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鲁迅失之交臂的悔恨
郭沫若鲁迅失之交臂的悔恨
2013年06月14日11:1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鲁迅逝世10年后，郭沫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他们究竟为什么屡次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读到了《头发的故事》，这是他所读的第一篇鲁迅小说。当时，他欣赏这篇小说，觉得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风格，但是，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我对鲁迅先生的批评，直到他的《呐喊》为止，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情趣不投，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已不是十分在意了。事情过去多少年，郭沫若回忆起来，不免觉得懊悔，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推崇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可是，鲁迅却不领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由翻译的话题引申而论，鲁迅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
风格，“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受着苏俄文学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指成仿吾，作者注)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既然成仿吾赞许《不周山》，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却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我的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他还动气地批评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因创造社，鲁迅、郭沫若之间结起了怨。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从鲁迅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与郭沫若等为伍的。
此时，鲁迅正与许广平热恋之中，为许广平的炽热的感情所动，只得去信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他还在一篇杂文中嘲讽高长虹的无事生非：“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一直到第二年1月中旬，他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内山完造的分析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郭沫若在忆及此事时说：“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
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坚定不移、理直气壮。他和留日学生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周报》不得不中止，而代之以《文化批判》。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向鲁迅挑战。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参加对鲁迅大加挞伐的混战。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他们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气愤不过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似有泰山压顶之势。他们用刚刚学来的新鲜理论，以空乏的标语口号似的语言批评鲁迅，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谩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也耐不住性子了，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其语气更加刻薄，气势更加唬人。他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是，此时的郭沫若又出尔反尔，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过为己甚地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太不知天高地厚，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
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成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理清的悬案。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论争，又耗去了他的愈显珍贵的心血和精力。这两个口号都是在日本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的心结。
(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