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损害赔偿标准

财产损害赔偿标准

(一)关于财产损害

这里所指的财产损害是指缺陷产品造成的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的财产损害，对缺陷产品本身所受的损害不依产品责任法赔偿。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上看，产品责任保护的对象不包括商品自身损害，这是世界各国产品责任法的基本原则。产品自身损害所产生的纯经济损失，原则上应在合同法上加以救济。过渡扩大侵权责任法的规范领域，将如美国学者G•吉尔默在其名著《合同的死亡》中所说，使合同法淹没在侵权行为法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该条未明确规定产品自损的赔偿责任，但它明确排除了产品自损的侵权责任。对产品自损的赔偿原则规定在该法的第四十条中，即产品的瑕疵担保的契约责任上。从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看，我国的规定更有利于消费者。

首先，我国对缺陷产品以外受损害的财产性质未加限定。

其次，对受害者因产品缺陷导致财产损失而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侵害人也应赔偿。有学者认为，这实质上是对间接损失准予赔偿。其实，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包括财产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其他重大损失”是指因产品缺陷，致使受害人遭受的财产实际损失之外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损失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它的补偿性。赔偿多少取决于赔偿范围的大小。大陆法一般把损失分为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英美法一般把损失分为预期利益损失和信赖利益损失，我国民法理论一般把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消极损失其实与可得利益损失大致相当，并不是所谓的间接损失，我国民法上没有采用间接损失这一概念。

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赔偿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未来的，但也是确定的，即是可以用金钱计算和衡量的，可得利益损失是确实的，即这种损失是必然的、有现实意义的，而不是臆测的、抽象的、假设的，而且是因缺陷产品直接造成的。因此，应当把缺陷产品导致财产损害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列入赔偿范围。1999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中确认机动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是可得利益损失，属于交通事故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并明确应予赔偿，而没有采用间接损失这一概念。

(二)惩罚性赔偿金的确立

惩罚性赔偿金是作为惩罚被告的一种方式而给予原告的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金。它是英美法系国家在侵权行为法领域普遍设立的一种制度，尤其是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一个有特色的重要制度。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在我国，对产品责任中是否应设惩罚性赔偿制度，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不应规定惩罚性赔偿，理由是在损害赔偿 之债中，偿大于失或偿小于失都是违反民法的公平和平等原则的，必须偿与失相当才能符合民事立法的要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产品责任制度中，应设置惩罚性赔偿，其理由除在于补偿需要(现代侵权法的功能主要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价格转移(生产者可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其赔偿费用负担)、责任保险(生产者可通过责任保险将其赔偿费用转嫁给保险公司)及危险控制(产品缺陷主要是由生产者预防和控制)外，还在于可在一定程度上剥夺生产者的隐性利润以及可以鼓励消费者提起产品侵权诉讼。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实行惩罚性赔偿金是有必要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1)有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安全产品。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的首要目的是惩罚和预防，即惩罚侵权行为人，使其在侵权行为中无利可图，同时告戒侵权行为人和其他人不要再做类似行为。同时由于与行政罚款和刑法上的罚金相比，惩罚性赔偿金诉讼成本较低，因而操作容易，便于法院执行。这样，经营者就会取消那种认为将补偿性赔偿金打入经营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图的思想，改变对消费者的安全采取轻率漠视的态度，从而会更加重视自己产品的生产质量和产品的安全性。(2)对主观上采取轻率、漠视的态度生产出缺陷产品者施以重罚，是抚平受害人所受创伤、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惩恶扬善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法律的一个古老的、固有的功能。惩罚、威慑不以等价为原则。有条件的使用惩罚性赔偿金，是发挥法律惩恶扬善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产品责任是严格责任，过错虽然不是产品责任的构成要素，但却可以在决定对责任人的处罚上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机械的照价赔偿既不足以惩戒责任人，也不足以抚慰受害人。对那些无视消费者安全、无视社会利益的厂家判处惩罚性赔偿金是剥夺他们的不法利润，恢复公正的一个必要手段。 知识延伸：损害赔偿的数额的规定

损害赔偿数额的大小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直接关系到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要求能否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它关系到对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威慑力的大小。这对于积极、主动地防止产品侵权的再次发生有重要意义。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数额未设限制。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额很高，法院判处高额赔偿金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在1981年的“格林萧诉福特汽车公司”案中陪审团认定，被告蓄意销售处于危险状态的汽车，仅惩罚性赔偿金就作出了1.25

亿美元巨额的的决议。后来加州的桑塔—阿纳管辖法庭在判决时没有接受陪审团的决议，而将惩罚性赔偿金减为350万美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见在美国的产品责任赔偿金的数额是相当高的，以至部分生产者和产品责任人不堪重负。因此，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出现了损害赔偿的限制，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公平。

为避免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出现的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问题，各国开始规定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0条规定，因人身伤害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其最高限额为1亿6000万德国马克。《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6条则允许各成员国对因同一种类、同一缺陷而导致死亡或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额定一限额限制，其最多不得多于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未对赔偿限额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既无法充分保障受害者权益，又无法使加害者受到惩戒，因此，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做法，对赔偿数额作出最高限制。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应对产品责任 的赔偿数额作出最高限制。笔者同意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虽然照顾到我国当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尽最大程度的满足，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富裕。随之对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数额要求也在大幅度提高。仅精神损害赔偿，1997年“贾国宇案”提出的6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现在已算不上什么大数额，如今动辄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赔偿要求层出不穷，甚至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更何况将来惩罚性赔偿金的确立。我国应该从长远出发，不能走美国产品责任诉讼出现的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道路，以至于使企业不堪重负，扼杀其开发、设计新产品的积极性，从而限制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应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为了推动企业的进步，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应在权衡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规定产品责任诉讼的最高赔偿限额，如果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超出限额的规定，笔者建议，国家可建立官方的赔偿基金会，该基金会向有关生产者、制造商收取一定的会费，收取会费可参照一定的基本条件制定相关的数额及比例，其超出部分可按比例由国家设立的基金会承担，而达到最终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