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薛德震

《当代思潮》　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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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理论的证明

1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历史的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起,到他们成熟时期以至晚年的论著中,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中,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这便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观。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用编年叙事的方法,看看历史的事实:

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告诉我们,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就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明确地确认了共产主义同人本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强调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第六条中又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第十条中又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有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地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然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9页。此处的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其余的着重点都是原有的)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历史观必须注意的“第一件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任何历史观都不是这样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才第一次从从事这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并注意到了上述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所以,恩格斯写于1886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名著中回顾马克思怎样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把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同上书,第4卷第241页)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十多年后,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同上书,第2卷32—33页)有人抓住这一经典性的表述,说这才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其实,马克思自己就说这是他经过“多年诚实研究”的“总结果”(同上书第35页),而不是“出发点”。再从时间上说,这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十多年以后说的,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说,它也不能成为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再其次,从逻辑上说,它也不是“出发点”,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都曾批判过先验论,指出概念、范畴、规律、原理等等都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都不能成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物化,研究、考察这些外化、物化的东西,就可以直观地、感性地、形象地看到人的本质及其力量;但是,这些外化、物化的东西是怎样形成的,还是离不开“人本身”,正如马克思在这一经典表述的开头所用的主语是“人们”,因为正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这样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观,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后,在他们成熟时期直至晚年的大量著作中,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深化、升华,构成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如果一一加以引用,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书,现在只能择其最重要的两段作为历史的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在作于1848年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经典名著《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现在人们将这两段经典表述喻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2卷第120页)将这一段精彩的论述同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根主线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贯穿始终!

2“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

讲了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历史证明以后,再来讲“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就比较容易了。我在2004年6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专文论证这个问题,现在只需摘其要点就可以加以说明了。现在就让我们来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层面对“以人为本”作一理论上的证明:

作为主体的证明。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因而,在唯物史观中,人也应该以主体的身份出现。这一点,有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作为证明。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创立自己的新哲学的标志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明确地指出,对人类社会历史,要从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和把握,并把这一点视作自己的新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他又明确提出: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再次肯定,人是“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0页)。

正因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所以人们在思维中就应把人放在本位来把握,这样,“以人为本”就成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把人放在本位,那么,“社会”就变成了无主体的、失去了活生生的人的空壳。正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实地把握了人是主体,要以人为本,所以它不仅是科学,而且是具有崇高意义的价值观。

作为客体的证明。人是主体,但当人们去研究人是怎样在社会历史中活动时,人就成了客体,是客观的现实存在。而且,人与人在交往时,也都是把对方当作客体来对待的,“我”、“你”、“他”就是人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客体的称谓。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丝毫也没有忽视人、漠视人,而是真正科学地面对人。这一点,他们在全面阐发自己的学说时,曾作过明确的肯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又说,唯心史观的“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当作客观存在的现实来进行研究,所以发现人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他们从事的第一件事就是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为此,人必须运用大脑和四肢作用于自然界,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所以形成了关于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还发现,现实的人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才能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唯物史观中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这些概念、范畴所反映的矛盾运动及其逻辑体系,都不是先验地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脑之中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在社会历史中实践的人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科学抽象和概括。因此,我们说唯物史观是科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41页)由此可见,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不仅被确立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而对这个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甚至被恩格斯作为唯物史观的同义语来使用了。列宁也说过:“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384页)

唯物史观不是不面对人,只是不面对虚幻的、孤立的人,而面对真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因而是真正地面对人——一个科学规定了的客体。人作为科学客体的确立,人的客观必然性之揭示,很自然地就导致了对人们的活动规律的揭示,即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作为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证明。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的,是既包含着人的自觉能动性、又体现着客观规律性的。在唯物史观中,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完整的人,在唯物史观中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由于在考察历史主体的活动时,是从它的客观制约性入手的,是把人放在由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结合方式中进行研究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在把人作为一个科学规定的客体来考察时,认为他是这样的一个客体,他处处以主体的姿态出现,按照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目的,追求自由和幸福,他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追求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属于自然和社会的产物,因而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任何追求都必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放弃追求,他们的需要、意识和追求虽然具有受动性,但并不以受动性表现出来,而总是表现为某种主动姿态。人们是在对自己的受动性毫无顾忌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着历史的创造,同时造就着自己。

从客体化了的主体和主体性的客体两方面来看,人的完整性就真正被确立了起来,因而历史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人的创造性实践过程。唯物史观本来就是这样有机地包含着人的创造性与历史规律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曾经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最明确的表述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要“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在演出,是按照一定的剧情(作为规律、作为必然性)在演出,因而他们是主体,但却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者。同时,剧情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例如上帝或观念)为他们写成的,完全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他们是剧作者,因而历史又的确是他们之所为。这表明,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一个方面,而是全面地将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和受动的客体的统一来把握的,这样就得出了历史规律性与人的能动性的统一。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既当作价值主体,又当作科学客体,而且是主客体的统一来加以把握,所以唯物史观是科学性与价值观的统一。

通过上述证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不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论题。

二、现实的、实践的意义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现,就是我国人民智慧的新结晶,就是时代精神的新精华。

1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应运而生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而且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一种应运而生,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动员、指导作用。

“以人为本”,从哲学上说就是要以人为本位。在世界万千事物中,人是最为宝贵的,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当以人为本,将人放在本位。

人之所以能够为“本”,首先,人类能够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当作是属人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人类的。

其次,人类认为这个世界不但是属人的,而且是能够被人类改造和利用的,人类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可以变物为宝。

再次,人类改造任何事物都不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而都是有目的地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

第四,人类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人类智能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类改造世界的原动力是永恒的,是永无止境的,是永不枯竭的。

“以人为本”,从经济上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生产都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无论从什么时间来说,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建设,它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一叶障目,偏离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朴素的真理,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一切生产活动都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要注意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要对经济建设的结果进行价值评估:我们的各项建设是否真正地、全面地达到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是不是节约了资源和劳动力,是不是注意了保护生态,是不是污染了环境,是不是既满足了当前的需要又保持了可持续发展等等。

“以人为本”,从政治上说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本位,让人民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国的宪法、我们共产党的党章都是这样明确规定了的。

在政治文明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要注意解决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也就是在改革中要协调好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要注意普遍受益和共同富裕问题,防止扩大地区、贫富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要协调好群众间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防止出现新的社会对抗,等等。

“以人为本”,从伦理道德上说就是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一个人从他出生的那天起,就享有普遍的人权,这已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社会公认的一个原则,我国已先后加入21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就是证明。当然,人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的实现,并不是无条件、无限制、任意的,它必须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必须受到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一个社会要想获得和谐、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弘扬“以人为本”。无论是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政党、政府和所有拥有权力者,都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也无论是人与人之间,以至每个人对自身,都应把人当作人来对待。

2“以人为本”是对我国社会发展动力的深度开发

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发展动力的深度开发,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说:“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所以需要建立科学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所制定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适应这种客观的、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讲发展,自然也就会产生一个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这里就有一个对发展动力的研究、认识、把握和开发问题。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我们党的认识过程,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党的八大,面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新的现实,对这个问题,曾经作过创造性的论断。但是八大后不久,由于经验不足和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偏差,很快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原来的论断,而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误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更把“以阶段斗争为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大搞“停产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行全面专政”,等等,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粉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在清算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进行严肃的理论上的反思和拨乱反正,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段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十二大上,恢复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的正确论断,十二大以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都坚持了这一科学的论断。这一科学论断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其他一切判断和认识,而且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走过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以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还有一个怎样充分地开发这一动力系统,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坚持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认识的新飞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的深度开发。我国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果对之作一粗略的划分,又可分为动因、动能、动力三个子系统。现在,就让我们按动因开发、动能开发、动力开发三个层次,谈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动因开发   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全体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国人民从事劳动生产的根本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在一系列著作中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论证过人类从事劳动生产的动因和目的的一致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需要同人类劳动生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关系:需要推动人们去从事劳动生产,而劳动生产一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人们去从事新的劳动生产。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是享受的主体,人的需要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可分为:生产的需要与消费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与享受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个体的需要与整体的需要;目前的需要与长远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追求真的需要与追求善和美的需要;现实的需要与追求理想、献身事业的需要……所以,人的需要系统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发展的无止境性。需要与劳动生产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循环都使人类的需要与人类的劳动生产发展到更高的程度。在这里,需要表现为目的,是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内在动因,劳动生产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劳动生产又必然使人们产生新的需要,提出新的目的。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生产的结果同需要的满足发生了分离、分裂、矛盾以至对立,劳动者需要的满足,不但要从事劳动生产,而且还要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争得,需要的动因作用被扭曲了、变形了、掩盖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可以直接结合了,形成了劳动生产与取得报酬的直接联系和正比关系,所以需要恢复了它成为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动因—目的”的直接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根本之所在。我们党的八大以及十二大以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的认识正是建立在对这一规律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之上的。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组织的社会生产,要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列宁无论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还是胜利后,在制定党的纲领时,都作过明确的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前15年,1902年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党纲草案的意见》一文中说,这种社会生产“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6卷第218页,着重点是原有的)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一文中又指出,这种社会生产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718页)我国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所以能取得快速的发展,也都是由于充分地开发了这一动因作用。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一动因作用的进一步深度开发。以人为本,不是仅仅把人当作手段,而是更加重视把人当作目的。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出现的新的不平衡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了,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了、提高了,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一伟大成就,不仅中国人民亲身体验到了,而且引起了世界的惊叹和瞩目。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生产力原来极其落后,人口众多,底子很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不平衡,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了五个新的不平衡,这就是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也就是说,在多年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新的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等。党中央看到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和矛盾中,蕴藏着人民群众的巨大的物质文化需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13亿人口在党的富民政策下逐步地富裕起来,需求的旺盛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人类社会是在“不平衡—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不可能出现绝对的平衡,但是人类又在绝对的不平衡中追求相对的平衡。正因为有人的需要的不平衡,而人类又在不平衡中追求平衡,所以才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然而,这种追求有自发和自觉之分,我们党正是自觉地认识到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蕴藏着新的强大的动因,把这种动因开发出来,正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求的旺盛,大家都想尽快地发展,但发展又必须是有序的、有效的,盲目地上低水平重复的项目、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但不能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危害很大,所以必须实行必要、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正是为了解决新的不平衡、新的矛盾,实现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所以党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按照这一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继续发展城市的同时,要着力解决“三农”的发展问题;在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同时,要着力发展中、西部地区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统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还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必将开发出蕴藏着的巨大的动因作用,极大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

动能开发   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对人的动能的全面开发。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唯一能动的要素,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都是死的“物”,见物不见人,“以物为本”就没有活力,而人不仅具有客观的、内容无限丰富的需要,而且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只有以人为本,把人的潜能充分开发出来,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无限发展的生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审美能力、道德情操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无比丰富多彩和各种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等。我们现在着重从动能开发的角度,概括地讲如下四点:

首先,要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包含着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措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而人力资源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从数量上说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从质量上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将会使我国的人力资源成倍地增值,将会极大地开发出我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第二,要提高人的健康素质。人的健康状况,对于劳动者的动能的开发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健康的体魄,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能量,就无法充分地发挥。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民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也是生产力、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我国遭到SARS疫病的突然袭击,暴露了我国疾病控制、防治卫生体系的严重不足和脆弱,更加深化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以党中央把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更快发展卫生和体育事业,纳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中,是对动能开发的认识的新进展。

第三,要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的人,不但表现为崇高,而且表现为强大。人在劳动生产中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不仅仅决定于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更决定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党中央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它的深刻的道理就在于此。在人的动能的开发中,千万要注意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要促进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有人对思维方式中也存在能量,也可以产生能量,不太理解。我想举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对于我们来说耳熟能详,这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是不是能做到实事求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取得成果的大小、快慢、好坏,甚至成败,是可以产生大为不同的结果的。思维方式中的其他要求,例如辩证观、发展观、系统观等等,也都存在相同的情况。我们应当从过去那种唯书唯上而非务实的、一维的而非多维的、单向的而非双向反馈的、直线的而非批判性反思的、单层面的而非网络立体的、静态的而非动态随机的、守旧的而非新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所以,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对动能的开发是至为重要的。而思维方式属于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思维方式的树立,就成为动能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认识上的一次新的飞跃,其中就包含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物为本”等等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克服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是人的精神境界的进一步解放,必将开发出强大的动能。

动能也是一个系统,如果再细分,又可分为潜能、动能和效能,怎样实现从潜能到动能、效能的转化,形成现实的发展动力,关键是适宜的社会环境的条件,这就进入了我们下一节的论说领域。

动力开发   启动动因,增强动能,并使两者在实践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动力,这就需要建立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实现各种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这属于各种体制改革的任务。所以,党中央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提出了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要求和措施,这是开发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更深层次的要求。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在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和要求,例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五个统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按照“五个统筹”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才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还有它局限性的一面,都还需要有国家的宏观调控。“五个统筹”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宏观调控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二,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政治体制发展中,党中央强调地提出了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的执政理念;提出了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提出了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任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健全上层建筑,不断调整、完善国家政权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协调、公共服务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开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第三,继续推进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社会发展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完善等等。加快社会发展,就要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继续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也会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协调地发展。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继续推进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要求和措施,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协调地可持续地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获得进一步深度开发。

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看到,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具体事情做起,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十三亿个动力点形成合力,必将汇聚成为强大的动力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滚滚向前。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以人为本”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国内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今的人类面临着大量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类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课题;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问题;核子武器的发明和扩散,人类面临如何消除核战争毁灭性威胁问题;人类的脚步已经迈出地球,走向星际空间,如何和平利用宇宙空间已经成为人类思考的迫切问题;环境污染、生态保护已经超越狭隘的地域和国家的范围,成为全球关注和只有依靠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人工生殖技术的进步,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类怎样改进自身的问题也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艾滋病、SARS等传染病疫的出现和传播成为全人类关注的问题;还有人口问题、贫困问题、能源问题、毒品泛滥问题、国际反恐问题,等等。2004年10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医学协会发表的报告称,能够灭绝某一民族族群的基因武器,可能在五年内研制成功。报告的作者布拉德福德大学负责和平问题研究的马尔科姆?丹多说:“几乎每一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都会被用于邪恶目的。”“如果生命科学被滥用,人权、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安全将受到重大威胁。”作者还警告:由于生物技术“放荡不羁”的发展,生物武器的威胁超过了化学武器和核武器。英国医学协会还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要探索加强《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办法,并呼吁科学家要清醒地认识他们的尖端科研存在的潜在危险和责任。人类在外太空寻找生命现象也存在风险,如果探测器将其他星球的微生物带回地球,也许会击垮地球的“免疫系统”,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科学家们已向人类发出警告。总之,全球性的、全人类都应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以人为本”也是解决这些问题应当遵循的原则。最近读到汪子嵩教授的一篇文章,其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在“谈人色变”的年代,有位搞外交工作的同志对我们诉说,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时感到最为尴尬的是:当别国代表大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表示赞同,又实在无法站出来驳斥。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和指导原则,具有普世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这就使我们党、我国政府取得了同各国党、各国政府、世界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各国人民沟通、交流、协商、谈判的话语主动权和广阔的论说空间,也能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的外交官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尴尬了。

三、全球的、未来的展望

在全球化语境下论说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涌动。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现在人们议论纷纷。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非政府组织,由于资金、技术、劳动力、工厂企业在全球的流动、交换、合作,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和失业,强烈反对全球化,经常集会、游行、抗议;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于富国、工业化国家借着全球化浪潮搞扩张、掠夺和侵略,心存疑虑,甚至反对。

全球化,对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许多学者已从国际关系、世界贸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进行对策研究,取得大量可贵的成果。现在,党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就为我们将全球化问题提高到哲学层次的研究提供了哲学武器和工具。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这方面来说,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具有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更深远、更重大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当今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完全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160年前的这一预言。全球化正是生产力和世界性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结果,这就为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新契机。

面对这样的新契机,我们油然地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精彩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和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自由王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级,其中的一些理想境界在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无法完全做到,只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这一理想境界无疑不可遗忘,不能迷失方向。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段精彩的论述,有如下几点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第一,必然王国的必然性就在于人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由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就必然发展,生产力也必然随之发展;第二,自由王国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之上的,是以生产力和人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三,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仅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而且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原来作为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将听从人们自己的控制和支配;第四,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才最终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五,在人类成为自然的、社会的、自己本身的主人以后,人类在进行生产,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时候,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第六,自由王国的自由就在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几点,正是党中央所制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指向的发展理想、发展目标。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深远的理论价值也就在这里。正因为科学发展观具有这样重大的理论价值,而这种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四、结束语

“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哲学概念,哲学范畴,既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也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中的人。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生产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的“第一件事情”,是唯物史观所面对的“基本事实”,因而,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但是,“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令人遗憾的,曾经一度出现过“谈人色变”的可悲局面。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恢复了唯物史观的本来面貌,而且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对提出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千万不要低估了。现在,“谈人色变”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仍然有人对“以人为本”怀有无穷的忧虑,正如王锐生教授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所说:“‘以人为本’是一个很好的、很有用的原则。它的内容并不深奥,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倒是:我们是人,为何却拒绝‘以人为本’?”正是为了解疑释惑,我们不厌其详地引用、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原著文本,并诉诸实践,看到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后,在人民群众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我们是可以丢掉疑虑,轻装前进的,这里用得着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