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教育扶贫的模式选择与意义阐释

作者：沈洋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06期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3)02-0082-05

　　一、导言

　　教育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2005年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通知》，次年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雨露计划”工程，要求各地扶贫部门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解决在就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这项政策的基本设想是：通过提高贫困对象劳动力文化和职业技术水平，增强贫困地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能力，减缓贫困农户农业生产的“过密化”程度，提高贫困农户农业从业人口和务工人口的收入水平。这一阶段“雨露计划”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流动频率。早期的一些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流动频率越高。[1]同时，一些经验数据也表明随着贫困地区总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的持续增加，贫困地区农业劳动的经济收益也有显著增长。如2002年592个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只有1032元，到2009年增加到2189.5元，增加金额1157.5元，而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员比重却由2002年的84.7％下降到76.7％。[2]这说明近些年以增强贫困农户劳动力转移能力的“雨露计划”工程，的确能起到有效减缓贫困农户生存与发展困境的作用。但面对贫困对象发展需求的转变以及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的调整，以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在部门间实现转移的短期技能培训，实际作用空间正呈现逐步缩小趋势。2002年扶贫重点县外出劳动力比重为14.5％，随后3年外出劳动力的比重虽持续上涨，但到2007年之后的几年劳动力外出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2007为20.5％；2008年为19.7％；2009年为20.5％；2010年为20.8％)，[2]同时在城市部门持续换代升级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这些因素使得以往的“雨露计划”实施方式必须做出适应性改革。

　　2010年4月，贵州省扶贫办在总结“雨露计划”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省的贫困形势对“雨露计划”的实施方式进行了改革，革新的内容是将培训体系从以培训农村普通劳动力的引导性培训转向重点引导和支持农村贫困家庭“两后生”(新生劳动力)开展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贵州省扶贫办将这项政策命名为“雨露计划·助学工程”〈以下简称“助学工程”〉)①。2010年9月，贵州省扶贫办资助了1013个高中毕业生，学生当年毕业率达到90％以上，正规就业比重达85％以上，“助学工程”初步实现了预期目标并取得了巨大社会反响。贵州省扶贫办在这一过程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有效的减贫机制。本研究试图描述总结贵州省“助学工程”实施现状及模式，立足于客体视角解读实施“助学工程”的深层次原因，并对这项政策的深远意义给予详细阐释。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政府和社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助学工程”行动的意义和价值，呼吁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这项政策的运行，扩大政策辐射范围。

　　二、“助学工程”实施现状及模式

　　2010年贵州省扶贫办与贵州省教育厅决定安排800万元资金资助2000个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农村贫困家庭应(往)届高中毕业生接受一年期学制教育。2010年底1013名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成为了首批资助对象②。2011年贵州省扶贫办将资助条件拓至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包括2年在校学习和1年顶岗实习，高中毕业生学员学制1年)，人数增加到5000人，并将试点学校由原来的12所增加到24所，课程范围扩至车工、焊工、电子装备、汽车维修、旅游管理、计算机应用、物流管理、食品生物工艺、民房建筑、社区医学等几十种专业类型。这些举措有效提高了“助学工程”的覆盖面、吸引力和适用性，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助学工程”的实施具有多部门合作的特点(见图1)：省扶贫办拟定“助学工程”年度计划，审核确定补贴对象，协调、检查和监督项目运行过程；省教育厅将“助学工程”纳入贵州省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并实现网上招生管理；试点学校负责招生、教学，推荐就业，给学生颁发省教育厅验印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和劳动技能鉴定部门鉴定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或安监部门认定的特种行业上岗证书，从就业学员中随机选取50人跟踪监测学生的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将相关监测信息报省扶贫办作为了解学校教学效果及考评“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成效的依据。

　　

　　图1 贵州省“助学工程”运行模式图

　　总体而言，“助学工程”的实施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系统性和高应用性的运作模式。如贫困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由村委会首先审核贫困对象的条件，协助宣传政策信息可以有效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相关职能部门(省教育厅)的介入，为辨识职业学校的教学能力、把握劳动力市场需求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值得指出的是该运行模式也存在三个难以回避的挑战。首先，没有很好的解决各行动主体的动力机制问题。贫困家庭子女分布的广泛性使得政策信息的传播和资格审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在缺乏设计有效的动力机制的情况下，项目实施效果受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其次，项目产出的监测评估主体是学校而不是“第三方”或主管单位(扶贫部门)，由于学校本身承担教学和推荐就业两个非常关键的任务，由学校提供学员就业信息其可信性不能得到保证；最后，从申请到最终审批整个运行流程很长，作为最终审核主体的省扶贫办根本无法有效监督由地方政府包括村委会提交的信息的真实性，如果政策执行受人情关系影响，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相关主管部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以上挑战并非是孤立现象，应对以上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强化乡村自治的能力。

　　三、实施“助学工程”的动力机制

　　“助学工程”是目前贵州省扶贫办扶贫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减贫历程中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如此前所论述的那样，在这项政策转型的背后存在两个宏观影响因素。一方面是贫困地区新生劳动力逐渐成为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群体的主力；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供需结构变化、产业结构换代升级以及贫困对象关系网向城市延伸，引导性培训的作用有所削弱。虽然政策生存空间的变化也会促使政策本身最终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立足于当地的现实情形，贵州省扶贫办在变革这项政策时，主要是将其定位于一种新的减贫方式，以应对当地日益严峻的贫困形势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一)贫困形势严峻

　　2010年贵州省还有418万农村贫困人口，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12％，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首位，贫困发生率居全国第二(按照2011年新制定的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测算，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高达1149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3％)，贫困形势十分严峻。除此以外，一些有关灾害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证实，大量自然灾害及其风险通常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为关键存在场域，加之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向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农民被卷入到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并被带入由生存压力导致的更大社会风险中。与风险逐渐增加相反，贫困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却十分孱弱。贫困农户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等生计资产的单一缺乏或多元缺乏导致其脆弱性很高。[3]外部风险的增加和贫困农户的高脆弱性强化了农村贫困对象脱贫的难度。其直接表现是近些年返贫人口数量在当年贫困人口中已占据了较高比重。《中国农村贫困监测2010(2009)年》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农村贫困人口中，仅当年为贫困人口的有2241万人，占63.3％；在全国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的农村贫困人口中，50.5％是当年的贫困人口。[2]在2008年全国贫困农户中有58.3％是新生贫困户，而在2007年，这一比重达到了64.1％。[4]虽然尚没有官方数据能够反映近几年贵州省的返贫率，但由于贵州省大多数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极度恶劣，干旱、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高发的自然风险加上日益强化的社会风险可推断贵州省的返贫率极有可能在592个国家贫困县平均水平之上。

　　贵州省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以及返贫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扶贫部门必须选择探索更加有效的减贫对策。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不仅仅投资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增加有较高的贡献率，如侯风云(2004)等2002年夏秋在山东、河北、江西等15个省市对2477名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展开调查发现，在不考虑其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时，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为3.66％，接受技能培训的收益率高达到27.89％。[5]而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的减贫，其减贫的稳定性也较强。同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也保障了整个家庭的生计不再只依赖一种方式，这种兼业化的家庭生计结构有效降低了因农业收入损失所导致的贫困脆弱性。

　　(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突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阶层贫困时发现贫困人群的贫困可以在代际间传承，随后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该观点的真实性，并认为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社会资本容量、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是否有家族遗传病、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系统以及国家制度设计的公平性等都有可能是形成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根源。[6]贵州省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喀斯特地貌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自然环境的险恶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资源的有限性是造成很多家庭贫困出现代际传递的第一根源。除自然因素以外，经济和制度作为第二种力量也限制了贫困对象的脱贫进程。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下，造成子女营养不良，教育文化水平落后，从而导致子女素质不高，发展能力不足。发展能力不足又影响到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贫困家庭总是陷入贫困的积累性循环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在制度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增长战略，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和城乡制度供给不平等性日益突出。农村贫困人口的长期贫困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不足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部分缺失也存有关系。思想和价值体系是影响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第三股力量。虽然至今已有很多研究从其它角度证实了贫困的生产和再生机制，但立足于阶层结构的视角，不可能忽视思想和价值体系对贫困群体的脱贫所具有的束缚作用，也因此人类学家刘易斯和班菲尔德认为代表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才是形成贫困现象持续加强和再生的根本动力机制。[7]贵州省大多数贫困对象都居住在深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域空间的封闭性导致经济、技术及文化价值观念也出现明显的封闭性，从而使其跌入一个社会经济封闭发展的“孤岛”之中。近年来，有关云南“直过区”的相关研究也集中阐明了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8]自然因素、经济制度因素和文化价值因素三者的交汇，使得贵州省的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现象异常普遍。

　　目前一些研究证实教育是一种有效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手段。例如，Jalan Jyotsna和Martin Ravallion研究发现，教育对消除短暂性贫困的作用不大，但对消除长期性贫困却有着显著效果。[9]陈全功、程蹊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也证实子女接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0]教育在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作用，关键在于教育能稳定提高贫困对象的收入水平。目前，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对提高劳动力收益水平有明显成效，贵州省扶贫办延长职业技能培训时间，更加重视投资开发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也在于认识到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在防止贫困发生传递方面具有显著功能。

　　四、实施“助学工程”的深远意义

　　从贵州省扶贫办的立场出发，“助学工程”只是其提高减贫效率和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如果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待这项政策，其作用无疑又超出了减贫一个维度。

　　(一)缓解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压力

　　现代化发展活动是否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尚存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低水平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八七”扶贫计划》涉及的592个贫困县，其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2005年全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11]例如贵州省2010年95％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这些地区耕地少，土壤生产能力差，人口数量多，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农民对货币需求压力的增加极易引发新一轮开发自然资源的狂热。以提高贫困地区家庭成员的向外转移能力和提升其务工收入水平的“助学工程”行动，无疑在缓解生态脆弱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提高新生代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

　　虽然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是农业生产的过密化以及农业边际报酬递减的推力和城市部门较高的收益回报所产生的拉力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第二代(出生于1980年以后为第二代，此前的为第一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还受另外一种特殊动机的影响。很多农村年轻人把外出务工经商看成是有出息的标志，并将能在城里生活看成是一种“有追求、有成就和有地位”的表现。[12]在城里时，他们有更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希望被人尊重和认可；更加注重个人物质与精神生活享受，追求与现代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下降，对城市的认同感在上升，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城市群体接纳。这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形象地指出：“当他们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以后，仿佛就很难再回去了。”[13]但目前这些群体因缺乏在城市中自主生存与发展能力，加之受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很难实现市民化身份的转变。“强市民化意愿”和“弱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反差，极易导致他们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表达不满或平等诉求。[14]

　　2010年，贵州省高中毛入学率为55％，当年未考取高中的初中学生达到286115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未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学生有137363人。如果按照贵州省当年12％的贫困发生率来测算，未接受继续教育的贫困家庭“两后生”一年高达50817人(2011年新扶贫标准下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为33％，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测算，贫困家庭“两后生”数量将更高)；如果按照贵州省当年83.9％的农村户籍人口占比测算，未接受继续教育的农村户籍“两后生”高达355298人。[15]庞大的农村“两后生”群体在没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很容易在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被城市主流群体所边缘，并引发城市中失范性行为的增多。因此让“两后生”接受长期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城市中的适应能力，对确保城市秩序的稳定也具有一定作用。

　　(三)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扶贫政策实际上是政府利用其公权力调节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一种再分配政策，但如果一国只采取再分配政策而忽视了社会政策的生产方面，可能会使国家经济陷入危机，产生高通胀，最终恶化了贫困人口处境。因此，一项好的社会政策应该兼顾社会政策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而针对贫困家庭“两后生”开展的学历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就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政策。

　　当前我国人力资本供需还存在很多需要调和的矛盾。2011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劳动力市场总需求人数的51.1％。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位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都大于1。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和工程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达到2.37、1.77、1.71、1.68。[16]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群体中，贫困地区劳动力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村贫困对象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很少。如2009年贫困农户中16周岁以上成员只有23.5％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其中接受非农业生产培训仅有5.3％。[2]这种现象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

　　除此以外，近些年中小企业较高的人员流失率也已成为影响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职业技能培训是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从员工的角度而言，那些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员工应该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员工更能履行其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员工在企业中的良好表现又会促进企业增加在人力资本及自身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投资，进而有利于员工和企业主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和成长。

　　(四)有助于贫困家庭及其子女合理选择继续教育模式

　　比较中西方两种文化可以发现，传统“圣人理想”至今为止仍有很强的塑造力。在这样一种共享价值观的影响下，接受高等学历教育本身具有了实现个体道德建设和人格完善的内在价值。这种观念加上中国人特有的“脸面观”，促使很多家长包括学生对高等学历教育抱有极高的狂热。近几年“因学致贫”问题的普遍化与此不无关系(目前三本院校的一年的收费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贵州省扶贫办所实施的“助学工程”能起到了很好的诱导分流作用，它有助于推动贫困家庭子女在没有取得更好的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去选择接受长期职业技能培训，以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强其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性。另外，当前我国发展职业教育尚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亟须通过一些外在力量的影响推动其走向良性发展道路。有理由相信，如果“助学工程”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也将对我国职业教育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小结

　　贵州省扶贫办所实施的“助学工程”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减贫政策，具有的功能远远超出提高贫困家庭收入水平这一个方面，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积极的推广应用价值。当前在我国其他部分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但总的来说实施范围还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人们对贫困地区“两后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功能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包括资源的有限性所造成的限制。本研究从不同角度、层次分析和论证“助学工程”合理性，阐释其意义，目的在于倡导、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更加关注贫困家庭“两后生”的职业教育。从开发人力资本的角度，逐步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消除农村贫困人口融入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门槛，减缓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治理的压力，为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构建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注释：

　　①2010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与国家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河北武强县等9个位于中国中、西部省(区、市)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县不包括贵州省的县(区、市)。试点内容与贵州省“助学工程”相近。

　　②试点的第一年“助学工程”只完成了计划的50.65％，但这不能说明这项政策本身存在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因学生分布的分散性使得政策信息传递成本高、政策从学生申请到最终审批程序繁琐、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等。通过设计新的工作制度以及工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

作者介绍：沈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沈洋(1986-)，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