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曲脸谱的美学特征与创构依据

　　摘要：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有其富于个性的美学特征与创构依据。脸谱艺术所具有的装饰性、夸张性的形式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的传神美，象征性、寓意性的意蕴美，构成了其最基本的美学特征。脸谱美的创造与构建，有其丰富和切实的多重审美依据，择其要者言之：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根源（植根于生活），各种艺术的“技”与“艺”的元素作为生成依据（涵养于艺术），中华哲学美学之大“道”作为内在灵魂（升华于大道），这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为戏曲脸谱美创构与实现的最重要的原材料、武器库与主心骨。　　关键词：戏曲脸谱；美学特征；创构依据　　中图分类号：J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081-06　　“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相对固定下来。”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脸谱具有色彩及图案的双重组合性；而从创作原则上看，脸谱具有象征和写实的复合性特点，或者说是双重意蕴倾向性。脸谱艺术特别注重突出人物的面貌与角色的性格，强化舞台形象，因此，又被称之为“构脸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有其独有的美学特征与创构依据。　　一、戏曲脸谱的美学特征　　1 形式美：装饰性、夸张性　　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其表演自然特别注重外部形式之审美，但东西方戏剧于此实现的具体手段却颇不相同。西方戏剧舞台人物的造型重写实，接近生活中人物本有的形貌，而中国戏曲舞台人物的造型不完全是写实。戏曲脸谱作为一种图案化很强的化妆艺术，也是一种变形极大的造型艺术，在直接意义上体现为以装饰性与夸张性为特质的形式美，亦即通过化妆扮演，以异于现实的夸张造型，把演员从相貌形式上转化为作品中的人物角色。　　戏曲脸谱在表现皮肤颜色、面部状貌和肌肉纹理时，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同时又经过变形，实现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装饰、夸张的目的，创造出独特的形式美。变形主要包括“离形”与“取形”。“离形”就是不拘泥于生活的自然形态，借助夸张、装饰，“粉墨青红，纵横于面”，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脸谱与实际生活中人的脸形面貌有很大不同，但又来自现实，如通常说人“铁青着脸”、“白发鹤颜”、“白里透红”、“似有菜色”等，勾画脸谱时，就分别用相应的颜色显现出来，从而与人脸真实的肤色有了区别，这是色彩方面的“离形”。脸谱所绘的图案形象，相对于人脸真实的形状，或夸饰、或装扮（如男扮女装）、或美化，则都是形状方面的“离形”。　　“取形”是脸谱变形的另外一种形式。“取形”就是在对象自然形态之基础上，有所变化，使其图案化、装饰化，从而具备相应的象征意味。“取形”有其章法，把面部重要部位的色彩、线条，归结于一定的图案当中。借助“取形”实现“离形得似”。举例来说，戏曲脸谱中勾画眉窝，就是运用图案改变眉毛的本来形态，体现为较为强烈的装饰性。水白脸是脸谱中比较写实的一种，除肤色较为夸张外，眉、眼和各种表情纹的夸张幅度不算大，但也讲究“取形”，如京剧《群英会》中曹操印堂皱纹的画法，既要符合肌肉的自然纹理，又要有所夸大和美化，于是画一只黑色的斜飞蝙蝠（称斜蝠纹）。为了使得印堂有凸起的感觉并引起观众注意，还要点上朱红色，以作斜蝠纹的衬托。这样不但增强了表情的明显度，也使表情纹样有了很强的形式美。　　戏曲脸谱所体现出的这种以装饰性与夸张性为特质的形式美，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在包括当代设计艺术、影视艺术、新媒体艺术在内的各种审美创造中都得到运用。　　2 传神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　　戏曲脸谱“离形”、“取形”的图案化、装饰性美感特点，在直接意义上体现为愉悦视觉的形式美，在深层意义上则体现出富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的传神美。“离形得似”、“遗貌取神”、“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中国古代有关人物造型的基本美学思想，意思是“神似”超越了“形似”，“形似”要服从于“神似”，为传神服务；为了神似，可以突破形似。这种审美观念，不仅在一般的造型艺术像绘画当中，而且也在戏曲艺术包括其脸谱设计上得到体现。戏曲脸谱之传神美涉及对人物形象本质特征的表现与概括，涉及人物形象的性格化，即要求表现出一种符合人物性格的基本神气与个性特征。脸谱的色彩、纹样富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的传神美，再加上作品引人入胜的故事、演员精彩绝伦的演出，装饰性的脸谱才能最终充分发挥其表现力，才能尽可能的吸引观众，富于强烈的美感价值和艺术魅力。　　换言之，“离形”、“取形”有一个比构形更高的目的，即传神。所谓传神就是要传人物之“精神”，即体现出人物的性格、气质、品德等本质的东西，因此，传神美所追求的是性格化，是表现性与概括性，是形神兼备。当然，脸谱的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并非把人物性格全部描画在脸上。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只有在情节发展中，通过表演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脸谱的表现性与性格化，就是要传达和体现出符合人物性格的精神气质，追求脸谱色彩、纹样等的整体效果，并非只以某种颜色对应某种性格。如同样以黑色为主的脸谱，由于具体纹样不同，就能表现出不同的神情，体现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像项羽的哭，张飞的笑，包拯的愁。一个脸谱能够达到性格化水平，富于表现性与概括性，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有一个从无到有、由简趋繁的演进过程。如包拯的脸谱，明代戏曲中勾两道直的白眉，强调其坦正；清代初期弋阳腔戏曲勾一对紧锁的白眉，突出其忧国忧民；道光咸丰年间的花部戏曲中，白眉进一步上扬，脑门出现月牙，显示其神明公正。由于脸谱是图案化的，可以把某种神情表现得非常鲜明、强烈，但同时又不适宜于用同一个脸谱表现人物神态的重大变化。因此，就自然出现一个人物形象的脸谱有多种描绘方法的情况。像京剧《霸王别姬》的项羽脸谱，用乱眉、低眼、哭鼻子，表现其穷途末路十分精彩，但表现其叱咤风云则有些不大合适。 　　3 意蕴美：象征性、寓意性　　脸谱的传神美，又是同丰富多样的寓意与象征、同深刻的意蕴美相结合的。在脸谱艺术的创造过程中，总是渗透着对人物形象的审美评价。脸谱形神兼备的审美创造，不仅使得人物形象神情鲜明、性格毕现、惟妙惟肖，同时也使得创作者和表演者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倾向强烈突出、爱憎分明。寄寓褒贬，分别善恶，富于象征性、寓意性的意蕴美，就成为脸谱艺术的另一重要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脸谱是一种充满了较为深刻的象征意味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符号，是一种在外表上就已经暗示了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特殊符号。作为这样一种象征符号，脸谱具有其无可置疑的意蕴美。戏曲脸谱的意蕴美，集中显现于“形”与“色”两方面。　　先从“形”看。脸谱中的“离形”与“取形”，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象征。也就是说，脸谱中的“形”，既是装饰手法，又是表现手法，同时还是象征手法。脸谱中常取某种自然形态的东西，来寄寓一定的意义，有勾画动植物形态的（像鸟兽、花卉等），也有把人的生理形态（像长相、年龄等）加以描绘的，还有把人物使用的工具（如兵器等）画出来的，更有直接把文字符号勾画到脸上的等。这样经过图案化、装饰化变形处理的脸谱形态，强调人物的个性特征，充满了较为强烈和富于个性的意蕴美。例如，京剧中所勾画的鲁智深脸谱，突出其螳螂眉，就特别形象生动而富于装饰性：即在显现其愤怒表情的同时，寄寓其好斗、勇为的个性。同样的，京剧中后羿的脸上勾画九日，寓其射日之壮举；郑子明年轻时为救人曾被猩猩伤脸，故勾成不对称的歪脸。昆曲中的娄阿鼠，于其脸上画只小白鼠，表情生动特别，同时又象征了其本质性的特点。作为象征元素的脸谱之“形”，大都有相对确定的所指，同时又有丰富的寓意，可做出不同的联想与解释。如许多剧种当中包拯的脸谱，在黑脑门上画白月牙，有多种解释：有的说象征他幼年放牧时被马踩过的伤痕，有的说象征他在阴阳两界主持公道之能力，还有的说象征在旧社会，人们视包公犹如夜晚之明月一般等。　　一般言之，人的性格都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与所作所为，这导致了一个人物脸谱勾画的方法可能不止一种，如京剧艺术中，钱金福所绘的满含笑意的张飞脸谱，宜于演《芦花荡》；而尚和玉所勾画的猛张飞，演《战马超》则更适合。不同剧种所描绘的同一人物之脸谱，也可能不同，如义士专诸，京剧勾三块瓦脸，梆子腔勾碎花脸等。　　“色”是脸谱艺术的另一重要形式元素。每个民族都有对颜色的特定的理解和爱好，戏曲脸谱之设色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每种颜色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概而言之，表现赤胆忠心用红色或黑色，表现智勇刚义用紫色，表现骁勇善战用黄色，表现侠肝义胆而性格暴躁用绿色，表现刚直勇猛而桀骜不驯用蓝色，表现阴险奸诈用白色，表现神佛鬼怪用金色、银色等。同时，脸谱设色之象征意蕴，又可以灵活处理。如一般表现忠诚耿直用红色，但京剧《法门寺》里的刘瑾，也勾了红脸，之所以这样处理，意在表现其养尊处优的生活与权压朝臣的地位，而加上于眉部、眼部、嘴部等处所勾勒出的奸诈表情，就活脱脱塑造出了一位作威作福的奸佞之徒。　　“色”与“形”结合，构成脸谱较为确定的象征意义，凸显出丰富的审美蕴涵，通过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道德品质，实现对人物的道德评价与审美评判。在脸谱艺术中，写形是直接目的（体现为形式美），传神是间接的更高的目的（体现为传神美），象征则是最高的目的（体现为意蕴美）。写形、传神与象征只有结合起来才具有最为强烈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意义。总体上看，脸谱艺术所具有的装饰性、夸张性的形式美，表现性、概括性与性格化的传神美，象征性、寓意性的意蕴美，构成了其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二、戏曲脸谱美本体创构的三重审美依据　　脸谱作为对戏曲人物相貌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处理，不是简单机械的描摹勾画，而是一种能动的再创造。人物形象的脸相、神气，以及人们对该形象的态度等多种因素融会在一起，以夸张的图案化的形式描绘在演员的面部，即成为脸谱。中国戏曲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使得戏曲艺术的诸构成因素都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脸谱也不例外。脸谱艺术的绘制、创构（即创造构建）与客观现实、角色形象、故事情节、审美心理以及文化精神等都有重要关系，具有深刻的生活根源、丰富的艺术因子与博大的文化内涵，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生活、艺术与文化土壤。脸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现象，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传神的美学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脸谱美本体的创构，有其丰富和切实的多重审美依据，体现在现实生活、艺术元素、哲学思想等多个层面。择其要者言之，现实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根源（植根于生活），各种艺术的“技”与“艺”的元素作为生成依据（涵养于艺术），中华哲学美学之大“道”作为内在灵魂（升华于大道），这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为戏曲脸谱美创构与实现的最重要的原材料、武器库与主心骨。　　1 脸谱美创构的现实美学依据：植根于生活　　戏曲脸谱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现实生活与劳动实践中人们面部装饰的影响，其创作的素材、观念和灵感很多都源于社会生活。有关文献记载中兰陵王扮面容以壮军威、狄青戴面具冲锋陷阵、南朝公主于脸上贴花黄以美容颜，以及涉及扮演时的化妆等材料，都证明了，脸谱的最初出现，与社会生活、与实际需要联系在一起。元杂剧《灰阑记》有段道白：“我这嘴脸实是欠，人人道我能娇艳；只用一盆净水洗下来，倒也开的胭脂花粉店。”直到今天，一些剧种的旦角，还有勾脸的，如豫剧、晋剧中的钟无盐，京剧、秦腔中的妲己等，当与此有联系。所以说，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面饰（包括面具）可看作脸谱的早期形态和直接渊源。前面举过的包拯脸谱的例子，于黑脑门上画白月牙，有多种解释。这其实也正好表明了，脸谱美的创构，往往建立在深广的生活基础上，同时带有浓厚而丰富的民间想象成分。　　从纹样来源也能看出脸谱创造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脸谱的纹样来源，主要包括象征性纹饰（前额上所画的象形图案，如龟精画龟，李靖画塔），彩陶纹饰（很多脸谱纹饰来源于彩陶纹样，如闻太师脸上的双勾菊花纹饰，廉颇两鬓和庞涓脸上的旋转纹饰），其他纹样。而戏曲脸谱的各种纹样，都与社会现实、劳动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脸谱的色彩构成同样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如通常的说法，“晒得漆黑”、“吓得蜡黄”、“面如死灰”、“羞红了脸”、“气得脸都发绿”、“铁面无私”，都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其中无疑有夸张的成分，而运用到戏曲艺术中，就成为脸谱创构的色彩基础。　　作为脸谱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的另外一种情形，民间文化对脸谱形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脸谱自民间文化中汲取了不少养分，脸谱的形成与许多民俗因素有所关联。简言之，脸谱的形成是远古纹身纹面、面具以及直接在脸上化妆等活动和方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民俗精神的指引下，纹身、假面、化妆的方法相互借鉴、影响，最终形成脸谱。脸谱的构图多以社会生活与历史事实为蓝本，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强烈的民间色彩。如京剧等剧种中，钟馗额头绘制蝙蝠（“福”的谐音），曹操的长眉、细眼、奸白脸、鼻子旁各有三把小刀（两面三刀），张飞的蝴蝶脸（笑脸）等等。戏曲所表现的人物原型来自民间，经过长期传播，人物的性格、行为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其间蕴含了丰富的民众意识和浓烈的时代特征，脸谱艺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戏曲产生于民间，与现实性、生活化特征异常显著的民间美术文化形式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民间美术中的木版年画、窗花剪纸、纸扎糖塑、服饰刺绣、泥人、葫芦雕刻、建筑彩绘和雕刻等，与戏曲艺术包括脸谱经常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和互相取材表现的情形。戏曲艺术是民众重要的娱乐形式，其丰富的故事、优美的唱腔深入人心。民间艺人受到戏曲文化的影响，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戏曲故事、人物，塑造在艺术作品中，呈现为戏曲舞台形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生活中。像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民间故事戏的人物形象，就经常出现在民间美术作品中。民间美术作品中的脸谱，与戏曲舞台上的脸谱基本一致，但有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这既是民间美术中创作主体感情自由发挥的结果，又是对戏曲艺术在理解基础上再创造的结果，很能传神写意。这样一来，脸谱与民间美术的关系就是相辅相成的。脸谱给民间美术提供了大量素材，民间美术又给脸谱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民间美术为脸谱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戏曲人物形象（包括脸谱）深入到民众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一切都令人信服的显示了，戏曲脸谱美的创构，植根于生活，来源于社会。　　2 脸谱美创构的艺术美学依据：涵养于艺术　　脸谱美的创构，既根源于生活，又受到了各类艺术因素的影响，可谓涵养于艺术。脸谱创造所涉及的多种艺术的“技”与“艺”的因素成为其生成的基本依据。具体讲，脸谱美的创构包含了许多艺术因子：比如小说（作为造型的根据）、书法（作为造型的手法）、绘画（作为造型的直接参照）等。这些艺术因子在脸谱的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当显著。　　小说：作为脸谱造型的根据。古典小说与戏曲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单就小说影响戏曲论，就有不少小说作品直接成为戏曲文本创作的原材料。不少戏曲作品，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艺术语言，都多受古典小说沾溉。同样的，小说中的有关人物性格、外貌描写，常常成为戏曲脸谱绘制的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各个阶层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些小说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其内容简直可以视为戏曲脸谱的武器库。　　古代的不少小说，影响过戏曲，小说的有关人物性格和外貌等的描绘，为脸谱吸收借用。以京剧为例，三国戏多本自《三国演义》，其中人物脸谱采自小说描写者不少，像红脸关公、白脸曹操、小花脸蒋干、“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张飞、“生有三根反骨”的魏延、以其善用的武器戟绘于脸上作表征的典韦、额头画红点表示箭疮的孙策。本自《西游记》题材的戏曲中，人物脸谱采用小说描写者也不少，像“尖嘴缩腮，金睛火眼”的“毛脸雷公”孙悟空、长着一副猪模样的八戒、面貌为牛头形的牛魔王。本自《封神演义》的戏曲人物脸谱，有多头的殷郊、喙形嘴的雷震子、脑门添画一小人头的申公豹，以及眼中长手、手中长眼的杨任。本自《残唐五代史演义》的戏曲中“左龙右凤”眼的李克用，源自《施公案》的戏曲中“五色脸”的窦尔墩等。　　书法：作为脸谱造型的手法。中华民族特有的，兼有实用性与审美性的书法艺术，也被用于脸谱的创造，成为脸谱美创构的造型因素和手段。脸谱中的书法元素，常见于额、眉、颊等部位，涉及各种书体。篆书，由于组合匀称，规范整齐，接近花纹图案，多为脸谱采用，如常见的各种形状的篆书“寿”字，再如川剧《水漫金山》中哼哈二将，于脑门分别书写“哼”、“哈”两个篆字。楷书普遍用于脸谱，如川剧魁星额头书“斗”，牛皋额头书“牛”。隶书，偶然用之，如川剧《水漫金山》的火神脑门书“火”，《三返魂》的阎王脑门书“阎”，《高唐州》的李逵脑门书“李”。草书稀见，很多剧种有关杨七郎的戏，像《打潘豹》《李陵碑》，多采用变形处理的草书“虎”字作为其脸谱造型。脸谱的勾画和书法的创作有相似之处。书法是从一撇一捺的文字书写中产生的艺术样式，脸谱则是从一勾一抹的人物化妆中产生的艺术形式，两者在创作过程都表现出很强的程式化特征，都遵循“无法不成谱，有法不离谱”的创作规律。在用笔方式上，两者都讲究线条流畅而富于力度，节奏鲜明而神采飞扬。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作为造型的手段进入脸谱，使其成为一种活动的造型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造型艺术。　　绘画：作为造型的直接参照。戏曲艺术，综合了各种艺术形式，受到各门艺术美学思想的影响（如从诗歌中引进“意象”、“意境”、“趣味”，从绘画中引进“神似”、“形似”、“虚实”，从小说中引进“真假”等概念和范畴）。脸谱是写意与写实兼备的实用造型艺术，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绘画同属一类。绘画的艺术因子、审美形式和美学观念，成为戏曲脸谱在造型过程中所直接依凭的重要根据。如绘画注重“神似”的美学思想，就被充分运用到戏曲脸谱的创造当中，脸谱之“离形”（拉开与自然物象的距离）、“取形”（以变形的装饰化的手法取物象之形）、“传神”（传达人物的性格与神情），就是传统绘画“遗貌取神”、注重“神似”等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脸谱的构图章法与传统绘画一样，讲究疏密、插穿、避让、虚实等。脸谱的勾画笔法也与传统绘画的笔法相通，强调浓淡、轻重、浅深、顿挫、急缓等。可以说，与传统国画一样，脸谱的创作有其特有的谱系法则。按照独特的艺术规律、美学程式所勾绘的戏曲脸谱，成为展现于戏曲人物角色面部的举世仅有的“构脸艺术”，成为以演员面部为媒介、手段和载体的极其特别的绘画艺术，成为美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脸谱丰富了包括绘画在内的造型艺术（即美术）的形式，扩大了造型艺术的表现领域，使得美术在综合性艺术戏曲当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成为艺术史上的一种了不起的创造。这种创造，具体的讲，一是以人脸作为艺术的物质材料，进行创作，使脸谱成为一种特殊的美术样式。也就是说，戏曲情节和人物性格给脸谱提出基本要求，演员面部成为艺术的材料、手段和载体，使得脸谱艺术在造型艺术的大家族中极富于特殊性。二是脸谱艺术通过在演员面部描画抽象的色块和造型，表现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成为对造型艺术抽象思维的一大贡献。换言之，一张空间极其有限的人脸，用独特的极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方法进行创造，使得尽可能多的接受者能够欣赏和理解其所包含的丰富的意义，这对艺术创作无疑颇具启发。三是脸谱中包含了独特的美术元素。如表现性格和道德倾向的颜色，表现身份和地位的图样纹饰等。　　3 脸谱美创构的哲学美学依据：升华于大“道”（依循中华审美精神之大道）　　脸谱艺术作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其审美精神内核是绵延不息的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大道，其美学观念与审美理想涉及许多为中国传统美学所独有的概念、范畴与命题。　　首先是意象交融，主客统一。所谓意象交融、主客统一即植根于生活的形与渗透着创造者主观的情、意的统一。写意性是戏曲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所谓写意即不以工细的描摹生活情状的方法来反映生活，而追求传神的非写实式的反映，其表现形态即使与生活的自然形态相去甚远也在所不辞。写意风格与写实风格迥然有别。以写实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脸谱所表现的当然与人面的诸多实际情形不符合，然而，脸谱所呈现的人物的神情气韵和对创造者的审美情感的传达效果则不是写实戏剧化妆所能达到的。简而言之，西方绘画注重物理表象，中国绘画注重心理意象。与西方绘画的审美追求不同，作为中国绘画特殊类型的戏曲脸谱强调描绘意象，追求“得意忘象”。这种注重意象交融、主客统一的“意象”论，决定了中国文艺贵含蓄重写意的美学传统，反映于人物画，就是不重形似，而重神似，用墨不多，而人物神态毕现。无可置疑，脸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意象”论的沾溉和影响。所有的戏曲脸谱，从色彩到眉、眼、鼻、嘴窝的处理，都几乎舍弃了脸庞和五官的自然之“形”，而追求和体现为“离形得似”、以形写神、以形传神、形神兼备。　　其次是平面造型，“山泉入镜”。就造型艺术的表现手法看，西方注重“体”，中国注重“线”和“面”。中国画不强调“光”和“影”，同时把远近转化为画面的高低，完全成为平面的造型。中国古典艺术，包括戏曲的舞台设计都追求平面造型，像各种饰以图案花纹的幕幔和近于“界画”的布城等，甚至于将演员解体为点、线、面等几何元素。传统戏曲舞台，可谓“线”的世界：演员从头到脚，盔头、戏衣、戏鞋，大都遍饰有线条组成的花纹，花纹的相似性，使得身穿戏衣的演员，往往都呈现为“平面”形象。脸谱同样如此。与话剧的化妆不同，戏曲脸谱不但不表现光和影，而且还尽可能的削平鼻子以至于鼻梁的高度。最典型的是京剧中项羽的脸谱，其鼻形与鼻高，竟然被转换成为黑三角与白圆点两种几何图形的平面构成关系，面部转平，呈现为平面化，而这在正面看来却具有最佳的审美效果。　　再有就是寓繁于简，“万以治一”。换言之，即万取一收，以少总多。中国传统美学认为，“一”是艺术创造的基因，各门艺术都是“一”的运化，因“一”而构成大千世界。艺术创造始于“一”，即具有鲜明生动个性的“一”。众所周知，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程式化，程式是包括脸谱在内的戏曲艺术的一种普遍的审美创造手段。所有程式，融合为“一”。这个“一”，表现为一个系统、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一”。由此，既可以归多为一，也可以以一为多（化一为多）。简而言之，这种“一”，体现在脸谱艺术中，就是什么人物形象的面部怎么装扮、怎么勾勒、怎么描画都有一定的规范、模式、样子，都有基本确定的程式。这种“一”，在其他传统艺术中同样有所体现，如诗词曲赋的格式，书法国画的笔法，建筑园林的格局等等。这种艺术程式的“一”，与传统哲学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天地》），“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等，所包含的辩证思想，是相通的。“化一而成氤氲”从根本上讲也是“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体现。中国文艺史上，许多成功的艺术创造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渗透、体现和追求着这种高超的艺术辩证法。在包括脸谱美的创构在内的戏曲艺术实践中，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和规律。　　还有就是天人合一，物我混成。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核心命题，其影响于传统美学与文艺实践者深刻而强烈。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艺实践特别强调各种因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尤其注重整体融通。就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言之，传统戏曲追求建立在演出整体基础上的，蕴含了多种关系，并能反映生活本质的合乎情理的真实。戏曲脸谱，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相貌，相去甚远，远离社会生活的自然形态。而每一个局部形象的不似，经过情与理的“化育”与“整合”，经过物我混成、不分主客的融通，却能获得总体表演效果的似，乃至于神似。相对于生活真实，脸谱等戏曲艺术的形式都是变形化的程式，它把生活的自然形态从根本上“融化”了，化为一个个表演、装扮的特殊样式。而经过“化育”与“整合”，艺术真实的内容被注入到高度假定的审美形式当中。如此一来，这种艺术真实的内容不但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实现，而且特别富于美感价值与艺术魅力。　　要之，现实社会生活作为创作根源，多种艺术的“技”与“艺”的元素作为生成依据，中华哲学美学之大道作为内在灵魂，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为戏曲脸谱美创构与实现的最重要的原材料、武器库与主心骨，共同缔造和成就了个性独具、光华四射的中华脸谱艺术之大美。　　[责任编辑 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