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癸卯学制

作者：朱海龙胡晶君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4年07期

　　中图分类号：G5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5X(2004)02-0079-05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称“抱冰老人”，历任两广总督、两湖总督等要职。直面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的新学，张之洞毅然退出“清流”派，促使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学务思想从“通经致用”转化为“中体西用”，改造旧学堂，创办新式学堂，最终与他人合力成就了近代中国第一部颁行天下、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癸卯学制，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说：“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1](p.5036)他在学务上开拓性的历史功绩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而癸卯学制是其重中之重。本文拟从癸卯学制出现的背景、灵魂、对其评价三个维度解析张之洞与癸卯学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其价值所在。

　　一

　　癸卯学制是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力求人才、调和中西的产物，出现的背景复杂而微妙，正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合力才催生了癸卯学制，以下几点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1.晚清社会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已经被迫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得不做出历史的抉择，要么立意革新，挽救危亡；要么固守成规，亡国、亡种、亡教。国内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此起彼伏。洋务运动所提出的学习“西艺”以富国强兵的主张无法改变中国内外交困的窘境，而有识之士认为，西方的制度文化，诸如政教刑章、学制等才是摆脱危难的惟一良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别在《请开学校折》和《教育政策私议》中提出了新时期建立中国系统学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得到了光绪帝的采纳，尽管最终没有落实，但建立新学制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高度注意。力倡新学的张之洞也提出了他最早的一个近代学制的构想：“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2](p.196)

　　2.旧有学校制度不合时宜，壬寅学制失败

　　清朝政府延续了百病缠身的科举制，学校依然服务于选拔政治官员。张之洞说：“中国向日士风偏重文学，空谈政理，而于工农等学多薄而不屑……”[3](p.1488)旧有的科举制与西方先进的学校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弊病百出，成为国人批评的焦点。已有不少创办新学经验的张之洞对科举、学堂的优劣作了一番比较：“科举文字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4](p.24)

　　为改革旧学，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命官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是农历“壬寅”年，故称为“壬寅学制”。张百熙起用新人，力推新学，拟定了一系列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等，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但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学制改革受阻。百感交集的张百熙力荐张之洞会同厘定新学制，历史将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全新学制的重任压在了张之洞的肩头。

　　3.张之洞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逐步认识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5](p.3)，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6](p.1299)，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7](p.33)，“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8](p.17)。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9](p.12)。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10](p.22)，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三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1898年《劝学篇》问世，他将中体西用思想精辟地阐述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随后成为他拟定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11](p.24)

　　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12](p.16)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13](p.202)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13](p.200)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14](p.9175)

　　不难发现，张之洞始终坚持提倡新学、反对恢复以往的旧学制。当他得知保守势力要求重建贡院时便坚决反对，主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堂的完善中去：“方今时势艰危，此时欲各省广兴学堂，急储有用人才，若非变通科举办法，稍示归重学堂之意，各省学堂安得大兴？”[15](p.12)所以，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主张不应简单等同于“旧学”的复归，而是中西贯通的表现。癸卯学制以中西融会的面貌出现，这是中学西学相互交融背景下中国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无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表现。

　　三

　　1903年，张之洞入京与张百熙、荣庆厘定新学制，数月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问世并颁行天下，因为这年是农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它的诞生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以下几方面值得深思：

　　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

　　19世纪晚期的中国，新式学堂已为数不少，但这些学堂均处于互不衔接的状态。从体制上看，既无预备学校也无继续深造的机构；就课程而言，多属于低级专科性质，学习内容局限于简单的技艺性知识。不重视普通教育，没有学制上的保障，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时至癸卯学制问世，中国近代才有了第一个用于实际操作、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完成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齐驱、上下衔接的现代教育模式的构建。

　　普通教育始终是张之洞学务活动的重点，他通过改造旧学堂和设立新学堂两种途径建立了普通教育体系。其中湖北普通教育体系堪称全国典范，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相互衔接的体制，开全国风气之先。他在癸卯学制中特别强调普通教育的地位，调整小学中学的授业年限，加强基础教育的作用。普通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西学东渐大趋势下的积极应对，是近代兴学进程中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

　　实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并举。张之洞深知实业人才匮乏的根源是没有相应的实业教育体系，无法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各级各类实业人才。19世纪90年代后，他本着“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国富民之本”[13](p.198)的宗旨设立了大批实业学堂。无论从新式学堂的规模、数量看，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实业学堂的衔接上看，张之洞所设的实业学堂都遥遥领先于全国，且与普通学堂相依相附，依次递进。继而，癸卯学制也强调相互衔接的实业教育体系，“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亟谋广设。”[13](p.200)并且最终以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层层递进、相互衔接的形式加以确立，系统化、现代化的实业教育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舞台。

　　“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13](p.198)“方今国势危机，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16](p.36)可见，张之洞认为师范不仅是培养人才之必需，且是挽救危机国势的重要力量，所以一方面派留学生出国学师范，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开办师范学堂，以缓和师范教员不足与新式学堂迅速增长的供需矛盾，癸卯学制规定，“一，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13](p.199)随后在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初级、优级师范学堂上下贯通的师范教育体系。

　　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破性的贡献

　　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赋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张之洞在经办学务的过程中敏锐地认识到，要规范和普及学堂，就需要科学系统地管理。于是他开始注重管理人才的培养，“学堂所重，不仅在教员，尤在管理学堂之人。必须有明于教授法管理法者实心从事期间，未办者方易开办，已办者方能得法；否则成效难期，且滋流弊。”[13](p.199)辖区内教育行政人才的培养，教育行政体系建设的日趋完善，为日后建构全国性的教育行政系统做好了铺垫。

　　1903年，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提出，应设总理学务大臣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统辖各省学务工作。“各省遍设学堂，其事至为重要，必须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13](p.216)其下又设六处，“一曰专门处，……二曰普通处，……三曰实业处，……四曰审订处，……五曰游学处，……六曰会计处，……学务大臣即于所属各员中，随时派赴各省考察所设学堂规制及课程教法是否合度，禀报学务大臣。”[13](p.217)除此之外，各省也应与中央教育行政体制衔接，设立相应的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至此，从地方至中央的系统的教育行政体系轮廓已趋明朗，为日后历次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随着学堂类型不断增多，数量不断增加，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特别列入《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条例。癸卯学制中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的分离使我国近代教育又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癸卯学制废旧立新，颇富创举，洋溢着教育现代化的气息，但我们不能认为癸卯学制已经是一部彻底的现代化学制，将其界定为一部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较为客观。回顾中国近代学制改革的艰辛历程，有三次学制改革占据了主要地位，即1902-1904年的“壬寅·癸卯”学制，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的“壬戌”学制。三者将中国教育一步步引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学制的灵魂也在不断升华：从“壬寅·癸卯”学制的“中体西用”过渡到“壬子·癸丑”学制的“民主共和”，进而迈向“壬戌”学制的“民主科学”；从封建专制色彩的淡化到民主色彩、科学色彩的日益加强；从民众的主体意识的萌发到立足中国、融贯东西的层次不断提高。然而，癸卯学制毕竟处在变革的起始阶段，并非集大成者，难免受制于时代及主导者的观念，作用也更多地表现在取他人所长来补己之短，为日后学制的改革提供可鉴之源。有此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有不少弊端为人所诟，比如癸卯学制中女子教育在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中均无位置可言，无视教育权利的平等；又如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学制过盛，以致“食洋不化”等等。但癸卯学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制，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它所蕴含的教育现代化特色尤为后世所鉴，张之洞作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历史价值也就闪现于此。

作者介绍：朱海龙(1977-)，男，新疆塔城人，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200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胡晶君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