六发生的事件做了有限的描述，显然贾雅格跟姑娘们讲了当时的危急情景：

上午上课。母亲带艾米丽、茉莉尔、慕德，以及埃克福德家双胞胎姐妹去了皇家海军“恐怖号”军舰，与司各特舰长共进午餐。她们……在军舰上转了个遍，看到了在莱迪史密斯山战斗中立功大炮的银质模型。还有女王赏赐的一盒盒巧克力，甚至还亲口品尝了一下。她们还看了布尔战争中使用的炮弹。从舰上回来后，她们又参加了克里尔(Krier)夫妇的婚礼。下午约5：30，只有我和弗朗西丝在家，这时格温和菲丽丝从外面回来，说街上发生了骚乱。母亲也回来了，让我们不要担心。好像是说大约150名原本要去海参崴挖矿的中国人接到报告，发现实际上他们是被拉去当兵，还受到了虐待。于是，他们拒不上船，暴乱就此发生。一大群暴民朝外国人扔石头，砸碎了他们的玻璃窗。勇敢的志愿队员拿着步枪冲出来，朝这些中国暴民放空枪，将他们驱散。过了很久，街上才安静下来。

贾雅格7月5日写的半官方报告给我们讲述了不太一样的经过：

30日下午4点左右，打工者中突然爆发了一阵慌乱，这些人为数众多，准备登上由安兹公司代理的“近江丸”(Seiko Maru)轮船前往海参崴。随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暴民，他们砸碎了士美洋行(L. H. Smith)英商士美洋行于1894年成立，主要经营金融业和航运业，专门从事从烟台到海参崴的业务，另外还开办了保险和进出口业务。办公楼的窗户。事件起因是一些被招募到煤矿的打工者听说要把他们送到海参崴去当壮丁，还要剪掉他们的辫子。人群中还有人说有些出国苦力的辫子已经被“近江丸”上的日本人剪掉了，还说这些人跟其他500多名出国打工者被关在士美洋行仓库里。

当时我在场［在凯特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说父亲是在参加婚礼过程中闻听骚乱消息的——正因如此，他才戴着礼帽，穿着礼服赶过去］，立刻派人去找史密斯先生，并得到他的允许搜查公司。接着，我让街道副治安官和队长到那些扬言有中国人被关押的人群里去，挑选三个人出来……跟我一起去搜查。他们照我的吩咐做了，但仔细搜查一番之后，并未发现所谓的500人，也没有发现少了辫子的中国人。

那里只有洋行雇员。事情结果是，为了向道台呈报准确的调查结果，街道副治安官请那三位代表一起去道台衙门府。在那里，他们三个和另外一个据说是挑头闹事的人一起做了口供，并签字画押。做完这些工作，道台也赶到了。我向他汇报了所有经过，以及结果……于是他下令将众人驱散。随后，我在轮船代理公司襄理和街道副治安官的陪同下，登上“近江丸”，去清点船上的苦力人数，却发现他们都已经下船走了。回到岸上后，这位治安官向仍然滞留在那里的少数人群澄清事实，说船上空无一人。民众这才纷纷离去。晚上大约7：30，码头重新恢复宁静。一场险些酿成大乱的事件终告结束。

他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勇敢的志愿队员”。在与群情激奋的民众交涉之际，有他们在场反而可能帮倒忙，会火上浇油。大概他们是最后出场，驱散“仍然滞留在那里的少数人群”的。

在12月21日给赫德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贾雅格再次提到这些事件。

码头上和主要街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中国人，我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往前挪动……事后，美国轮船“纳什维尔号”(Nashville)的罗杰斯(Rodgers)船长称赞了我临危不惧、沉着应对聚众闹事者的做法。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冲上去，面对这么多人，真得需要一点胆量呀。不过，我跟这里的人向来无冤无仇，所以没有人会对我动刀子。

凯特后来回忆道，父亲说过，他看着那些人搜查仓库时，心里非常紧张，一刻也不想多停留。晚上8点左右，他回到家里时，妻子正在网球场上心急如焚地来回踱步。

芝罘的中国商人坚信贾雅格当机立断，妥善应对，是他拯救了芝罘，使芝罘免遭天津老城的悲惨命运(凯特7月6日报告说，“老城的大部分地区都毁于大火”)。假如当时街上义和团团民动手袭击了外国人，那么停在港口里的外国军舰势必开炮进行报复，还会派兵登岸，那么就会重演在天津发生的疯狂劫掠一幕。7月4日，凯特写道：

这里的华商自发地组织起由当地人组成的卫队，维持治安，保护外国人财产。当“纳什维尔号”鸣笛致意时，有些中国人吓坏了，以为是冲他们发难，于是带着果品和美味点心去送礼，请求他们手下留情！！

7月10日凯特报告说：

大沽口的情况有所好转。日本佬表现不错。1600名美国人在前往大沽口途中抵达上海。法国军人“胆小怯阵”，奥地利人“喜欢隐蔽”，日本佬“勇敢无畏——简直是一群心狠手辣的矮子杀人狂”。他们和俄国人一样，见到中国人就大开杀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干掉。“劫掠，劫掠，劫掠，这就是当天在天津发生的一幕。”

除了组织卫队，中国商人还决定以重礼相赠，感谢这位保住了他们城市的人。此事他们筹划了很久，直到1901年1月1日，贾雅格才在给裴式楷的报告中说到这事：

关于接受锦书之事

12月31日，我设年夜晚宴，招待这里的外国商人。今天，我请这里的重要中国商人共进午餐。芝罘同业公会已经于12月31日在我家向我赠送几幅锦书，以及一块牌匾，上面刻着我的名字以及感谢词，他们对我在去年6月30日骚乱中所采取的行动表达谢意，以此作为纪念。我接受了锦书和牌匾，因为我事先了解到，如不接受，道台大人会觉得很没面子。

今天中午，我接到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祝我新年快乐的贺电。

红色锦书上是精美细致的金色文字，造价一定不菲。其中四幅现仍保存。部分文字如下：

……直匪紛乘，謠言時起。修鐵路虔循良法，代辦鳩工；恐烟台隱匿奸民，妄思蠭起。始而一唱百和，訛傳斷髮而逃歸；繼而億貌千形，力欲挺身而走險。……

島向使掣鯨無術，頓揚東海波濤，必致班馬有聲，誰司北門鎖鑰？一夫振臂，萬眾離心。誰補此偏？誰救此弊？卒能補偏救弊，化險為夷，此固列市所共知，而壯猷有素定也。貪悖不憂其豕突，勿須大戟長鎗；從容不亞乎羊公，仍爾輕裘緩帶。

第六幅锦书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上面有签名：

……東海關稅務司賈大人德政，燕臺公會眾商頓首拜頌。

就像在福州时一样，贾雅格与当地官员密切合作。这次，他与当地商人保持了密切关系。他支持商人募集钱款，寻求专业技术方面的建议，将港口堤岸向西延伸(他早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但他觉得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自己和这些商人都得不到裴式楷的支持。当时作为副总税务司的裴式楷已经和总税务司署大部分职员搬到上海，而赫德则留在北京，协助中国人与战胜国列强进行谈判。

暑假时光及围困解除

凯特的日记又回到夏日生活，可以看到，年轻人正在筹备一场赛艇会。“慕德为劳偲先生和丹尼斯做舵手，弗朗西丝为安兹先生和巴和礼先生做舵手，而艾米丽和茉莉尔参加女子双人赛，由巴和礼先生做舵手！”

7月8日，他们听到传闻，说义和团团民已经进入使馆区。“要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让我们做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到了7月17日，“我们的巡抚袁世凯……称英国公使馆到该月9日时还是安全的”。7月20日，由于不断传闻情况严重，赛艇会推后举行，取而代之的是由丹尼斯召集的水上野餐，埃克福德家和卡拉尔家负责准备食物。7月23日：“基督教会派了一个当地教徒来告诉魏德曼先生，义和团团民已经摧毁了离这里几英里远的几处传教士住所，有可能打到芝罘这边来。”警报不断传来。此时，她们有了新任务，那就是为运到威海卫英国海军驻地的受伤人员出一把力：

7月27日，星期五。今天学校开始放假了。离开校园之际，丘彻小姐给我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咛，因为，下学期我可能就不再来上学了。

下午，从朝鲜赴威海的女护士到了。她们是米尔斯(Mills)小姐、安文小姐和卡梅伦(Cameron)小姐……她们与我们一起吃晚饭……母亲给我们定了一个计划，即我们每人每天要卷六条六码长的绷带！是给威海的伤员用的。

北方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妙。7月31日：

收到莫理循(Morrison)博士、鹭宾爵士和窦纳乐爵士发来的长电报。电报说死了62人，包括斯特劳斯上校、华格纳先生和奥利芬特(Oliphant)先生。128人受伤。其余的人则在静候救援到来。吃的是米饭和马肉。太可怕了。我抱着宝宝去看唐宁(Downing)小姐，并与罗蒂(Lotty)、艾尔西和尤尼斯组织了一个文学社。

显然，北京的消息并未让她马上反应过来。直到第二天，8月1日，她才感觉到，“北京死人的消息令人悲痛万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居然刚刚去过那里。我坚信，并祈祷亲爱的鹭宾爵士安然无恙，其他人也平安无事”。

她并没有忘掉杜德维夫人在她心中唤起的远大志向。那天下午，在“与父亲沿着海边漫步很远后……他保证让我下学期继续上学”。坚持上学的唯一原因是准备参加12月举行的英国高中毕业证书考试(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这是上大学的资格考试。

8月16日，学校通知她，比尔夫人可以继续教她。对父亲来说，这是一桩头疼的事，因为她后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上学，他自己也还有个寡母要赡养，而且，年过五十的他也需要攒钱养老了，所以，不免觉得有些捉襟见肘。日记显示，她一直坚持上学，暑假期间还每周三次到安兹先生那里上德语课。她也继续读英国文学经典作品。艾米丽和慕德参加了她的文学社，打算研究丁尼生的生平与著作。

这些活动并没有影响她参加“家庭网球聚会”，也没有影响她在暑期频繁参加“水上泛舟”——划船。卷绷带的任务照做不误，有时甚至带到派对上，那里会有男士帮忙，丹尼斯·唐纳利会唱滑稽歌曲从旁助兴。7月28日星期六上午，他们“第一次下海游泳。很开心。我们姐妹几个都出动了，跟阿达和莱拉一起坐船出海，从船上跳入水中”。之前的日记有几处提到天气炎热。8月份，他们每周游泳两三次。8月16日，他们获悉“救援部队的先头部队次日出发。希望可以很快到达北京”！

8月11日，艾米丽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此事她肯定只与父母商量，而没有跟姐妹们谈过。因为，凯特只是简要提及此事，她先描述了那天下午为送别殷萼森一家举行的孩子派对，写到“在月光下疯狂划船”，还卷了一堆绷带。接下来，她才提到“艾米丽接到查尔斯的电报，让她‘火速前来’。她的回复是，如果去了就结婚，她就去——否则不去。我不明白是啥意思”。查尔斯当时在伦敦，显然不能承诺马上结婚。此后，他再也没出现在日记中，除了9月23日他的生日那天，“父亲讲了话，我们大家祝他身体健康！”

此时，他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联军向北京挺进的消息。8月17日：

我们五个人划着小船走了很远，大约一英里半。我们还绕着一艘日本军舰划了一圈。在回来的途中，我们遇到维维安和莱拉，以及吉勃里家的孩子，他们都划着自己的船。于是我们在“森塔号”(Zenta)巡洋舰附近聚拢，停靠在一起，等待巴保男爵和“森塔号”司令划船赶上来……后来，回到海岬时，吉勃里家的人告诉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这个消息足以使今天成为一个纪念日——15日晚北京围困解除［用红笔划了下划线］。

父亲立刻给在伦敦的金登干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深夜才送达，但金登干还是争取到在《晨邮报》(Morning Post)上登出此消息。这也是第二天早上的独家新闻，上了头版头条。

整个夏天，这里平静如常，实属难得。这部分归功于贾雅格夫妇在社交圈里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凯特的母亲在北京围困解除之后给赫德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虽然那几天我们焦灼不安，但我们从未停止过期盼，盼望您平安无事，渡过难关。我们尽量保持生活常态，定期到各家打网球——星期一到费克森家，星期二到荣美莉(Ewing)家，星期四在我们家，星期五到理船厅家。我们还决定在7月底举行一次赛艇会——本以为在赛艇会前一天会接到您获得解救的消息。但等到那天到来时，却音讯全无，安静得出奇。大家心中惶惑不安，于是决定将赛艇会无限期推迟。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那就是让所有年轻人保持活跃，不停地训练，不停地划船，以确定比赛选手。在海里跳水游泳活动也没落下，即便没有什么人围观，我们还是尽量保持应有状态——整个外国人社区自始至终和睦友善，亲如一家——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太容易，需要有一些外交策略。我们很高兴埃克福德夫人回来了。比起动脑筋，想办法，她做事能力更强些，总是干劲十足。但我们相信她完全是出于善意，而且人也会进步的！

凯特后来写到，天津遭到攻击时，父亲曾动了念头，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到日本躲一躲。但是，母亲弗朗西丝的表现与在福州时的临危不惧一样，认为他们应该不动声色，照常行事，以免在外国人和中国人面前暴露出内心的恐惧。

本文摘自《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玛丽·蒂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