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糊理论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认识观

作者：褚毅平梁俐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8年07期

　　一、模糊理论的产生及其基本思想

　　“人怎样认识世界”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巨大难题。回顾历史，人类思维经过了一个从直观、朴素的方式向精确化方式转化的过程。认识的精确化是人类心智和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复杂事物的同一性和联系性的把握，促使人们把直观的经验的对象观念化。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神秘意识、柏拉图的“理念”说为精确化方法提供了最初的哲学说明。虽然其中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促使人类踏上精确化认识的历程。

　　精确化认识从一开始便与数学的发展和应用息息相关。伽利略第一个系统地开始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过程。在他看来，精确方法的应用，有助于克服认识中具有的主观解释的相对性。这种数学的自然认识观从近代开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牛顿力学开创了自然科学数学化的经典范例。至此，认为自然是依照简单有序、完美不变的数学规律活动这一信念，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二十世纪以来，各门自然科学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定量化、数学化。与这些基础学科相联系的工程技术也广泛采纳数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方法论意义，即用明晰的概念和形式化体系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用实证的方法和精确化的测量计算手段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科学的方法必定是精确的方法，模糊的东西一概是非科学或前科学的，必须予以摒弃。

　　随着精确化思想的全面传播，这一方法也逐渐向人文研究领域渗透，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精确化倾向成为了一种时尚。人们愈益相信，一切都应当精确化，一切都能够精确化，对精确方法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实证化和精确化为标志的科学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其结果就是拉普拉斯所宣称的：宇宙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由过去的条件确定地给出。

　　技术化的发展导致人被当作机器来看待并为技术所奴役，人的主动性和丰富性被消解在机械、精确的运动中。许多思想家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率先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早年与罗素共同创立了逻辑原子论，他认为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带有的歧义性和含混性，掩盖了语言的本质和逻辑，因此他主张建立科学语言。但是，十几年后，他承认，用理想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语言含混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从强调逻辑分析转向寻找意义世界，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卡尔·波普尔也对精确化倾向进行了反思，认为精确化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理想，人们不应当企图获得比实际情形的要求更高的精确性。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从确定性认识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量子力学表明，人类认识一旦进入层次复杂的客体，不仅观察者、观察仪器会产生新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人们为了达到认识确定性而进行的简化和抽象，可能导致更为不正确的结果。

　　对于复杂系统，尤其是在有人的因素参与并发生作用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特性往往难以精确地把握。这表明对这类事物无法精确地测量相关参数，因而不能象简单清晰的事物那样，建立精确严格的数学模型。模糊理论的首倡者札德曾指出：“当一系统的复杂性增加时，我们使其精确的能力和关于其行为的特殊的描述能力将随之减少。”（注：L·A札德：《如何处理现实中的不精确性》，《模糊数学》，1984年第3期。）从根本上说，经典的精确认识方法，不是处理复杂系统尤其是人文系统的普遍的工具。

　　精确方法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它无法从根本上全面准确地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而且表现在其认识结果往往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意义性。对精确性的崇拜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精确性和有意义性总是一致的，越精确就越有意义。然而，实际的情形是：认识结果的精确性常常以方法复杂性为代价，不能为现实生活所采纳，因而导致其有意义性的降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这种为精确而精确的倾向确曾在认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强调到极端则是有害无益的。

　　现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一方面，随着科学向纵深发展，研究对象愈来愈呈现难以精确测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也表现出综合化趋势，许多基本的概念很难具有明晰的特征。这些变化决定了传统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系统的模糊理论应运而生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从札德开始的系统研究工作，标志着模糊理论的初步形成。虽然模糊理论目前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是深刻的，其影响已不容人们忽视。

　　模糊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方法的革新，它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

　　首先，模糊观点是观察现实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传统的观点用静止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眼光，把现实世界看作是简单的、确定的存在，可以用精确的模型作出描述；而模糊理论则坚持流变的观点，认为从认识的意义上说，客观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运动的，因而也是不确定的，难以用简单、精确的方法去刻画。札德曾说：“模糊集理论的目标不在于获得高度的严格性和精确性。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基本信念是，对于人文系统，大概不可能达到既精确又符合实际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模糊集理论特别是语言变量的应用将试图达到一种对于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的一种适应，而放弃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硬的数学对于人的判断和直觉起重要作用的那些复杂系统能提供合适的概念性结构。”（注：L·A札德：《模糊集——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模糊数学》，19 84年第4期。）

　　札德对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目的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提出了著名的互克性原理：“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我们作出系统特性的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能力将相应降低，直至达到这样一个阈值，一旦超过它，精确性与有意义性将变成两个互相排斥的特性。”（注：转引自马骥良：《札德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认识的有意义性，这正是传统认识观所忽视的，模糊理论将此置于首位，从而奠定了模糊理论的基本态度，即承认认识模糊性的客观存在，并肯定模糊思维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从上述观点出发，模糊理论发展了一系列基本的方法。传统数学的基础——经典集合论是放弃了事物的模糊性而抽象出来的，采用二值逻辑的“非此即彼”的态度，忽略了事物性态和属性在程度上的差异性，将人脑的思维过程简单化和绝对化了。札德把经典集合论的特征函数推广为隶属函数，从而把从属概念进一步量化，既考虑是否属于，也考虑属于的程度，为模糊理论奠定了数学基础。

　　用模糊集取代普通集合，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包括现实世界中具有模糊性的数量关系，但在其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依然沿用经典方法，仍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鉴于此，札德等人又将模糊性思想进一步拓展至整个逻辑学领域，对概念、命题、判断乃至推理规则进行模糊化处理。同时，引入语言变量，对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进行定量分析，这些构成了整个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模糊理论的这些基本思想方法，大大拓展了科学的视野，为理解人的思维，全面有效地认识事物创造了条件。

　　二、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认识上的片面性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它们的形成有着各自的背景，在历史上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哲学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对立，同时又都带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色彩。这里我们仅从模糊理论的观点出发，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主义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上的反映，它崇尚理性，认为科学是理性的事业。在认识上，主张精确的实证方法。实证主义的先驱孔德明确地提出：“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是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注：转引自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科学主义推崇科学，认为科学完美地体现了理性。人本主义则竭力排斥科学，强调人的意志、情感和欲望的意义。正因为科学在这种对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只有从分析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及其意义入手，才能切入问题的实质。

　　近代科学道路的基石乃是从古希腊纯几何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观念：纯粹性。这样被建立起来的体系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不变性，从而变动不居的事物可以确定地加以把握。第二，极限性，即用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的观念的极限形态代替现实中具体的事物。第三，一义性，对现实中类似的结构进行抽象的概括，并使用具有一义性的概念进行表述。

　　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即观念的世界就诞生了，而且更进一步，这个世界被首先认作现实世界的本质和真理。

　　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积极和丰富的成果，然而另一方面，传统科学以及科学主义观念也包含一些片面的因素，它表现在：

　　首先，科学知识的抽象化实际上就是科学的非主体化，即逐渐消除科学知识中人类经验的主体特性，主体在科学的客观化过程中消失了。同时，精密观测技术的发展，使人造感受器官代替了人的感受器官。颜色、声音、气味这些特殊的感性性质在物理学中已不存在，知识的直观性被完全消除，最终导致科学越来越远离人的经验世界，科学主义的精确化倾向使它忽略了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自然科学是用传统数学的语言来理解自然的，直接经验被经验的理想化形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精确化思想只看到精确和模糊对立的一面，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补充的性质。精确科学片面强调认识的确定性，在把经验现象“理想化”、“符号化”并加以独立构造的同时，也抽空了它们的意义，进而原本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精确方法变成了科学的目的而加以追求，并被当作唯一的科学方法，科学的原初目的——认识的有意义性就此被遗忘了。

　　最后，科学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坚持的实证原则，即理论必定包含某种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并具有经验上的可检验性。然而精确科学的这种实证特征造成了一种偏向，即只见事实不见人，它只涉及经验事实，而排斥价值问题，只关注能够加以精确描述的“客观”领域。即使对人文领域的研究，也只是沿用精确的实证方法，而无视这一领域的独特性质。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内在原因是：科学主义把实证方法和精确方法的历史性结合，视为不言而喻的、永恒的模式。事实上，实证方法和精确方法的联姻是历史条件和传统思维倾向促成并维系的，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结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科学主义片面地理解实证方法，因而影响了科学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发展和应用。

　　科学主义的种种偏向遭到了来自人本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现代人本主义的两大特征：一是把人当作世界的本体，二是把人归结为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欲望，而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相对立。它竭力排斥科学。尼采把工业社会的弊病归因于科学和理性，断言科学和理性扼杀了生命意志和精神生活，机械主义的“非人格化”使生命变成了病态。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使人变成了机器的一个功能，使人象机器的零件一样被任意配换……今天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注：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人本主义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着诸多合理之处，然而它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首先，人本主义片面夸大了认识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否认人的意识具有外在制约性和客观性，排斥理性思维，归根到底，就是将认识归结为纯粹的主观性。生命哲学的柏格森认为，理智和科学只能认识物质世界，认识假象，获得暂时的相对真理，而不能得到生命（精神）的、永恒的绝对真理或世界的本质。叔本华则断言：意志是主人，理性是奴仆，理性思维所剖析的只是处在时空中服从充足理由律的表象世界，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这种贬抑理性、抬高非理性的做法，实质上就是根本否认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当然也就排除了任何意义上的形式化科学研究的可能和必要，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唯我论，因而也取消了认识本身。

　　其次，它将主体意识的不确定性绝对化，否认其中包含相对确定的一面，因此无法用确定和非确定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认识。萨待把人的行为看成是倚仗本能和情感的自由选择，根本否定必然性。柏格森认为精神或生命是永动不息、连续不可分的，只有质的变化而没有量的位移或增减，因而只有借助直觉和内心体验才能达到本质的认识，这就导致了认识的神秘主义。

　　最后，人本主义同样无法用辩证和发展的思想去看待科学方法，仍是沿袭传统的观念，将科学理解成只是关于因果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认识，他们仅仅从精确的意义把握实证的方法，把它看作只能是关于客观的经验事实的研究。柏格森认为科学的认识在于把握因果性、必然性，而生命却不在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之中，因而科学对于生命是不适用的。他写道：“概念的缺点在于它们是以符号代替符号所表示的对象……以一定的符号所构成的译文，与符号所要表达的对象相比，永远是不完满的”。（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6 —69页。）显然，这里柏格森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然而他把精确意义上形式化的缺陷归因于形式化本身，这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他也忘记了认识总是通过不完满走向完满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那种一蹴而就的认识只能是虚幻的。

　　概而论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认识上各执一端，都把理性和非理性，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精确和模糊绝对地对立起来，无法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认识，因而都是片面的。

　　三、模糊理论的辩证认识观

　　从根本上说，模糊理论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总是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不断发展之中，人类认识的确定和不确定、精确和模糊实质上正是对这一宇宙运动特征的辩证反映。认识的确定和精确，实际上是思维对事物运动离散性、相对静止状态的把握；不确定性、模糊性则是事物的连续运动和流变状态在意识中的映射。

　　在模糊理论看来，模糊性的实质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模糊性是事物的连续性中介过渡使事物类属边界表现出不清晰的特征，它是事物普遍联系的反映。事物内部两极的对立在客观上不具有绝对性，它们总是相互渗透、互相贯通的。所以，人们对事物类属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精确、清晰的认识是相对于特定的认识参照系，有意无意地略去一些不甚重要的中介过渡状态的结果。当事物的结构较为复杂时，人们就难以对其类属作出精确的划分，这时，运用模糊思维方法，更易于有效地认识事物。其二，事物的性质、状态在认识中呈现的不稳定性，正是事物连续运动的根本属性决定的。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无限性决定了自身同一的相对性，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对于不断运动的事物的把握，不能完全置身于事物的变化过程中，而看不到事物发展中质的差异。事实上，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总是以一定的时空间隔为依据，忽略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些中介形态，形成对事物的相对确定的把握。问题在于，精确化思维将这一过程绝对化，掩盖了精确认识的相对性，因而当认识对象趋于复杂，各中介状态、层次和阶段的联系较为密切时，精确的方法就难以奏效。因此，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特征，正是认识对象连续运动在思维中的反映。

　　由此，模糊理论认为，确定性认识和非确定性认识，它们既相互对立，同时也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又可以相互转化。在模糊理论中，模糊集和经典集合的关系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精确方法和模糊方法都是为人们所需要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人类的认识手段。精确认识是从模糊认识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必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精确认识只有借助模糊思维才能实现过渡和发展。同样，直觉、灵感等模糊思维也不能独立地形成认识，对于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性态，只有建立合理的、逻辑的联系，即借助科学的形式，才能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的认识，否则就只能陷入自我的主观臆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从认识论角度评价，都没有辩证思考认识问题，没有正确地处理精确和模糊的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入理论的误区。

　　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呈现出理性和非理性、确定和非确定相互交融的趋势。马克思·韦伯将科层制度看作“形式的理性，实质的非理性”，认为合理主义同样也渗入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然而正如兰格所指出的，个人的经济生活如消费活动正趋向非理性化（注：参见O·兰格：《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212页。）。这些在形而上学的传统意识中看似矛盾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普遍存在。事实上，许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个人经验行为同样经过了理性的比较、计算和选择，只是这种合理化过程是以更为模糊的方式进行的。这些事实表明，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日趋复杂的现实问题。模糊理论正是人类长期探索的结果，它具有这样一些区别于传统科学方法的特征：

　　首先，在模糊理论中，知识的形式化并非象传统科学那样表现为非主体化。人类的感性经验和特征如声、色、味重新回到了理论视野之中，并能够得到恰当的描述。模糊集的建构和置信水平的确定，意味着主体在认识中获得了相应的地位。认识不仅具有客观内容，也包含着主体的特征。模糊理论所包含的直观性使得疏远化了的科学世界重新融入了人的生活世界中。

　　其次，模糊理论实际上是用更为普遍的形式取代传统科学的理想化形式。这样，具体的经验事实在模糊理论中不仅具有量的特征，也保持了一定的意义，从而标志着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被进一步拉近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模糊理论解决了人本主义所提出的一切问题，然而应该看到，这正是人类认识从“不完满”走向“完满”的进一步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模糊理论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合理的方向。

　　最后，模糊化思想拓展了实证方法的内涵和应用领域。模糊方法和实证方法的结合为人文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日常语言的模糊学研究为模糊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创造了条件。札德曾充满信心地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年代，我相信，近似推理和模糊逻辑将发展为一个重要领域而变成研究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科学、医学诊断、判断分析以及其它领域的新方法的基础。”（注：吴望名：《模糊集及其应用浅谈》，《模糊数学》，1984 年第2期。）

　　时代迫切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模糊理论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它必将为人类带来丰富的成果。

作者介绍：褚毅平 梁俐 南京邮电学院社科部 2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