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天下的原因

秦统一天下的原因？

关于秦灭六国，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这样的描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秦能扫灭六国，得志于天下，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秦人坚忍尚武的性格。人的性格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同样民族的性格决定了国家的走势。但民族的性格也不是与生俱来，天生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民族亦是如此，秦人在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在其与戎狄的不断战斗中，铸就了尚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兵强于心而不强于力，秦人强于性格而非体魄。在艰苦的战国众多鏖战中，秦军能够在并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持久战最终胜出，秦人强悍坚忍的性格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秦人兼容并包的文化。春秋之际，秦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汇处，特定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征，其不仅积极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礼乐制等作为自身主体，而且还在不断与戎族的交往与斗争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因素和君民一体的朴实作风。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文化，使得秦人从来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文明，总是能够以开拓者的姿态将各诸侯国各阶层民众的智慧化为己用，为自身注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其三，秦国的商鞅法典。商鞅所颁布的新法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新型国家法律体系，其高明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封建国家的两大主题，对内促进农耕，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对外发动战争，以战养战拓土开疆。没有强大的农耕，没有充足的军粮作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是虚浮的，取得一两场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长期称雄于诸侯是绝对不够的，更不用说统一华夏了。众所周知，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积极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力量的束缚，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军事激励体制，使战功成为维系家族荣耀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而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当时，秦人若想在国内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赢得世人尊重，只有两个事情可做，一是从军为伍，二是投身农业生产，如此就使得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均集中于军、农两个领域，致使秦国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发展，综合国力飞速提升。

其四，秦国的人才机制。自秦孝公颁发“求贤令”开始，历代秦君都将人才作为治国强国的根本，广泛吸引全天下的英才为秦所用。凡有才之士，无论贵贱，不分华夷，只要谋略有利于秦国的发展与壮大，秦君便委以重任，且用而不疑。当时，山东诸国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根本无法与秦国的新型人才体制进行竞争，山东六国的人才不断涌入秦国，在秦国历史上响当当的谋臣几乎全部来源于函谷关外，如张仪、尉缭皆来源于魏，李斯、甘茂则来源于楚、齐。正是这个巨大的人才潮为秦国的兼并战争提供了不竭的谋略来源。

其五，秦君主志向高远。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将统一华夏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矢志不移。秦国的商鞅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君主的治国难度，提高了君主的执政能力与国家的行政能力，使得君主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战略方面的谋划。

其六，秦将智勇双全，秦兵战斗力强。秦国白起、王翦、司马错、蒙恬俱是当世名将，特别是白起更是不世出的将才，其直接指挥了伊阙之战、鄢郢之战和长平之战三场重大战役，斩获无数，重创山东六国，确立了秦国绝对的军事优势。同时，秦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车、骑、步、舟兵种齐全，在“军功爵制”的刺激下，舍生忘死，战斗力强悍，构成了秦国横行天下的军事柱石。

其七，战略得当。“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最为重大的战略举措之一，此举刚柔兼济、意味深长，既缓解了同山东六国紧张的局势，又为秦国扩大了版图，充实了国力，更是借巴蜀地利扼制楚国咽喉。司马错在战国迷局中，为秦国谋画出一个非常有利的态势，之后秦国能够凭借长江与汉水的上游优势屡次击败楚国，正是这一战略实际效用的有力见证。随着实力的提升，秦国又采取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即对距离秦国远的国家，进行拉拢结交，而对距离秦国近的国家，则集中力量去攻击削弱它，对山东六国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兼并，达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的效果，为秦国统一天下指明了方向。此外，尉缭“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之策也大大地缓解了秦军正面战场上的压力，配合了秦灭六国的战争。

其八，外交灵活。在战争的同时，秦人也非常重视外交谋略的使用，时而利用“连横”策略，拉拢与国，蚕食天下；时而又利用“合纵”策略，融入三晋，对抗齐、楚。即使出现六国合纵攻秦的情况，也往往采取守势，借时间与利益分化瓦解对手，避免出现单凭一己之力寻衅天下的情况。

其九，山东各国的失误。政治经济方面，山东六国由于固有贵族势力的强大，没能完成深彻的社会变革，民众为国热情不高。战略战术方面，战国前期魏国四面出击、虚耗国力，战国中期齐国穷兵黩武、丧师辱国，三晋诸国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战国末期赵国君臣不睦、临阵换帅，这些都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古语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山东六国挥霍了太多的机会，天下最终就归属了秦国。

其十，东方六国的百姓对秦国作战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当然是反对侵略，但另一方面，又渴望被兼并，结束长期的动乱生活，因为最有希望完成统一的就是实力超群的秦国；加之秦国实力占压倒性的优势，对六国军民的心理形成了威慑力，因此六国百姓的抵抗也是有限的。

总之，秦国统一天下，既是天下大势所趋，亦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手段胜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