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的起源

汉语汉字的起源——“语言先于文字”之误

本文穷语言文字之始，阐明汉语汉字的起源以及一些有关的基本概念，都希望读者认真质疑和推敲。笔者认为，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我国这一个世纪以来的语言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要么本文所述纯属杜撰，要么我国的语言学界要认真反思以往的所作所为。由于他们过分的躁动，几乎把语言学推向伪科学的边缘。他们糟蹋的几乎是几代学人。

本文所说的语言文字均指汉语汉字。

一、语言先于文字论的历史杜撰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言先于文字，有的人还把它演绎为语言产生了文字。去年，周有光先生为了证明语言先于文字，撰写了《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载《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1月总第62期）说古代我国农业化时期大概有一万年，前五千年人们只能够用语言来沟通信息，是人类的单信号时期；后五千年才产生文字，进入双信号时期。这是对语言和文字产生的时间作出的一种估计，也是文字起源于语言的推断。这种说法极不科学。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原始人类在语言和文字没有发明之前，就像现在的猩猩和猴子，都是使用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一起传递信息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正确地表达信息。要是说古人类连现在的猩猩和猴子都不如，能服人吗？

伍铁平先生认为 “根据人类学者的推测，人类大约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而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历史，距今才三千多年。无疑在汉字产生之前，汉语就存在着，当然汉语词义也就产生了。”（见《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263页，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7年1月）语文界两位大家，对语言产生时间的估计，相差竟如此之大。说明关于汉语汉字的产生，语言学家们所说的，不过都是个人的主观推断，没有可靠的凭据，即使是诸多基本观点都相同的语言学家，各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伍铁平的举例也有问题：他既然知道人类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那么依据是什么？没有文字，就没有记录，也就没有依据；如果有记录，那么依“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之说，几百万年前也就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了！怎么说没有呢？

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字，不是零星的逐个产生出来的文字。可想而知，文字是逐个产生、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文字从第一个产生开始，到甲骨文系统的形成，这个时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也许是几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没有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一下子就有了甲骨文这样的文字系统是不可能的。而语言呢？也应该说是从名词开始，逐个产生，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在甲骨文之前的语言已经是成系统了，文字一个也没有，伍铁平先生有根据吗？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雨立先生在《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中说语言“生产”了文字。(原话：“潘先生是说，先有汉字然后有汉语吗？世界上哪儿有“先有儿子，后有妈妈”的事情？不是咄咄怪事？见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栏)此文对语言先于文字之说，有更进一步发挥。这样的演绎，确实过于荒谬，越来越不像话了。语言是“妈妈”，文字是“儿子”的说法，把文字起源于结绳、图画之说，一脚踢翻了。在王凤阳教授的《汉字学》中，出示了一些岩画等例证，说明汉字的起源；雨立先生当然拿不出汉语妈妈生汉字儿子的“出生证明”。从老一代的周有光先生，到新一代的雨立先生，这些关于语言文字起源的论述，越说越离奇，使人们对这种被称为语言学的科学，不得不持以最大的怀疑。

我觉得，雨立先生的语言妈妈生出文字儿子的说法，是他把从老师那里接受来的“知识”加上自己的想像，进一步地发挥。他不知道这一发挥，却使得“语言先于文字”之说露出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破绽。如按此说，中国人早就有了拼音文字，何必要你们这几代学者拼命搞拼音化呢？何以此说？语言是妈妈，根据语言记录的需要产生的文字，就只能是记音文字，即拼音文字，怎么会是表意的汉字呢？

王凤阳教授的《汉字学》，虽然证明了文字不是语言生出来的，但他也同样赞同语言先于文字论的。他说：“文字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社会需要的产物”。（《汉字学》第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此说也是不恰当的。我认为，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上古人类都是在生活中逐个约定，最后才形成系统的，决不可能是在“特定阶段”把整个系统一下子端出来。这与他自己说的起源于图画，也是有矛盾的。

唐兰先生比较详细论述图画产生文字的原因和原理，分析文字与声音结合后，汉字造字系统形成的道理。不过，其中仍然夹杂着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他说：“……仅仅几个实名，当然是不够代表语言的。因为实名在文字里虽然是最先发生，而在语言里却是最迟，所以当象形文字发展的时候，“实名”以外的语言早已丰富，而且完备。这大部分的语言，不是象形文字所能代表的。但这时人们的智慧发展得很迅速，所以不知不觉地产生出三种方法。”（按：即象形、象意、形声三法。见《古文字学导论》第84页）。唐兰先生说“象形、象意、形声”三法造出汉字来的，不是“记录语言”产生汉字的。其中又说这些最早产生的象形文字与声音结合后就成了“实名”，但“不够代表语言”，“实名以外的语言早已丰富，而且完备，”也是语言先于文字的讲法。其实，这个讲法，是违背语言的约定俗成的原理的。语言和文字一样，必须一个一个（词）约定。一个实名，也就是一个词。

最近，牟作武先生有了比较新的说法。他说：“人们在共同的劳动、渔猎和与异族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了语言。先是相互呼叫、应诺、表示赞同、反对或愤怒、喜悦等，后来进而产生了各种事物的名称。如‘虎’、‘鸭’、‘蛇’等，利用这些动物的叫声来认定他们的命名，直到动词的产生便有了最初的语言。不过古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极其简单的，很难表达细腻的感情和复杂的信息。他们还用手语（比划）、图示、标招、徽记、图腾等语言以外的手段表达意图，展示意义，传递各种信息。”“与语言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手语、图示、标招、徽记、图腾等都带有最早文字的萌芽和直观功能。”（《中国古文字的起源》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牟先生认为，人们用模仿动物的叫声，然后就有了名词的出现。所以，“牛、狗、猫”的读音，似乎都与动物的叫声有关。但是，仍然有很多名词，没办法用叫声来解释的。

二、语言的界定

雨立先生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有语言不一定有文字，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只有‘语言中有而文字中没有’的现象，而不存在‘文字中有而语言中没有’的现象；文字对应于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文字的教学建立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文字的教学对应于语言的教学。这些都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几乎被所有人所接受。”我相信雨立先生的这些高论，在语言学界确实很流行，也确实被许多人当作“常识”接受。问题在于人们忽略了这里的概念被偷换了——声音=语言。比如说在远古，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有了语言？那时的人们使用的是互相听不懂的声音，不是语言。语言是人们利用声音的不断变化，系统地传递信息的东西。而声音，只是人们用听觉接收的音响。上古时代人们利用声音作为信号引起对方注意，可以达到某种传递信息的目的。这也不能称为语言。那只是一种载有模糊信息的听觉信号。在人类还没有语言的那个时代，人们用声音来传递信息，或表示情感，就像现在的许多群居动物。“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此说是以会不会语言，来划分人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我们不能把现在那些群居动物使用声音来沟通信息的行为称为语言，否则，人与其他动物就很难区分了。

然而，现在许多动物行为的研究者都认为动物也有它们的语言，有的甚至说连植物也有语言，该怎么说？这样，我们就得给人类的语言加以界定。动物的语言只能表达某些简单的情感，例如求爱的信息，或惊恐时的喊叫；而人类则能使用语言系统地传递任何信息。人类在动物界，论气力，论速度，都远不如某些动物，却能够战胜它们，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拥有了能系统地传递信息的语言。语言使人类把个体的力量，转化凝集为群体的力量。这就是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远古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拥有了口头语言系统？当然不是。那时的人类与其他动物基本无异。但是，却能利用声音和其他动作沟通信息而互相帮助。现在我们还要把“语言先于文字”这句话里的“语言”加以界定。因为，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一切语言系统，例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哑语、旗语、体语……等等，或连动物、植物等沟通信息的某些行为。“语言先于文字”者所说的“语言”，则是单指口头语言。我们也应该给口头语言来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声音的变化来传递信息的系统。

三、“语言先于文字”的逻辑错误

上一节已经介绍过“语言先于文字”的论证，听起来确实有点像“人人皆知的常识”。不过我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发觉这些“常识”，里面竟然有中小学生都可以区分的逻辑错误。例如：

（一）“有……没有”能证明“先……后”、“第一性、第二性””吗？当然不能。“有”与“没有”是空间的问题，“先”与“后”是时间的问题；“第一性”与“第二性”则属于孰轻孰重的问题。例如说：甲地产A，乙地产B，甲地的人说：“我这里有A没有B，所以我认为先有A后有B；A是第一性的，B是第二性的。”这道理能成立吗？这种不能等同而论的东西摆在一起，被当作“常识”普遍传播，该是一种什么现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追究其原因，无非是说语言比文字重要。我们在前面说过，没有语言，人类就不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语言当然重要；没有文字，人类就记录不了历史的信息，就没有文化的积累，就推进不了文明，文字不是也很重要吗？至于它们孰轻孰重，不应该进行比较。勉强进行比较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字改革成“汉语拼音文字”。

（二）“语言中有，文字中没有……”只能说明语言与文字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口头语言是“以声音的变化，传递信息的系统。”它们各自有自己使用的基本单元，不可视为一体。既然“语言中有，文字中没有”，那么正说明文字记录不了语言，怎么可用来证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呢？即使“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那也不能说明“语言先于文字”，而只能说明文字与语言是一起产生的——有了语言，就有了文字；人们便用文字记录了语言，于是就积累了文化；没有文字记录，语言便不能留传，人类就不知道历史的面貌了。

以上两点，原本是经不起推敲的，却为什么会被某些语言学家当作“语言先于文字”的证明而到处传颂。这就好比真假孙悟空，确确实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打得天翻地覆，只能到西天请如来辨别。我们请的如来就是逻辑学：凡是从逻辑说不通的，一定不是真科学。

（三）“存在着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现象”的意思是说，有的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如果他们今后产生出文字，就可以证明语言先于文字了。

我认为，这个道理也不能成立。现在还有一些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能否证明汉语就先于汉字？当然不能！这只能说明各民族的语言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并不能证明汉语先于汉字。因为，“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现象”，讲的是另一种“没有”文字民族的语言，它怎么可以证明汉语先于汉字？我认为，即使有人拿出真凭实据说某民族的语言确实先于他们的文字，也同样不能证明汉语就一定先于汉字。这就好比甲穿了红衣服，不能证明乙也是穿红衣服的一样。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产生发展有它自己的时空条件。不同的时空条件，就会发生不同的社会或自然现象。

（四）“人人皆知的常识”并不等同于真理，而是有其不正常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眼见目睹反胡风、反右、文革这些运动，，不仅“人人皆知”，也“被所有人接受”，然而结果还不是统统错了？反过来说，搞学术研究的一些新创意、新思想，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只有个别人接受，那是不是就错了？把“人人皆知”当做真科学，是权力等同真理的学术翻版。据，有位博导，为了阻止一篇与他他观点不同的文章发表，竟然给某刊物写恐吓信，要他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为自己招致更多的麻烦”。他说：“否则的话，‘贵刊的名字将会在政府的高级刊物上出现’”。（见江枫：《流毒犹在，岂可打住》，载于1995年第4期《汉字文化》）位至博导，应该是一位富有知识，很懂道理的人，竟然也崇信权力可以决定学术的是非，实在不可思议！再如伍铁平在《语言与文化评论集》中，我多次看到把《汉字文化》标明为民办刊物意思在暗示，民办刊物没有权力做背景，不能相信。

把权力当做真理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历史上采用科举制度，有文化的做了官，都要把皇帝老子的话，当成绝对真理。皇帝做对的是“天子圣明”，皇帝做错了的还是“天子圣明”，否则就要罢官掉脑袋。现代社会没有了皇帝，这种传统就改头换面。把“人人皆知”的“常识”当真理，把“政府高级刊物”当真理，就是这种传统的翻版。

在语言学的常识中出现这么多的逻辑性错误，是因为这个学界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汉语汉字的起源，而死搬硬套西方的语言学。既然这是一块空白，笔者也就尝试着来填补。

四、语言与文字的成因和原理

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沟通信息的工具。

人类在一起不能不传递信息，否则就成不了社会。人类社会无不依赖于信息的沟通而存在，依赖于信息的积累而发展的。语言只能沟通信息，有了文字才能积累信息。文字积累了信息，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因此，说人类因为有了文字才有文明并不为过。

语言是人类利用发声器官和听觉构成的传递与接收信息系统的一种工具；文字则是人类利用善于表达事物的手势和视觉来传递和记录信息系统另一种工具。语言与文字两种工具的差别在于信号会因发送而立即消失，符号却能永久留存，并一代又一代地积累起来。因此，文字记录语言的目的，是把立即消失的信号——口头语言，转换为能延时的符号——书面语言，使之不受时空为限制。

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就书面语言来说，没有文字哪里会有书面语言呢？应该说是文字产生了书面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产生了文字。撇开书面语言不谈，专讲口头语言。没有嘴巴、声带，当然也就没有口头语言了。语言的起源应该是人们有一张会发出声音的嘴巴。只要是人，就会有嘴巴；只要有嘴巴，就会发出声音。我想，我国的语言学家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把声音当作语言了。我们承认声音先于文字，而不承认语言先于文字。当人类还相当于动物的那个阶段，用嘴巴发声音早就能了，当然那时确实还没有文字的。

有先前会说话的，后因某种原因耳朵聋了，嘴巴虽然仍能发音，但已经不是语言了，不能系统地表达信息了。这说明语言的发源地是人类能发出声音的嘴巴和能听得到声音的耳朵。一个人发出声音，另一个人用耳朵来接收它。这叫做传递信息。语言和文字起源于人类传递信息的需要。文字是用手写出来，再用眼睛接收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了语言和文字。有了语言和文字，人们之间就可以处理共同生活的相互关系。

远古人类在一起过狩猎生活，没有语言和文字，但需要相互支持。例如遇到一个人或几个人不能捕捉的大野兽，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围捕，人们就用嘴巴发出声音召集大家一起干。如果单用声音，表达的信息必然很不明确，必须加用手势来配合，于是，这种以手势和声音相辅助的早期信号就产生了。声音和手势所比画的是所需表达信息的某些具体形象或需求。后来人们发现手势可以用图画留置，不会再在发送信息后而消失，因而突破了时空的障碍使信息得到保存。人们就利用图画传递延时的信息。再后来人们又发现某些图画简化后能表示某种简单的信息，而且可以使用简单的声音代替，就形成了最早的语音。在语言学上，这些语音就是最早的名词。用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简单的图画，是一种表达信息和储存信息的符号，是最早期的文字。这些文字的读音，就是字音。人们又觉得用声音表达信息方便，但用符号表达信息久远，人们既需要迅速传递信息，语音就逐步发展成为语言系统；人们也需要久远地留存信息，符号才发展为文字系统。

我相信文字起源于图画比较科学。图画当然不会起源于语言,而是理所当然地起源于早期的视觉信号。人，生有眼睛和耳朵。人们利用眼睛接收视觉信号，利用耳朵接收听觉信号。它们一起配合，做信息的接收工作，怎么可以分先后呢？

毕可生先生说：“文字起源于图画和符号，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图画和符号自然不是表达声音，它与声音一样地直接表达一种观念、思维和信息。”“文字从它产生时起就源于两种目的不同的社会需要。文字把人的观念、思维和信息传至于‘声音所及范围外’的领域，亦即向远方递送和日后的未来留传。”“语言所使用的器官是嘴和耳；文字图画所使用的器官是眼和手，或者说语言使用的是听觉系统，文字使用的是视觉系统。它们就像两套互不从属的人脑窗口，用现在电脑的术语说就叫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见毕可生《走出西方语言学的误区》，载1995年第6期《东方文化》）

综上所述，归纳如下：

（一）语言与文字的产生，出于人类相互传递信息的需要。

（二）发音器官和耳朵、手和眼睛，都是属于人体自身发送和接收信息的系统，文字和语言，则是作为运载信息的工具。两种工具相互配合，实现信息的发送和接收，讲谁先谁后毫无意义。

（三）语言始源于早期的听觉信号；语言形成的过程必须有语音的积累这个阶段。

（四）文字始源于早期的视觉信号；文字形成的过程必须有图画，并简化为简单的象形符号这个阶段。

（五）文字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两种不同事物的发展；文字与语言的确立，是两种不同事物、不同发展的最终结果，因此它们不具有可比性。既不能比谁先谁后，也不能比孰重孰轻。

正像黄亚平等先生所说的：“从历时发生的角度看，汉字产生于原始视觉象征符号系统不是脱胎于汉语，汉字形体符号系统的演变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路线；从共时的关系角度看，汉字与汉语不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而是相互指涉、相互影响。“汉字投射原则”反映了汉字超然于汉语，并对汉语施加强大的影响的一面。这一点是现代汉字学所回避的。”（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现代汉字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要回避汉字对汉语的“相互指涉、相互影响”？

五、语音的形成

有人说100万年前人类的发声器官已经完善，可以证明人类已经有了语言，这个讲法也是错误的。发声器官的完善，发出的只是声音，不是语言；如果是有意识地发音，也只能是夹带模糊信息的信号，不是语言。现在有的成人，已经学会语言，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耳朵聋了，发音器官也还是完善的，但他却渐渐地变成只能发单音节的语音了。所以，以发音器官的完善，来证明语言的产生和存在是不足为据的。由此也可联想到：只有发音器官，没有听觉器官，口头语言是不能完善的。所以，语言是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共同操纵完成的。

现在某些动物模仿人类说话，只能讲一些单音节的语言；有的哑巴学习语言，也只能发一些简单的音节。这与上古人类使用简单象形符号，并发出单音节的语音的情况有些相似。可以想得到，古人类在语言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即语音阶段，发音一定是很简单的。之所以称为“语音阶段”，因为那还是未成系统的、不完善的语言，不能完整地表达信息。随着历史的发展，语音慢慢积累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语言系统。

原始人类由本能反应发出声音来传递信息的称为早期听觉信号（暂定）；原始人类用手势表示和传递某种信息称为早期视觉信号（暂定）。原始人类就是一起合用这两种不很完善的信号来服务的。信号瞬息即逝，是无法约定的。

用早期的听觉信号传递信息，模糊难辩，因为它没有经过约定，因此必须和早期的视觉信号一起完成信息的传递；用语言传递信息就比较明确，因为它是已经约定了的。约定就是发出信号的一方与接收信号的一方，都知道信号的含义。

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新旧石器时代。使咿咿呀呀的不能区别的声音，变成复杂可辨的语言，首先要有一个可辨期，即语音积累期。这个可辨期，就是名词积累的时期。对文字学来说，就是实名的出现和积累。

古人类把表达简单信息的听觉信号，发展成比较复杂的语音，必然要经过留置，即不受时空的限制才能约定。没有延时的客观物体为条件，信号得不到留置，而无法被众多的人群所约定。无意义的声音不经约定，就不能被利用而确立为语音。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各自约定的不同。例如“狗”，在汉语中叫做“gou”，而在英语中，则叫做“dog”。

简单的声音，发展为复杂的语言，必然要经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语言从具体的名词开始，后来才发展为抽象的动词、形容词等。所有的认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语言学家忽略了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道理，就是不管语言或文字，都必须约定方可以使用。没有约定的语言，对于一个听不懂的人来说，无异于胡乱叫唤的声音，不是语言。原始人把简单的、无法分清的声音，约定为可区别的名词，并能够被比较多的人群所认定，不仅仅依凭某些动物吼叫的声音，而且还必须有不受时空条件所限制的、更方便的、可以依附的东西。这就是实名。

本节所述，总结如下：

（一）声音是不带任何信息的自然音响。

（二）语音是指经约定后带有信息的声音。约定是声音转变为语音的根本条件。

（三）约定的意思是指发出信号的一方与接收信号的一方都知道信号中的含义。

（四）语言是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共同操纵的产物。

（六）语言是语音的积累而成的。

六、语言与文字的相互发展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系统形成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文字学是研究文字产生、发展，以及其系统形成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两门学科首先应该研究的就是它的产生的始源。如果连始源都交代不清楚，就没有资格称之为“学”。我们的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学，一肚子的汉字落后论，见西方的语言学中只有单词这个概念，就忽略了汉语中有语音这个特殊现象。在《现汉》中，将“语音”解释为“语言的声音”，实在太次，与没有解释完全一样。

作为听觉信号的声音必须依附于视觉符号（或实物）才能“固化（留置）”，才能约定变成语音而形成为语言的基本单元。当“实名”出现后，人们赋予“实名”确定的音，对口语来说，它是语音；对文字来说，它是字音。于是，早期听觉信号变成语音；早期的视觉信号不仅转化为文字符号，并作为文字系统的最先出现的基本单元，自然也就连带着有了字音。我们根据上节所述，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发展程式：

以上这个图式展现了语言与文字共同发展的相互关系。“实名”出现后，字音、语音就一起出现了。这就使得语言和文字在这里纽成了一个很难截然分开的结。我们上面这个程式里的“实名”，不是专指符号，也可以当作“实物”，即能延时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图式中表明：语音与文字，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关系。

当作为听觉信号借用依附实名产生名词的语音后，又被利用作动词或形容词，就能明确地表达信息，而迅速“繁殖”成口头语言系统。现在我们学习的古文中，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虚虚、实实”的记录，就可以证明。作为视觉信号转化的实名，也会利用语言的发展，借用语言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壮大自己，同时“分立门户”，另成一套书面语言系统。这种借用语音的方法就是汉字造字法中的假借法。

上古社会要记录的信息逐渐增多，象形文字不够使用了，汉民族就用象意法（会意、指事）创造新的文字，到用上形声法后，任何新信息才都可以很快地造出新文字来，信息的记录就不怕了。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不一样，他们的自然环境可能使他们的信息急剧增多，造字法却跟不上，就利用先前创造出来的视觉符号作音符，把字母创造出来，因而产生了拼音文字。还没有字母的民族，就引进字母创造自己的拼音文字。

用拼音的文字记录语言以表达信息，词汇多了起来，区别只能依靠增加音节，所以他们的语言就变成了多音节的语言；中国人有了形声造字法后，能随着信息传递的增多，可随意创造新的文字。后来词汇从单音词发展为多音词，中国人又利用单音节的字（词），拼合成多音词。即使产生了一些同音词，也可用视觉来区别，一点也不影响使用。中国人就不再引进读音字母，或创造读音字母来改换汉字。

各民族都是根据本民族表达或传递信息的需要，而创造适合的词汇和文字，决不可能去创造用不到的词汇和文字。有位孔宪中教授，说汉字所组成的词汇少，不够用，（见《让汉语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10月）道理在于汉字落后，甚至骂汉字是毒癌，实在有意思。孔先生在国外当教授，用的外国词汇，翻译不成中国的词汇，就说中国的词汇少。用惯了国外的词汇，你自己翻译不了，就应该请别人翻译，不应该自以为是，以为得了一个科学的发现似的。国外的文学巨著或科学巨著，都能翻译成中文，没有一个翻译家说翻不成。到孔先生手头就翻不成了，能怪汉字吗？汉字适合给十几亿的中国人表达自己的信息，到孔先生那里表达不了，能怪谁呢？

本节所述，归纳如下：

（一）实名的出现，使瞬时即逝的信号有了延时的条件而得到约定。

（二）实名是语音与字音难能区别的纽结。

（三）文字与语言是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

七、语音、字音、读音的混淆

有的语言学家否认汉字能直接表示意义。

雨立先生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上述高论之后，又在上海语文学会的网站上重新发表并加上如下语句：“潘先生说，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至少是对汉字来说是这样。他说，‘汉字是超语言的，可以直接表示意义’。他的话有很大程序上的欺骗性。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超语言的’，后半句话‘可以直接表示意义’，倒可批驳一下。如果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意义，那么从理论上应该有这样一种文字：（1）它没有读音，或没有固定的读音，但是可以准确地传递意义……我们想问潘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用很高的IQ）：你学汉字的时候是怎么学的？是不是老师指着一个汉字，念出读音，你跟着念？然后老师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比如学习“人”这个字，你的老师读不读“人”（ren阳平）？你是不是跟着这样读？老师是不是告诉你，这就是“大人”、“小人”的“人”？那么“人”、“大人”、“小人”是不是语言单位？“人”这个符号指的难道不是这些语言单位？”我想，提这个问题的先生，确实没有很高的IQ。不过这不怪雨立先生，因为，语言学家们在课堂里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说雨立先生没有很高的IQ，是因为他在学舌，缺乏创见。

文字能直接表示意义是不是必须“没有读音，或没有固定的读音”？

文字有三相，即形、音、义三相。没有了音，剩下形、义二相，还是能传递信息。就好比哑巴只要有眼睛看信，同样能看得懂。语言（口头语言）没有形相，只有音、义二相，有耳朵的人也都能听得懂；聋子就听不懂了。雨立先生这话，还把读音与语言等同混淆了。文字的读音不等于语言。我查《现汉》，解释是念法，也没有说读音等于语言。我虽然不赞同这样的解释，但在这里引用，是为了证明雨立先生的错误，不是说《现汉》解释的正确。温州人用温州话，福建人用闽南话，广东人用粤语，都可以读汉字写的文章，这难道不是说明汉字没有固定的读音？全国各种不同语音的人，不能用语音沟通信息，却可以互相用汉字沟通信息（意义），这不是证明可以直接表示意义吗？这也说明汉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如果有人硬说是，那请问汉字是记录什么语音的符号？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固定语音，唯汉字不是。离开语音，语言就不能成为其语言。如果有人认为有，那么请说明哪一种语言是没有固定语音的？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的音叫做字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的音就是语音；字音和语音的动态形式称之为读音。我国的语言学界却没有把它们解释清楚，才导致雨立先生把读音、字音、语音统统都当作语言，以此否认汉字能直接表示意义，并把它作为语言学常识搬上了《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栏。最近，翻译家江枫先生特意对照索绪尔谈“文字系统”的相关段落予以重译。索绪尔说：“只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表意系统，每一个词各由单独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与该词本身的声音无关。每一个书面符号都代表一个完整的词，因而，也就代表那个词所表达的观念。表意文字系统的经典范例，就是汉字。……”看来，连索绪尔也不否认汉字能直接表示意义。我想，还是再请看一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269页“文字”条：“文字  人类用来交际的可见符号系统。……1.早期阶段：用单个图形或若干个图形的组合记事，图形本身能表明意义，无须跟语言成份对应。各种类型文字的雏形均属这一表意符号阶段。2.晚期阶段：不管是图形文字或线体文字的书写符号，都成为口头语言符号（词、音节、单音）的视觉替代形式。这叫表音符号阶段，包括充分发展的文字。”上面指的当然是表音文字。这里已经讲清楚了，即任何文字的早期阶段，都起源于图画，而不起源于语言。汉字是从图形直接演变过来的，也能直接表示意义。

语言、读音、语音、字音，是语言学中的最基本的概念，照道理都应该是语言学者的基本功，不应该出这样的纰漏。但我认为这不是雨立先生之过，而是我国语言学的不成熟之过。

文字起源于图画。一幅画相当于一连串的信息，但其中一些简单的图形，后来再演变为单音的字，也就是唐兰先生说的“名”。“名”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就是由象形造字法造出来的字。声音与“名”结合，称为字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则称为语音。读音则是字音的动态形式。教师在教室里教学生认字，要一个一个读给学生听，使学生学会这些字，就是使用读音，而不是使用语言。

八、分清几个概念

归根结底，我认为我国的语言学有一个大漏洞，就是基本概念不清。我们就上面的分歧，要把语言、口头语言、语音、字音、读音、声音、书面语言、文字，这八个概念弄清楚。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语言：（1）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2）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

口头语言：（1）谈话时使用的语言；（2）毁谤的话。

语音：语言的声音，就是人说话的声音。

声音：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

书面语言：用文字写出来的语言。

字音：字的读音。

读音：（字的）念法。

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等，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文、英文等文章（多指形式方面）。

我认为，《现汉》的解释，支离破碎，其根本原因是汉语言学还不能成为一门完善的学科。例如对“文字”的解释，把汉字与拉丁字母并列。我记得周有光先生在《当代文字改革》一书中的序言里，说“字母不是文字”。既然字母不是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文字”这个条目之下？为什么会与汉字并列？再如对“声音”的解释：“声波对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实在不像话。“听觉所产生的印象”怎么会是“声音”？“听觉所产生的印象”，是指人的耳朵接收到声音以后“所产生的”，是有别于声音的另一事物。例如我听到娇美的声音，会产生美好的感觉；听到粗暴的声音，会产生避之唯恐不及的感觉……。这种听到声音后产生的印象不是声音，而是接收者的心理反应。这些由语言学家作出解释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如此不合情理、漏洞百出，就可以证明笔者以上所讲到的、我国的语言学离完善还有很多差距。笔者认为以上所列的几个基本概念，具有内在的联系，自成系统。

语言：广义的是指传递信息的各种系统。狭义的是指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以语音为基本单元，组成的传递信息的系统；能以语音系统地传递信息的，称为口头语言。

语音：组成口头语言的基本单元。

声音：以声波构成，由听觉接收的音响。

书面语言：由文字组成的传递信息的系统。

字音：文字读音的静态形式。

读音：字音的动态形式。

文字：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组成书面语言的基本单元。

既然我们把所有传递信息的东西都称为语言，例如把手势称为哑语，把体势称为体语，把思维也称为语言，那么，就应该把语言定义为传递信息的各种系统。其他不同的概念，就按照这些定义类推。

九、端正学术态度，重新讨论文字的定义

上面这段文章对语言的定义包括文字的定义，是根据语言学家们所说的归纳的。但仍然还有些学者不赞同，我认为应该在一个开放的学术场地自由地讨论。我国的语言学家们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我不反对这么说。但是，我反对他们把这种说法当作“人人皆知的常识”的非学术的态度。

什么是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呢？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和阐明他的观察的结果，并作出结论。只要这个结论能解释清楚，能自圆其说。但是，我国的语言学家动不动就拿“语言学常识错误”压人，根本不考虑这种所谓的“常识”有无错误。他们所持的态度和这种霸道言论，在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和文化论文集》中表现特别充分，其中说别人“语言常识性错误”竟达数十次之多。其实，一本书或一篇上万字的文章，找出一些错字、漏字、病句，谁能说自己没有？许多评论文章，没有认真评论主题、内容、概念，而专门在“语言学常识”上找茬儿，这是一大特色。甚至认为与别人的争论是什么“真理与谬误”之争。（原文：“我们同这两个人的争论根本不像云林所说的是什么‘百家争鸣’，是由于‘持不同学术观点’引起的‘学术争论’，而是真理和谬误之争，是维护语言学和词典学所公认的基本原理和常识，还是违背这些原理和常识的原则分歧。”载《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368页）我认为，伍铁平的语言学常识，有着许多根本性的错误，因此，不能代表真理。

语言学家把拼音文字的定义移植到我国，不加任何修正，就用到汉字头上，实在太不合适。索绪尔说：“对汉人来说，表义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表义字”的意思就是说“字”是“表义”的，不是记录语言的。我认为，文字是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这个定义，不仅可用于汉字，也可用于拼音文字。

我认为在文字的定义里引进“信息”这个概念后，就可以再引进“软件”和“硬件”这两个概念。文字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性质相当于“软件”，它必须依凭“硬件”才能发挥作用。所谓“硬件”，就是纸、笔、印刷机械等。返观古代的中国人，用刻刀在竹片上刻字，使用的是篆书；后来有了纸张和毛笔，篆书就被隶书取代。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宋体字就发展起来。历史的经验证明：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的“硬件”变革，必然引来“软件”的变革。计算机的出现，是“硬件”的变革。它不仅能够取代纸、笔、墨，还能够取代印刷机；汉字编码把整字拆分为部件，就是“软件”变革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不如说“文字是传递和记录信息的书面符号”更为妥帖。

社会的发展无不与信息传输的速度有关。“信息”，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按上面的解释，我们理解：信息就是知识，是还没有知道的知识。知识的动态叫做信息，信息的静态叫做知识。用书面符号传送（即传递）的是信息（动态知识），不是语言；用书面符号记录的是知识（静态信息），不是语言。其中的语言是作为运载的工具用的。这当然是从信息应用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绝对真理。反过来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讲“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也没有什么大错。所谓的“没有大错”，是指它必须局限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行不通了。现在错的是我国的语言学家的一种态度，即把它当作唯一的解释，唯一的真理。我发现我国语言学家的研究，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广时空观。笔者已发表的《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与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可为参考。有兴趣者，请阅《现代教育理论研究》（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编，香港联合科技出版社，2002年9月）。

文字虽分形、音、义三个方面，但是，它们不是并列的。以“记录语言”的理念理解，字形的效用是表达字音的。即字形是外壳，字音是内核了。我认为，既然“字”是“表义”的，“表”即记录、交换、传递，“义”即是信息。义当然是字的内核（核心、本质）；形和音是表达义的，自然都是字的外壳。汉字以其字形传递信息，亦即以字形“表义”。

十、结束语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是为传递信息的目的服务的。只要它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人们就不会再花费脑筋去创造不需要的文字和语言。我认为汉语言的单音节性不能改变是因为受汉字的单音节的影响。现代人使用的都是多音节的词汇，中国人则使用单音节的字来拼合多音节的词汇。这是因为古代我们的语言还处于单音词的阶段时，汉字的造字（词）系统已经完善了，人们就不需要在多音词到来后再创造新的多音节词，而是用单音节的字拼造出新的多音词词汇。汉语的单音节性之所以无法改变，皆是因为汉字的造字法是一个完善的造字（词）系统。这样的造字（词）法完善无比，汉民族才不会废弃汉字而采用拼音文字。汉字的造字造词系统不需要用改变音节或增加音节的方法创造新字或新词，因此，汉字才不会变成拼音文字。

《汉字文化》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统计：“在次常用字及常用字中，字数与音节之间的比值明显递减。如按累计使用频率97.54%，96.18%，90.06%，74.17%，40.03%，统计3500，2500,  1200，500，100个汉字，其字数与音节之比（字数／音节）依次为8.93，6.49．4.90，3.155，2..15，1.15。上述比值与统计字数的相关曲线呈现为近于直线下降。……反之当统计到8000字时，字数与音节数之比则达到19.23。以后因汉字音节总数不再增加，故字数增加与同音节比值必呈正比上升趋势。”（《试论文字高于语言》载《汉字文化》1991年第一期13～17页）这说明口语的音在常用字区还可以区别，但人类思维发展越来越复杂后，语音的表达性能就不行了：同音字多起来了。汉字可以用字形进行区别，比之西方用拉长音节，或使用复杂的语法增加区别度方便得多了。这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有局限（只能在拼音文字中使用），并由此引伸出来的教义就更有问题。

毕可生先生来信说得对：“没有文字的语言是简单而不带复杂思想的。我从根本上就不同意用‘语言’二字概括人类一切信息和思维表述的符号。大百科所有能成“学”的各卷均以‘学’为名，而‘语言学’，该卷只能以《语言文字卷》标名。这次通用语文法也始终不提‘语言’，或以‘语言’总括语言和文字。而明确使用‘语言和文字’或简称‘语文’。所以，我认为对‘语言’和‘文字’的名词界定，只能以中国传统解释或西方的传统解释为依据，而不宜使用西方‘语言学’兴起之后对‘语言’那个大而无当，称霸信息领域的解释。应该说，‘语言就是人类社会的声听信息符号（笔者认为此处要改为信号系统，书面语言才可说是符号）’；‘文字是人类社会的视觉书面信息符号’。”毕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分部副主编，他正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字的。我觉得他的意见也不失为一种可参考的意见。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语言的应用对象是社会，没有社会应用，也就没有语言。语言学要成为科学，就应该有个多视角，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这样的视角。

我在上面给语言学家们讲的这些意见 ，只是给流行在语言学界的讲法一个堵漏补缺建议，不是完全的赞同或参与。我的意思是，你们要想搞一门“学”，你们的系统不能支离破碎，总得自圆其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搞成一个完整的样子，能不能成为“学”，疑问还很多，就搞唯我科学了，就联名大反“伪科学”，于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

后记

1999年第四期的《汉字文化》发表了我的《〈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一文后，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在语言文字栏发表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雨立先生的批驳文章，题名为《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阅后，使我觉得我国的语文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许多错误的东西当作常识来宣传，来普及。

我是汉字编码基础理论的研究者。我认为所谓汉字编码，汉字是主体，编码是客体。因此，它的研究应属于语文界。但我觉得语文界并不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又把持着这些研究，讲了许多外行话。这使我对这个“界”不得不产生一些不满。于是我又开始研究汉字、汉字改革、汉字文化和汉字文化人。基于这些研究，使我有了很多的新的想法。我本早就想写汉字的起源，但为个人水平所限，无从起笔。刚巧雨立先生给了我一个引头，才引出了这篇文章。因此，我认为争鸣确实是件好事。现在有一些人害怕争鸣，不敢刊登学术争论的文章，看到不同意见，就一哄而起，打算扼而杀之。这对学术发展毫无好处。2001年11月的《书屋》的《书屋絮语》中有几句说得很好：“杂志向来鼓励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文章既可同时亮相，又可先后登场。此种争鸣，非但有助于究明学理，抑且能增加文坛掌故，何乐而不为？”“学术争鸣出于‘不得不争’。换句话说，争鸣要围绕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而展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可不必理会了；且动笔之前，也最好将他人的作品在心中反复沉淀几次，以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将创造性见解当作昏言乱语来批判，这种事情在文坛上发生过不少，说来不免痛心。在学术史上，人们倾向于把强使他人接受自己观点当作再好不过的事情，只有通过长期的博奕才能使各方相对妥协下来，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好处。因此，平等的发表意见便格外重要。”我国拉拼派控制的语文学术杂志，应该学习《书屋》杂志的这种气度。当此之时，只有通过争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汉语言学。1957年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上那些是不是就给人扣“反对文字改革”帽子的学阀式作风，时时显现于现在的一些语文学术文章中。虽然其语气和方法都已经缓和得多了，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客观环境的原因，非为主观变化。过去那种传统的思想方法，仍然在这些文章中闪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毁。

雨立先生在上海语文学会网站中写道：“有句话说，一个白痴提出的问题，一百个哲学家也回答不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小学生和教授对话，肯定能把教授给噎住了。”上海语文学会网站出现这样的学术文章，也算是语文研究？学术荣誉和尊严哪里去了？这样的语言就不是学术切磋，而是“骂街”。上海语文学会对这样的文章不加制止，实际是把自己的脸面丢光，是谓之斯文扫地了。

我并不反对西方的语言学。只是我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到我国来，要变为我们自己的汉语言学，引进者不应死搬硬套。西方使用的是拼音文字，而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西方的书面语言由单词构成，而我们的书面语言由单字构成。就符号来说，西方的符号是记音的符号，我们是表意的符号。我们自古至今就有文字学，没有语言学。现在引进了语言学，却“消灭”了文字学，使它成了“语言学的一个部门”（见《现汉》文字学条）。这实在是个大笑话。科学容不得丝毫虚假。建立汉语言学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但如果专门学舌，那就算不上学术研究。我不敢说自己的文章都是正确的。我认为写学术文章，最重要的一点的必须有创新意识，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要把什么权威的话，前辈学者的话，统统当作真理，更不要拿权威压人，三个“不能”，四个“不准”。

此文自去年5月始，写了一年多，改了十多稿。其间承楼绍昆、蔡维藩、李延良、毕可生、江枫、邵宗杰、李知白等先生多次指点，提供材料、改正误笔，在此表示感谢。此文在国内投稿未果，后投泰国华文教育论坛，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得到教育科研奖的镀金奖盘，发表于香港《当代教育》杂志2001年第6期，后又重刊于由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编，香港联合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教育理论研究》第317页~325页。本文是在这已经刊出文章的基础上修改的。

“最近，《新闻周刊》（2003年6月2日）载“河南发现世上最古老的文字”，这篇报导说明：一、周有光、伍铁平所论述的文字日期，已大大推前4000—5000年。二、最后一段说：“文字的发展要经历记事符号、图形记事、语段文字三个阶段”。“记事符号”和“图形记事”都是无音的符号阶段。但是，它已经有了形和义，可以用来传递信息了。到“语段文字”才有了音。这个论述证明文字不是记录音（语言）的，而是传递信息的。

学术研究文章首先是讲逻辑思维的正确与否。如果不合逻辑，即思维不正确，推理就不会正确；其二是科学的推理，必具有前瞻性。例如元素周期表测出了许多未发现的元素。河南贾湖的发现，证明了我的论述的正确。所以，邵宗杰先生才认为“潘先生这样推想，虽不合语言学专家教授们所公认的“常识”，却才比较符合普通人的常识，容易为保持着普通逻辑能力的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

2003

http://www.yywzw.com/pan/pan-03a-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