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队是如何克服"和平积习"的

在新的胜利关头力戒骄傲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经过战略决战，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剩余的仗已不难打，用一个指战员的话讲，已是“一路追击，没有什么像样的仗打了”。共产党在大陆的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经历百余年战争的痛苦，中国人民即将进入盼望已久的和平新时期。然而，就在这时，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却警示全党全军要力戒骄傲，不能犯过去的老错误。在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十分强调戒骄戒躁问题呢？这和我党历史上几次因胜而骄、因骄而败的教训有关。这一点，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1944年）一文中曾总结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每逢胜利就骄傲，觉得了不起，结果就失败，党前期的曲折历史早已深深铭刻在毛泽东等领袖的心中，要在新的胜利关头保持不败，必须力戒骄傲。

▲毛泽东

但毛泽东所担忧的情况依然出现了。1949年10月下旬，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一部在对渡海作战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形下，仓促发起金门战役，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造成了自解放战争以来的最大损失。10月29日，毛泽东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发电报要求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甚为痛惜。……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12月18日，毛泽东就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指示：“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军一以贯之地严肃批评居功自傲的思想，不断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1950年中南军区党委针对战争胜利后干部日益增长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等不良作风，提出整风首先是克服战后滋长着的功臣自居、个人英雄主义思想。1952年8月，海军抽人分赴各地进行40多天工作检查，反映“幼稚无知的骄傲自满情绪普遍存在”。1953年底中央军委召开全军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制定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发扬光荣传统，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墨守成规现象，虚心学习友好国家的先进经验。1958年，毛泽东指出军队有老爷气，其中之一就是骄傲之气，必须革掉。直到1975年军委提出军队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肿、散、骄、奢、惰”，骄气依然在革除之列。

军队永远是战斗队，要彻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

1950年9月底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宣扬战斗英雄的事迹。总政治部就这次会议进行总结指出：“今后在部队思想建设上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个即是“部队中相当普遍地发生着和平麻痹情绪”。此后，“和平麻痹”的字眼不断出现在军队各级的文件报告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这一时期各级对总部指出的“和平麻痹”问题，保持了足够的警惕。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第二天，华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制定军队由和平向战争转变的各项具体措施，就彻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战备、部队训练等问题作了讨论决定，会议情况报告经毛泽东批转全军实行。1952年底，西北军区对所属部队人员、装备、物资进行了点验，指出部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首要的是“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毛泽东批示，部队每年都应点验一到二次……

资料显示，当时军队思想作风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用当时文件上的表述，主要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很严重；部队松弛懈怠，斗志涣散，战备观念薄弱；军事教育放松，对条令很不熟习，军事素养差；管教不严，军纪废弛，发生上级打骂下级，下级不服从命令，吵嘴打架现象；甚至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等等。下面是1952年10月中央军委一份指示的摘录，很能说明问题：“如某营的演习，集合时间延长到一小时零八分钟；某师的测验，老战士中有十分之六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晕倒数十人；炮马集中饲养，无人调教管理，致马蹄变形，马体虚肥，不能驮挽；某师通知部队煮洗子弹袋，有某连队竟疏忽大意到连子弹一起放到锅里去煮；各级干部离职学习的比例过高，华北达百分之六十八，西北某些部队还高于华北，有的师竟达百分之九十，致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形成无人掌管的状态；换装部队虽经过三个月的战备教育，但接着半年来没有继续执行百分之三十军事教育的方针，致学到的东西不能巩固，动作十分生疏，甚至有的炮手不会退弹，用大锤敲打；尤以不爱惜武器装备，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油漆剥落，木质裂缝和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和严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部队显然滋长了松懈、安逸和惰性，然而，这些“和平麻痹”的情绪与时势不适宜。

其实，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在进入和平时期后，党的各级干部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他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显然系当时条件使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进入1950年代以后，国内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台湾的解放日益变成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美国又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中苏交恶导致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这些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变化，促使解放军迅速完成从和平向战争的转变，并不断为克服“和平麻痹”而斗争。

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总结中，针对“和平麻痹”情绪，总政治部规定各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在干部中树立战斗队思想、新爱国主义思想和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动员，在战士中则以检讨战斗意志、整顿战斗意志为中心进行冬秋季教育。自此，全军结合多次整风运动，引导干部深刻检查和平麻痹、战斗意志弱化、工作疲惫拖拉等思想作风，对于出现的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等错误现象进行批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军委先后颁发三大条令和四种战斗条令，以作为全军进行管理教育，维护和巩固纪律，养成优良战斗作风的依据。通过授衔，颁发勋章奖章，建立军事博物馆，进行授旗仪式，举办开学典礼，树立宣传重大典型等增强军人荣誉感，促进官兵思想作风建设。

在政治工作上，则把纯洁内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957年3月，毛泽东针对一些同志革命热情减退的情形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1958年2月，毛泽东批评军队的老爷气，指出军队有“小姐气”、“骄傲之气”、“暮气”、“官气”。进入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整军备战、准备打仗成为主要任务。1965年6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作了“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的指示。1969年4月，提出“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他要求军队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正是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注重军队思想作风建设，时刻注意克服军队的“和平麻痹”思想，以“军队永远是战斗队”的标准建设部队，保持了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作风不变，确保了建国后剿匪、作战的胜利。

以军事训练和参加实战锤炼战斗作风

自古以来，军事训练都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途径。在战争年代，我军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主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军进入了大规模军事训练的新时期。在这方面，军委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目标，指出部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通过军事教育训练要达成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在最快的时间里组建了军委军训部和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门，新建了一批军事院校和速成培训班，编译并颁发了条令、条例、大纲、教范等。在20世纪50年代我军军事训练主要围绕正规化实施，60年代的军事训练则以开展“大比武”和群众性练兵活动为突出特点。在百废待兴的岁月里，党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着眼我军所面临环境和任务的重大转变，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指导军队加强军事训练，以此为部队注入战斗精神。

要求军事训练中发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作风。朱德为1950年举行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深情地赞扬人民解放军“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他把“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可以说，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是我军优良传统作风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本身是一个斗志旺盛、具有尚武精神的人。他的诗词大气磅礴，在给于苏联就学的儿子邮寄的书籍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武侠小说。他还一贯注重身体锻炼，对于体育的功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影响他特别注重在军事训练中培养官兵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指出：“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就是要有一股狠劲。”他提倡军人要有拼命精神，指出：“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泽东甚至关注到军事训练的细节方面。1964年6月，他观看完北京、济南两军区大比武汇报表演后，指出：“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他认为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而且不能光在游泳池游，要到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7月，昆明军区第十四军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毛泽东获知此事批示：“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总参下达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得更好》的指示。毛泽东还躬身实践，多次畅游长江，展示了敢于战胜江河、勇于锻炼的雄心壮志！

对于军事训练毛泽东要求“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什么也看不见的夜间搞。他指出：“什么叫做夜老虎？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我军训练为什么关注夜战、近战？这应该追溯到志愿军与美英军在朝鲜战场交战的情形，美英军尤怕与我军近战夜战。毛泽东事后总结我军是“铁少气多”，美军是“钢多气少”。对这一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统帅的毛泽东应该是记忆犹新。近战夜战体现出的是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作风，我军多搞近战、夜战，是毛泽东结合我军实际，从实战需要出发对部队提出的要求。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全军开展了“三打”、“三防”训练和长途野营拉练。特别是野营拉练提高了部队走、打、吃、住、藏的综合作战能力，提高了战斗精神，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这样训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反对军事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毛泽东指出，“部队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因为军事训练中如果发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将危害无穷。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注重结合各项工作，尤其参加实战，来锤炼部队作风。五六十年代，我军参加了剿匪、进藏、反蒋、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对苏珍宝岛事件、西沙自卫反击战等多场战役战斗，每每都有计划地投入兵力锻炼部队，1955年更是提出培养20万个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干部的任务。1959年以来，随着印度政府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印边界冲突越来越严重，出现了“武装共处”的局面，边界对峙的双方互不相让，毛泽东指出：“你端着枪，我也端着枪，脸对脸地站着，可以练胆量。”随后发生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使得我参战部队经受了锻炼，取得了在高原严寒地区和高山密林中作战的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中央制定计划安排部队轮换到朝鲜战场锻炼，经过五大战役，特别是战争后期连续举行了3次大的反击战，大大锻炼了我参战部队。

地方也要搞军事

战争年代，党的各级地方政权都是围绕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开展工作的，可以说既讲文，又讲武。在和平建设新时期，毛泽东对偃武修文的情形表示担忧。他指出：“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他以正在开展游击战的南越为例，指出：“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又说：“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他认为，太平世界了，不搞军事了，而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鉴于此，他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对“太平世界”保持警惕，是革命胜利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一是新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火曾燃烧到我国边境，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实施持续的封锁禁运，还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二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了党管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适合我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理论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和平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依然是地方党委的重要职责，地方党委管军事，即使发生战事，也会有备无患。

20世纪60年代，国家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大搞三线建设。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东北及沿海各省为一线；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为三线；其余为二线。而且每个省都有三线。毛泽东指出：“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他要求各省计划统筹规划民兵、军工厂、修理厂事宜，指示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造子弹、轻武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1964年8月，党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居于全国战略大后方地位的三线，自此国家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加强国防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在尔后的十几年内，国家向三线投入数千亿元资金和大批科技人才，建立了国防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

大办民兵师。1958年9月，鉴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随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我们要使他们到处遇敌，乡村有民兵，城市也有民兵。”1959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1961年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1962年，毛泽东作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下，各级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主抓了民兵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体委、教育等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特别是全军各军兵种部队积极帮助组织训练民兵，搞到热烈的时候，甚至大、中、完小的部分学生也利用假期实行一个月的野营训练，工厂也抽调少数工人进行野营练习。到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1.6328亿人，武装基干民兵达456万余人。工厂、农村、大专院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构建了全民防御网的民兵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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