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摘要：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单就其诗学意义而言，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层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莫言；《蛙》；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7405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1]23有论者则从公共关系对美中关系影响、约瑟夫·奈提出的文化软实力、西欧的形象学研究以及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史和西方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演变史等四个方面作为话语基群，强调国家形象的可塑性与功利性，并就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形象做了区分：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中国形象就呈现内容而言可以说是同一的，但是中国形象往往让人联系到千年文明史和近代百年屈辱史，因此中国形象又大于国家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与中国千年来的整体形象有密切关系的，因这一关系，国家形象与中国形象在当前又是可以互换的[2]。本文并不计较于这种区别，也不是借助他者的视域来加以观照，而是分析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按上述关于中国形象的界定应当属于内部公众的评价和认定，但是评价和认定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在小说文本中，作者的观点是隐藏于文字背后的，本文也无意于深究这种隐含的深意做出评价和判断，而只是力求通过不同的侧面将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加以描述。

中国形象不是单薄的客体，而是一个复合的形象，可以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将这样一个涉嫌宏大叙事的词语置为标题，有先入为主之嫌，必然要面对解构者的不屑，但是当我们回归文学创作实绩，面对丰富复杂的文本时，我们发现，客观上存在着给读者呈现出的一个复杂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杂揉着阴暗与光明、痛苦与撕裂，既有审美，也不乏审丑，我们当然要面对阳光灿烂的一面，但同样不能忽略沉郁阴暗的一面。因此，这里中国形象强调其诗学意义上的一面。‘中国形象’直接地指艺术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3]9-10

本文以文本为中心，尝试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方面梳理莫言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当然是首要条件，同时这部作品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更为有意思的是，莫言本人创作时也没有塑造中国形象的先入为主的使命召唤，正好也规避开了中国形象的命题作文，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某种真实，分析这种作者无意识地写作与读者有意识地追逐之间的张力，应该是一项颇有意思的工作。

一、说书白描中国语言形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构成了文学的第一要素，既是内容的传递者，同时语言本身也自成形象，制约着作者构思的传达，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语言形象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话语组织所呈现的富有作者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语言形态。[3]36莫言自2001年《檀香刑》，便宣布大踏步的倒退，回归传统，我在《檀》后记里讲的所谓‘大踏步的倒退’，实际上是说我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而这种自己的声音，莫言选择了向古典小说学习，我认为学习我们的古典小说主要的就是学习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描的功夫。[4]98-99因此，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能够看到作者遣词造句重返规整，没有刻意追求语言的奇观化，也多少收敛了莫言小说以前作品中肆意张扬的犴欢化，呈现出平实、晓畅的白描风格。

小说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直接引文中，呈现出尊重恭敬、彬彬有礼的语言风格：您为我们作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鸣》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

领略到您的语言的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5]3（1）同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写给成名作家的求教信，自然还能从行文中看到一点点审美氛围的营造：我家院子里那株因树形奇特而被您吟为‘才华横溢’的老梅，绽放了红色的花朵。

在转述的书信中，也就是全书的主要篇幅中，行文相对自由一些，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传统说书的风格。如小说开篇介绍王胆时，写道：他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二百斤重的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如同传统评书出场人物行状介绍、戏曲中人物出场自报家门一般，有板有眼，娓娓道来。

在小说末尾的九幕话剧中，现实场景与拍摄现场杂糅交错，作者通过富于动作性的语言来推动话剧的情节的展开，语言也呈平实与虚幻两种风格。

但如果仔细辨析作者语言，我们依然会发现很多词语替换、拆分、造词等变异修辞的情况，比如：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个职业，但都望骡却步。许司令说了，用八抬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老子摆大宴请他！ 听听这词儿！跃跃欲试！我虽跃跃，但已经不想试了。[6]但就全文语言整体风格而言，呈现出回归传统的平实晓畅之风。当然，这种平实风格是经过先锋实验之后的沉淀，修辞已整合进平实的风格之中。

二、泥娃娃中国表征形象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种文化中的众成员用语言（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调配符号的系统，任何意指系统）生产意义。[7]61霍尔主要从表征、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这里表征相当于一个动词，强调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表征作为一种意指实践经由语言实现意义的生产和循环。而我们这里所具体谈到的表征形象，是那种凝聚在具体词语组织中的、含义相对稳定的、通过语言形象反复地再现出来的、能激发特殊文化想象力的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基本形象 [3]217。而中国表征形象则是能够凸现中国符号的基本形象。在《蛙》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富文化色彩的表征形象泥娃娃。书中描写了两位民间工艺大师，一为郝大手，一为马槽中的大师秦河，前者与姑姑结婚，后者则单恋姑姑一生。作者对精湛的民间手艺的描写大肆渲染，不吝笔墨，甚至带有几分传奇色彩。比如对秦河捏泥娃娃的描写：此是正是黎明时分，霞光透窗而入，大师扑到工作台前，揭开那用塑料薄膜层层包裹着的泥巴，撕下一块，揉巴揉巴，揉巴揉巴，捏巴捏巴，捏巴捏巴，一个穿着兜肚儿、头顶一根冲天小辫儿的顽童便出现在他面前的案板上了。更为神奇的是：大师脸上的神色，不停地变幻着，时而严肃深沉，时而嬉皮笑脸，时而捣鬼恶作剧，时而是寂寞加悲凉。很快我就发现，大师脸上的表情与他手中正在塑造着的孩童脸上的表情有关也就是说，大师捏哪个孩子，他自身也就成为了哪个孩子，大师与他塑造的孩子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而关于郝大手捏泥娃娃的描写，则以姑姑的出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只是郝大手个人杰作：他的屋子里、棚子里摆满了泥娃娃，有粉了面、开了眉眼的成品，有等待上色的半成品。他的炕上，只留出了他躺的地方，其余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泥娃娃。&&他卖泥娃娃时眼里含着泪，就像他卖的是亲生的孩子。虽然活灵活现，但与本文主角关系并不紧密；而后期捏泥娃娃，则更像是与姑姑的完美合作，一个似乎是负责创意，另一个则是完成创作：姑姑闭着眼睛，对同样闭着眼睛、手握一团泥巴的郝大手讲述：这个娃娃，姓关名小熊，他的爹身高一米七九，长方脸，宽下巴，单眼皮，大耳朵，鼻头肥，鼻梁塌；他的娘，身高一米七三，长脖颈，尖下巴，高颧骨，双眼皮，大眼睛，鼻头尖，鼻梁高。这孩子三分像爹，七分像娘&&在姑姑的讲述声中，那个名叫关小熊的男孩从郝大手手中诞生了。镜头给了这孩子一个特写。我看着这个面目清新、但带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凉表情的孩子，不觉中泪如泉涌&&这已不是普通地捏出一个泥娃娃，而是将姑姑的负疚情感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活生生地形塑成了一件件艺术品。当然，这里的叙述焦点已从郝大手转移到了姑姑身上。当被姑姑毁掉的两千八百个孩子借郝大手之手被一一捏出，放置在三间厢房东、南、北三面墙壁的格子里，燃

香供奉、合掌跪拜时，姑姑似乎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完成了自己某种意义上的救赎。

莫言对这两位人物的描写不带丁点世俗之气，不争名节，不较利害，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仿佛大隐隐于世的高人，相比之戚戚于利害的芸芸众生，高下立判。

这些表征形象，在九幕话剧中却逐一消解，在小说正文中一言不发、遗世孤立的民间工艺大师郝大手，却在这里口若悬河，对另一位大师恶语相向、大张挞伐，完全消解了前面文本中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让读者不知所措。

三、蛙图腾中国神话形象

神话在这里指人们为着解决现实文化的根本性信仰问题而对原始起源故事的重新虚构，带有自然与超自然结合的某种神秘意味。[3]276 蛙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神话形象，《代后记》中提到辛弃疾听取蛙声一片，并认为这也许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在这里作者利用自己的童年经验来解释小说名字[8]341。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小说话剧部分中寻找到作者的解释：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这是小说里面关于蛙的最富文化意蕴的解释，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殖崇拜对象，作为高密东北乡生命崇拜的图腾，我们可以将蛙看作是神话的表征。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蛙的描写，比如我与秦河之所以成为朋友，就是因为和两个吃青蛙的乞丐打架：我们家族对吃青蛙的人非常反感。我相信我们家族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吃青蛙。书中关于蛙的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情节是姑姑在雨夜被数以万计的青蛙追逐、咬啄、抓挠，阴森恐怖而充满着神秘气氛：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而且，路边还不时有青蛙跳出。有的在姑姑面前排成阵势，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有的则从路边的草丛中猛然地跳起来，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姑姑说那天晚上她原来穿着一条肥大的黑色绸裙，但那裙子，被那些偷袭的青蛙一条一条地撕去了。姑姑说那些撕得了一长条绸裙的青蛙，便一口吞食下去，直噎得举前爪挠腮，打滚露出了白肚皮。正当姑姑拼命逃脱时，郝大手的出现，拯救了被蛙追逐的姑姑：我喝着郝大手的绿豆汤闯过了这一关，身上蜕了一层皮，骨头也隐隐作痛。我听说过脱皮换骨的故事，知道自己已经被脱皮换骨了。脱皮换骨，既是肉体上的，更是价值层面上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姑姑与郝大手的交集。如果我们将民间艺人郝大手作为传统文化的表征，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一情节寓意为传统文化对姑姑的拯救。

四、家族饭局中国家族形象

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支柱形成的家族，构成了社会的一个个基层组织，维系着社会道德，传承着文化脉络，虽然经过五四运动的荡涤，这种庞大的家族体系与族长威信受到巨大的冲击，但在中国这个超稳定结构里，家族仍以其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家族小说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兴衰交替来表现世道变迁，人伦物理。而在家族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家族形象，也构成了理解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形象指那种直接显现社会家长关系的形象系统。它可以是家族人物形象（如族长、父亲、儿子等），也可以是家族场景形象（如家族祠堂、家族花园、家族老宅等），还可以是家族器物形象（如祖传家具、家族标志物等）。[3]316

第一代：老奶奶

第二代：大爷爷（万六府、名医、革命烈士）、大奶奶、爷爷、奶奶

第三代：父亲、母亲、岳父（王金山）、岳母（吴秀枝）、姑姑（万心）、王小倜（姑姑恋人、飞行员）、杨林（姑姑恋人、县委书记、副省长）、郝大手（姑姑丈夫、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秦河（姑姑的追求者）

第四代：大哥（万口、县教育局长）、大嫂、二哥、姐姐、我（万足、乳名小跑、笔名蝌蚪）、王仁美（我的第一任妻子）、小狮子（姑姑的助手、我的第二任妻子）、金修（我舅家小表弟、牛蛙养殖总公司人员）

第五代：万象群（大哥的小儿子）、燕燕（我女儿）

就情节而言，这部小说并没有侧重描写家族内部的纠纷，在家族内部，最富戏剧冲突性的就是我妻子王仁美与我的姑姑的故事。王仁美怀有二胎，藏在岳父家，姑姑带工作队将岳父王金山邻居肖上唇家的树用马力巨大的链轨拖拉机拉倒，甚至威胁拉倒大门楼，再拉倒大瓦房，而一切损失概由王金山承担，以此逼岳父交出女儿，最后王仁美在医院流产而死，岳母一怒之下拿剪刀捅到姑姑大腿上。

如果传统家族中祠堂是大家议事的地方，而在当下中国，这种家族聚会，议事协商的地方则变成了家族的饭桌，而且多半是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时。小说《蛙》中这样的家族饭局有好几场。一次是大哥的小儿子象群被招飞的庆贺宴，在这里，小说引出了姑姑与恋人、后来驾机叛逃台湾的王小倜的感情纠葛；另一次是在九幕话剧中的金娃满月盛宴，在这幕亦真亦幻的话剧中，似乎主角已由姑姑变为大火中毁容而替人代孕的陈眉，随着电视台女记者的现场采访，陈鼻、陈眉父女的登场，引出了对代孕中心的揭露；而戏中戏，高密知县高梦九对传统断案的呆板模仿，又完成了一次对传统的错置。

五、计生专干中国干部形象

建国后我国小说画廊中出现了许多鲜明的国家干部形象，既有梁生宝、乔光朴、李高成等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郭振山、刘世吾、郭中姚等批判性形象。但总体而言，当代小说中的干部形象的创造，其艺术成果并不令人满足[9]188。正面人物形象相对比较单薄是重要的原因。《蛙》不是反腐小说，也不是改革小说，其意也不在塑造一个干部形象，但不管有意亦或无意，作者客观上塑造出了一个基层干部形象，而且还是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领域的干部形象，随着莫言获奖，这一干部形象客观上将对中国形象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形塑效果。

姑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十六岁从卫生学校毕业到镇卫生所行医，后又到县卫生局开办的新法接生培训班学习，从1953年四月初四接下第一个孩子，到去年春节，姑姑说她一共接生了一万个孩子，与别人合作的两个算一个。而且姑姑医术高超，是高密东北乡土洋结合的妇婴名医：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但是姑姑接生还是结扎的医术完全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1965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于是姑姑在村民眼中也由送子菩萨一变而成了发明绝户计的巫婆。 但是姑姑不仅仅只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她更是一名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真可算得上秉公执法，大义凛然，将之视为自己理想信仰、人生价值在国家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她也曾面对过诱惑，舒适的生活与令人羡慕的地位，但姑姑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也许她的晚年曾经后悔过年轻时的决绝与固执，但她至少是曾经有过信仰、并为信仰而奋斗过的一代人，这是时代的原因，而不能过多地归咎于个人。

小说重点描述了三个产妇之死：三女户张拳的老婆为逃避引产，跳水逃走，不幸溺亡；王仁美藏身娘家，姑姑组织民兵用链轨拖拉机拉倒邻家大树，逼我老婆结扎，最后命丧产房；陈鼻的老婆王胆，在逃走的竹筏上早产下陈眉，自己身亡。正如最后九幕话剧借姑姑之口交待，张拳的老婆临死时说：万心，你不得好死！王仁美临死时说：姑姑，我好冷&&王胆临死时说：姑姑，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以刻骨仇恨始，以满怀谢意终，姑姑的人生轨迹似乎画了一个圈，从送子菩萨到绝户巫婆，再到跪拜泥娃娃，以求救赎，乃至为假孕妇小狮子装模作样听诊把脉，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如何从冷酷的国家机器回复到柔弱的慈祥老人。所

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姑姑视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见证者、执行者，一代计划生育干部形象的代表。

六、结语

从语言、表征、神话、家族、干部等方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因所选角度所限，难免盲人摸象，挂一漏万。中国形象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对其做一综合表述就会存在概念化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是深入探究中国形象的必要阶段，我们将通过一点点片面的深刻来逐渐地理解莫言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注释：

（1）本文关于莫言小说《蛙》的引文皆出自此书，后文不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