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万国民党投诚部队改造纪实

188万国民党投诚部队改造纪实

国民党军队倒戈的三次高潮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被“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和第77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我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师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傅作义之功彪炳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旗手、鼓手改行敲丧钟的，已日甚一日，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风起云涌”，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这期间起义比较典型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

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是有“绝招”的。这个“绝招”，是在改造第一次起义高潮的起义部队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其间，经历了尖锐、复杂、反复的斗争，并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接受改编举行授旗典礼。

倒戈“国军”的复杂和反复

国民党军队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然随从、被动选择。

在第一阶段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虽然对其非常关照，生活待遇超过主力部队的标准，但由于旧军队的作风未变，“纪律坏”，“驻地17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在第二、第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同类问题。如国民党第16兵团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起义后至部队东调前，“官兵中常发生开枪打杀农民的鸡鸭，或化装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等违纪行为。官兵关系也极为紧张。”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1/3。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军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血债。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这个大局，所以，当时我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潘朔端的第184师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为了稳定起义部队，还特别给予起义部队以远远优裕于我军老部队的生活待遇。

在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下，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尚未彻底改造的起义部队一旦遇到强敌大举进攻，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也就在所难免了。几乎每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郝鹏举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和起义官兵中的积极分子。

发生叛变的起义部队中，郝鹏举部于叛变12天后被全歼；高树勋部在疑似叛变事件发生后，其“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所部经过数月的诉苦运动和肃反审查运动，士兵于同年9月被编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而最先发生叛变事件的潘朔端部，

剩余2000多人于1946年年底撤至北满根据地后，经过彻底改造，于1947年3月起，陆续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率领的3个支队，分赴前线，进行对国民党滇系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任务。

1946年四五月间被俘的国民党部队从汤岗子押解海城途中。

“倒过来讲”的尝试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本质。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不巧的是，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国民党军就开始大举进攻我南满解放区。由于改造工作不彻底，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在部队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的石人车站发生了。

泪血大控诉

潘朔端部发生“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造起义部队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起义部队于1946年年底到达北满根据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亲临指导，由红军干部徐文烈、李毅具体组织实施，起义部队展开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彻底改造。

从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经典绝活儿。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

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后，起义士兵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还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国民党起义部队与解放军会师。

从“算细账”“挖苦根” 到“思想还家”

起义官兵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再算“政治账”。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得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做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灵魂裂变的巨大能量

科学家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能使其一分为二，发生链式反应，并释放巨大的能量。起义官兵经历的“泪血大控诉”，则是一次百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

改造起义部队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组织国民党第7兵团起义官兵开展控诉运动的后期，还开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动，公祭全体起义官兵在阶级压迫制度下惨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亲人，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会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设置灵堂，安放花圈，制作血债图表，撰写祭文、挽联、誓词，张贴标语，准备全体官兵佩戴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内容和形式提交士兵群众讨论，并让士兵群众参与布置灵堂。一些士兵专门为自己死去的父母制作了灵牌和花圈。

经过隆重的“公祭宣誓”后，起义士兵纷纷反映：“这次„公祭宣誓‟活动对我们教育太大了。过去在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谁理睬？连副棺材板都装不上！如今，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这样隆重的祭奠活动，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有9519人递交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的申请书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有4546人在申请书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控诉运动和思想还家运动之后，起义部队又进行了官兵团结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诉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引导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斗争中去，还开展了战争观念教育、政策纪律教育等。起义部队建立了全新的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说：“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百万倒戈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不仅是5000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根植于华夏大地无与伦比的人文奇观！

在笔者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长春起义的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也正是在这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重树人生目标的心灵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