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

论文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显然这同旧有的国家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现代更渗入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与共鸣而已。然而就总体上言，仍然是落进了朴学的框架之中，至少造成的事实效果趋近于此。尽管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二十世纪呈现出纷繁的局面，但是对她的把握却应该是简单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主体，直白地说，便是反思传统人文这一背景下的重新评估努力，即整理、清理国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答辩。而国故在作为处理对象时，它的处理方法便是科学实证。因此，具体而直接地看，史学中的科学传统的建设，便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阶段的国家学术的主脑。

关键词 思想主体 实证主义

实证人文，本来是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朴学在这方面走到了顶峰。不过，在受到西方科学主义触动的士人眼中，朴学的实证方法仍然是不彻底的。科学主义一东渐，便被首先引入到国家的人文学科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学，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因而，在科学实证的处理、研究对象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对物件的专研与投入，而是一堆堆的事件。 史学领域中科学方法的应用突出地落实在对上古人文问题的考辨上，比如疑古派史学，便是用科学方法假设和怀疑上古史问题的。这在当时有打破旧信仰束缚的意图，所以不能光从学术性上去看待，还须注重其社会性。二十世纪的疑古派对上古史的研究，虽然在具体技术与学术路径上各家不同，但原则性的看法却是更须首先弄清楚的。比如王国维对疑古派的主将顾颉刚就曾经有过意见，大意是说对上古史实，与其用力去破坏什么，不如去建设什么。可以说，疑古派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如王国维所言的破坏性一面，但假如就当时的情形体谅，则这一破坏还是以戳破旧观念笃信为主，文化上的意义倒是要高于学术上的意义的。这是就历史人文层面来说，明瞭这一层，那么对当年疑古史学具体的工作本身，自当有一个鉴别与

取择，可以消除其后遗症了。科学不等于神经质，所以学术思想要本以庸常的精神作风。 当时的主要学者，都对上古史方面的问题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像陈寅恪，讲得就是很隐晦的，他对自己的中古史研究方向选择曾经有过一个交待，大意是说，因为上古史太难定论，而近现代史又太轻易动感情，所以选择比较适中一点的中古史。由于陈在西方呆了很多年，对文化间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熟悉，所以在史学方面他选择中古史为主题，实际上是指向现世中的东西文化间如何作用及其前途问题的；至于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由于中国文化与外界触碰主要发生在中古历史阶段、时期，所以陈才在这方面投人主要精力的。比如他在考证支愍度学说的一篇论文中，就讲到了历史中思想学说义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篇论文的主旨是指出，支愍度的心无义，乃是翻译上误读的结果，而格义也与翻译的误读情况有关。假如我们能看到，东西文化间的接触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话，那么，陈寅恪讨论古代佛教翻译问题的寓意，便很明显是落在文化本位这一大背景上的了，即以古史为材料，提炼出对现世有用、有价值的东西。陈把握多种外国语文，是他用科学方法，即比较翻译法研究古史的工作预备。陈寅恪在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乃是探求一个文化翻译中如何做到如实、真实传达、流渐的办法，他走的就是与着手上古不同的治学路径，然所注重者，亦在思想。陈自己所做的古史考订工作，实际上是关系到哲学史的，不过与冯友兰他们的中哲史研究方法不同，陈所强调的是完全科学地研究的一种方法，反对通过写哲学史，表述自家之学说的主观。从历史类型上看，他认同的是朴学而不是义理的哲学史方法，就是这样。所以突出历史实证性、史学中的科学性乃是陈所强调的主体。

假如说陈讲格义是反对文化上的比附的话，那么他同时言合本，则是注重文化上的参照性。陈氏主要区别了文化比较与文化比附二者，因此可以说，他所专重的，乃是科学的文化参照性，并且对历史中的方法，也能够尊重吸收，最终落点，仍然是在思想史方面。但始终贯穿以科学历史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五四以后之学人，大体上多已认同科学之精神，而具体理解或不相同，乃有分争岐异，遂表现、呈示出不同甚而相反之学术类型，如大讲科学主义的胡适，与陈寅恪，单从外观上看很明显不一样，似有新老时代两类人之别，但皆主科学之实证研究，身体力行，并能一贯，这个却是一样的。陈寅恪因为支敏度身上集有格义与合本两重文化内涵，较为典型，故取以为标本研究，进而阐发对现在与今后东西文化中之两种态度，可见陈寅恪始终以历史科学为思想哲学之依托，本身乃是另一种独立的哲学史研究之方法路径，这才是陈氏之学的主脑，他是有代表性的。当年陈寅恪曾经将《支考》一文送给胡适看，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意是主张心无一义还是历史中实有之一派理论，非翻译上误读所致，具体观点上不赞同陈寅恪，但是否看到了陈文背后隐藏的文化观则难说了。不过胡适自己之论文，都是很明显有文化观在的，而且他自己也是经常明说出来的。

陈寅恪后来的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便是将实证方法运用到顶端的典范。而这一方法的成立基础、条件，亦是取于中国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的，即作为政教裨证理解的诗传统，在历史中本来不是以艺文之美为第一考虑原则的。如历代编选的《宋诗纪事》，《元诗纪事》之类书籍，都表明了诗与史之间深在的关系传统。而这一特性便成为以后以诗证史法的人文史依托，尤其江西诗派最重出典，主无处无出处，今典古典并重。陈寅恪在诗方面的家学，仍然是延承了这一区域诗传统的内在特征的。比如陈父陈三立的诗作与陈氏自己的诗作，大体上便遵循了此一传统制作路径，故对于诗证法，亦当有结合个人历史背景情况的正确体认和恰切理解，是否可说陈诗乃江西诗派的现代版本，这个似也可以考虑。但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关于陈的个人问题，而只是点明现代学术中实证方法的普遍渗透与广泛运用，既然成为约定的新的家法了，而这些特性在历史上也是有着上下承续性的。虽然诗证法在陈寅恪表现和提倡得最为突出，但是诗证方法的理论却仍然应该是整个历史形态的提炼、总括，而不应仅仅止限于陈氏个人的学术。如纪事诗，也应在诗史法的理论阐述之内，至于对这一方法提出异议的，很显然是还未清醒熟悉到或者敢于承认中国古诗自身的特点。

当时中国学人中关注的主题首先是国故问题，而疑古之风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东渐的体现。不过像胡适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开创期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来国故主义实质上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传统，而且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无论大陆还是港台，都莫不如此。但是这种实证作风也遭到一些学人的反对，比如宗尚义理的牟宗三就大不认同此实证作法。当然义理派的学人究竟是占少数的，而广义的国故主义实则亦包括“义理地对待”在内。不过胡适自己晚年对所谓的国故精神传统下的实证却是大有意见的，这些在他的晚年谈话录中可以见到，讲得也很清楚。胡适所期建立的历史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很好地建设，但有一点，即中国的人文学科走上了以历史学科为主径的道路，在国故下结合的历史与科学两者，无形中导致了贯穿在各人文学科中的不是科学而是史学的素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层上来说，似乎又跌进了某一种循环。

各种学科，比如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等，或者便是以史的形式出现，或者就是以实用操作技术的应用方式展现，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至少，在这样的学术人文统体结构中，它所专注的对象便不是过程的，而是结果的，是确定不移的既成的东西，而不是生生不已的活水源头。也许，像胡适、陈寅恪这类熟谙西学精神的学人其努力的初衷恰恰是相反的，可是他们改变不了接受群体的在历史中沉积下来的习性，正如历史总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宗教总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说到底人文传统是不相入或很难相入的，它往往是从变异对方（外来体）开始，而以最终还原到自己结束！

因此，华人学子虽然从科学主义与精神看到了实证这一根本，并将其提取出来，但却并没有把它还进到物这一对象中去，而是仍然给予了事这一对象，这样就使得鲜活而有机力的精神再一次地消磨于历史学的人文实证中。像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方法，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土人文的泛实证传统根性，只是这实证从来只是存在于除物之外的一切对象之上的；而此方法本身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创新，仅仅是一个程度的历史加深而已；因为中国的诗学传统，从来都是以义理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体的，赏美研究放在其次或最后。义理诗学着力于阐发诗人的大义，而实证诗学则是要将每一个出处坐实，这是政教人文的必然产物。因而中夏的诗虽然浩繁，但大部分是不能也不供欣赏的，因为作诗的初衷是政教历史精神（素质），而不是艺文美学精神的。诗是政教裨证，故而诗人写诗之始就是为了证史的，从而诗学与历史学的互证方法、或者说实证传统，乃只是将此初衷借用还原出来而已。故就此一点而论，中夏人文是泛实证性的，亦即历史（学）的精神传统乃是潜在于一切人文领域里的真正精神传统和素质、惯性。二十世纪的实证史学，或者应该说史学的实证主义主体，表明了历史学人文实证精神、行为传统的延续、伸展和在新成分（科学主义）中的结合。但由于体认的偏离性，使人文精神在旧格调中还平了，也就是抹平了，消磨掉了，这种失误，是因为把输入无形中蜕变为了简单的共鸣求同，将本来应该作为主要判定关切对象的实证对象（物而不是事）革命淆人于对象行为（实证精神）的直观了，因此造成了连续的历史后遗症，将历史上延留下来的朴学与义理学的冲突加重到朴学内部的冲突，以新实证推翻破坏旧实证，因而思想的建设完全瘫痪了。中国需要的首先是对象革命（关切物），而不是精神革命（树立实证精神素质），问题的根本没有搞清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还在继续发生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