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txt不要放弃自己！ -------（妈妈曾经这样对我说，转身出门的一刹那，我泪流满面，却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看到这一句 小编也心有感触，想起当初离家前往几千里外的地方的时候，妈妈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身为男儿，必须创出一片天，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谁是既得利益者？有人说是高官及其家庭，有人说是跟权势有关的利益单元，有人说是权贵和富人。但泛而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算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既得利益者也有“相对剥夺感”。而“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慈善家在思考，热心公益者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
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无论精英或草根，当今中国人须自问，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文/肖锋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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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
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八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博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
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社会规范和解，终究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文/山鸡哥
最好的社会是，人人都是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利益不均，但法律有效，凡事公正，政府有公信，社会无怨言，富者有反哺，贫者亦安居。
在此之前，社会要忍受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阵痛。既得利益者难免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标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既取决于包括体制在内的各种社会运作机制，也取决于既得利益者的选择。
谁是既得利益者？
没有一块牌子写着“既得利益者”五个字，挂在一个人的胸前。
有人自认“小资”、“白领”、“知识分子”、“公务员”、“创业家”、“打工仔”、“美女作家”、“富二代”、“作女”，甚至有人自认“黑社会”，但极少人自认是“既得利益者”。
被混得不如自己的人赞美时，总有人故作轻描淡写地说：“这算什么，还有更什么什么的呢(更强的、更有钱的、更有权的、更成功的、更有办法的、更八面玲珑的、混得更好的、下手更狠的、得到利益更多的)„„”这话有两层意思：我还不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不拒绝得到更多利益。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纵轴来看，在过去30多年里，但凡抓住了个体经济、乡镇企业、股票认购证、价格双轨制、期货、国有资本变卖、股票、网络投资、楼市上涨、外贸出口加工、投资非流通股、开矿、2007股票大牛市等13次致富机遇之一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从横向的利益诉求来看，机会、职位、荣誉、权力、权利、金钱、物质、福利等方面，法律、政策、国家规划、区域规划、行业地位认定、企业制度、分配方案之中，都有利益诉求点，每人所得绝不均等，“既得利益者”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人群之中。
泛言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处在社会平均线以上的人，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的内心面貌
既得利益者绝不能简单以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他们只是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得到了个人好处的人。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关注着一己的命运和社会利益的流向，想把心情变好，日子过好，前途走好。“别人比我得到多还是少”比“我得了多少”重要，因这是个人幸福感无法忽视的命题；“别人是否应该得那么多”比“别人得了多少”更重要，因这涉及公平公正原则。
但丁的《神曲》有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重世界。现实中人多是互相错看的：你见人有权有钱生活悠闲，其实他内心焦灼身处炼狱；你见人艰难困苦人在囧途，其实他满怀希望内心光亮；你见衣着简朴言行端正，其实他多行不义惶惶不安。
既得利益者亦有无力感。既有随波逐流的无力，亦有不知如何反馈社会的无力，更有不
进则退、欲罢不能的无力。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患得患失，物质丰盛但不一定买得到平安，内心世界既缺乏关注也缺乏得力援手。社会越动荡(物价持续上涨、食品不安全、道德观多元、外遇和离婚率高企、“某某门”事件频出、天灾意外多发、贪腐事件多、城市拥堵、河流污染)，他们的情绪越内敛。
在某种程度上，既得利益者和弱势者一样不安且孤独。
既得利益者与公众
我们往往区分不出既得利益者与公众。指责利益集团的人群中，包括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指责的是另一些既得利益者。因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无人承认自己从属于利益集团的一类或一部分。摊贩认为城管是既得利益者，城管认为当官的才是。科长觉得处长才是既得利益者，处长觉得局长才是。农民工觉得市民是既得利益者，市民觉得有钱人才是。
社会族群的关系构成和利益构成犬牙交错，既得利益者与公众难解难分。但公认的事实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已显、利益诉求屡屡出现争议和冲突。
在政府层面，正极力讲和谐，提出扶贫减困、共享改革成果和“包容性增长”。在民间语境里，既得利益者当如何自处，如何与弱势者和解、与公众和解、与内心欲望和解，共同达成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利益的可持续分配？
如何与公众和解：是提供机会，还是保持礼貌？是共同发展，还是做慈善？是按法律行事，还是加以道德热心肠？是联谊，还是贫富不分区混住？是通婚通爱，还是门当户对？是与公众同甘共苦共命运，还是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去？是以高等华人姿态活在中国一二线城市，还是以公民姿态活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是除了利益之外只保留民族主义的外壳，还是以不做假账不卖假货不徇私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是开豪车带着傲慢与偏见，还是守规矩礼让与忍耐？
既得利益者的十大不端行为
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一些腐败官员，在市场经济中暴富的有钱人，这两类人是最被非议的既得利益者。鄙官、仇富的公众情绪是有因的，以下十大不端行为激化了矛盾：
一、寻租。政府的公权力在市场上换取到不应得的“租金”，甚至主动“设租”令市场经营者为其上贡。国家审计署对国企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每年的审查结果都反映了寻租的普遍性，而上海官员群体优惠购置商品房、每人优惠50万—100万元不等结果居然既往不咎，对政府公信力无疑又是一次大损伤。
二、三公。国家发工资给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是应该的，但超过9000亿元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则让政府在教育和扶贫上的投入显得轻如鸿毛。公仆滥花公帑过着皇帝的生活，身上不用带一毛钱，到处有免费接待和买单签单权，办公楼和宾馆住宿极尽奢华。就这样还老干出渎职、贪腐的事儿，公众岂能不愤！
三、裸官。政府和国企官员中，有政绩斐然的清官，也有“全裸者“(配偶子女都定居国
外)和“半裸者”(有配偶或子女定居国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当官，轻装上阵，把配偶子女定置在与中国还没有引渡协议的加拿大和其他好地方(法国南部、美国、澳洲等)，是什么意思呢？就算没贪，也是对中国强烈地没信心。你们倒有退路，普通公众的退路何在？
四、乱性。英俊无事业的男青年，在与同龄女孩的婚恋上，经常输给多金有事业的中老年现货。另一现象是，二奶、小三、情人几乎变成有钱人和有权者的“婚外特供”。郑州市纪委书记王璋把贪官情人分成七种类型(包养型、情感型、俘虏型、相互利用型、第四者型、欢乐型、复合型)，并断言“95%的贪官都有情人”。由此，贪腐更严重了，社会风气更乱了。
五、炫富。有钱不是错，炫富算是过。当富豪举办游轮征婚派对、富二代窜进大学招亲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当不断有人发网帖晒名牌包包、名牌化妆品、晒物质品位、扮上流社会，公众的反应不是流口水，而是压迫感和情绪反弹。
六、争穷。与穷人争利，是既得利益者悖离社会伦理的行为。如多个城市出现过“开豪车申购经济适用房”的事。
七、买名。买身份——有的企业家做慈善，甚至给公安局捐款，换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马甲，作为行恶牟利的保护伞，实为黑社会；买奖——有的企业买行业奖，混入名牌之列；假捐——有的企业家热衷上电视和出席慈善活动，大手笔举牌开支票献爱心，实际捐款大打折扣或干脆不到账。
八、欺民。仗势欺负老百姓的，有“70码”飙车撞人的富二代，有扬言“我爸是李刚”的官员之子，也有借城市改造和美化之名、行赚土地财政之实、强行拆迁民居的地方政府部门。
九、造假。高管学历造假，企业宣传造假，产品材质造假，股市交易造假，财务报表造假„„诸多假象，构成“马太效应”的真相。
十、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行为，可能发生在任何阶层中间。一般人或基于抚养压力和处罚而选择不超生，但几万、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对有财力的部分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私营企业家、企业高管、党政官员并不起威慑作用。现实就演变成了：钱越多，生育选择权越大。
和解的可能
在冲突的社会，无论利益所得多少，所有人都朝不保夕。“上车后不想停车再上人”的既得利益者人格，不能确保既得利益，反而会车毁人亡。财富可以继续累加，贫困不应继续世袭。
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
什么是和解？字面之意是和平解决，佛教之意是放下，法律概念是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执。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与公众和解之意包括：理解、沟通、提供机会、分享利益、促进共生。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钱让人感觉良好，有权让人惦记，但今天的社会不应是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不应是既得利益者的社会，而是所有人的社会。否则，受益者最终会变成受害者。
社会群体的意念，貌似一种无人能控的巨大的集体无意识；其实，一个人、一件事都可能成为扭转环境的正面能量因子。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新闻评论人白岩松在思考，向工人道歉和加工资的富士康在思考，把公益作为休闲的人在思考，公益律师在思考，社会企业家在思考，义工与志愿者在思考，上帝也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