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多强"局面,一时难变

作者：畅征

领导科学 2012年08期

　　“一超多强”，是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周纪荣先生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至今仍未过时。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概念的内涵，20年来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今日的“一超多强”与往日的“一超多强”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概言之，“一超多强”已由“一超超强，多强多不强”变为“一超大为削弱，多强大大增强”。

　　1991年，美国领导海湾战争获胜，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的超强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政治、科技和文化实力都是举世无双的。因此，有人曾把美国形象地比喻为“五项全能冠军”。于是，美国就忘乎所以，霸气十足，认为指挥世界的权杖非己莫属。日本人说，美国患上了“作用意识肥大症”，一味地狂妄自大。老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看来是要建立一个许多国家组成的国际警察体制，华盛顿充当警察头目。”(畅征：《美国独霸全球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尼克松说，美国应该“抓住时机”，用美国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要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独霸全球。

　　这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国际形势，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美苏冷战40年的结果，不是两败俱伤，而是苏败美伤。海湾战争的胜利，并非美国一己之功，而是靠德国、日本、沙特等国出钱，由美国出兵而取胜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挖苦地说，“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和乞丐的奇怪的结合体”，“美国在沙特看起来像支雇佣军”。所以，美国的盟国英、法、德、日等都不拥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也不允许美国一国“可以决定一切”。

　　独霸与反独霸斗争，决定了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力量消长。回顾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国际社会发展史，可以看出，美国的独霸地位已经受到了两次大冲击：一次来自发达国家，一次来自新兴国家。

　　一、欧共体升格为欧盟，欧元撼动美元地位

　　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出现过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世界头号强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后的二、三流国家。

　　出路何在？当时已卸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之指明了方向。1946年9月19日，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演讲中说：“对于生灵涂炭、民穷财尽的欧洲大陆的兄弟们，我们向他们提出什么最好的建议呢？我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建立某种欧洲合众国。”(李昭公、畅征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纵横》，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但是，后来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和联邦德国。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宣布“舒曼计划”。据此，1952年7月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欧洲走向联合、统一的第一步。1957年3月25日，法、德、意、荷、比、卢6国外长又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罗马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诞生。1967年7月1日，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从1973年到1986年，先后有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其成员已由6国扩大为12国。

　　两极格局终结后，欧洲一体化有了更大更深入的发展。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总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2月7日，欧共体外长和财长又正式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包括经济、外交、安全和社会政策统一的欧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它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的转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此后，欧盟于1995年11月吸收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使其正式成员达到15个；又于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两次共接收波兰、匈牙利、捷克等12个新成员入盟，使欧盟成员达到27个。

　　2007年10月19日，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替代《欧洲宪法条约》(2004年)的新条约——《里斯本条约》。12月13日，欧盟27国的领导人和外长在该条约上签字。《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理事会设主席一职，并扩大欧洲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的职权。2009年11月19日，布鲁萨尔举行的欧盟特别会议一致选举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为首任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即所谓的“总统”)，英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为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即所谓的“外长”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的克里斯蒂安·德布瓦西厄为欧盟理事会秘书长。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范龙佩说，“它的生效，将使欧盟更加强大，能够更快捷更民主地作出决定”。2010年1月1日，范龙佩和阿什顿正式上任。这标志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欧共体升格为欧洲联盟之后，欧元的诞生是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为贯彻实施1991年通过的《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欧盟委员会于1996年10月向欧洲理事会提出了取消1979年3月创建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实行单一货币(欧元)的文件。同年12月，该文件获得了理事会的批准。从1999年1月1日起，欧元成为欧盟参加单一货币国的合法货币。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为过渡期。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取代了各参加国的本币而投入市场流通。欧盟对参加单一货币的国家规定了4项标准：通膨率不超过3个最低国家平均数的1.5%；政府预算赤字不超过GDP的3%；国债不超过GDP的60%；长期利率不超过3个最低国家平均数的2%。当年，在15个成员国中要求加入欧元区的合格成员是：法、德、荷、比、卢、意、奥、希、芬、葡、爱、西12个国家。2007年至2011年间，又接纳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5国加入欧元区。目前，共有成员国17个，人口超过3.3亿，拥有世界财富的约17%。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过：“实施欧元是欧洲在没有动用枪炮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次巨大变革，其首要目的在于不受别人摆布。”(转引自丁大伟：《意味深远的欧元保卫战》，《人民日报》2010年6月7日)欧元一出世，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其地位不断上升，而美元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2002年，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一度不到1∶0.9。2009年初，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已达到1∶1.4，升值近60%。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例从1999年的70.9%降到了2007年末的63.9%，同期欧元所占比例则从17.9%上升到26.5%。欧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中国有1/4的外汇储备是欧元。这就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烦恼。2011年6月3日，法国《论坛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帝国之战：欧洲对美国》。文章中说：“美欧之‘战’最明显的表现当然体现在货币上。有关美国和华尔街在竭力阻止欧元成为美元替代货币中‘阴谋论’几乎天天不断。谁都记得在2010年春希腊危机出现之前，对冲基金曾在纽约的一次晚餐会上决定要将欧元掀翻在地。”现在已经有人在唱衰欧元，难道欧元真的会像某人预言的那样“在五年内寿终正寝”(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010年6月6日)吗？

　　二、美国反恐战争受损，新兴国家群体崛起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发生了一起堪与1941年“珍珠港事件”相比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劫持四架美国的民航飞机，其中，两架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摧毁了双子塔，两架飞向华盛顿，一架得逞撞击了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次恐怖袭击共导致2977人死亡，其中死于纽约的有2753人，死于华盛顿的有184人，还有40人死在尚克斯维尔。再加上失踪者，共计3200人。这与死伤3784名美军的“珍珠港事件”大体相当。这两起事件之不同，在于“9·11”是美国本土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遭遇的首次攻击，而且它是居住在国内的人进行的非正规军的攻击。这一攻击实现了“恐怖大亨”乌萨马·本·拉丹“寻求打击美国实力象征”之目的。

　　恐怖行动，古今中外都有。但是，“基地”组织首领本·拉丹制造的这起事件，可说是一起超级恐怖事件。其规模之大，策划之周密，伤亡之惨重，史无前例，令人震惊。这对于谋求“绝对安全”的超强的超级大国来说，对有某种神奇色彩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来说，无疑是个打击，甚至是一个讽刺，他们很难以平常心对待这个问题。“9·11”事件发生后，笔者曾于2001年9月24日在香港《商报》发过一篇短文，题为《震惊世界影响深远》。文章在谈到美国的对策时认为：“关键要看美国当局对‘9·11’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以疯狂对疯狂，还是以智慧对疯狂。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此后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十年之后，美国的一些政要和专家学者也都承认了这一点。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在2011年8月29日发表的由戴维·罗特科普夫撰写的《“9·11”的黑洞》一文中认为：美国对“9·11”事件的过激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反应与引起这种反应的事件相比，不仅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后果也严重得多”。

　　世人皆知，当时被激怒的乔治·W.布什总统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对各国的首脑说，“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非友即敌，执意要大打“反恐战争”，甚至把“反恐战争”定性为“新十字军东征”。阿富汗战争开打不久，他又先后提出了“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论，准备扩大“反恐战争”。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盟友不支持他打伊拉克，他就将它们打入“旧欧洲”之列。联合国不给他对萨达姆动武开绿灯，他就喝令“联合国靠边站”。小布什坚持单边黩武政策，同时打两场战争，结果使美国从“越南泥潭”脱身30年后，又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潭，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以致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不高兴地说“美国军队疲惫了，美国人民更加疲惫”，并警告说“今后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再建议总统向亚洲或中东或非洲派遣大批美国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畅征：《美国独霸全球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268页)。这是盖茨从两场战争中得到的刻骨铭心的教训。

　　第一场战争，是与反恐有关的阿富汗战争，代号为“持久自由行动”。此战争于2001年10月7日开战，如果美军和北约部队能按计划在2014年年底全部撤出，则历时13年零3个月。这是美国进行的一场最漫长的战争。第二场战争，是与反恐无关的“倒萨之战”。从2003年3月20日开战到2011年年底全部撤出美国战斗部队，历时近9年。这场战争的代号是“伊拉克自由行动”。美军10年的“自由行动”，已使有关国家的军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截至2011年年中，美国有6381名军人死亡，其雇佣兵有2300人死亡；伊拉克的安全人员死亡9922人，平民死亡12.5万人；阿富汗的安全人员死亡8756人，平民死亡1.17万人；巴基斯坦的安全人员死亡3520人，平民死亡3.56万人；还有168名记者和26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为此丧生。所有为这两场战争送命的共计22.5万人。此外，还有365383名伤员，其中，包括美国兵9.9万人，美国雇佣兵5.1万人。另外，还因战争使350万伊拉克平民、300万阿富汗平民、100万巴基斯坦平民流离失所(《美国：“自由”的代价》，阿根廷《南南》网站2012年4月9日)。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本世纪打的两场不对称的“非正规的战争”，它和20世纪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两场战争的最大不同点是：伤亡少而耗费多。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死伤14万余人，其中死亡36940人。在越南战争中，美军死亡58167人，伤153303人。到2011年年中，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死亡人数还没有它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人多。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费用确实比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的费用高得多，或曰“非常昂贵”。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她2011年9月4日发表的文章中说，美国为打“反恐战争”，“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据统计，我们为此花费了大约3万亿美元”。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加在一起的费用，还不到3000亿美元，其中，朝鲜战争估计花费了200亿美元，越南战争花费了近2000亿美元(畅征：《第三世界政治与经济》，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2011年9月11日，是“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于9月5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9·11”的代价》。其要点是：①布什发动“反恐战争”是错误的。文章指出：“乔治·W.布什总统应对这些袭击的行动损害美国的根本原则，破坏美国的经济，削弱美国的安全。”②政府无能使美国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作者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姆斯在3年前计算的战争代价为“保守的数字是3万亿至5万亿美元”。此后，战争费用不断上升，回国军人50%有资格得到伤残补贴，现在已有60多万人在接受治疗。补贴金与治疗费，将达到6000亿至9000亿美元。③十年战争破坏了美国的经济。布什当选总统时，美国的财政盈余是GDP的2%，而今是债台高筑，赤字惊人，陷入金融经济危机。而他为战争选择的“筹资方式却不可原谅。这是历史上第一场完全靠‘赊账’进行的战争”。④反恐战争使美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削弱。文章强调说：“美国的真正实力与其说在于军事和经济，不如说在于‘软实力’，在于道德威信。而这也遭到削弱：当美国破坏基本人权，比如人身权和不受酷刑虐待的权利时，美国对国际法的长久信守就遭到质疑。”

　　当美国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旋涡而感到疲惫时，也正是新兴国家群体迅速崛起之时。但这些国家也并非突然而起，而是这些国家经历十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在新世纪伊始，出现了群起的苗头。因此，高盛公司资产管理董事长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年底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这一概念，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1年南非加入后，改称“金砖国家”(BRICS)。2005年，他又将韩国、墨西哥、越南、伊朗、埃及、土耳其、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日利亚等11国称“新钻11国”(Next-11，后备金砖)。在这两类新兴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砖国家”。它们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拥有约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中国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在2011年超过了英国，居世界第6位；俄罗斯也会很快超过英国。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2011年11月4日说：印度“可能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说，印度崛起将重塑全球体系》，《印度战略》月刊2011年11月号)。

　　但是，在新兴国家群体中最抢眼的还是中国。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发展最迅速，从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第7位上升到第2位。2011年中国GDP为471564亿元，约合7.4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1/2。有人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或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纵观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国际风云变幻，可以看出，美国穷兵黩武，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也拖累了盟友，导致经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持续蔓延，难以自救。美国这个往日的大债权国，而今已成了欠债15万多亿美元的大债务国。而新兴国家珍爱和平、谋求发展，一跃成为给人以希望的耀眼的新星，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惊人，不仅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于是就出现了G2论和“两超多强”论。

　　经济学家莫里茨·斯库拉里克与尼尔·弗格森在2006年共同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2009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了G2概念，主张“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2012年2月29日，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泷田贤治在日本《东泽经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迎来“两超多强”时代》。这和G2论相比，稍有新意，但内涵相同。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治理下的和平已成泡影，现在应是“‘两超多强’这种‘大国治理下的和平’格局”。不论是G2“中美共治”，还是“两超多强”共治，都难被世人接受。

　　首先，中国不赞成。因为它有悖于中国的理念。中国早就说过：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经济发达了也不称霸。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不到6000美元。当国内生产总值赶上美国时，人均也只有1万多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4。2009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布拉格出席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已就G2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他说：“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中国绝不谋求霸权。”

　　其次，美国不接受。因为美国想独霸全球，所以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总统在他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就宣布，他将誓死捍卫美国“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声称：“我决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美国宣布对亚洲新的战略调整，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能不能持久也令人怀疑。

　　“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已经凋零”，世界多极化越来越清晰，美国政要也不能不承认现实存在的“多极世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1年10月曾对记者说，“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我们不可能挥着魔杖对中国、巴西或印度说停止增长，停止利用你的经济来施展力量”(畅征：《美国独霸全球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134页)。欧盟是世界重要一极，它的27个成员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已有17个成员国参加了欧元区，但它没有一支不受别人控制的欧盟军；俄罗斯是世界重要一极，它拥有能够摧毁美国的军事实力，但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还稍显不足；中国是世界重要一极，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但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军事实力虽有所增强，但美国认为还落后它20年；印度和巴西等国也各有短长。相比之下，美国仍不失为一个“全能冠军”，即使不称其为唯一超级大国，也应称之为超强的超级大国。因此，“一超多强”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

　　美国政要能看到“多极世界”这个现实，就是一个进步。应该放弃冷战思维，改变霸主心态，做一个多强中的一强，多极中的一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合作共赢。应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作者介绍：畅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