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关系要素的内涵改良探讨

法律关系要素的内涵改良探讨

——兼论后代人利益的保护

刘国涛

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是以空间布局优先，而后在时间上进行布局的。这就使得当代人奉行“生态赤字”政策的行为得以放纵，从而损害了后代人的自然资源利益。而新的自然资源代际管理则要求重新安排时空关系，即在考虑后代人自然资源利益的时间布局基础上，再去进行代

[1]内的空间布局。

（P217）由于传统法律体系的建构过多地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

且是基于空间维度的当代人而架构的，在当前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情形下，对传统法律体系进行改良性变革已是势在必行。

对传统法律体系进行深层次、高效、稳步变革的优选方法是对一个接近法律体系逻辑起点的基石性范畴进行改良，从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促进整个法律体系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法律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基石性范畴。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由于法律关系通常被理解的非常具体、狭义、争议颇多，为避免这种羁绊，最好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讨论法律关系要素内涵的改良，法律关系不过是那部分已被实定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而已。或者说，我们重点研究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进而思考哪一些研究成果便于落实到实然法中去。

鉴于接近法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的复杂性，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主体”内涵的改良

1、“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单纯是“改造和征服”的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开发利用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自然”是劳动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从“反作用”来看，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生产力，所以法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果仅仅把“自然”做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总感到缺少了些什么，似乎未能完全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金瑞林教授从两个方面谈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即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又是环境的改造者。

[2]（Ｐ8-9）由此可见，把自然做为劳动对象说明了“人类是环境的改造者”，包含的是开发利用关系；而未能很好地体现“人类是环境的产物”这层关系。也就是说，注重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开发利用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开发利用关系是社会现象，而自然生态关系则体现了自然规律。开发利用关系受自然生态关系的制约。开发利用关系也能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关系，恢复生态学就是例证。

应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开发利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进行综合考虑。当前，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在理解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时，不仅要讲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也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讲人与自然的纵向关系，尤其不能忽视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如此从横、纵两个方面理解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必然会影响立法、司法、执法、守法，促进法律体系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在重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内涵也应当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共同持续发展的能力”。

法本身不存在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之争，因为法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理性生物“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但其指导思想则存在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之争。人和自然的关系其根本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定法。人定法的任务是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靠近自然法则。

2、充分认识“人”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作为整体范围的人类，是由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属性的人群共同组成的庞大系统。

笼统地讲，同时代的不同空间的人体现的是人的共时性。人类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组成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

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划分则是体现的人的历时性。人类是由世代延续的代际人群有机体组成的，当代人是在前代人遗留下来的既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开始生存与发展的，又给后代人留下他们必须接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无论是共时性人类群体，还是历时性人类群体，在满足本群体的需要的同时，都担负着限制自己的需求，减少和避免为他人留下障碍和陷阱的责任。这里，限制是手段，满足其共时性和历时性人类群体的需要是目的，二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解决二者辩证关系的原则就是人类平等相处的价值观，包括同代持续发展价值观和世代持续发展价值观。同代持续发展价值观是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在人口增殖、利用资源和环境进行生产时，建构社会关系环境时，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危及其他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世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指当代人自觉担当起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包括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数额的责任。因为在自然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当代人同后代人相比处于一种唯一和无竞争的地位，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既成的自然

[3]资源和社会资源环境。

（Ｐ29-30）

3、后代人具有相对性和客观必然存在性。

谈到“共时性”时，之所以用“笼统地讲”，则是因为“同时代”这个概念是笼统的、模糊的。对一个时间点而言，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是稳定的、不变的。但是人类社会不可能停滞在一个时间点上，它时刻存在着死亡和出生。对T1—T2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言，后代人是相对的，T1时的当代人到了T2时就与T1时所谓后代人共同生活了(因为T1时所谓的后代人，有些在T2时已经出生；T1时所谓的当代人到了T2时也不会完全死亡)。可见，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具体构成是不稳定的、时刻变化的。后代人不是一个外延清晰的概念，后代人具有相对性。此外，显然，就全人类或一定人数的群体而言，后代人是必定要存在的，具有客观必然存在性。

吕忠梅教授说，在肯定环境权的确定性的同时，我丝毫也不想隐瞒它的不足与缺陷，这些问题的确值得重视并且期望尽快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应包括：⑴有关环境权的权利定位，即它既是个人权利又是集体权利，作为个人权利它如何能够具体化，表明“个人怎样对国家坚持

[4]该权利，并且因此怎样能满意地将其作为一项人权而进行归类”。

(P167)作为集体权利

[5]应该如何使得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⑵……等等。

(P135)可以说，我

们前述的后代人的相对性是造成环境权第⑴点缺陷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呼吁对广义的“人”进行充分认识，尤其是其历时性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是，这种广义地理解应主要用于应然法和法的原则等宏观指导性范畴中。如果把“后代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引入实定法中来，赋予后代人权利能力，对注重概念规范、逻辑严谨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如此未尝不可但大可不必。就这个问题，本文第三部分中还有论述。

4、充分认识“人”的复杂性。

①对个体而言：

前代人： 存在过，死去（死亡标准有争议）

当代人： 存在， 活着

体细胞、受精卵、胎儿：存在， 未出生（出生标准有争议）

后代人： 尚未存在，未必一定存在

②对全人类和一定数量的群体而言：如前所述，由于人类社会不可能停滞在一个时间点上，前代人、当代人、后代人不可能截然分开，是相对的、模糊的。后代人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

性。

③从法学上看，广义的“人”又可分为：

自然人：个体、群体（如合伙、集体、民族）、人类

法人

非法人组织

国家

下面一些问题也说明了“人”的复杂性：⑴哪些人是后代人?未出生的人是吗?可有些人立刻出生了。⑵哪些人是当代人?活着的人是吗？可有些人随时死掉了。⑶多长时间算一代?20年？前代人、当代人、后代人是团体性概念，还是个体性概念？⑷20年前的当代人在20年后会与当时所谓的后代人同时生活在世上。20年后的后代人可否因环境破坏追诉20年前所谓当代人的责任呢?⑸如果说死者是前代人，还存在一个死亡标准的问题。如果说未出生者是后代人，也存在一个出生标准的问题。⑹受精卵和胎儿这类未出生者的利益如何保护?

5、充分认识“人”的多态性。

可持续发展立法中的人，应当是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相结合的人。

立法史昭示，传统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作为规范对象的法律。所谓经济人通俗地说，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法和经济法作为对民商法的超越和弥补而诞生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哲学基础的法律，亦即强调社会本位的法律。所谓社会人，简言之，就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人，即以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社会公益、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为责任的人。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社会人假设也存在不足。因为这里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本位观念只涵盖当代人利益，而未涵盖后代人利益。

由于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经济学领域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作用下，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门新学科，即以研究自然资源代际配置为特色的资源经济学。它认为，后代人拥有独立于、不同于当代人的利益，并且后代人利益重于、至少不低于当代人利益，因而人类对后代人利益负有道义责任，自然资源应当依此准则进行代际配置。于是，当代经济哲学理论提出了生态人假设。所谓生态人，就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人。人类生态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生命生态三种存在形式，所以，生态人假设中具有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在当代立法中，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农业法等立法中，开始接受生态人假设。

上述可见，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生态人，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其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过程。关于人的三种假设，对于可持续发展都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有其合理性。经济人引导人们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有利于社会财富增加，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物质基础；社会人引导人们追求社会目标，有利于提高社会安全、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程度和水平，以及增加人力资源的供给，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社会环境；生态人引导人们珍惜生态、爱护自然，有利于自然资源的节约、有效和合理使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自然资源供给条件。同时还应当看到，社会人、生态人较之经济人，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吻合。因此，可持续发展立法中的人，应当是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相结合的人，其中，社会人和生态人的地位应当优于经济人，

[6]但经济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应当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更重要。

(P59-60)

二、“客体”内涵的改良

1、重视“物”（甚而不局限于狭义的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并落实到实定法中去。

在对法律关系的主体“人”做改良性理解的基础上，应加强对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物的“生态价值”的法理讲解和实定法上的保护，而不是仅仅重视物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最高价值。1998年，中国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提交了一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热带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规律的研究”。该项研究历经17年，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表明了热带森林的巨大生态保护作用。为了揭开热带森林的神秘面纱，研究人员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海南岛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天然更新林和人工林为研究对象，测算出海南岛热带天然林中日前可量化的森林效益总量为每年34亿元。其中，木材生产效益占11％，藤类、花卉、药用植物等非木材生产效益占1％，森林固定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改良土地、固土保肥、蓄水调洪等生态(环境)方面的效益占87．1％，若还考虑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日前难以计量的因素，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至少是其经济效益的7倍以上。日本专家测算，森林木材生产的效益同森林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比例大致为1：6—1：

20。中国国家林业局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则说，如果把森林涵养水源的意义定个价的话，那么，我国目前森林的年水源涵养量3473亿吨，相当于我国现有水库总库容的75％，平均每公顷森林水源涵养价值1890元，全国每年总计约2527亿元；森林还有保护土壤的价值，我国森林每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约246亿立方米或320亿吨，减少土壤有机质流失量3.84亿吨，森林保护土壤的作用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2691亿元；森林还有固定二氧化碳和供给氧的作用，我国每年森林的干材、枝、根的物质生长量为2.05亿吨，固定二氧化碳3．34亿吨，价值913亿元，提供的氧为2．46亿吨，价值为929．5亿元，两者合计超过1842亿元。其实森林是无价之宝。

以上研究成果、测算和资料都告诉我们，自然界的生态价值高于它对人类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最高价值，这不但应成为我们的一种价值信念，而且是一种不变的科学事实。生态价值的存在是人类存在并开展一切活动(当然包括经济活动)的前提，自然界生态价值的丧失也就意味着人类基本的存在条件的丧失。生态价值的丧失不可逆。我们应牢记，生态的和谐是人类的最根本福利，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应破坏生态的和谐。我们不能为了经济效益才去关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必须服从、服务于生态效益，提倡工、农业的生态化和

[7]城乡建设的生态化。

(P197)

有的学者在谈到环境法律关系客体的特征时也认为：“作为环境法律关系客体的环境资源具有强烈的生态性而非经济性。民事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关系上的物质所具有的都是经济性或

[8]物质利益性特征；而在环境法律关系中，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效益是第一位的。

” (P41)

我们认为，不仅在环境资源法中要讲客体的生态价值，更应在《法理学》这类法学基础理论学科中对客体的生态价值予以重视。这会造成更为全面、深远的影响，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型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应强化人的行为的正生态意义，避免人的行为的负生态意义。

借助刘湘溶先生的一段话说明这个问题。刘先生认为：生物权利的提出，说明自然中的一切生物都可成为权利的主体或权利的客体。但由于生态伦理学对自然权利的张扬，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与引导，故生态伦理学讲的自然权利的客体主要指人，指人的行为，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可能违反生态学规律去侵犯其他生物的存在权利。所谓人的行为包括人的“作为”与“不作为”。“作为”又称积极的行为，是指提倡或促进人从事一定的行为，例如对濒危生物进行人工繁殖，提供食物和栖所；“不作为”又称消极行为，是指对人的一定行为的抑制，例如控制排放三废、滥伐森林、捕食野生动物等。人的行为，无论是生产行为、消费行为还是生育行为，也无论是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日常生活行为都具有生态意义，我们应强化人

[7]的行为的正生态意义，避免人的行为的负生态意义。

(P204)道德如此要求，法律更应

如此并更具实效性。

三、“内容”的改良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在法律关系主体间形成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权利与义务构成了法律关系

的内容。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落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下面我们在认识后代人的特殊性和时间维度上“人”的利益保护复杂性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如何保护“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或者说是讨论“代际权”、“后代人的权利”等相关内容，以促进法律体系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

1、后代人的特殊性。

后代人有不同于“自然”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才使后代人获得不同于“自然”的保护方式。

后代人特殊性有：⑴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后代人是没有任何实物为凭的尚不在世的“人”，它像后代人的相对性一样给立法带来了困扰。⑵后代人与“自然”又有所不同，他们毕竟是人的后代，他们将来必然存在，他们将来必然具有意志行为能力，他们是“潜在的人”。所以，笔者认为把后代人视为权利主体未尝不可（例如，一些学者在谈到环境权的主体时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而不赞同把“自然”做为权利主体。把自然做为主体，对于提高认识、开拓思路是有帮助的，但要落实在实定法上却有一定的困难。客体的泛主体化甚至会引起法律体系的崩溃。⑶后代人的“存在”是隐性的、潜在的，又是必然的、相对的；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却是显性的、现实的，必须予以保障的。⑷后代人是当代人的继承人，后代人继承精神财富（科技、文化等），也继承物质财富（人工创造物和环境资源）。

2、时间维度上“人”的利益保护的复杂性

就全人类或一定人数的群体而言，后代人是必定要存在的，后代人的利益是客观的，需要保护。就人的个体而言，死者的生命痕迹和身后利益需要保护；生存者的利益要保护；胎儿的利益要保护；未有任何实在之物为凭的，但对要进行生育的个体而言又必定存在的后代人的利益也要保护。时间维度上的“人”的利益具有复杂性，但“人”的利益均通过法律得到了较科学的分配和保护。

⑴对前代人而言，即使其死后不再具有权利能力，但其生前所追求的身后利益却是客观的。前代人（死者；当然，群体意义上的前代人不能与死者划等号）曾经“存在过”，其财产权可通过继承法转移；其人身权（无论是否承认死者的“权利能力”、“权利”），其死后的生命痕迹、人身利益（利益是客观的）通过其亲属、组织或国家得以维护，著作人身权就是例证。 ⑵对当代人而言，其正在“存在”，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监护、代理等法律制度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利益。

⑶对胎儿、受精卵而言，作为生命物质的确已经“存在”，与完全理念中的后代人又有所不同。我国继承法中就考虑到了胎儿的利益。

⑷死者、生者、胎儿、受精卵都是“存在物”。死者、胎儿、受精卵按常理理解尽管不具有权利能力，但与生者有对应性，因而较易于通过操作法律保护其利益。

⑸对毫无存在物为凭的理念中的后代人而言，则缺乏与生者的对应性。但是，对全人类和一定数量的人群而言，其拥有后代的可能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因而后代人的利益就是客观必然的。其利益的保护正是下面要讨论的重点。

3、“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保护

为保护后代人的利益，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设想，例如使后代人成为环境权的主体；扩大法定代理权，使当代人成为后代人的代言人；在起诉资格上放宽要求，允许当代人以后代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诉讼，“公共信托说”、“行星托管说”等等。

关于如何保护“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笔者构想了三种不同的做法：

⑴不妨称之为“后代人利益吸收说”。

其主要观点是：后代人的利益已被当代人的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所吸收，保护当代人的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是保护后代人的利益。

从“人” 的历时性分析已知，“后代人”是一个相对概念，后代人因出生而不断地成为当代人。当后代人与一定时间以前的所谓当代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时，其利益产生了一致性。由于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我们为后代人所设定的利益由于后代人的不断出生而得以具体实现。可以说后代人的利益就是当代人的长远利益。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资源是其共同的社会利益。

⑵不妨称之为“后代人团体拟人说”。

此“说”类似于“公共信托说”、“法人”等。主要观点是：较大地域范围的后代人作为“团体”，可赋予其法律人格。政府可作为后代人团体的法定代理人，环保组织也可作为后代人团体的“机关”。后代人团体以“地域”范围划分为好，并且地域范围不宜太小，其道理与环保标准只有两级（国家级、省级）是一样的。

汪劲先生认为：现世代的成员作为对过去世代遗产的受益者享有对地球的权利，而国家则具有对现世代以及将来世代双方地球权利的主要保证人的职能。但是，由于将来世代的成员不能确认因而可以说他们并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作为地球权利集团的将来世代，可以由法律所创立的监护人或者代表制度来适当地行使。现在的实际是，这些还没有成为实体法上的

[9]权利和义务，它需要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由环境法作进一步的确立。

（Ｐ35）可见，

后代人的利益（或者说是当代人的长远利益）最终都要由具备主观能动性的活着的人通过立法进行保护。

团体后代人有了“人格”，成为“主体”，也就具有了可操作性。

⑶不妨称之为“后代人实在说”。

此“说”听起来有点荒唐，后代人就是指未出生的后代群体，不可能实在。可是，我们前述的后代人的相对性，应当说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的20岁青年可否对50岁者20年前的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呢？当然，这涉及诉讼时效。可是，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潜伏性、长期性的，诉讼时效未必成为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在利益与法的关系的指导下，运用法的工具价值，分配好有关利益，设计好相关法律制度。

以上“三说”中，“后代人利益吸收说” 的优点在于不必赋予后代人“人格”，维护了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等相关概念的严谨性，避免导致不必要的混乱，更为科学、实际。笔者赞同在法哲学（法理学）、应然法中尽情展开想象的翅膀，例如把非人类物做为原告；在立法指导思想、法的价值、原则等范畴中，也可扩大对“人”的理解，尽可谈及后代人的“权利”，这对提高人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视环境保护等都是大有裨益的。但是，由于群体的后代人缺乏与生者的对应性，个体的后代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较差（一旦有了物证则成了受精卵、胎儿），所以不宜赋予后代人权利能力。在实定法中，还是以不改变大陆法系基石性范畴为宜。后代人的利益和当代人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通过强化当代人长远利益的方式保护后代人的利益实为上策。可对法律关系的要素内涵进行改良，进而影响整个法律体系，却不必进行太过革命性的变革（例如把自然做为主体），避免客体的泛主体化带来的不必要的混乱。 类似公共信托说，“团体拟人说”也是易于操作的，而且为政府管理环境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后代人实在说”相关的问题在民法（特别是侵权行为法）中也是有所讨论的（例如王泽鉴

[10]先生

(P255)探讨了“对未出生者之保护”），并需进一步研究，本人拟另行撰文讨论之。

4、把握好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之间的“度”，正解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环境危机表明，人对自然做了什么，也就是对自已做了什么。维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维护人类的利益。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应该说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具体的“人”总是有目标偏好和时间偏好的，往往表现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类要求保护的是更有利于自已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促进相对于人的生态平衡（归根到底，也只有人能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这

就要求我们改变征服者的姿态，遏制物质享乐主义的蔓延，补救已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建立

[11]与环境相协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P42）这就要求当代人要承担一

定的义务。义务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尽管法律规定了你的义务，但你也可以选择履行或不履行。当不为的综合利益大于为时，则会选择不履行义务。某些企业不运行环保设施的原因即是如此。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综合进行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分析，确立好法律规范中的“度”，使法律规范具有实效性，能够达到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目的，而不是有所偏废。 可持续利用的核心是利用的“度”。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有“度”。这个“度”就是自然资源的

[12]再生和永续的能力。

(P69)此处所说的度是“客观的度”。对这个度的认识会受到主观

因素的影响，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也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

法律对利益的选择不仅要在共时性的诸种利益之间评估和比较，以选择“获价”最大的利益格局，同时还必须对历时性的利益态势作出评估，如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法律必须兼顾各种

[13]利益及其发展趋向，努力选择最佳利益方案，以达到获价最大、代价最小的目的。

(P9)

“最佳利益方案”就是指受主观因素影响，真正落实到法律规范中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衡平，是“主观的度”。

可持续发展对环境法的一个冲击，是使环境立法更加注意长远利益，环境法这一变化可以称为超前化。环境法的超前化是指当代环境立法具有超前意识，重视科学预测，突出预防原则，着眼于后代人和可持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目标，兼顾当代和后代人利益，重视科学根据而又不以科学定论为唯一依据，重视和充分发挥环境影响和环境预测的作用，强调和突出建立健全清洁生产、源削减、环境影响评价等一整套环境预防制度。

(P28)蔡先生的论述也是对“度”的很好解说。我们制定的环境资源法中的具体规范、技术标准等是“主观的度”，从中体现了对后代人利益（当代人长远利益）的保护。后代人的利益和当代人的当前利益的界限正是通过这些环境法规范体现出来。“超前化”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预测，实际测定了后代人利益的“度”，进而法定化，以预防损害。如果你认为现行法律没能很好地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未能很好起到利益衡平的目的，则可创设新理论、设计新制度，对当代人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主观的度靠近客观的度，使实然法更加接近应然法。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