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林语堂散文观形成的原因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一个学贯中西颇具个性的文化智者。他的散文创造性地以“闲适”、“性灵”、“幽默”为特色，构建了风格独特的散文理论，本文从探求林语堂生平及思想性格形成，借以揭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散文观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林语堂；生平；思想性格形成；散文观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一个学贯中西颇具个性的文化智者。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和“二十世纪最有智慧的人物”之一。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通，自谓“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1]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2]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最高，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 　　林语堂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3] “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都说遗传为个性形成提供物质前提,从这里,是否可以寻见林语堂性格中的一些影子呢?至少,父亲的幽默是他童年环境中的一个构成因素。林语堂的父亲以《圣经》教育儿女,全家跟着祖母、父亲信仰基督教,家庭内部和睦相处。而他们的家在福建龙溪坂仔―四面环山纵横约一二十里的盆地,当地人称之为“东湖”,风景美丽的自然环境,清翠的农村景色―林语堂因求学常往来于这一带。林语堂倾向田园,偏于浪漫,喜好自由,讲求闲适的性格是否可一窥于其中?学校教育是决定人的成长的主导性因素。学前教育―林父教儿子吟诵中国古文―这应是林语堂的第一个课堂。而另一课堂,系统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林语堂接受的都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后来又留学美国、法国的三所大学,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所有这些,使林语堂成长为一个双料的文化人。 　　林语堂191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使他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4]1916年大学毕业后执教于清华学校，林语堂才开始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林语堂 1919年赴美留学。于1923年归国的林语堂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注入了他的灵魂，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被时人视为“‘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 [5] 1924年参与发起创办《语丝》，1932年9月起创办并主编或与人合编《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诸刊物。他提倡“幽默文学”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成为“论语派”的主帅，并著有《大荒集》、《我的话》、《爱与讽刺》、《语堂文存》等。在当时那种阶级对抗紧迫的气氛中，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林派刊物”刻意提倡“超远”的立场，“与现实拉开距离，去追求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很自然就站到了文学的主流圈外，并引起了左翼文坛的反向批评。”[6]1934年7月,林语堂用英文写作《吾国吾民》,于1935年9月在美国出版。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流利,使他的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如《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之书”。《生活的艺术》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从中可以了解到林语堂对人生、生活、文艺的见解。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和中国老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在思想矛盾冲突中形成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 　　林语堂的人生观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将儒家的入世主义与道家的出世主张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所谓的“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林语堂从儒家那里学到了积极的生活态度，推崇儒家仁义而注重自身修养，同时也看到了老庄式的自由和闲适的生活态度，得老庄的思想让他更加热爱自然，随遇而安，使得林语堂能够任意而行地、洒脱地为人为文。”[7]并且汲取了西方文化，达到了俯仰自如。 　　林语堂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自知没有“挽既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太平”的能力，于是以为“儒教为安邦定国之道”。他自诩“旁观者”、“超脱派”，往往以个人本位的立场观察社会人生，发表见解。他不愿投入左翼文学阵营，又没有卷入“民族主义文学”集团中。他的小品文追求一种士大夫的闲适的意趣，人生态度显得超脱、旷达，艺术情趣表现为幽默与雍容。虽然作者标榜性灵、闲适、幽默，却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其作品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纵意而谈，即兴而作的个性。可以说，“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思想志趣，隐士与叛徒两种性格在他的人品与文品中彼此消长，同时并存。”[8] 　　 　　参考文献： 　　[1]万近平.林语堂译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209。 　　[2]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七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167。 　　[3]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50。 　　[4][5]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6、29。 　　[6]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6。 　　[7]姚传德.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5(2):109-111。 　　[8]王泽龙,刘克宽.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